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设立白区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主持工作。根据中共《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精神，确定争取与杨虎城、张学良合作，以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争取西北军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天津代表南汉宸委托西北军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到南京会见杨虎城，告知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内容，建议双方合作。杨虎城赞同宣言内容，希望中共提出合作的具体办法。十二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希望联合抗日。中旬，汪锋带毛泽东亲笔信到西安向杨虎城转达中国共产党主张。下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到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并于十二月底与汪锋相偕回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双方达成四项合作办法，经中共中央批准后，由王世英转达杨虎城。
争取东北军工作 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运用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前线与后方、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等形式，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25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与在陕北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议和，共同抗日。
在前线，红军到处书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等标语；在阵地，红军对东北军开展火线喊话活动；在后方，红军对俘虏实行优待政策。
原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高福源，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二十五日榆林桥战斗中被俘带至瓦窑堡，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在两个多月时间里，他学习了中共抗日救国纲领等材料，耳闻目睹了红军官兵之间团结友爱，感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大待遇和照顾，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彭德怀找他长谈，高福源表示：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自己完全拥护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德怀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高福源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抵洛川见张学良。张学良听高福源的劝说后，当即指定高福源回苏区，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具体协商。一月十六日，高福源返瓦窑堡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李克农（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受中共中央派遣于一月十九日抵洛川同张学良谈判，张学良表示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二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再次派李克农前往洛川谈判。二十五日，李克农到达洛川，张学良因事赴南京，由第67军军长王以哲及军参谋长赵镇藩先谈67军与红军合作问题。二十八日，双方达成五项口头协定。三月四日，张学良自南京返西安又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表示赞同双方的口头协定，期望全面合作。张学良最后提出，请共产党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选派一位来，与他共商抗日大计，时间由中共决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五日会谈结束后，李克农即将会谈结果电告中央。六日，中央复电嘉勉，要李克农即日赴山西前线汇报。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携带电台从瓦窑堡动身前往肤施。九日，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等五人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十日，周恩来返回瓦窑堡与在家领导交换意见后，便亲赴东征前线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发出《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利用一切可能对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进行争取工作，并派刘少奇赴天津领导华北工作，派冯雪峰赴上海接通党的联系。至此，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