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皇宫清幽静谧，充满了肃杀之气，而延和殿内更是沉闷的可怕。
左右内侍都是揣摩帝王意思的俱是深低着头，噤若寒蝉，不时从御案上传来奏章翻动的声音。
「绍圣三年生辰使，正使时彦，副使曹胫，拜受香药酒，首开先例，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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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四年生辰使，正使范镗，副使向縡，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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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元年正旦使，正使林邵，副使张宗禼，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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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元年生辰使，正使蹇序辰，副使李嗣徽，拜受香药酒，移宴客省，私受马匹与绢布，皆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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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符二年正旦使，正使王诏，副使曹曚，拜受香药酒，隐瞒不报......」
一个蹇序辰，牵出一群出使辽国的官员，还没一个是无辜、干净的，堂堂大宋竟无一人可争国体，廷对的时候个个口中都是家国天下。
看完制勘所呈上的对蹇序辰的最新调查结果，赵煦简直难以置信，失望之情溢于言表，这群所谓的俊才真的是自己精挑细选出来的吗？赵煦欲哭无泪。
这一条条，一桩桩，触目惊心，仿佛一个个巴掌打在自己脸上，赵煦非常难受，胸中愤懑难以言喻，这几年自己派出的都是些什么使臣啊？
气的赵煦直接把奏章重重拍在桌上，内侍表示很慌，条件反射下直接吓得跪下了。
历来出使辽国就是个美差，出去一趟，随随便便就能混个资历，日后升迁自是不在话下，若是聪明机敏之人还能资历与财物双收，所以一直被视为一种优待。
如欧阳修、富弼、包拯、苏颂、余靖、韩琦、苏辙、苏轼、王拱辰、沈括、吕大防、张方平、韩忠彦等北宋名臣均出使过辽国，甚至有些人还不止一次担此大任。
这些名臣中当过宰相的就有不少，更别说其中绝大部分都当过宰辅，导致不少官员都将使辽看作是宰辅的预备队，不过也不能怪他们，毕竟这阵容确实太过耀眼。
赵煦也确实是这样想的，即便他再怎么信任章淳、曾布、蔡卞这等绍圣旧臣，也是需要为朝廷的将来储备一批栋梁之臣。
而最近几年派出的使臣，更是赵煦精挑细选下认为能当大任的，将来入职宰辅也不过是顺礼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就像赵煦自己刚亲政之时，亲自从百官中一个个挑选、试用，才筛出了章淳、曾布、蔡卞这等“绍述”大才，帮助赵煦完成了“复仇”。
想到自己拔擢几年的这一批青年官员是这种品质，赵煦不禁陷入深深的怀疑当中，是自己眼光变差了还是这群人太飘了？
赵煦不由又想起自己近两年特意拔擢的郭知章、赵挺之等人，月前也让他们出使辽国了，不知道他们又是否会让自己继续失望。
被打击的很惨的赵煦还是收拾了一番心情，继续批阅奏章，其中一封太学博士陈师道的奏疏引起了他的注意。
陈师道是苏门之人，理所当然的在赵煦心里是被归为元祐一派，陈师道也知道赵煦不喜，故任内几乎不主动上奏章，所以赵煦很好奇这位稀客有何见教。
大致翻看了，是推荐太学生文章的，没意思，赵煦正要合上奏章，却突然扫到一个人名，赵明诚！
赵煦近来多次见到这个名字，加上每天都看日报，其名已经简在帝心，自是再熟悉不过。
这下赵煦来了兴致，又从头细读过奏疏后，打开夹在奏疏里面的赵明诚私试答卷，这书法水平就让赵煦大为赞赏，细看其内容，更是内心震动不已，久久不能平复。
比如，其中一道诗经题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原意是文王以身作则于妻子，使妻子也像自己那样为德所化；然后又作表率于兄弟，使兄弟也为德所化；最后再推及到家族邦国中去。
这三句颇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孟子》也引用过此句以阐述推广德行恩惠对天下太平的重要性，出此题之意也是想让应试者从这些方面去答题。
赵明诚借用孟子等人的例子，直接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德行与恩惠尚且需要经过在家里试行然后推广到整个国家，那朝廷出台的政策为什么不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点过程呢。
一个政策如果不经过试点直接推行全国，即使在朝堂上考虑的再全面再具体，实际施行过程中也势必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若是官员处置还失当，更可能直接酿成惨剧。
接着，赵明诚提到政策施行如果进行试点，那么在试点过程中，就可以提前发现其弊端，制定出详尽的施行办法，不至于施行全国时出现手忙脚乱、朝令夕改的现象而空耗国力。
另外，试点也具有示范作用，上至百官群臣，下至庶民百姓，均可以在试点阶段看见其效果，再做置评，大臣们也能借试点的示范效果更好的推行新政，减少阻力。
然后，赵明诚将试点引申到新政的施行，变法派可以由试点看出自己的问题，加以改正，并用施政后的效果来说服守旧派；而守旧派亦可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而不是满口的祖宗之法，或者搬出二后放大招，更不是纯粹的为了反对而反对。
守旧派监督新政提出改善建议，变法派完善新政并逐步从试点推开，两党完全有理由可以共存，根本没必要进行党争，二者互补总结得失利弊进行完善，最后再推行至全国，又何至于有党争之祸。
最后，赵明诚表示，事实胜于雄辩，再多的嘴炮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要改革，要推新政，就要做好试点及监督工作，这才是一项好政策的必经之路。
赵明诚这篇经解之论显然不拘泥于传统的观点，彻底跳出了大家都写惯了的舒适区，直接另辟蹊径。
而且还不是那种强行为了新意而进行的穿凿附会，确实见解独到，至少在大宋，这种论点还是相当有冲击力的，毕竟此时包括皇帝与士大夫都是整体施政的思维。
ps：本来想贴自己写的一段文言文阐述的，考虑到自己并不是古文大家，又影响阅读体验，还是不献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