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常说历史无情，其实历史像创造历史的人民一样有情，而且有无限深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离开我们，但是历史却从不曾忘怀这位为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女性。
她来自底层，植根大地；生在美国，属于世界。如她的自传小说书题所示，她是“大地的女儿”。
她是优秀的作家，是杰出的记者，然而她首先是无畏的战士，是旧世界的叛逆者。她的著作、报道都是她的战斗实践。
《中国的战歌》记录了一个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争取解放的伟大历程，也记录下她像流星一样划过中国人民革命历史长空的轨迹。
《中国的战歌》是历史，是人物传记，是文学巨著，是中华民族震撼20世纪的嘹亮战歌，也是史沫特莱激情昂扬的生命进行曲。
二
1928年年底，史沫特莱跨越苏联边境，进入“中世纪”的中国东北；1940年秋前往香港治病；1941年在日军进攻的威胁迫在眉睫之际返回美国。整整十二年，她不仅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进程的目击者和报道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又是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几乎一进入中国，如她自己所说，她就变成了正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着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和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中国的战歌》最后一节，她把在中国度过的岁月称作“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章”。她说：“回顾以往，我远不满意，我知道我犯过无数错误，但是，我希望我能说，我也做过一点儿好事。”
而她做过的那“一点儿”好事，足以使她被周恩来赞誉为“伟大的美国人”而当之无愧。
十二年间，她在美国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有关中国人民及其革命运动的著作，也是世界上首次从侧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报告文学集《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她又根据来自江西中央苏区的各种人员和在她家养病的红十军军长周建屏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正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华苏维埃的报告文学巨著《中国红军在前进》，1934年在美国出版，并以《中国赤潮》为书名同时在苏联出版。
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他那部报道西安事变的名著中曾经满怀钦敬之情地谈到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说她已是中国最著名的外侨之一。“她，《中国人的命运》和《中国红军在前进》的作者，对于我所知道的北平中国学生，简直是传奇，也许可以说是在中国拥有青年读者人数仅次于高尔基的一位外国作家。”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于1932年到中国来指导革命工作的奥托·布劳恩（李德）透露，对中国革命军队与红色政权的最初了解，就是来自史沫特莱为写作《中国红军在前进》而搜集的材料。白求恩在谈到为什么要来中国时，也承认这部著作对他的影响。
她对中国、对中国革命一往情深。十二年间，她曾多次暂离中国，但是每一次，如她所说，都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我重返中国”，“我不能设想在中国以外度过我的一生”。
然而她的深情，绝不是无端的偏爱。因为，她不止一次说过，“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力量和弱点，也就是全世界的。”
茅盾说：“她是我所遇到的透彻到家的国际主义者。”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她曾由于支持印度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被投入监狱。战后，在欧洲，她继续支持印度独立斗争，其献身的热忱甚至使得曾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到过中国的罗易说她“做作得好像比印度人更爱印度”。这“做作”和史沫特莱是无缘的。而她对待中国的表现，确实比不少中国人更爱中国。
三
《中国的战歌》是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见闻和经历的实录，也是她为了实现其诺言，把“有关中国的一切真实情况全都告诉美国大众”和为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关注而做出的努力。该书1943年出版后，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被公认为最佳的战地报告文学著作。
然而，她既不自诩全面，也不标榜客观。
她说，“这些材料可能不完整，也可能被认为片面。”因为她写“普通人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写那些为了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奋斗的人”。她指出，“另一面已经写得够多，而至今还有人继续在写”。为什么不可以着重于如实地介绍一下常常被有意忽略和歪曲的一面呢？她永远站在被压迫、被凌辱和受到任何形式不公正对待者的一边。
关于客观，她曾和杰克·贝尔登相比，她说：“他比我客观，他不代表任何一种（政治或社会）追求，可以置身事外、冷静观察，而我却常常忘记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
而史沫特莱著作的强大感染力和说服力，除了她娴熟的写作艺术之外，恰恰来源于她全心全意献身于她所报道的人民及其革命事业，来源于她清醒地意识到她首先是一名战士，而写作和报道只是战斗的又一种崇高的手段和方式。所以，她鄙视盛行于新闻界的抢占“独家新闻”的“陋习”，并把如蜻蜓点水般匆匆飞来又匆匆飞去，从一个民族的神圣革命运动中为个人名利捞取资本的记者称为“盗匪”。
她甚至敢于公开宣布：“我并非不偏不倚。”但她的倾向和历史流向一致，所以她能够同时骄傲地宣布：“我不散布谎言，不歪曲事实，不颠倒黑白。”
她强调真实。她深知，是战斗，就要求真实；只有真实，才是最强有力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史沫特莱的新闻学中，真实性的概念高于客观性，她的真实甚至包括细节的真实。所以，她的报告文学著作，包括《中国的战歌》，经得起时间的风雨，具有高度真实的史学价值，甚至包含着诸如“鲁迅五十寿辰庆贺纪实”之类独一无二的真实史料。
她所达到的真实，还由于她常常喜欢称之为“直觉”的政治敏感性和历史洞察力，并不滞留于表面。20世纪30年代初，她关于日本即将入侵的报道，虽然报馆未敢置信和及时发表，却由九一八事变得到验证。关于中日必战的预言，曾使她失去1934年回美国谋求报刊聘用的机会，然而七七事变成为现实。如今，我们阅读《中国的战歌》，不能不叹服，史沫特莱四十多年前对于某些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和论断竟然准确到惊人的程度。
强调真实的执着态度，忠于革命理想的原则立场，坚持独立思考的风骨，必然导致直言不讳；而直言不讳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她也果然因此而受到过来自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的疑忌。
遭受到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攻击，自然不在话下；不可思议的是，她也曾引起过部分共产党人的怀疑。见诸文字的，例如李德，也就是那位共产国际代表奥托·布劳恩，就公然谈论过她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毕竟，历史洗去了她身上的灰尘。正如茅盾所说，“时间和实践赋予了”她“最鲜洁的新色彩”。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她就一贯正确、事事正确。她不是圣人，她是凡人。这个凡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能为她所确认的真理不懈奋斗、勇敢献身，是因为她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都是为劳动人民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
四
《中国的战歌》，作为自传的价值而论，也是一部真实感人、富于教益的出色著作。她叙述自己的经历，平实而不矫饰，谦逊却又自豪。一如描写其他人物之着力于性格特征的刻画和内心世界的揭露，她从不隐蔽自己的好恶或爱憎，而且勇于袒露襟怀，解剖自己。人们可以读到，一位无畏的战士，会由于每一次空袭警报而感到心脏为之抽搐的恐惧；她对人类解放事业的信念坚定不移，有时竟会遇到难以排遣的烦愁；她和中国革命群众情同骨肉、形同水乳，偶尔也难免寂寞之情袭上心头。这不仅如实地记录了史沫特莱在中国、在人间留下的足迹，而且生动地展现了一个伟大战士严正、温情、生机勃勃、一往无前却又不无矛盾的灵魂。
五
史沫特莱不仅以她的著作，还以她的个人影响，为中国革命者和人民赢得了许多朋友和同情者。
她像火种，也像磁石，接近她的人，或早或晚，都会不同程度地被点燃、被吸引。著名的美国将领约瑟夫·史迪威和埃文思·卡尔逊，以及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寇尔爵士等，甚至以《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闻名，对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埃德加·斯诺，也曾接受过她的帮助并受到了积极影响。
不少中国人和外国人，曾由于她的启示和指引而终于投身革命。
在20世纪30年代初，史沫特莱结交过的一批“精神贵族”朋友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她在《中国的战歌》中着墨较多的诗人徐志摩。这位新月派主将，在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遇难以前，曾表示要彻底改变生活，而且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翻译了反法西斯的英国独幕剧《墨索林尼的中饭》，发表了同情左联烈士的小说《珰女士》，并在左联的杂志《北斗》上发表诗作。这种转机正好出现在他和史沫特莱密切交往期间，有理由相信，这不会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六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过的那“一点儿”好事，是书不胜书的。如果要对《中国的战歌》做出补充，那么将会成为另一部巨著。
而《中国的战歌》在她诞辰九十三周年和逝世三十五周年之际，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而终于在她以心浇灌过的新中国，有了中文译本，虽然粗糙，却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她的敬仰和怀念。
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又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不是共产党员，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永远被历史和人民牢记：
活在史册上和人民心里的人是不死的！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永生！
江枫
1985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