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祜
1988年12月10日下午，在安徽师范大学语言教研所会议室内，七八十位来自安徽各地的教师众星捧月般地围坐在一位老人周围，向老人表示衷心的祝福和谢意，场内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师大校长赠送的“春风雨露，桃李峥嵘”牌匾，格外引人注目。这里正在举行的是张涤华教授弟子自发组织的张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庆祝大会。张先生看到了已成为各地教学、教研骨干力量的弟子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弟子们看到恩师虽已年迈，仍勤劳不止，备受鼓舞。会议室外虽然寒风刺骨、滴水成冰，而室内却是春意盎然、气氛热烈，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张涤华先生，安徽凤台县城关镇人，1909年6月生，由于家境贫寒，18岁起即在家乡和邻县中小学当教师。1933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刘永济等著名教授。在校四年，潜心求学，喜读目录学著作，记下大量资料，拟了一份关于字书、韵书、类书、丛书等工具书的大型写作计划。1937年，撰成《类书流别》，作为毕业论文。刘永济等教授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负责人，推荐张先生到该馆从事研究工作。后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侵犯华北，图书馆南迁，先生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大约先生与教育有缘吧，入武汉大学深造之前，就在中小学教书。大学毕业后，还是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的中学当语文老师。抗战胜利后回到安徽，应国立安徽大学聘请，到该校中文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安徽大学由安庆迁到芜湖，随即进行了调整，把留在芜湖的系、科，改建为安徽师范学院（后文科迁往合肥，成立合肥师院，1970年又迁回芜湖，与皖南大学合并，改名安徽师范大学），先生一直在这所学校中文系任教。先生的专长是目录学，可是，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原安徽大学开过一年“目录与校勘”科，以后的几十年，根据教学需要，主要担任中文系主任和语言研究所所长，为教育事业培养人才。
一
张先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工作数十年。他领导中文系工作，十分重视教育质量，强调学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他教导学生要正确处理好“精”与“博”的关系，在广博的基础上专精。他常对学生说，基础又大又牢，上面的楼层才能建造得既高又稳。他注意纠正学生偏科，认为高等学校培养的人首先应当是通才，然后才是专家，这样才能适应现实工作的需要。只有是通才，又是专家，研究问题才能举一反三、左右逢源。他给青年教师和学生作读书与治学的报告，使听者终身受益。1958年，高校招生人数猛增，学生入学后，劳动多，活动多，教学秩序不正常，一些课程未能完成计划，对此，先生十分焦虑，与系里其他负责同志一起制定补救措施，请有经验的教师开专题课，并亲自上阵，讲授《古代散文选》。这项措施收到了良好效果，使该届学生圆满完成学业，成为合格的中学老师。
先生非常重视教师的模范作用，他一再强调教师既要能教书又要能教人，应当“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教师必须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好的影响。他正是这样的模范。他待人宽，律己严，对自己的学生循循善诱、严格要求，为他们的点滴进步由衷喜悦。1960年，为解决高等学校师资不足的问题，国内高校用签订“师徒合同”的办法，保证一年以后，让青年教师挑起教学担子。先生拟定培养计划，开列进修书目，每周抽出时间解析疑难。在先生精心培养下，青年教师如期登上了讲台，教学效果良好。为了解教学情况，同时进一步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尽管工作极忙，仍然随堂听课，并且每次听课后都及时交流，指出优点与不足，整整一学期，一次不缺，其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可见一斑。
先生对学生身教重于言教。他兼任不少行政工作和社会职务，负担很重，仍然坚持授课。他备课认真，同一门课，每教一次，都重新写讲稿，及时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内容充实，富于启发性，深受学生欢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为中文系学生讲授现代汉语语法，同时应校函部之请，讲这门课，并为函授生编写教材。先生写的教材，讲授理论，能深入浅出；介绍争论，则加以品评，理论与实践结合（每章均设计练习），具有很高水平。1958年6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教材，为《现代汉语》（上册）。事过二十余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兄弟省师范大学的几位同志向安徽师大语言研究所的同志询问先生的情况并代致问候。他们没见过先生的面，却都说：“上世纪50年代读过他的《现代汉语》（上册），受益颇多。”1974年，先生主持编写的《现代汉语》被省教育厅列为重点教材出版。1979年应出版社之约，修订再版。由于这部教材出版较早，对全国高校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对中学语文教学，都有积极影响。
二
十年浩劫，张涤华先生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磨难。他的可贵之处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从不悲观消沉。他不止一次对关心他的同志说：“我坚持三个相信，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广大群众，相信自己。”他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常常对比新旧社会，教育自己的学生。“文革”期间，他不担任领导职务，便积极承担教学和教材编写等工作。1975年，经敬爱的周总理批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汉语大词典》交华东六省、市协作编纂。这是一部为国争气的大书。先生被抽调参加这一工作，他对编这部大书热情极高，因为早在1965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就递交过编写大型语文辞典的提案，并与吕叔湘、黎锦熙先生谈过此事。黎老与钱玄同等于1928年主持编纂《中国大辞典》，因客观条件不允许，未能完成。这是现代中国文化领域一个必须填补的空白，现在能够参加这项工作，怎不使他激情满怀呢？为此，他不顾体弱多病，日夜操劳。1976年夏秋之际，芜湖市风传可能发生地震。为了不影响大词典编纂，先生白天在防震棚里办公，坚持了一个多月，为编纂工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1977年，先生恢复了中文系主任职务，领导系里教学和《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接着，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任命他为这部词典的副主编。他作为领导，工作总体是身体力行。编写词典的基础工作是积累资料，为此，他也跟大家一样，看书收词，从《李商隐诗集》等书中收词，写下两本笔记。编写工作开始，他除为同志们解答疑难问题外，还与编写组骨干一道复审文稿，不顾严寒酷暑，也不顾自己身患高血压病，往往一干就是几十天，令全体编写组同志敬佩不已。先生对这部大书的编写贡献很大，受到兄弟省、市编写组同志的尊敬。在第四次编写会议上，他作了《略谈词典编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着重论述：分工后的协作问题；初稿与定稿的关系；注音问题；释义问题。这篇发言稿在大词典编纂处编辑的专刊上刊出。在《汉语大词典》简报上，经常发表先生的论文，对编纂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看书收词初期，编写人员曾参考日本出版的日文版《大汉和辞典》，有人未加细考，误将一些中文书籍当成日文书籍（如《六部成语》等），将另一些汉语词汇误为日语词汇。先生发现后，立即写了《〈大汉和辞典〉中的日本词语及日本书籍》，以严密的考证澄清是非，使编写工作避免了不少差错。
在安徽师范大学编写组内，先生年高德昭，学问渊博，他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学者架子。同志们遇到疑难问题，都喜欢向他求教，他总是耐心指导，诲人不倦。一位从外单位借调过来的同志常向先生请教问题，他跟编写组同志说：“张先生的记忆力令我惊讶。问他一个词语，他马上把这个词语的上下文都说出来，使我们理解得更透。不知在这方面他有什么诀窍？”先生的弟子当即代先生作答：“读书要下苦工夫，没有捷径可走。”这是先生经常教育学生的话。先生的一大特点是手不释卷，除非患病发烧，总是离不开书。1985年春，先生患脑血栓住院，半身瘫痪，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开始看报，并要家人取书来看。医生嘱咐不能看书，他一再要求，哪怕每次只能看一二十分钟。他对关心他病情的同志说：“苏东坡诗中有‘因病得闲’的说法，现在患病，不能上班，为什么不利用来看书？”是的，先生从教以来，以读书为爱好，乐此不疲。要他不看书，那是让他感到最难受的，走到门口即能听到先生吟诵之声，叩门进屋，方知先生利用揩抹桌椅的机会温习古代诗词。先生博闻强记，有“活字典”之称。同志们在编写工作中遇到的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对此，先生都一一作答，不能当即答复的，则亲自查阅文献，给予解答。同志们说：“现在有些主编只是挂名，而张先生从资料累积到释文编写，每一环节都亲自参与，还帮助解决释文中最困难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主编啊！”1990年，安徽师范大学与兄弟省协作编写的《汉语大字典》第五卷、第六卷问世，先生极为欣慰。在这部巨著中，张先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举，一副副重担压到先生肩上，学校请他领导中文系工作，继而请他兼任新建立的语言研究所所长。1978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他任现代汉语硕士研究生导师。先生为培养高校、中学师资殚精竭虑，为《汉语大词典》编纂和语言研究所建设操尽心力。他每年赴京参加人代会，都利用休息时间挤公共汽车到琉璃厂中国书店选购图书。此外，选派同志到江苏、上海购书。这样，很短的几年，语言所资料室从无到有，目前藏书逾五万册，且常用的丛书、类书及字典、词典齐全，大大方便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先生还向省里领导提出，拨给专款，为语言研究所建办公用房。经负责同志研究，落实了经费，一幢漂亮的语言所小楼于1986年春天落成。先生十分高兴，买了幅《迎客松》画送给所里，又挥毫赋七言绝句两首请人书写装裱，抒发祝贺之情：
华屋峥嵘仰望时，老犹得见未嫌迟。
新开芳岁刚三日，便赋东风第一诗。
几载经营始落成，后学应念此辛勤。
宏图大展期今后，听所铿金戛玉声。
读罢绝句两首，全所同志为先生的拳拳之心深深感动，一致表示，要辛勤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中大展宏图，不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
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条件不断改善，成果丰硕。几年中，除完成《汉语大词典》编写任务，还承担本科生和函授生教学工作，又是硕士研究生教学点。1987年秋，国家教委外事处派人来考察接受外国留学生条件，对这个所的师资力量和图书资料建设给予良好评价。次年，学校成立留学生部，接受国家教委分配的留学生，教学工作即由语言所教师担任。该所建立以来，在国内有了一定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语言科研机构”条对此有专门介绍。
四
先生是学者、教育家，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家。他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平时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在人代会期间，积极发言，并与其他代表联名递交提案。他的提案集中在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如编纂《汉语大词典》、增加教育经费、治理马鞍山市废气等。后两个提案，《人民日报》、《文汇报》、《安徽日报》都作了报道。先生还曾担任安徽省人大常委、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务，工作极为忙碌。为提高安徽省语言学研究和教学水平，先生先后邀请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王力、方国焘、张志公、张世禄、高名凯、朱德熙、史存直、周祖谟、胡裕树、张斌等先生来皖讲学，促进了安徽省语言研究工作，对大学、中学的语文教学也是有力的推动。
1960年春，先生任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时，创办了《学语文》月刊，这是省里唯一的语文杂志。出了五期，后因纸张来源困难停刊。1983年，在先生筹划下，该杂志复刊，语言所、中文系合办，向全国发行，先生兼任主编。在语文刊物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要使杂志生存、发展，很不容易。由于《学语文》坚持“以普及为主、适当兼顾提高”的办刊方针，注重稿件质量，受到读者欢迎，终于站稳脚跟。先生曾多次指示，要加强与中学教师的联系，切实贯彻“面向中学”的方针。杂志越办越好，读者纷纷来信赞扬《学语文》已经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杂志有了起色，先生也很高兴，他要求编辑部同志吸取兄弟刊物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切实办好刊物，不辜负读者的信赖。
20世纪80年代初，先生即提出减少行政职务和社会兼职。他只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继续为这部大书尽力。《学语文》杂志是中文系和语言所合办的，大家一致请他留任主编。他是安徽省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安徽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名誉所长。在先生辞去语言所所长之前，所里开始编纂《全唐诗大词典》，同志们恭请他担任主编。国外有一位学者说过：“要惩罚一个人，最好的方法是让他编词典。”这虽然是句玩笑的话，却道出词典编纂的艰辛，因为从事这项工作，要不怕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的精神。他因患脑血栓病，虽然治愈，却留下手脚不灵便的后遗症。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先生坚持锻炼，开始手不能握笔，后来能够写一些字。这部词典第一卷完稿后，先生除审稿外，还撰写了数千字的序言。这是一篇关于唐诗的高水平的论文，《安徽师范大学报》征得先生同意，全文刊登，供读者学习。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1983年华东地区几所高校编写《汉语语法修辞词典》，请他和复旦大学胡裕树教授等共同担任主编，全稿完成时，先生患病住院，未能细加审阅，后来看到校样，发现出现不少问题（如一些古籍书间接转引，未按编写要求核对原书），便与其他主编商量，暂缓付印。先生推荐一位年轻教师从事核查、校订（这位青年曾跟先生进修，对古籍较熟悉），最后由先生过目敲定，这部词典才交付印刷。词典出版以后，受到学术界好评，称赞它体例严谨，找不到明显差错，这在词典泛滥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
后来先生决定不再担任主编、顾问一类职务。曾有一些同志计划编一部工具书大词典，他们未征得先生同意，在打印好的编写计划中将先生作为该书“顾问”。计划从外地寄给先生，先生立即谢绝，话虽婉转，但无商量余地。此后，又有一部专业大词典上马，出版社要求编者请有名望的学者当主编，编写组有先生的学生，特地从外地赶到芜湖商请，亦被先生拒绝。先生说：“如果不是亲自参与，一概不接受主编、顾问虚衔。”这正体现了一个严肃的学者高尚的品德！
五
先生在学生心目中是极受尊敬的良师，在子女心目中是备受敬爱的慈父。先生的家庭是“教师之家”，四个子女有三个当教师，女婿、媳妇也有两人从教。子女中两人在芜湖中学，是颇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二女儿被评为模范教师，深得先生风范。每年节假日，子女都到先生处相聚，有人上门找“张老师”，往往是老少三人一起出来，不知来人找的是哪位张老师。提起这个教师之家，不能不提先生的夫人张素心。新中国成立前，她也当过教师，后因子女需要照料，就退下来操持家务，支持先生的工作。在庆祝张先生执教六十周年的宴会上，几十名弟子轮流向二老敬酒，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张老师的成就是与师母的支持分不开的。”师母为人热忱谦逊，庆祝宴会她硬是不愿出席，弟子们连请三次，最后还是一位弟子说“师母再不答应，几十位弟子将排队来请”，才把她“逼”到了宴会上。先生读大学时，家境贫寒，生活靠两位兄长接济，再就是靠奖学金。这两项加起来也很有限。他生活清苦，早餐常常是一杯开水、两个馒头（或大饼）。清贫的生活养成了勤俭的习惯，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他喝的还是白开水，更与烟酒无缘。要问先生有何嗜好，那就是读书、工作。先生大学毕业以后，为报答兄长恩情，逢年过节就给他们寄钱。两位兄长谢世后，他则按月寄钱给两位嫂子，直到她们逝世。先生不忘老师的教导和培育，每出一部著作，都寄呈武汉大学刘永济等老师。先生的高尚品德，为自己的学生、子女树立了榜样。
数十年来，先生培养的学生难计其数（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他的学生，在高校工作的，大多是正副教授；在中学任教的，多数是高级教师，其中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祖保泉教授就是代表。祖先生先后担任中文系副主任、主任，安徽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他是中国古代文论，特别是《文心雕龙》研究的知名学者，现任全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他以出色的成绩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优秀奖。杨新生副研究员，任安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后调任省委党校工委副书记，他在高等教育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发表过不少很有影响的文章。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是历史专业毕业的，后任安徽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在庆祝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大会上，海鹏同志谈到几十年来从先生那里受到的教益，他称自己是先生的“私塾弟子”。先生教过的学生，不少已经退休，当打听到先生的地址后，便不断来信问候，在大中学任教、在其他行业工作的学生，来信更勤。
先生在目录学、语言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除主编几部大中型辞书和教材外，个人著作有《类书流别》、《现代汉语》（上册）、《毛泽东诗词小笺》、《古代诗文总集选介》、《张涤华语文论稿》，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类书流派》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类的专著，该书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再版，1985年第三版（修订本），在国内外均受到相当重视。《毛泽东诗词小笺》于1963年出版，是同类著作中质量上乘、影响较大的专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七十诞辰，出版社约先生修订再版，先生如期完成修订工作。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学家传》中详细介绍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
先生献身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身教重于言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事事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受到挫折，从不悲观消极，仍然勤恳工作；他一生追求进步，新中国成立之初，加入民盟，向往加入共产党。1978年12月，先生夙愿实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先生治学谨严、成就卓著，广大师生对这位师长是口碑载道，颂扬他的道德文章。他的学生都是这样的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敬重这位为教育事业操劳一生的良师。在先生执教六十周年庆祝会上，弟子们纷致颂辞，《安徽师范大学报》作了报道，报道的“标题”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先生的贡献：
春风化雨桃李满园，
呕心沥血著述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