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氾论训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作者是刘安。
中文名
淮南子·氾论训
作者
刘安
又名
《淮南鸿烈》
宗旨
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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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出处作者简介
淮南子·氾论训
原文(节选)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夺。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甀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诔耜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乃为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负儋之勤也，而作为之揉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而作为之铸金锻铁，以为兵刃。猛兽不能为害。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困其患则造其备。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古之制，婚礼不称主人，舜不告而娶，非礼也。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三而生武王，非法也。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殷人殡于两楹之间，周人殡于西阶之上，此礼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用椁，周人墙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夏后氏祭于闇，殷人祭于阳，周人祭于日出以朝，此祭之不同者也。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死为之练冠，故有慈母之服。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故大飨废夫人之礼。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未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夫夏商之衰也，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袭而王。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王道缺而《》作；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岂若三代之盛哉！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基全也。诵先王之收《诗》《书》，不若闻得其言。闻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何况乎君数易世，国数易君，人以其位达其好憎，以其威势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应时偶变，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故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弦改调。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虽日变可也。天下岂有常法哉！当于世事，得于人理，顺于天地，祥于鬼神，则可以正治矣。
古者人醇工庞，商朴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风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当今之世，忍訽而轻辱，贪得而寡羞，欲以神农之道治之，则其乱必矣。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为乡邑之下，岂可同哉！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修戟无刺。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幨以守，连弩以射，销车以斗。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器械者，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不可使应变。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夫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今世之法籍与时变，礼义与俗易，为学者循先袭业，据籍守旧教，以为非此不治，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也，欲得宜适致固焉，则难矣。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时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称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夫存危治乱，非智不能，道而先称古，虽愚有余。故不用之法，圣王弗行；不验之言，圣王弗听。
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夫修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久而不忘者，其唯绳乎！故恩推则懦，懦则不威；严推则猛，猛则不和；爱推则纵，纵则不令；刑推则虐，虐则无亲。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此柔懦所生也。郑子阳刚毅而好罚，其于罚也，执而无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诛，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此刚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见柔懦者侵，则矜为刚毅；见刚毅者亡，则矜为柔懦；此本无主于中，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故终身而无所定趋。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浊之则郁而无转，清之则燋而不讴。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何则？中有本主以定清浊，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沟壑，何则？目无以接物也。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无术以御之也。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有术以御之也。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故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异，习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妇、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凿之各有所施也。
禹之对以五音听治，县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谕寡人以忧者击磐，有狱讼者摇鞀。”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发，以劳天下之民，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则才不足也。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稾，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当此之时，于下雄俊豪英，暴露于野泽，前蒙矢石而后堕溪壑，出百死而给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奋武厉诚，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逮至暴乱已胜，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总邹鲁之儒墨，通行圣之遗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旋，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扬干戚。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为文者则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此见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故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唯无所响者，则无所不通。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尧无百户之郭，舜无置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也，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然而身死人手，而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德有盛衰，风先萌焉。故得王道者，虽小必大；有亡形者，虽成必败。夫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将败也，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期年而纣乃亡。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富者利则量粟称金。若此，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妇皆能论之。
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智伯以三晋之地擒，湣王以大齐亡，田单以即墨有功。故国之亡也，虽大不足恃；道之行也，虽小不可轻。由此观之，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诗》云：“乃眷西顾，此惟与宅。”言去殷而迁于周也。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杀汤于夏台。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若上乱三光之明，下失万民之心，虽微汤武，孰弗能夺也？今不审其在己者，而反备之于人，天下非一汤武也，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以其无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夺，是趋亡之道也。
武王克殷，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直而证父，信而溺死，虽有直信，孰能责之？夫三军矫命，过之大者也。秦穆公兴兵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乃矫郑伯之命，犒以十二牛，宾秦师而却之，以存郑国。故事有所至，信反为过，诞反为功。何谓失礼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战于阴陵，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恭王惧而失体，黄衰微举足蹴其体，恭王乃觉，怒其失礼，夺体而起，四大夫载而行。昔苍吾绕娶妻而美，以让兄，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与之屈伸偃仰，无常仪表，时屈时伸。卑弱柔如蒲苇，非摄夺也；刚强猛毅，志厉青云，非本矜也，以乘时应变也。
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礼也。至其迫于患也，则举足蹴其体，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礼不足以难之也。孝子之事亲，和颜卑体，奉带运履。至其溺也，则捽其发而拯，非敢骄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势不得不然也，此权之所设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学矣，而未可以适道也。可与适道，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与权。”权者，圣人之所独见也。故忤而后合者，谓之知权；合而后舛者，谓之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也。故礼者，实之华而伪之文也，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则无所用矣。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而以实从事于宜，不结于一迹之涂，凝滞而不化，是故败事小而成事多，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干鹄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车裂而死。苏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盖，经营万乘之主，服诺诸侯，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而为之报怨雪耻，擒夫差之身，开地数千里，然而身伏属镂而死。此皆达于治乱之机，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圣人则不然，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礼义绝，纲纪废，强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是故圣者，能阴能阳，能弱能强，随时而动静，因资而立功，物动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变，化则为之象，运则为之应。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为而难成者，有难成而易败者，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趋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伪诈也；易为而难成者，事也；难成而易败者，名也。此四策者，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圣人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杀弟之累，齐桓公有争国之名，然而周人以义补缺，桓公以功灭丑，而皆为贤。今以人之小过，揜其大美，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的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胜数，犹之为易也。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犹之为平。昔者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使曹子计不顾后，足不旋踵，刎颈于陈中，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然而曹子不羞其败，耻死而无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胸，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勇闻于天下，功立于鲁国。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不可谓勇；束缚，桎梏，不讳其耻，不可谓贞。当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
今人君论其臣也，不计其大功，总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则失贤之数也。故人有厚德，无间其小节，而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而蜂房不容鹄卵，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若其大略非也，虽有闾里之行，未足大举。夫颜喙聚，梁父之大盗也，而为齐忠臣。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而为文侯师。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宁其危，解其患。景阳淫酒，被发而御于妇人，威服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灭者，其略得也。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不入湾君之朝，不食乱世之食，遂饿而死。不能存亡接绝者何？小节伸而大略屈。故小谨者无成功，訾行者不容于众；体大者节疏，蹠距者举远。
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过亨，利贞。”言人莫不有过，而不欲其大也。
夫尧、舜、汤、武，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汤、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责。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自修则以道德。责人以人力，易偿也；自修以道德，难为也。难为则行高矣，易偿则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为不肖。及其为天子三公，而立为诸侯贤相，乃始信于异众也。夫发于鼎俎之间，出于屠酤之肆，解于累绁之中，兴于牛颔之下，洗之以汤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内不惭于国家，外不愧于诸侯，符势有以内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尧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市人之知舜也。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则？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原文翻译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在那时候，阴阳二气平和，风调雨顺，万物繁衍生息，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这样上有瓦梁，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百姓从此得以安定。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用木钩刀来砍柴，抱着瓦瓮来汲水，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又制造出斧头砍柴，利用桔皋来汲水，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拼合木板做成舟船，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肩挑背驮非常劳累，于是发明了车子，用马牛拉拖，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于是人就熔铸金铁，铸成兵器、刀具，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趋于有益的东西。既然常规不可遵循，器械不能因袭，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这是不符合古礼的；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这是不符合古法的。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而殷朝人死后用椁，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殷朝人在中午祭祀，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尧帝时用《大章》，舜帝时用《九韶》，夏禹时用《大夏》，商汤时用《大瞉》，武王时用《武象》，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却无不符合音律。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昭公破例为她守孝，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不适宜的就废除它；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就加以继承发扬。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礼乐是圣人制定的，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治理国家虽有常规，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如果对民众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适合实际情况，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启发而推崇它们，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他们的言论；与其听他们的言论，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行动不擅自决定，办事不自作主张；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生怕有所闪失，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武王去世后，成王尚年幼，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履行天子的职责，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平息夷狄的叛乱，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是明摆着的。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所做的叫事。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而事就好比琴瑟，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所以以“仁”为经，以“义”为纪，这倒是万世不变的。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只要符合世事，适合情理，顺应天地，协祥鬼神，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因此教政容易感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民风习俗日益浅薄，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夏朝人说话守信用，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而到今天这世道，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那就必定要乱套。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天下人都称赞他；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这哪能相提并论啊！古代兵器，只是弓和剑，木矛没有铁枪头，长戟没有锋尖。而近代的兵器，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