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看病理发又洗澡……”这是北京郊区农民给我们下放干部编的顺口溜，绘声绘色，哭笑不得，谁都可以接茬再往下编几句，作为一种口头儿文学，在田间地头磨牙玩儿。
哈，转眼20年过去，好比换了人间。我真想借用毛泽东同志一句豪迈的诗词：弹指一挥间！
遥想当年，我们几万名连“五七干校”
都不屑于收留的干部，在体育馆屏气聆听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便捏着鼻子连夜写决心书，申请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以焕发革命青春；其实，我们的花名册早已内定，而且已经分配到京郊4000多个生产大队去了，也就是说，您写不写申请，有没有决心，全都一样。
这花名册也是精心搭配的。“最高指示”有言在先：老弱病残者除外。我们的花名册上却是品种齐全：男女老少，党政财文，红黑白绿，酸甜苦辣。从纸面上看，颇像个干部班子；深入品味一下，又像个荤素搭配的拼盘儿。其中一个被端到燕山南麓花山大队的七色小拼盘里便盛着我和老夏。因此，我与老夏的邂逅，以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等等，完全应该感谢精心配制这个拼盘的厨师。
老夏比我年轻几岁，刚28.本来应该被称为小夏的，20郎当岁儿焉可称老？只因为我们所有的下放干部都姓下，都是“老下”，所以他也就水涨船高地自动升格为老夏了。
另有一解，北京话，老就是小，譬如，老儿子，就是小儿子；
老疙瘩，就是父母进入老年之后才生养的宝贝疙瘩，自然是最小的孩儿了。中学教师夏如金同志是我们这个7人下放干部小组里最年轻的，因此也有资格称老夏。
在我们7人当中，老夏最受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欢迎。
为啥？原因好几层。最显见的是他年轻力壮，拔麦子，一猫腰，一弯腿，伸出双臂如章鱼触角又如大象鼻子，唰唰唰，将大把的麦子连根拔起，往前迈步的同时将麦根儿往脚弓子上那么一磕，磕掉泥土，这一把刚放铺儿，下一把又拔了起来，哈，摽住打头的生产队长，从这地头拔到那边地头儿，农村土生土长的棒小伙儿也休想把他拉下。还有提耧下种，撸锄把儿耪青，扛粮食上囤，起圈捣粪搭炕脱坯，最巧最脏最累的农活儿一学就会，所以大伙儿公认老夏改造思想最彻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心最大。
很快，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便将老夏树为我们下放干部的标兵了。油印的“先进标兵材料”里，除了说他热爱劳动之外，还说他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扎根农村的坚强决心。这实际行动便是“四带”。
“四带”是何人发明创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是谢富治主任在动员报告里郑重宣布的革命化措施，所以也就代表了“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它规定我们下放插队的干部必须：带工资，带档案，带家属，带户口。为了照顾我们这些机关干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实际困难，头一年工资照发，从第二年起可就要跟社员一样挣工分过日子了。总之一句话，我们这些干部及家属今后永远当农民。
此事遇到了各方面软磨硬泡式的抵制。以我而言，工资、档案由组织上转了下去，本人无可奈何；却借口妻子在工厂工作，也是生产劳动第一线嘛，也可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呀，所以迟迟不办理带家属和户口下乡的手续，妄图给自身日后回城留个据点。从生产队的角度说，也不欢迎我们把家属带下乡，去挤住社员的房子，挤吃社员的口粮，挤挣社员的工分儿。因此种种，我们7人之中只有老夏一人做到了“四带”。后来一打听，在几万插队干部中，做到“四带”的也属凤毛鳞角；
老夏受表扬，当标兵，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儿。绝对没人敢于不服气的。
我私下里问过他：“老夏，你……四带，当然首先是为了响应革委会的号召，为了自身革命化啦，不过，唉，我的阶级觉悟太低，还是想知道，你这样做，有没有别的具体原因？当然，请原谅，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哈，请多多批评！”
我拐弯抹角的这么一问，他嘴唇动一动，动几动，变为抽搐，红了眼圈儿，却没说出话来，大概是触到了伤心处。我从此再也不敢问了。
插队生涯，你若有心，也可以长长见识。我国本是以农立国嘛，如从人口比例上看，简直就可以说是个农业国。跟农民厮混熟了，你就会发现，城里人也大都带有农民的气息。在一次学习会上，讨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得体会，为了热炕头上多坐一会儿，少下地劳动一会儿，我便说得嘴滑，侃开了：
“我认为农民最伟大！谁敢说不吃粮食呢？农业发展纲要提到的粮棉油、茶丝麻、猪禽蛋、果药杂，12大类农产品，谁离得了；所以城里人千万不可忘本，以农为本嘛。而且，我还看透了，城里人与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血肉关系，喏，许多干部，其实就是穿干部服的农民！工人就是穿工作服的农民，军人就是穿军装的农民。我们把农民的优点和缺点统统带到城里去了……”
说到这儿，主持讨论会的军代表皱了一下眉头，盯着我问：“农民的缺点是什么？”
“随地吐痰。”
“你这发言到底是啥意思？”他想抓辫子。
“我认为，不了解农民就不了解中国！”
这位军代表只有高中文化，怎么说得过我哩。10天之后，再见面时，他肯定看过了我的档案或履历表，才笑嘻嘻地说：
“原来你也是××军的！你转业那年我刚参军。以后你就当学习小组长吧。”
此后我便经常组织大家学习。因为学习就等于休息，“老下”们对我格外拥护。
只有老夏不爱学习。他属于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那种类型。开讨论会也不发言，有时候还溜号，跑到机务队修理手扶拖拉机去了。
管理我们“老下”的，除了政工组和军代表之外，那顶头上司便是花山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了。
这位支书是位模样俊俏的大姑娘。学名傅爱莲，小名莲儿头——这实在是莲丫头的变通叫法。乡亲们，老辈儿的，不习惯叫她的学名大号；可是也不好意思管支部书记叫丫头什么的，便把舌尖儿一卷，卷出个既亲切又礼貌的爱称“莲儿头”来。同辈人，长几岁的，也叫她莲儿头；小几岁的，当面叫支书，背地里则叫她莲蓬头，因为莲蓬的心眼儿特多。
莲儿头听说要来一批下放干部，花山大队摊给7个名额，还不准不收，心眼儿一动，便事先到公社政工组去看了我们的花名册。“初选”之后，又骑车来到县“革委会”政工组找她大哥，进一步查看了我们的档案。因此，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儿，实在是由莲丫头亲自挑选的——就好比您去长城饭店吃一顿自助餐，上百种菜肴点心什么的由您自己动手挑着吃，吃饱为止，既便宜又实惠。
傅爱莲本是县中高三班的造反派小头目，把母校反得鸡飞狗跳墙、停课闹革命、满院子长荒草之后，回到本村当了一名机手；又赶上“双突”——在她大哥的福荫之下成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物。但是，当了花山大队“第一把手”之后，面对着本村1000多口儿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打架骂瓜，以及2000多亩地的耕耙播收、化肥农药、机电柴油，种种难题儿逼得她不能不迅速改变立场，由造反派变成了个务实派。她就是以务实的眼光挑选我们这个七色小拼盘的，而且对这7样菜非常重视。本来嘛，这是要吃进肚里去的“进口货”呀，怎能不挑肥拣瘦哩？
莲儿头既不相信姚文元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更不赞成张春桥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她私下里对大哥说：“八亿农民，除了疯子傻子，谁都知道苗比草好！”大哥点点头，教导妹子：“这年头儿，一定要学会说大话，也一定要学会办实事儿。否则，全村乡亲们就得跟着你喝西北风去！”
所以，莲儿头挑选的这7样菜，都是清一色的“臭老九”。回村之后，她还在支委扩大会上努力说服众位村干部：“知识分子好比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
我们这7样菜之中，最好“吃”的就是老夏。喏，农机学院毕业，可在机务队当个不领工资的技术员；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儿子必然胆小，听话；连老母带户口全都落在了花山大队，有可能变为社员们喜爱的“永久”牌（自行车），而不是“飞鸽”牌；最重要的一条，夏如金是单身汉——这一点莲儿头心中有数，并未在支委扩大会上当做优点亮出来。
京东一带的大姑娘，统称为姑奶奶。这些姑奶奶们心里也有个小九九：一嫁工，二嫁干，三军四商五教员，就是不嫁庄稼汉！这些顺口溜，连那没文化的傻大姐儿，或者没模样儿的歪瓜裂枣都会念叨，遑论人材出众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哩！
她选中了夏如金。指派他到机务队去负责维修那3台手扶拖拉机和30多台抽水机、小钢磨，又培训机手，管油管电，俨然成了机务队的师傅兼二队长。这比我们随大拨儿下地撸锄把儿的“老下”舒服多了也风光多了，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变多了——本村青年，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而又不是干部子女的，都没资格当机手；而老夏一跃就当了贫下中农的师傅，比我们这些只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下”岂不是高升了两级甚至大了两辈儿么！
莲蓬头的第二招儿，是将夏如金多病的老母亲接到自家西厢房里供养了起来。不让这位教授夫人出工掰棒子摘棉花，也不让她在院里喂猪打狗烧火做饭，还隔三岔五的亲手端着饺子、面条、烙饼摊鸡蛋的去孝敬她老人家。此事不由老夏不感激涕零。他唯一的报恩方式便是将每月56元工资全部交给老母亲，让她想方设法地花在莲蓬头儿身上。
此事闹了个满城风雨——花山村不是城，但县城里也传开了。为了保护党支书莲儿头的名节，便由她大哥出面正式为老夏提亲说媒了。老夏跑到河边，望着北京城大哭一场之后，也就服服帖帖地做了新郎。
更有趣的是县“革委会”还下了个通报，表扬夏如金同志改造思想立竿见影，真正做到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
插队三年，林彪摔死了，“立竿见影”的话儿变成了笑料，我们这些“老下”也纷纷被抽调回城工作。临别之前，我问老夏今后作何打算？他苦笑着说：“教书！公社政工组已经决定调我到本社的农业中学去当教师。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开设一个农机专业班。你不知道吧，苏联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初期，国家分配30万台大拖拉机给集体农庄，由于机手培训跟不上，维修网点没建成，结果是三年之内拖拉机全部报废！依我看，北京郊区也走到这一步了。农村需要我，我就留下来。虽然有许多遗憾，但也用不着吃后悔药……”
我俩谈了大半夜，对于他那“许多遗憾”我还是没敢问个究竟。
事有凑巧，我回城之后被分配在农机局工作，经常下乡，也就短不了与老夏见面。
有一天，傅爱莲直接给我打电话，说老夏遭受了不白之冤，叫我马上去一趟，越快越好！
我开车赶到花山大队，才知道是公社拖拉机站请老夏在围墙上写的一条大标语出了纰漏——“革委会”某领导乘车由此路过，当场将此标语定成了“反标”，下令要揪黑手！
这条标语是：又修又造，平战结合，以机养机，以修为主。
我看完之后，哑然失笑。因为那位领导将它解释为：“又搞修正主义又造反，还准备武装暴动，以机会主义来养成机会，以修正主义为主要目的！”
我掏出市农机局的工作证给有关人员看了（附带说一句，我们当“老下”时是没有工作证的，如今有了，当然要亮出身份来好说话嘛），然后告诉他们：“这条标语是农机工作的方针。”
修是修理拖拉机，造是制造农具。县以下的农机修造厂和拖拉机站应该以维修为主，制造为辅。至于平战结合，指的是平时为农业生产服务，战时还可以维修军械兵器——这是符合毛主席全民皆兵伟大思想的呀！以机养机，指的是拖拉机农忙耕田，农闲跑运输，挣了钱又用来养拖拉机站，以减轻国家负担。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毛泽东思想呀！你们怎么如此无知，还要批判党的方针政策吗？
对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说话，口气越大越好，必要时，给他上纲上线则更好。我的话刚说完，某领导派车查处“反标”的几个人已经满头冒汗，诺诺连声，夹起尾巴就溜了。老夏自然也就获得了“解放”。莲儿头却非拽我回家去包饺子喝二锅头不可。
此时“造反派”已经不吃香了，但也并不臭。花山大队的老书记官复原职，傅爱莲则调到公社拖拉机站当了支书。围墙上那条大标语就是她请丈夫夏如金写的，闹了一场虚惊，今天当然应该由她（其实是拖拉机站花钱）打酒买肉包饺子喽。
莲儿头业已为老夏生育了3位千金，乳名大臭、二臭、三臭，长得都很好看。那为什么叫“臭臭”呢？四两二锅头落肚，老夏借酒对此作了充分的讲解。首先，这乳名是“臭臭”的奶奶、教授夫人给起的，老人家说，小孩子身上都有臊臭味儿，故名。其次，是莲儿头有重男轻女的思想，认准了女孩儿都是臭丫头片子。再次，是老夏本人也喜欢这个臭字，因为它说明了是“臭老九”的血统，日后长大成人，仍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话，说得我鼻子酸酸的，无法插言。老夏为了解嘲，又加一条：“莲儿头盼个儿子，只要不见男孩儿，她就准备继续生下去！哈哈，我嘛，生活枯燥，八个样板戏反复看过好几遍了，实在缺少文娱活动，小俩口儿整天厮守在一起，不生孩子玩儿又干什么呢？”
话虽如此说，酸溜溜的没正经，但老夏的工作还是干得十分出色。他一手操办的农机专业班很受学生和家长欢迎。事实上，农中毕业生能继续上大学的人数极少，百分之九十几的要回村参加劳动。这时候，农机专业班毕业的便成了宝贝，生产队、拖拉机站、农机修造厂争着抢！只因师资不足，教室、教具等条件限制，老夏无法扩大招生名额罢了。他告诉我：“如果上级支持，给几万元投资，我这个三年制的农机专业班就可以开办三个年级，每年都招新生，每年都有50名左右的中技生毕业。这样办下去，外公社的孩子也可以来读书，农村机手就有了可靠的来源啦！”
我向市农机局的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局党委很重视这个农机专业班，当即调拨了几台报废的拖拉机、电动机、水泵给他们做教具，后来又赠送了一批维修工具和钢材。经费比较难办，局长还是特批了一万元培训费给他们。由于“跑”这些钱和物，我变成了老夏的助手和联络员。附带说一句，7年前的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对知识分子带有歧视性和惩罚意味，但广大农民和社队干部对我们还是很好的。因而，除了夏如金夫妇与我建立了友谊，整个花山大队也成了我的一个生活基地——
此时我已经在偷着写小说了，虽然不肯拿出去发表，却也暗自期待着文艺政策有放宽的那一天。
“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给农业带来了春天。为知识分子换了人间！
新时期之初，大家都沉浸在极端兴奋和繁忙之中。解放，改革，开放，搞活，竞争，学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真正出现了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的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在这热气腾腾的日子里，我离开了农机局，几乎跑遍了全国去呼吸新鲜空气。无意之中却与老夏断了联系。
再见面时，他已经是个西装革履的百万元户了。这并不奇怪。但是作为老朋友，还是要谈谈原由的。
“首先，我仍然是一位中学教师！40郎当岁的夏如金老弟以此为荣。”
如果写他的“发家史”，大约是一本厚厚的书。那就长话短说吧。他夫妻二人承包了拖拉机站，赚了钱就买汽车跑运输，哈，一辆汽车跑一年就能赚回两辆来。出现了滚雪球那样的连续翻番。7年时间，他们成立了拥有100多台汽车和拖拉机的“燕山农机服务公司”，另有100余万元生产流动资金。这儿说的“他们”，是总经理夏如金，总支书记傅爱莲，总工程师便是他们的父亲、当年的“反动学术权威”、今日的退休教授夏老先生，还有200多名机手、修理工和技术员，几乎全是夏如金的学生和徒弟。他们亲密无间，团结得像一家人。也不乏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譬如，夏如金曾经拍板决定：捐献50万元建造一所农机专业学校。便是一呼百应，人人拥护。政府褒奖，群众欢迎。县教育局决定聘请老夏当校长，他却说：“另请高明吧。我保证当好一名教师！保证按时授课。而且，等我培养出总经理的接班人之后，只兼任公司一名董事，还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教书育人。”
老夏陪我参观了这所“晓英农机专业学校”。四层楼的教室，500平方米的实习车间，宽大的练车场和试验田，仪器、设备、工具、教具相当齐全，还有教研室、教师宿舍、食堂、浴室等等设施。他告诉我：“50万元哪里够哇，我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县政府、乡政府也都投了资，还拨给了这一大片土地。我父亲原先任教的大学也赠送了不少仪器设备，还有些青年讲师前来兼课，当然，我们也照付讲课费。”
“校名为何叫做晓英呢？”我问。
“为了纪念我的前妻……”他声音哽噎了，眼泪扑籁籁地滚落下来，“她也是一位中学教师，文革初期死在了自己的学生们手里……能责怪十几岁的中学生吗？这就是我发誓当一辈子教师的原因啊！”
晚上，我俩住一屋，就像当“老下”时一样，作彻夜谈。
“用晓英的名字命名学校，莲儿头是充分谅解的。这个心眼儿特多的莲蓬头说，她最初从档案里就了解到我结过婚，新婚3个月就又打了光棍儿，没孩子，所以没大妨碍，不让乡亲们知道就是了……这次给学校命名，再也无法保密了，莲蓬头又说，咱俩也是老夫老妻的啦，还有大臭、二臭、三臭当保镖的，啥也不怕了！反正晓英姐姐在前，我在后，谁还会跟死人争风吃醋哩！刻上吧，把晓英姐的名字刻到学校的大门上，比刻在你心坎上强得多！”
“没想到傅爱莲还这么通情达理呀。”
老夏苦笑道：“学校落成典礼那天，一放鞭炮，莲儿头还是掉了两滴眼泪。你猜她说什么？你们臭老九，全把爱情看得比汽车还大，比拖拉机还重，还会背什么‘爱情价更高’的洋诗。”
我就不信，晓英姐要是活着，就一准儿比我待你更好！
我憋不住笑了一下，却笑得很不是滋味儿。鼻子酸酸的。
难怪古人就骂我们是酸儒！
今年，大臭、二臭、三臭全都上大学了。可惜没有一个学师范的。老夏来信说，这是他的又一桩伤心事儿。
一九八九年，教师节，写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