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多民族文学”的理念逐渐渗透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讨论当中，如何在中华文学史的大格局中真正体现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事实，如何让少数民族在文化上获得自己的主体性，不再因为“少数”而退居文化的边缘，成为汉文化叙述的补充和附缀，学术界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热烈的研讨。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中，我们既有的文学格局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因为，只有从根源上清理了这一格局的形成过程、生长过程，我们才便于实现新的文学的叙述。
普通读者的知识系统的获得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则是“文学史”的建构和传输，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而言，在他完全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有接触任何文学现象、文学事实的时候，就已经被灌输了一套完整的文学史框架，而这样的文学史，本身却是在把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视作“少数”之时完成的。以汉族知识分子为绝对主体的文学史书写者本身就不具备更丰富的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知识，他们在缺少更充分的多民族文学体验的时候完成了汉民族的文学史，后来又因为国家文化格局扩大的需要而试图纳入一定的其他民族的内容，而在纳入的时候，整体的文学史框架已经无法改变了，补充与附缀的痕迹在所难免。在最后，当这样一种文学史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文学的权威知识在学校教育中加以传输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最根深蒂固的知识系统就形成了，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这样的知识系统都会发生持续不断的作用，成为在社会上最难改变的基本认识。
但我们的问题也就在这里。
首先，当文学史成为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这里发生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最近几年，学术界关于文学史如何展开的讨论很多，许多的思路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大大拓宽了我们既有的研究空间，例如关于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讨论，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对一般作家作品的分析阐述，而是努力将文学的发生发展引入到一些更加广阔的领域当中，例如文学史如何进入思想史，文学史如何丰富自己的思潮史，文学史如何完善自己的区域史，文学史又如何结合制度史，等等。我充分肯定这些思路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如何回到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事实之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一部中国文学的演进的历史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五四时候的思想启蒙就没有新文学革命，没有左翼文化思想的渗透成长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巨大分野，而没有《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更不会有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根本转变；文学的历史本身也由种种的思潮流派所构成，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不管你是否承认，它们的确极大地吸引着中国作家的目光，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中国诗歌会、左联、民族文学运动、战国策派、西南联大作家群、京派与海派，无疑就是中国作家忙碌事务中的重要的环节，我们自有“说清楚”的必要；同样，区域文化之于文学面貌的深刻烙印也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生长点，东北黑土地文化上养育的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江南水乡的才子文人显然有如此明显的个性差异，同样居于南方文化圈，巴蜀知识分子也与南粤文人迥然有别，甚至也与湖南作家群不同，这里可供我们探讨的“故事”显然很多；至于文学与社会体制的关系，这在今天也几乎成为了热门话题，现当代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形态都直接关乎中国文人的生存和写作，因而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影响文学发展的基本“因素”，中国文学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本身的表现，许多的社会力量都试图争夺这一精神领域，努力在其中打下自己的印记，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基本事实。
然而，我们的问题在于：仅仅抓住以上这些影响文学发展的“力量”就等于进入文学现象了吗？文学史的书写就等于是以上这些社会文化因素的汇合吗？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抛弃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最基本的存在——文学作品。我们需要对文学周边的诸多力量加以分析认识——包括思想、社群、体制、文化等等，但是所有这些认识最终都是因为出现了独特的“文学作品”才发生了“意义”，文学作品可以承受这些“文学周边”的影响，但是只有文学作品的事实上的存在，才最终形成了代代相继的所谓文学的“历史”，文学作品不断变化所形成的“效果”（史）可以包含思想史的烙印，也自然与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种种的联系，一个作家作为某一社群的成员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他的精神创造，所有这一切最终能够加以证明并被研究者挖掘和阐述的只有一个最可靠的依据——文学的产品，如果我们偏离了文学的作品，所有这些或宏大或精微的理论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在一些历史背景“晦暗不明”的时期，还有没有文学史呢？有没有值得书写的文学的故事呢？那也不取决于历史背景本身而决定于能够找到属于那个时期的独特的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今天的“莎学”研究在莎士比亚本人的身世问题上遭遇了太多难解之谜，但所有这些无法确定的“文学周边”的内容似乎并没有影响莎士比亚文学的伟大价值，也丝毫没有影响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文学史重要章节的事实。这也就告诉我们，在一种“极端”的情形之下，决定文学史根本的不是“文学的周边”而是文学作品本身。
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文学作品，文学史不能也无法凌驾于这些文学现象之上。这本来是最基本的常识，然而今天的问题却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这一基本常识，在小学生没有读过鲁迅作品的时候，却已经知道了他如何“弃医从文”，如何“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脱离了文学感性的鲁迅由此被注定了脱离青少年需要的不幸命运，在大学生根本没有系统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时候却首先知道了信息量巨大的社团、流派与思潮，研究生呢，则在没有多少文学阅读经验的前提下匆忙展开着自己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建构！这样的文学史教育只能是推动了一个严重后果：所谓的文学史已经不可避免地被教育体制架空了，架空于一切基本的文学现象之上，架空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的演绎”。一个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传输，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教育的现状与知识增长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来接受精英知识分子的“结论”，并把这样的结论当作不容质疑的“知识”。久而久之，我们在不断接受“文学史”教育的同时在事实上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文学”。
如果说这些现实普遍地存在于当今中国文学教育中，那么对于我们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深层调整——比如我们所讨论的多民族文学知识重新进入的问题就尤其显得重要了。对于汉民族区域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在读者层面产生的阻力主要来自观念——一种将理论的架构视作高于具体文学现象的思维习惯，对于汉民族以外的文学现象的接受和理解，则还直接受制于语言与区域的固有障碍。
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毋庸回避的事实是，占人口数量优势的广大的汉民族的读者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艺术之间存在着深深的语言鸿沟，他们根本无法领略少数民族文学的语言的魅力，无从获得真切的感性体验。此外，也存在区域文化关怀本身的差异性。众所周知，文学的吸引力来自它能够将我们自身的关怀对象化，我们有机会借助文学的世界发现我们自己心灵的律动和希冀，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往往容易对自己生存遭遇的“切近”之处发生“共鸣”，产生关注的冲动。作为少数民族区域的独特存在，其社会文化情形、现实遭遇显然与生活于汉地的读者有种种的差异，除了“观看”的需要之外，能够真切地产生应和的并不一定丰富，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读者了解、认识其他民族文学的“迫切性”，而如果出现在读者那里的迫切性出现了某些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知识进入了“历史”，又是怎样进入的“历史”似乎就更少有人关心了。因为，广大的接受者本来就丧失了细致阅读文学作品的耐性，何况是与他们生存状态有若干距离的他民族的文学作品呢。
当然，揭示这样的事实并不是为证明其合理性（包括其中那些部分可以理解的语言与区域隔膜的现实），而是为了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洞察正常中的偏差，还有，我们必须思考可以为纠正这些偏差做点什么。
不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也是自我生存对象化的镜像，但是，这一基本特征所产生的效果却未必都是一致的。我们既见到了固有自我语言牢笼的保守，也目睹了突破语言边界，寻找文化交流的努力，就如同寻找“陌生化”与自我对象化同样必不可少一样。人类文学的历史既是自我沉醉、自我欣赏的历史，同时又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彼此沟通和认知扩大的历史，而且越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民族就越是希望在未知的世界中寻找异样的文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相反，只有那些封闭狭隘的民族才会陷入到不可自拔的自恋状态，拒绝对其他异样文学经验与人生经验的接受。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越是发达的国度，越是对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这是一种文化的气度，也是一种民族的伟大气象。也就是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占数量优势的汉民族读者其实同样存在着关怀异域世界、体验其他民族经验的愿望和冲动，今天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愿望与冲动如何有效地生发为对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更为深入的体察和认识，更重要的则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逐步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在没有更深入更丰富地体验其他民族的文学世界之前，一切文学史的叙述都应该“搁置”起来，文学史在等待更多的亲历者的述说。
自然，语言的实际隔膜并没有真正解决，不过，我想，这本身不是问题的要害。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来推动这样的沟通。只要我们突破了目前存在的如此统一的文学史教育的模式，尝试着不同民族区域努力建设自己全新的文学史叙述，并且在这些文学史的新叙述的同时伴随着对文学作品向其他民族区域的翻译、推广，不仅有其他民族在汉族地区的翻译和传播，也努力促进不同少数民族区域之间的翻译传播，那么在新一代接受者那里，或许会有比今天丰富得多的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感受和体验，在某一天，当汉族与其他各民族对彼此的创作现状都有更为切实的理解之后，一些新的中华民族的文学史才会出现，并且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部文学史，而且，它不会自命是历史叙述的终点。
当这一天到来之际，中国的文学史教育将会出现根本性的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