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次谈话，当妈妈的我俩给儿子起了叫李飞鹏的大名，似乎孩子就活在妈妈们中间；水还在上涨，离洞顶只有几米，我们的喘气也困难了，我们默不说话把头靠在洞顶躺着拉着手，等待上涨的水把我们淹没，我们领着我们的孩子李飞鹏到另一个世界去。就在此时我们确实不行了，柳树芽吃光了开始吃柳树皮，吃得头晕眼花浑身软弱无力。我们感觉在冥冥之中魂魄离开肉体了。也不知我们眯糊了多久，我终于睁开了眼坐起，肚中的肠子与胎儿也不安了向我提出了抗议。我拧亮了发黄的灯啃了几口难以下咽的柳树，暂时好受了些来了精神，下意识地用脚晃动两下想晃出水声。没有。用灯照，在很远的地方有了灯光的回亮。我惊叫了出来：水下去了。快去搀扶梅花姐坐起，我给她拿着柳树啃着，兴奋地说水下去了。她听了也来了精神用灯照出了亮水。水往下降说明上面的救护工作见效了。我们跟着水往下移。我们喝了带有煤尘的水继续吃着柳树，为了活着我们不能不做最后的努力。巷道的水退到出事的交叉巷洞，洞内有了死人的腐烂臭味，就在那我们用镀灯看见了浮在水上的浮肿发白的尸体。
水还在继续下退，退到我们看不见了。我们隐隐约约听到了大巷有了水的流动声，我们乞盼着快抽干水，来人救护我们。我们快撑不住了，镀灯的电只能散发出豆黄的光来，柳树桩越啃越硬，最要命的是水，水下去了我们困在巷洞里喝不到水。维持生命的东西没有了，尽管巷洞里有了轻松的呼吸。
我和梅花姐昏迷一块，醒时而叫渴。有一次她扒在我耳旁用蚊虫般的声音对我说，没想到这是最后的遗言，她轻轻地对我说：
“要死我们一块死，不分离；要是都能活着，也不分离；要是一个死一个活，也不分离；答应我妹妹！”
我听到了，我用干皱的脸贴住她干裂的嘴唇，算是听到了答应了她的叮嘱。缺水的我好似快风干了成为沙漠中的木乃伊，我张着火烧的嘴巴又昏过去。不知过了多大会，神智未清的我好似做梦一样咬住了一个有水的管子拼命吮吸，多么酣畅的甘露滋润了我，我浑身有了力气，来了精神，我摸着口中的水管子，不是水管子是梅花姐的手。我重新回味口中的水的滋味，有一股腥味。我拧亮了还算残黄的灯，看到了殷红的血从梅花姐的五个手指肚中溢出。天哪，梅花姐为了救我们母子用牙咬破了手指，把她的血流到我的嘴里，昏迷饥渴的我不知喝了她的多少血。我当即用手按住手指肚上的泉口，哭着叫梅花姐你醒醒。梅花姐无力地醒了，有气无力地说，你要活下去，把我们的孩子养好。我哭道我听你的话，我会让我们的飞鹏叫你亲妈妈的会给你养老送终的，你不会死的姐姐，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
那时梅花姐已经不行了，听不清我在说些什么，她安祥地睡在了我的身边。我摸着她的手她的脖子她的心口，冰凉凉的。
黑暗寂静的巷道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了能活着出去，我必须坚持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在我从昏迷中醒来听到大巷有哗啦声音，难道是小鬼打开地狱之门拿着铁镣来逮我了。恐惧布满我的身心，我颤抖着打着牙战。忽然有了灯光把我从绝望的深渊拉了回来，是救护人员来到大巷了。我想大叫我在这，却怎么也叫不出来，过了几盏灯光又来了几盏灯光，到了会战结束时女子掘进队庆贺战胜的地方，他们叫了说就在这。发现了女子掘进队的队员尸体。我举起了豆黄的灯，摇晃着，摇了好几回终于有人发现了，有人大叫里面有人！他们也在怀疑能有生还的人，晃动的灯光告诉他们至少有女子掘进队的队员到此避难。
抢救工作很迅速。他们用明亮的镀灯照耀了我的身子，我又昏过去了。当我再次醒来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眼睛被蒙上了，看不见四周，感觉一切都是黑暗。医生给我输血打针，我告诉了她我肚中有孩子，她就按照孕妇的疗法来帮我恢复身体进行营养补助。待我精神稍好些，身体有力气了，我的眼睛上的布摘掉了，我看到了光明。矿上的领导来看望我了，我抓住政委的手问梅花姐呢？
“她在太平间里。”
“啊，她死了……”
我失声痛哭。
那次事故损失惨重，当班的青年突击队无一生还，女子掘进队只有我喝了梅花姐的血之后侥幸活着。如果那时不盲目会战，事故是可以完全避免的，怪谁呢？也许因为当班的队员还有活着的，就是我，罹难的女子掘进队员们的尸体火化日期推迟了，我向矿党委提出一个请求，火化我必须参加。这合乎情理的要求没人反对。
火化那天，我打扮了一下照了镜子，镜子中可怕如骷髅的怪物的我吓了一跳，原来如花似玉的我呢？怎么这么消瘦怎么这么难看？
火化梅花姐和女子掘进队的战友们时，政委和团长都要征求我的意见，好像我就是她们的唯一亲人。
在火化那天，我和其他两个班的女子掘进队的队员被卡车拉到了火葬场。当时农村还实行土葬，只有城市才实行火葬。我单独到了梅花姐安睡的太平间里。守候在梅花姐的身边，把笨手笨脚的火化工凶猛地推开，面对着熟睡的她轻轻耳语，给她讲我们的孩子飞鹏还好，等他会叫妈妈的时候我领她去认你，给他讲是你这个妈妈又使他重生的，然后给她施脂抹粉如结婚做新娘一般的漂亮，好似听到了她对我说娇羞的话。
在我被拉走，离开梅花姐的刹那我疯了，嚎叫着挣扎着不准焚烧我的梅花姐。梅花姐还是走了。女子掘进队的队员骨灰被她们的家人接回了家，但她们的灵魂没走。后来，女子掘进队解散了，女子掘进队队员有的调走有的安置在地面的辅助岗位。再后来，有了法律效力的文件不准女人下井了。
可是，梅花姐的家人没有来接她的骨灰。骨灰由我暂时保存。我和梅花姐住的那间屋子还归我管理，里面有我们的东西。我就把梅花姐的骨灰安置在她的床上，盖上被子。我有时住在屋子里，感觉身体不舒服就住在医院里。
由于我的特殊经历或者是与梅花姐的异常关系，矿上把我当成了唯一存活下的光荣见证。我可以安静地生活，没有一个人来撵我给我制造麻烦。矿上对我的“特殊关照”自然也不存在了。
我与医生护士打得热乎，让她们用听诊器来听我的胎位是否正常检查飞鹏是否发育良好。也许是天意，一切正常。剩下的事是托人到矿邮电代办所问有我的信吗，没有。我一个人在温暖的病房里与飞鹏叙说着鲁西南的湖滩洼地上的那个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人。
冬天来了。一天政委来医院看望隆起大肚子的我，问孩子几个月了。待知六多个月后，唏嘘着飞鹏命大。临走问我是回城是留在矿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那个熟悉的白色小城，冒着黑烟似航行在淮河航道里，离我愈来愈远了。我把真诚的思想直率地吐露出来：
“我想回城！”
“是啊，你该回家了。”
我突然又问：
“我走了，梅花姐的骨灰怎么办？”
我也想到了梅花姐在井下最后的嘱托，我又犯了难，要是她的家人来要骨灰呢，我该怎么办？我也把梅花姐在井下的遗言说了。政委看着，问：
“你打算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想把梅花姐的骨灰送回家，交给她的父母。”
政委没有说话，而是不住地点头，就离开了医院。
政委让我准备行李回城，帮我办理了回城的手续。我想，别人不能回城，我能回城，可能是政委和梅花姐的家庭有着特殊的关系吧。
回城就是回家。那个年代外出革命的热血青年太多了，在革命遭到挫折后许多人心灰意冷，我也是如此。没过一天，我要回城的消息全矿轰动，原女子掘进队的队员都来送行。我浑然不知里面的细节，回城就回城，从女子掘进队队员羡慕的话语中得知回城并不简单，矿上有几百名知青想回城，上面给的名额太少了，一年才一个。听她们议论，在争论让谁回城时政委发火了，怒道，梅花不回谁有资格回。我是残存的梅花班中的唯一队员，是劳苦功高的代表。
我真的走了，坐在政委的吉普车里，颠簸在苍茫无边的平原上，听着盘旋于空中的怪鸟叫声，穿过长满荒草风沙的阳光走廊，太阳落山时来到津浦铁路的一个小站，计划上了南下的慢车，一天一夜就能够到家，那白色的小城。尽管那时的车速太慢，大站小站都停。
我挺着肚子，背着装上梅花姐骨灰的提包，手里提着行李，却没有急着南下回家，而是继续北上，先把梅花姐送回家。按照梅花姐生前对我叙说的，她的家应该在离天津、北京不远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坐夜车，一路颠簸到达了梅花姐叙述的那个红色城市。我打听有没有姓梅的高干。有姓梅的，是一个家族庞大、权高位重的姓氏。并不是说姓梅的人多，而是亲戚多朋友多学生多，连带关系如根须一样繁茂。我挺着肚子拎着行李背着梅花姐的骨灰到了市委，要求见姓梅的高官。我猜想，那个高官一定是梅花姐的亲人，具体地说是她的爸爸。可是，到了市委，有人接待了我，问我找姓梅的领导有什么事情？我要见了人再说，我怕被人家及早回绝。那是个冷风刮起，尘土飞扬的上午，这座红色的城市刮起了红色风暴，遍地红色的武装到了街头，举起红色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