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走向危险的旅途往往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开始。实际上，在我的脑海中，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
我祖父母的房子位于特里莱赫（Trelech），是一座距离威尔士卡马森（Carmarthen）西北方向15英里的小村庄。这里可以说承载了我儿时最快乐的记忆。村子坐落在山顶，我的祖父母住在一处连栋房屋里，周围环绕着优美的乡村风光。我的母亲伊冯同八个兄弟姐妹挤在这座房子里，一起长大。村子很小，所以家家户户的大小事大家都知晓。我的母亲和祖父母从来没有走出过卡马森。后来，为了让我母亲学习护理课程，祖父开着车带她离开卡马森，来到纽波特。
因为在特里莱赫的家中他们只用威尔士语沟通，所以母亲还需要自学英语，但她用勇气面对这一切。曾经一位地段护士为她的一个姐妹分娩的场景令她备受鼓舞，因此决心成为一个像她那样的人。
我的父母都从事医疗保健工作，所以让世界变美好的冲动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扎根在我心。我对儿时的一段场景记忆犹新。大概在我两岁的时候，家中烧木柴的火炉把我烧伤了，祖母用爱和关怀护理着我受伤的小手。
年少时生活在特里莱赫的那段记忆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那时，每当祖父在车库里做机械活儿时，我都会当个小助手。车库里充斥着油脂的味道，修理工具和零件散落一地。他就像村里的修理大王，一直在修修焊焊着各种东西。外面的空气中充满了田园的芬芳气味，清新、净澈。距离车库50码的那口井也令我着迷，那清甜的井水令人回味无穷。而祖父身上户外的味道更是让我留恋至今，我多么想再次将自己的鼻子贴在他的大衣上，将那气味全部吸入心田。
我们的房子装潢简单，但生活并不乏味。祖母在家劈柴烧火，妈妈的几个弟弟和妹妹依旧住在这里。虽然住着不宽敞，但在这里大家都很宠爱我，尤其是我的小姨们。那段记忆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满含爱意，也是我和威尔士之间深刻的渊源所在。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在这里同大家讲威尔士语也是一种纽带，无论是在餐桌上相互交流时，还是与社区的其他人交往时。这种归属感和温暖的家庭氛围让我获得十足的安全感。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就是如此简单，我们不追求无法拥有的东西，不走歧途，也不去想自己缺少什么。这种简单生活的理念在我的家庭里根深蒂固。
威尔士带给我的特有的童年记忆充满了神奇的力量。它塑造了我，深深地在我身上烙下了印记。它成就了现在的我。
直到自己当了父亲，我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是和祖父母一起住在特里莱赫，而不是和父母住一起。
为了成为一名护士，母亲前往纽波特，并在那里结识了我的父亲马尔科姆·诺特——当时他是一名初级医生。我的父亲出生在位于缅甸中心的城市曼德勒，我的爷爷是一名印度军官，奶奶是缅甸本地人。那是1955年，母亲和一个来自南亚的小伙子交往自然是要受到别人白眼的。
诺特并不是南亚人常用的姓氏，即使到了现在我也不理解父亲的这个姓氏。而关于这个姓氏的由来有好几个版本的解释。我爷爷告诉我，1840年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期间，威廉·诺特将军带领英国军队，他的一名印度勤务兵沿用了他的名字。另一个版本是，我父亲的曾祖父是赫里福德郡的一名铁路工程师，他被临时调任到印度帮助修建铁路，随后就留在那里娶妻生子。我试着追踪这两个版本的真实性，但哪个都没有得到证实。
1942年，日本入侵缅甸。之后，马尔科姆带着我的奶奶和小叔越过险峻的群山来到印度边境，那里也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共和国。他的哥哥参了军，在战争中被日本人捕获，并在缅甸通往暹罗的铁路上劳役，后来因为营养不良去世，年仅22岁。
我的爷爷是一名通信官，被调任到英国军队担任日英口译员。在日本入侵之前，他在新加坡等地工作。他与英国人的密切联系为他战后的良好生活奠定了基础。
在印度的时候，我父亲在马德拉斯医学院接受训练，学成后又听从我爷爷的意见，计划前往英格兰淘金，并想在那里找到一个宜居之所。于是，我父亲放下了熟悉的一切，成为战后移民大浪潮中的一员，离开家来到英国，开始新的生活。他先是在伦敦邮局工作，随后就职于纽波特的皇家格温特医院。没多久他就遇见了我的母亲，几个月后他们便结婚了，接着很快就有了我。
母亲在孕晚期时回到了特里莱赫的家。因为得了败血症，她被卡马森的修道院街道医院接收。1956年7月，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剖腹产下了我，我们俩都险些丧命。母亲不想放弃她的护理培训，但由于缺课时间远超预期，她被告知必须从头学起。
母亲有四年的学业要完成，父亲作为初级医生薪水微薄，还要到处行医，所以他们决定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让最美好的人伴随我成长——来到特里莱赫的祖父母家中生活。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四年。
我父母在生活稳定下来后便把我从特里莱赫接到了他们身边。田园般的生活就此结束，新生活充满了痛苦和创伤。同我母亲刚去纽波特时一样，我只会讲威尔士语，而特里莱赫就是我认知的全部。它就像我的一个锚。尽管那个时候父母时常从纽波特过来探望我，但对于我来讲，特里莱赫才是我的家，因为一直是祖父母在照顾我。我还记得，当父母开车带我驶离威尔士，横穿边界去往英格兰时，我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从后视镜里看到了两张泪流满面的面庞。
我和父母在斯托克度过一段时间后，大约在我6岁那年就搬到了距离伍斯特不远的惠廷顿。新生活与在美丽的特里莱赫度过的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我的打击很大。也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孤独。我没有兄弟姐妹，也不期望有。我没想过让父母再要孩子，在我的记忆中就没有与父母谈论这一话题的画面。实际上，后来我从一位亲戚那里得知，怀上我就已经是一场意外了。
在特里莱赫的日子里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而现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是自已一人玩。父亲为了事业昼夜不停地工作，在上小学之前，我都没怎么见过他。那时候，邻居家有个男孩与我年龄相仿，我试着与他交好，但他似乎对我并不感兴趣。有一天，我打算对他施展魅力攻势，于是带着自己所有的玩具去他家玩，我像献祭一样把我的玩具展示给他看。后来，我父母发现这事后，把我数落了一番，并要求我把玩具拿回来。
儿时，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多，所以直到一起生活我们才开始相互了解。他过去常常对我讲关于战争、他的父亲和兄弟的故事，还有自己英勇救下母亲的那次经历。当时，他们正逃往印度，在过一条湍急的河时，母亲差点被水流卷跑。我被这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故事深深吸引住，我也能感受到他对那段过往、那些人和那些事的怀念。
为满足我对飞机模型日益增长的热爱，父亲有时会给我带三四个飞机模型回来。它们都是Airfix套装，每个盒子里装有很多小塑料零件，还有一管胶水和一份教你如何将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的说明书。我原来特喜欢制作这些模型。我按照说明给每个部分涂上相应的颜料，慢慢晾干后把它们粘和到一起。而这些早期精细的手工制作活儿为我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因为这项手工制作不但需要心灵手巧，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全身心投入。
这些多数是二战时期的飞机模型。在我8岁左右，我在我房间的天花板的椽子上用棉线绳挂了成百上千个飞机模型，每次模型做好后父亲都会帮我挂上去。我想象正在进行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战斗：在一次突击中，整个喷火龙中队和飓风中队俯冲向一堆德国轰炸机；我的火炬变成伦敦的地面探照灯，前前后后全面搜索敌军。我甚至创造出自己最喜爱的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德克，是皇家空军“英俊士兵”战斗机的王牌飞行员，他总能在最后漂亮地驾驶着梅塞施米特设计的“BF 109”战斗机出来。
我虽然乐在其中，但回想起那段时光时，多少还是感到有些孤独和伤感。对我来讲那是不寻常的童年，但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也没有完全意识到孤独的存在。我的父母总是争吵，但他们会把我支开。我清晰地记着在威尔士时的快乐，那是区别于现在的感受，现在的我虽然说不上不开心，但和那时的快乐相比，还是相差甚远。所以，每当暑假或是在其他时间回到威尔士时，我都会很开心，就像吃了一味强劲的补药似的。
年少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父母总是时不时争吵。现在想想，他俩都是意志力很强的人，所以他们当时可能有和其他所有年轻父母一样的焦虑。那时，争吵频频发生，空中穿梭着扔出去的器皿。母亲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关系也不算融洽，其实这也可以理解——在战后的英国，人们对种族的看法不一，跨种族婚姻肯定不会轻松。
我的爷爷是名印度军官，我父亲继承了他的严格和苛刻。他下班回到家，要是知道我有什么不端的行为或者犯了其他什么错，他就会对我说：“大卫，是时候收拾你了。”他可不是说说而已的。他那双治病救人的手就像武器一样对准我开打。我母亲的脾气也不好，他们虽然相爱，但磨合了好久才能好好相处。
在伍斯特住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搬到了曼彻斯特旁边的罗奇代尔（Rochdale）。这时，我父亲已经是骨科顾问医生，我们家也算得上中产阶级了。后来我去了奥尔德姆的一所文法学校。
在文法学校的日子并不开心，因为我不但要忍受许多种族评论，还要忍受老师的漠不关心。我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自生自灭，同时也泯灭着自己的学习潜力。我并不聪明，至少我从来没感到自己聪明，对我的一篇报告就说我注定会失败。没有人关心我，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种感觉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深知被漠视和遗弃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那些飞机模型的滋养下，我走上了飞行之路。我对英国皇家空军尤为感兴趣，于是参加了学校的“联合军训团（Combined Cadet Force，CCF）”。我还会刻意解开衬衫的第一颗扣子，想象自己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大摇大摆地走在校园里。
我法飞行事业开始于16岁那年在英国皇家空军做学员。在肯特的西莫灵（West Malling），一名二战战斗机飞行员教我驾驶滑翔机，他叫雷·罗伯茨。他告诉我，他曾驾驶着莱桑德（Lysander）在漆黑一片的法国领空中甩掉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追捕并成功突围。于是，他成了我心中的英雄。我先后取得了私人飞行员执照、商业飞行员执照和航线运输飞行执照。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的确为哈姆林喷气式飞机公司驾驶出自伦敦卢顿机场的“里尔45”长达十年。我至今还持有单发级别、多发级别、仪表级别、飞行教练级别以及直升机驾照。
青年时期的我对飞行充满了热情，着迷到想把它当作毕生的事业，但我父亲并不同意，他坚持让我申请上医学院，所以我选的A-level课程包括生物、物理和化学。他坚决认为我应该成为一名医生，有时还会把我赶上楼写作业，甚至坐在我旁边陪着我学习。有几次他给自己的病人做手术，我甚至把手臂彻底洗净，然后给他当助手，这在现在根本就是不允许的。但不可否认的是，那段经历还是很令我怀念的。虽然表面上我铁定要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了，但我还是有一个备份计划。我时刻关注着皇家海军直升机飞行员课程，以防以后当不成医生。
事情果然不尽如意。虽然我在A-level课程上不至于惨败，但成绩确实非常糟糕，去大学学医成了泡影。你可能认为这是我的潜意识心理策略——把成绩搞砸，这样就可以去开直升机了，但我的感觉真的很糟。
我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看着那可怜的成绩痛哭流涕，然后盘算着后面的路该怎么走。我在公园里来回踱着步，试图想明白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一路走来，我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但我真的表现出自己很想成为一名医生吗？我让老师感觉到自己其实很在意，并且迫切想要成功吗？如果他们认为我一直就是这么堕落，我为什么还要期待他们为我提供帮助呢？带着对自己的愤怒，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公园里走来走去，然后决定自己不能再像个傻瓜似的活着了。
回到家时，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我直接回到自己的房间，撕掉了物理课本。我要靠自己做到。我决定自学课程，然后参加补考。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努力学习。我并不是完全自学，后来一位叫亚历克斯·罗宾森的老师给我进行了额外的辅导。他是个很和蔼的人。
奇怪的是，这次危机成了缓和父母关系的润滑剂。我的进步使他们之间的争吵退居二线。考试来临之前，我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准备得也更加充分。这次我终于顺利考上圣安德鲁斯大学学医。
接下来的这三年苏格兰学习时光简直太精彩了。我们把它称为医疗训练的“临床前”阶段。大学生活让我大放异彩，那些少年时期的困恼和失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突然之间，我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我的初恋女友。我的社交生活非常忙碌。圣安德鲁斯是一个小地方，容易走动，所以一天里我总是在各种事情之间辗转，成了大忙人。
尽管当时我还没有发现“外科医生”终将成为我的职业，但我日益着迷于所学的一切科目。在医学院的第一年里，我们需要学习有关人体的知识，包括它是怎样工作的、各个部分如何组成一个整体、是什么让它运转起来（以及什么使它停止运转）等。擅长机械的我十分喜欢这个和机器一样运转着的身体。如果你恰到好处地保养它，给它加上正确的燃料，它就能很好地运转；反之，如果停止供给燃料、加错误的燃料或是对零部件的损坏置之不理，身体就会出问题。
解剖课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通过尸体来学习人体的各个部位。这听起来挺怪异，不过回想起来，我们全年其实就用了一具尸体——第一年，我们从一具尸体的头部和颈部开始学；第二年，我们开始学习另一个人的躯干部分；最后那年，我们开始在另一个人身上学习手臂和腿部。这让我对这三个身体都了如指掌。
我们中的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见尸体，最初多少会感到震惊和陌生。第一节课上，当看到一个尸体的手臂以奇怪的角度伸出时，我感到惊慌，以至于不禁笑了起来。这的确让人震惊，但是随后我便为自己这样而有些不好意思。
所有的学生都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适应了在死尸上动手。我们的确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而这也是训练的必要环节。有些人就适应不了，所以决定转向医学的其他方面，甚至因此而改行了。
我却一直坚持着。我意识到使用别人的身体来工作和学习来之不易。他们同意捐献自己的身体用于科学事业，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予他们最大的尊重，并尽可能地从他们的身体上学习到东西。我们现在用的尸体都是死后立刻被冰藏，用的时候再解冻的尸体，而在我学习的那个时候，尸体都是被浸泡在福尔马林中保存的。我从没见过保存尸体的地方，每次都是搬运工在课前把尸体给我们推来。我想那个地方一定是令人毛骨悚然的。
即便从医已经将近35年，我在病人身上切下第一刀的时候还是得下定决心，毕竟这是一个暴力的动作。但在那个时候，每当解剖的时候，我并不把他们看作“死人”，而是像对待机械一样去探索和检查。我随后学到了一个叫作“蛤壳”的步骤——把胸切开，像打开贝壳一样打开胸。这就像是打开了汽车的引擎盖，一旦打开引擎盖，就更容易找到哪里出了问题。但后来我才知道，为了让患者好起来而给患者做开胸手术和看到被子弹和被炮弹碎片贯穿而裂开或被摧毁的身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受。
在圣安德鲁斯的经历就像一部启示录。它短暂如泡沫，但我喜欢我在这里得到的一切。我有所成就，迎难而上，这对我来说是一番新奇的体验；我在智力和社交上都得到了开拓。一旦拥有这些，就不想失去。我甚至还差点因为烧了学校某处而赔付一笔不小的数目：我和挚友兼室友约翰尼·伍兹找来几个朋友举行派对，一根蜡烛点燃了窗帘，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宿舍区域。好在消防队赶到并扑灭了大火，但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自己也被严重烧伤了。之后，我被加大了吗啡的用量，当听到墙的那边有人在演奏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天堂阶梯》时，昏昏沉沉的我感觉自己正走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
我于1978年搬到了曼彻斯特。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的训练主要针对临床方面。与解剖学习和在死尸身上工作不同，我们开始学习检查病人身体，记录各种症状并最终做出相应的诊断。
临床训练的这几年我过得很开心。我喜欢和病人交谈，像对待朋友一样了解他们，而不仅仅将他们看作病患。但开始的时候也不容易。临床工作没几周后，我认识了一位女患者。那是我第一份外科工作。她特别美好，以至于我每天都期盼见到她，在她接受治疗的时候跟着她。她得了肺癌，需要进行肺部切除术。我们关系特别融洽，所以我问顾问医生，能否在她手术时陪在她的身边。
除了和我父亲一起做手术，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手术室，我兴奋极了。她平躺在手术台上，身上盖上了无菌布，而我则站在角落里入神地看着她的胸被切开一个大口子。顾问医生时不时地叫我过去近距离观看，前提是不可以碰任何东西，如果妨碍到他们工作，他们会叫我离开。
手术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我听到医生咒骂了一声，然后看到血液开始从病人的胸口涌出来，洒到地上。我惊呆了。手术室内的整体氛围立马就变得冰冷、没有人情味。惊慌占据着整个屋子，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他们让我离开，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得知那位女子死在了手术台上。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亲历自己熟识的人去世。
这段经历对我临床阶段的第一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失去了认识并有所了解的病人给我带来巨大的情绪压力，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顶得住。我开始翘课，逃避临床工作，结果没有通过期末病理学的考试，因为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在微生物学补考时，我并没有和主考官就细菌和病毒进行讨论，而是谈论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参加这个补考。在这20分钟里，除了回答了一个关于气性坏疽的简单问题，我一直在对他讲述自己心中的焦虑。神奇的是，我居然通过了补考。至于那个主考官为什么对我如此宽松，我一直不得而知，我猜他可能是预感到好事要来了。
临床训练的第二年更令我开心。我们在五个不同的临床科室各学习九个星期。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在赫尔学习产科的那九周了。作为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对那些持有资格的医生总是心存敬意，只能远远看着他们一丝不苟工作的身影。但是在赫尔，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高级驻院医生，她的名字叫卡洛琳·布鲁姆。她人很有趣，平易近人又落落大方，总能逗得病人开怀大笑。她让我看到了一名医生应该有的样子——我们不仅仅是看病历、检查病人身体，更应该像和其他人交往一样和他们交流和联络。她教了我很多医道，而这并不仅仅关于行医资格方面的准备和知识的学习，还关于与病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和幽默感。
在此期间，我们还学习了助产术。我自己就接生了27个婴儿，做了好几例外阴切开手术——在阴道的下端切一个小口来防止产妇会阴的严重撕裂。我发现我的左手和右手都能够进行外阴切开术的伤口缝合，这说明我可以双手通用，这个技能对我的外科生涯大有裨益。
年末，我们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我选择去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这些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去看看新加坡的樟宜监狱，我祖父在二战时便丧生于此；还想到缅甸的丹彪扎亚战争公墓，把父亲给我的花环献给安葬在此的他的兄弟赫伯特。这是一次精彩的旅行，除了医学，我还学到了很多其他方面的知识。
临床训练的最后一年十分艰难。除了常规的病房临床工作，晚上还需要学习到很晚，但付出终归是会有回报的。我的内科和儿科期末考试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曼彻斯特的这三年接近尾声时，我终于获得了资格，可以称自己医生了。但我要成为哪一种医生呢？
有的医生负责诊断和开药，有的医生则需要在诊断后为病人进行手术，为了表明两者的不同，有时会对内科和外科做出区分。外科的技术层面比诊断疑难杂症对我的吸引力更大，而且我能感觉到自己遗传了身为骨科医生的父亲那双灵巧的双手，但我仍没有完全选定外科。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要在手术上花费这么多的时间。
一旦获得了资格，那就开启了通往顾问医生的艰难旅程。所有人在成为顾问医生之前都会被称作“初级医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些非常资深和有经验的医生也被描述为“初级医生”。尝试成为顾问医生之前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住院医生或初级住院医生，然后是注册医生，最后是高级注册医生。我获得资格的时候，由注册医生和高级注册医生负责整个急诊的外科待命。如果他们不得不叫来顾问医生或初级医生进行大部分急诊手术，那这个阶段看起来就很失败了。20世纪80年代，外科手术耗时长，只要还没有崩溃，你的睡眠时间基本上就要被占用了。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开足马力，三个晚上里有两个晚上都要待命，而且工作时间长得荒唐。我们完全忽略欧洲工作时间指南，每周工作时长平均下来超过140个小时。你可能一晚上都在做手术，然后第二天再工作一整天，而这就是我们的常态。你还要准备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初级研究员考试（primary fellowship exam），这是我目前遇到过的最难的考试了，许多一流的外科医生都参加过两次、三次甚至四次考试。我也不例外，我考了四次才通过，目标只有一个——不停学习深造，沿着梯子一点点往上爬。
我还没为自己日后的工作选定一个领域。后来，我回到了曼彻斯特，在那里的皇家医院神经外科做住院医生。那里没有高级住院医生，而所有的注册医生都住在城外大约25英里的地方。一位叫皮特·斯坦沃思的注册医生认为，鉴于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他不得不从家开着他的那辆老牛似的车赶到医院，教我们这些初级住院医生一套争取时间的程序是个好主意。
在神经外科工作几周后，我们便开始学习如何做颅骨钻孔术，这项技术是为了在大脑出血时降压。那些头部受伤的患者往往伴有硬膜外血肿。硬脑膜是颅骨内面的双层膜，主要作用是保护大脑。颅骨最薄、骨质最脆的部位是耳前方的颧骨上方，它的下方便是脑膜中动脉。如果颅骨的这个部位受到重击，动脉就会出血并产生血凝块，进而压迫硬脑膜和大脑。人的大脑就像被装在密封的盒子（颅骨）里一样，唯一的出口位于颅骨处通向脊柱进入颈部的一个开口。这个出口包含着大脑中控制呼吸的那一部分，如果这里受到挤压，呼吸就会停止，病人随即死亡。但是，如果你在颅骨上钻孔直至硬脑膜，那么内部的压力就有了一个释放口，而压迫在大脑里的血液便可被释放。这可是救命的介入治疗。
现今，我们可以用电钻来操作，但在那个时候（甚至如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还用手动开颅钻，我们称之为哈德逊手钻（Hudson Brace）。它有两个钻头，一个叫穿孔器，另一个叫钻孔器。穿过骨头需要一些力量，所以操作者要支撑好自己，站的时候一条腿在前边，就像推动重物那样。病人的头部通常用夹子固定住，有时还需要一个同事用双手牢牢稳住头部。当穿孔器进入时，会打出一个V形的洞。接下来，你需要时不时停下来检查进入颅骨的深度，以防伤到大脑。你还需要用生理盐水冲掉血液。完成穿孔器的工作后，你就要用钻孔器来扩大刚才打的孔，从而使硬脑膜暴露出来。
在大脑创伤中，有两类出血。由于硬膜外血肿只会从硬脑膜外部对大脑产生压力，如果压力可以得到快速的释放，病人将会完全康复，因为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大脑损伤。而出血发生在硬脑膜下方——我们称之为硬膜下血肿——很可能是大脑实际受伤引起的，因此不会有那么好的预后。
那晚，我正和同事在初级医生食堂玩“太空侵略者”游戏时，接到通知说医院要收一位从威辛顿医院转来的病人。这位女士摔倒后颅骨破裂，意识水平大幅下降。因为威辛顿没有CT扫描机，所以要转诊到皇家医院的神经外科中心。我及时给注册医生皮特打电话，他告诉我先接收这个病人进行扫描。
这位患者大概在晚上9点的时候被送来。她的状态迅速恶化，开始出现“陈—施呼吸”——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呼吸状态，病人表现为呼吸断断续续，病人有时看起来好像完全停止了呼吸，这说明病人的中脑正受到压迫，并开始向脊柱压迫。麻醉师迅速为她的气管插上管子来帮助她呼吸。
我从急诊室推着她去做CT扫描。看扫瞄结果，我认为她体内存在大规模硬膜外血肿。一般这种肿胀呈一个特别的形状——硬膜外血肿呈凸起状，而硬膜下血肿因压力在硬脑膜下而呈凹面状。但这位患者的血肿太大，以至于我无法判断出它到底是什么形状。我又给皮特打电话，并告诉他患者的情况正在恶化。
“好的，”他说，“我已经教你怎样应对了，就这样做吧。”
我后颈的毛发都立了起来，毕竟我刚刚取得资格没几个月，做外科工作也才几周时间。我赶紧打电话给手术室的护士，告诉她打开神经外科手术室，我要做一台紧急颅骨钻孔手术。她让我等待，因为急诊团队和一位特意赶来的外科教授正在做肾移植手术。
我深知，多等一会儿就意味着这位病人会死。所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第一次决定为我的病人争取权利。我不会妥协，也不会被权威震慑到。
“我不在乎，”我说，“我需要急诊团队立即赶到手术室。”这就意味着，特意赶来的外科教授不得不等我完成后再进行他的手术。
突然，电话那边传来苏格兰口音的轻快声音。
“小伙子，你知道你在对谁讲话吗？”电话那边传来回应声，“你很幸运，我还没有开始手术，我会让他们下去找你。顺便给你个建议：冷静。”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作为医院里一名最初级的外科医生，我竟然得到了来自最资深医生的鼓励。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两个字会给我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也没想到日后它们时常在我的生活中回响。现在，尤其是在我紧张焦虑的时候，我的脑中便会响起：“冷静。”
挂下电话20分钟后，这位患者就被推到了手术室里。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实施或参与手术之前都会把手臂彻底洗净，然后带上口罩，穿上医用罩衣，但这一次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只戴上手术手套就开始手术了。像我这样年轻的医生做神经外科手术是很少见的，所以消息很快就在医院传开了，大家都过来看我手术，他们十分好奇我是如何开展手术的。我记着当时大约有20个人在那里看我手术，但有观众在场一点儿都没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颤抖着双手拿起了手术刀，然后小心切开患者的头部，分开脑外皮和头盖骨的内层组织，随后拿起穿孔器，调整好站姿后便开始钻孔，期待着血液顺利流出，从而消除血肿。但并没有血流出来。过了一会儿，带着一击而中的希望，我拿起钻孔器来扩大刚才打的孔。现在我已经可以看到硬脑膜了，它是白色的——这里没有出血，也没有硬膜外血肿。
我心想：天啊，我现在在做什么？
放射线技师俯身对我低语道：“大卫，大卫，在另一边。”
我这才发现自己钻错了边。
为了打消大难临头的感觉，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赶紧换到头部的另一边重复刚才的操作。
我在这一边同样没有发现硬膜外血肿，但在硬脑膜上看到了明显的淤青，这说明病人很可能存在硬膜下血肿，头部可能受了重伤。这可能不是由于动脉出血，而是大脑和硬脑膜之间发生的大量静脉出血造成的。看到一种青色/红色的胶状物，我便推测这是深色的静脉出血，而不是鲜红色的动脉物质。我赶紧对硬脑膜进行止血，然后再一次切口。最后，一股血液喷涌而出，我的裤子和鞋上都是血。这次我找对了位置。
没过几秒，病人情况便开始好转：刚才极高的血压开始下降，呼吸也开始恢复正常。我非常欣喜，然后又向后钻了一个孔，并用生理盐水将整个凝块冲洗掉。这时，皮特走进手术室，看我进行到了哪一步，然后便开始实施颅骨切除术——掀开一大块颅骨，暴露出大脑，然后止血。最后，我们俩共同完成了这台手术。
结束的那一刻，我感到欢欣鼓舞，那种感觉至今难忘。这是我这一阶段经历的两次顿悟中的第一次顿悟。从那一刻起，我便知道，我想做一名外科医生。外科手术中的一个简单动作就可以把病人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简直太令人兴奋了。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十分强劲的力量感。当我打电话说明谁的手术更紧急，并要求那位资深的教授推迟手术时，那是第一次发挥这种力量。但其实，更强大的应该是外科手术干预的力量，那种当你具备了某种必要的技能可以去挽救更多的生命或预防问题的发生时，及时采取措施救人迸发出的力量。
我深知，这就是我毕生追求的全部！
我同样也了解到果断的力量。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你经常需要快速且清晰地做出决定，而且有时，赌注关乎生死。但现在我知道，我具备果断行动必要的技能，它能支撑我和我的判断。这种力量也非常强大。
手术后，我非常兴奋和激动，直到凌晨1点，我才带着前所未有过的感受上床睡觉。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场对精神的洗礼。
一个小时后，我又被唤回为病人插上掉落的点滴针头。刚才还踌躇满志，俨然成了脑外科奇才的我，“砰”的一声又被打回到了地面。
我的第二次顿悟是几年之后的事了。我终于通过了学会的最终考试并成为皇家外科医生学会会员，我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带我去曼彻斯特吃晚餐并看场电影庆祝一下。那时候，我和父亲已经很亲近了。他对那部电影情有独钟，也想让我看一遍。正是我们一起看的那部电影对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战火屠城》讲的是发生在柬埔寨政府军和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之间的内战故事。一位名叫潘迪的柬埔寨记者兼翻译和美国记者辛尼·尚伯格被红色高棉逮捕后，潘迪向辛尼伸出援助之手。不久，在法国驻金边大使馆，所有外国人被疏散，潘迪被人尝试救出，因为此时所有受过教育的柬埔寨人都将被新政府的“零年”种族清理这一新政圈杀。然而，因没能顺利伪造出西方护照，潘迪被送去集中营，他在那里假装自己是文盲。在他逃跑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成千上万个被政府残杀的人的尸体。
历经了万千磨难，潘迪最后来到位于泰国和柬埔寨边界的红十字医院避难。影片的最后一幕定格在他和辛尼的重逢。辛尼希望潘迪可以原谅他。尽管他在成功撤离回到美国后曾跋山涉水试图找到潘迪，还写了成百上千封信找寻这位朋友，但他不得不同时追求自己的事业，而让潘迪处于危险之中对他的事业也是有好处的。“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辛尼，”潘迪说，“没什么。”
这部电影太吸引人了，到最后，我的情感完全沦陷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声不吭地陷入沉思，刚才电影里的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我记着当时父亲还问我还好吗。
第二天，我又去看了这部电影，它就像点燃火炬一样点燃了我的内心。它生动刻画了战争所带来的恐惧。从喜欢听父亲讲他在缅甸时的故事，到自己热衷于飞机模型的收集，都不难发现自己对战争这一话题很有兴趣。不仅如此，这部电影还展现了人世间爱和友情在面对无法想象的困难时所迸发出的强大力量。这些都与我的经历产成了强烈的共鸣。电影中有一个场景很令人难忘：潘迪平静却坚定地恳请狂热、残忍的红色高棉党放过他的那些来自西方的同事——这就是干预的力量，是一种通过减轻和疏散压力迸发的力量。还有一个发生在金边一所医院里的场景。那里的病人数量远远超过了医院的承载能力，一位医生一边处理弹片伤，一边抱怨血液供应量的不足——我很想成为那样的医生。我想成为一名人道主义医生，在形势严峻、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用我的知识和技能去干预并影响他人的生活。
这部电影还描述了那些无辜的人们如何备受摧残、任人摆布，令我感同身受。我去过那里，我知道实际情况是怎样的，这部电影就像是在讲述我的故事。而无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往往越是弱势群体越要吃尽苦头。
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它推动着我到战区工作，让我的外科技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就像在电影里所呈现的医院里那样。我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当然尽可能具备普通外科的所有知识最好不过，我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还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更多关于血管外科手术的知识，因为在危险的地方工作时，会遇到很多子弹和炸弹引起的伤残情况，因此学会止血尤为重要。
然而，我不能放下一切一走了之。从1985年到1992年，我一直奋斗在成为一名顾问医生的道路上。我知道，只有当自己成功了，我才能享受到追求自由和内心所想的喜悦。电影《战火屠城》的故事依旧不断在我脑海中闪现，它为我带来的星星之火愈燃愈烈，但让我犹豫不决的是，如果我现在就去国外工作，我将无法继续接受高级别的专业技能培训了。我还担心自己将无法回到当初的轨道上，因为顾问医生的工作机会对于我来说已越来越少。
我需要等待时机。我在利物浦得到了一个研究员职位，并尽量让自己以最短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然后，同样是在利物浦，我成了高级注册医生，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紧张的外科实践和学习。现在，我有权去查房，见识各种各样的病例和病人。我会按照手术安排做手术，但也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手术，然后把它们列入我的手术安排中。这样，我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为以后的工作扩充了知识储备。
在我担任研究员职位七年后，也就是1992年，我这名热情又带着理想主义的年轻外科医生终于成为顾问医生，并就职于伦敦查林十字医院。1993年岁末，我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