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完酒席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公司的绥芬河办事处报到，准备出国。然后我去市里买了个最大号的拉杆箱，因为要出国了嘛，肯定要装很多东西。我没想着带太多的衣服，但是把西服还有毕业证，三好学生证书都放进皮箱了，也不是为了面试，就是想着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母亲给我准备了厚厚的御寒棉衣和棉鞋，还把兔子皮也放在我的皮箱里，让我晚上睡觉凉的时候就铺在身子底下。还给我带了银头菜做的咸菜，是自己家种的，腌制的，还有咸鸭蛋，咸鹅蛋，一小包炒面，都是家里的土特产，因为母亲担心我在俄罗斯会挨饿，不过这次母亲的准备确实是“多余了”。特大号的皮箱，塞的满满的。
第二天，告别父母，我从齐齐哈尔坐火车去哈尔滨，然后在从哈尔滨坐火车去绥芬河。临走时，母亲再一次的哭了，这次她更加为我担心，因为这次是去俄罗斯，一个传说中的苦寒之地，异国他乡，所以母亲非常不放心。但是孩子大了，就不能老捆着，就像翅膀刚刚长硬的小鸟一样，要让它勇敢的去飞，去闯。
从哈尔滨到绥芬河我是坐的卧铺，之前都是买的硬座和无座的票，这次不同，是单位报销的，所以就买的卧铺票，正好也有票。
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个插曲。当时我坐在候车室里等车，望着人生百态，在那里多愁善感呢，然后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中间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先是和几个中年女子搭话，然后她们听他说了几句就赶紧走开了。之后这个中年男子开始在地上捡拾矿泉水瓶子，之后就坐在我旁边的空座上了。
我之前听他说话貌似思路挺清晰的，与他的穿着及其不符，很感兴趣，就主动和他搭起话来。他姓王，是牡丹江人，几个月前在朋友的介绍下，去北京赚大钱，但是不想竟然被骗进了传销窝点，他费劲心机，历尽艰辛才跑了出来，但是兜里的钱一分也没剩下，都被传销的坏人给搜走了。于是他或搭车，或步行，终于来到了哈尔滨，几个月下来，人已经非常消瘦了。他来到哈尔滨后，心灰意冷，甚至都想到了死，他来到江桥上，想跳下去淹死得了，但是转念一想，下面是冰啊!如果摔不死，还闹个残废，遭罪不说，还会给家人添麻烦，然后冷风一吹脑门，他也清醒了过来，就去救助站寻求帮助了。救助部门给他买了一张站票，他掏出车票，这张票和普通车票不一样，背面有很多文字，大概就是说，这个票是给需要救助的人员提供的免费票。
老王讲了很多往事，说他原来做过老板，甚至有过千万身家，后来遭遇不幸，几经变故，赔光了身家，目前定居在牡丹江市，在搞数字研究，就是买彩票。直到被骗进传销窝点前，都是生活很安逸的。我很敬佩他不甘堕落，没有被洗脑，来欺骗自己的亲朋好友进传销。而且自己一个人跑回哈尔滨，马上就要回到老家了。
他说他捡矿泉水瓶是为了换几个馒头吃。然后我挺可怜他的，就出去买了两瓶水，给了他一瓶，他说什么不要，让我退了，我说都买了，他说“要不这样，你真可怜我，我就去把这瓶水退了去换包烟抽”。得到我的同意后，他真的去换了一包最便宜的烟，就和我摆了摆手就走了，应该是去抽烟。后来我上车了，心里一阵不是滋味，想想这个人，真是不容易啊，自己也一定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要被骗进传销啊！
晚上躺在上铺久久不能入睡，俄罗斯对于自己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听着火车哐啷哐啷的声音，思考着自己的人生。我这个人很多愁善感，小的时候经常为家里的琐事犯愁，特别是父亲当保人，给村里的人贷款，最后被骗了7000元的时候，那时候7000元对于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尤其对于我这个还没怎么见过钱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那时候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父亲则整天哼着小曲，这也许就是，男愁唱女愁哭，老太太愁瞎嘟嘟吧。记得一次，父亲借酒消愁，对我说“大儿子，你爸我把天捅了个窟窿啊!”那次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哭，在我心里父亲从来都很坚强，在那之前，我从来不会相信男人会哭。
后来我又想念起李清雅，我们两个都是以学习为重的人，上学的时候没能向她表白，这会儿都毕业了，就更不可能在一起了。毕业那天，她也表示对我有好感，这就够了，所以只能心里默默的祝福彼此了。
再后来就憧憬着俄罗斯的工作和生活，希望能在俄罗斯多锻炼口语，等把口语练好了就回国工作，找个女朋友，没准可以找个俄罗斯女朋友，带回国，成家立业。最后想着想着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开进绥芬河站了。绥芬河是黑龙江省的边境口岸城市。城市是由于境内有河流“绥芬河”流经而得名。她是一个著名的边境贸易城市，主要是木材，矿产，日用百货等进出口贸易。我们单位就是从国外收购原木，然后进口回国来销售。
出了站，我打了个出租车，由于天很早，旁边也没看见电话亭，我又没有手机，就先找到个可以打电话的小卖店，拨打了提供给我的联系人的电话，要到了办事处员工宿舍地址。联系人叫晁哥，是这里的办事处经理。然后出租车又载着我按照地址去找。到了地方，司机要了我10块钱，把我卸下。其实我觉得蛮不值的，车子好像一共才走了500米!地址上写的是铁路职工宿舍3栋503。我找到503，就去敲门。我运用在学校时学习的敲门礼仪“咚咚咚”敲了三下，没人回复，又“咚咚咚”敲了三下，结果敲了个半天也没人开门。一个买馒头回来的大叔看见了，帮我使劲的敲了数下，还是没人开门，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上错楼了，一问大叔是不是3栋，大叔说“你傻呀，这个是1栋，3栋是那栋！”
我又颠颠的去了正确的地址，我这次真的是恼羞成怒了，被人家说傻，而且我的大皮箱真的是太沉了，还没到办事处的宿舍，竟然掉了一个轮子！真是“中国制造啊！”由于怒发冲冠，又担心里面的人听不见，我就像刚刚的大叔一样用尽全身力气“咣咣咣咣咣咣”的敲门，屋里面的人被惊的直说“敲什么敲啊！来了来了，大清早的！”我这才冷静下来，第一次来这边，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的！
门开了，是一个个子高高的30左右岁的人，我就赶紧礼貌的问候“你好晁哥！”那人瞥了我一眼说“我不是晁哥，晁哥在里面，进来吧”。那人转身离去，而我则费尽力气把硕大的箱子拖进屋子。
又从卧室出来个人，个子矮矮的，40岁的模样，长的像外国人。他向我走来，我想单位是和俄罗斯人做买卖的，这个人一定是个俄罗斯友人，为了展现我的口语，我赶紧站起来问候“Здравствуйте，меня…”还没等我说完，那人就说“别和我说俄语啊，我是晁哥”。“卧槽，是中国人，晁经理”我心里一阵嘀咕。然后晁哥瞥了眼我的箱子后，坐下来打开电脑，看起新闻来，显然他比较喜欢看NBA的新闻。
刚刚开门的人悄声说对晁哥“这人好像有点二！”虽然声不大，但是被我听的一清二楚。
后来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出来洗漱，和我打招呼，最又都把目光落在我的掉了一个轮子的大箱子上。屋里一共出来6个人。有晁哥，和晁哥媳妇，丁哥，就是刚刚给我开门的人、王哥，是主办会计、张姐，是出纳、蔡姐，也是会计。反正都比我大，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管我们这批来的翻译叫“小孩”。
然后大伙一起吃早饭。由于我上学的时候就专门训练过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把我所学习到的礼仪知识运用到了“极致”。他们呢，都很惊讶，晁哥媳妇说“哎呀妈呀，这个小孩太有意思了，太搞笑了！”虽然我不是很聪明，但是我依然从中了解到，这个是讽刺。所以我就开始收敛锋芒。哈哈哈，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太单纯了。
吃完早饭，去办事处。办事处在铁路联检大楼，就一间办公室，面积很小，四个工位，一台专门用来打印的电脑，一张长沙发，几个柜子。在那里我拿到了之前寄过来办签证的护照，还复印的邀请函。在办公室他们都各忙各的，没有人理我。我看见有一台电脑空着，就想着上个QQ，之前一直在家，没有电脑，就没上QQ，想打开看看，有没有人找我。我刚刚摸到鼠标，就听晁哥说，别碰那台电脑，是报关用的！然后晁哥出去了，还对张姐说“看着点！”，然后看了我一眼就走了。
我心里一阵不爽，我有什么可看的，又不会偷东西！张姐人很好，大概有24-25岁左右的样子，穿着深红色的羽绒服，里面搭配的蓝色的高领毛衣，黑色的紧身休闲裤，穿着黑色的高跟皮鞋，身材匀称，偏瘦，长相并不是那种非常漂亮的大美女，但是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显得很文静。张姐并没有看着我，她喜欢喝咖啡，还给我和王哥每人冲了一杯，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喝咖啡，感觉很香。
王哥人也很好，很客气，年龄和张姐差不多大，戴个眼镜，长相白皙，说话和气。还和我聊了一会儿，让我不至于尴尬。他对俄语很感兴趣，还向我请教了些俄语的知识。
蔡姐是个大美女，长得很漂亮，有气质，成熟丰满，她一般都不说话，不说话的时候看起来很严肃，但是笑起来很漂亮。
丁哥有27-28岁的样子，是技术人员，在这里等签证，早上和晁哥一起去火车站，看新到的几个车皮的木材。
下午呆着没意思，就用单位的座机联系到了“燕姐”，是我们一个预科部出来的，老家内蒙的，但是却是汉族人。在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很尊敬她。燕姐长我2岁，人长的很漂亮，平易近人，就是可能处在青春期尾声的缘故，脸上和脑门上有很多痘痘。
她在电话里告诉了我她工作的地址，我和张姐请了假，就按照地址打车去找她了。我找到了燕姐，是在一个商场里的一个柜台，卖皮草的，她大学没有读完就来绥芬河找工作了，在这里换过两次工作，基本都是在这个大厦里面做售货员。
我们学校很多人都是读了一半就来绥芬河或者满洲里，北京雅宝路去找工作了。有的是觉得上学无聊，想尽快上班，有的则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不得已选择辍学。
我和弟弟就差点中途辍学。那是在我上大二的时候，是寒假马上结束，第二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可是两个人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差1万多块钱没有凑齐。当天心里一直没底，因为爸妈都说没钱，可是也没有出去借钱，难到是让我们辍学吗？我当时都和母亲说了，让我弟弟一个人去，然后我去绥芬河找工作。说着说着，眼泪都下来了。
吃完下午饭，大概是3点多钟，天还没黑，然后有个亲戚来我家有事，我母亲便搭他的摩托车去的腰岗子村，是我老姑家，我老姑拿出了自己的“私房钱”，有2000元，都是绿色的50元一张的钞票。
然后母亲又去了她的娘家—红旗村，在大姨家，大姨说没有钱，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是很支持我和弟弟出去上学，他们觉得：1.是我和弟弟都是学习不好的人，上学也没用，“将来考不上，白瞎钱了！”2.是如果真的没找到工作，回家了，人又大了，钱也花光了，娶不上媳妇，将来就得打光棍了。他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毕竟我和弟弟在他们家住过一段时间，在他们面前也是不怎么爱学习的人。然后母亲又去的大舅家，大舅给拿了2000元，我大舅家我大姐给拿了2000元。
晚上母亲回到家，冻得瑟瑟发抖，双手颤抖着从兜子里掏出用塑料袋和布包裹的严严实实的钱。我和弟弟围坐在母亲身旁，心里不是滋味。父亲坐在炕里，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母亲说“一共借来6000块钱，在加上咱家开春的种地钱，正正好好10000块钱，你俩可千万对得起妈今天受的这个冻啊！”。
“那你们种地咋整啊？”我听说是动了种地的钱，心里一阵着急。
“没事，等开春儿了，看看托人去银行代点款。”母亲脸上笑着安慰我，但是我明显看出，母亲内心还是很担心的。
于是我在心里暗暗的发誓，将来一定找份好的工作，出人头地，不让他们看笑话，要对得起母亲今天受的冻。
就是我和弟弟的生活费就不是很充足。尽管如此，我记得那年暑假回来，我和弟弟还给家里省了300块钱回来，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见到燕姐了，燕姐很热情的迎接了我，让我感到很温暖。燕姐和我聊了些她在这边工作的事情。就是整天待在这里，站累了就坐着，老板来了就赶紧站起来。有时有俄罗斯人过来，能说上几句俄语，基本上是简单的几句俄语，也不会涉及很广。所以也没有太多锻炼口语的机会。工作还是比较无聊的。
靠到下班后，燕姐陪我去买了个新的皮箱，也是特大号的，然后我出的钱，我们在绥芬河的广场上合影，打印了照片。广场是绥芬河的中心，这里是商业区，所有商店的广告牌上都写的俄语，街上俄罗斯人特别多，都在商店里买东西，大包小包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商品对于他们来说都很便宜，买啥啥便宜，所以，每个俄罗斯人来中国，都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让他们给带这个，带那个的。
这里的建筑有很多是那种俄罗斯风格的，在配上满大街的俄文和俄罗斯人，给人一种异域风光的感觉。后来我们去找刘丹。她也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提前辍学的，俄文名字不记得了。刘丹很热情，人很好，和我是齐齐哈尔老乡。她唱歌很好听，记得刚刚开学的时候，大家都互相不认识。有一次我心情不是很好，晚自习很早就来到教室，刘丹看出来我心情不好，就给我唱了首周蕙的“约定”。当时确实挺感动的。
晚上刘丹请我们吃的火锅，火锅店的名字叫“七里香”。我当时很少去饭店吃饭，上学的时候，穷学生一个，基本没怎么去过饭店。记得第一次去饭店还是我弟弟听说长春市里有个自助火锅烧烤店，每人11元就可以吃肉吃到吐。我当时很兴奋，还有点不太相信呢，就和弟弟，吕云龙，还有寝室的两个人一起坐着公交车去的。那是第一次吃火锅，鸳鸯锅，可把我给辣坏了，我们吃了很多肉，由于是第一次吃火锅，自助餐里的食物品种繁多，让我挑花了眼，也不知道哪些东西是用来涮的，就往锅里下了很多不能涮的食物，南瓜饼、西瓜、点心等等，我记得很清楚，我往火锅里放了一条整个的鱿鱼，煮了一会儿就捞了出来，鱿鱼红红的，看起来很诱人，但是放在嘴里却怎么也嚼不烂，没吃过鱿鱼啊，又舍不得吐出来，于是我便硬给咽进去了，噎得我够呛，眼泪都下来了，看的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小姐姐用手捂着嘴哈哈大笑，笑呛了，噗的一口鱼丸吐到了地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怀疑那个鱿鱼是假的，是什么橡胶或者塑料做的。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去吃了一次，是吃的烧烤。但是我们几个又都不会考，不是糊了，就是没熟的，但是我们还是照吃不误，在学校里能吃到几次肉啊，也舍不得花钱吃肉，所以来这里了，就狠命的吃肉，往吐了吃。后来我们几个再去，服务员说没位置了，但是我明明看见里面还有好几个空座位。服务员说被预定了，眼睛里闪烁了惊慌。可能是觉得我们太能吃了吧。那两次去吃自助餐的经历很难忘，到现在还记得.......
晚饭我们聊了很多，很开心，还说起了我和清雅的事情。她们也都觉得挺可惜的，不过已经过去了，还劝我想开些，努力工作，以后找个理想的女孩子。我们还约定好，等我出国回来，开工资了，就请她们再次相约“七里香”。
回到单位的宿舍楼，他们有的在看电视，有的在玩电脑。每个人都穿着睡衣。在东北，外面很冷，但是屋里有暖气，很热，要穿单衣服才行，有的人甚至光着膀子都觉得热，实在没办法，就敞开窗户放热气。
张姐也穿着睡衣，白底点缀着红色的花纹，宽松的睡衣却包裹不住曼妙的身姿，我是第一次看见女人穿睡衣，那种美感是牛仔裤，紧身衣是不能比的，衣襟飘飘，就像个飞来飞去的蝴蝶，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啊。我睡在男生的屋子里，里面有三张床，我们三个男的睡在里面。白天折腾了一天很累，晚饭还喝的啤酒，一会儿就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