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元问题
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二十一日，太宗正式即位，当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改元太平兴国元年。新皇帝即位这一年，如果这个皇帝不是用非常手段得到帝位的，从来是继续沿用原有的年号，第二年才改元，这是自古以来的惯例。按理说，八天以后就能改元，而太宗却故意不等逾年在年底就改元，这实在使人无法理解。对此，后世议论纷纷。明代刘定之的《宋史笔断》认为，这正是太宗诛兄篡位的不打自招，而把年号称为“兴国太平之世”，这等于明确宣布自己是创业君主，远远超过太祖。对于太宗不逾年而改元的问题，《宋史·太宗本纪》的论赞中说，这是一件“后世不能无议”的事。《长编》则指出，这“与常例不同”。南宋时候，朱熹的学生也提出了这一问题，朱熹则回答说，这是由于开国之初，人才缺乏，通晓古今、又敢于直谏的人不多之故。
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使人满意。诚然，当时宋朝的国家制度还属于初创时期，但当年改元乃是常例所没有的，这一点，对于太宗也好，他的大臣们也好，似乎是应该知道的。特别是在年底，故意采取改元的行动，它的背后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件。当然，具体是什么事则不得而知。但是，太宗晚年在回顾自己二十年的统治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即位之始，览前王令典，睹五代弊政，以其习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别作朝廷法度。于是远近腾口，咸以为非。至于二三大臣，皆旧德耆年，亦不能无异。朕执手坚固，靡与动摇，昼夜孜孜，勤行不怠。
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对于太宗的自立与改革，遭到不少非议和责难。为了平息舆论，实施改革，太宗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有必要表示坚决而明确的态度。事实上，就在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二年，太宗就接连不断地采取一系列政策，打击反对派。正如刘定之所说的，“不逾年而改元”这件事，表明了太宗决心改革的坚强意志。
二、清除反对派
太宗闪电般地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如前所述，在当时宫廷内部，皇位的继承者还有他的异母弟秦王廷美和太祖的两个儿子德昭、德芳。照规定，太宗以后，这三个人将依次继承下去。因此，对太宗来说，这三人是威胁他及其子孙帝位的危险人物。即位不久，太宗就相继把他们一个个地清除掉。
首先被清除的是太祖的次子德昭。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德昭跟随太宗征讨契丹。有一天夜里，军中突然不知太宗的去向，有人谋划立德昭为帝。但是不久，就知道了太宗的下落，立德昭为帝的事也就没有再提起。后来，太宗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由于这次北征最后以失败告终，撤退回朝后，过了很久也没有对前一次讨平北汉论功行赏，将士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德昭为这件事向太宗进言，请求早日行赏。太宗听了大怒，大声训斥道：“待汝自为之（译者按：指天子），赏未晚也。”德昭惶恐不安地回到寝宫，关起门来用削水果的刀自刎而死。这是根据《涑水记闻》的记述，而按照国史德昭本传的说法，德昭是因为爱吃肥猪肉而得病死的。
德昭死后不久，太平兴国六年三月，太祖的第四子德芳在二十三岁正当青春之时，也因病逝世，只剩下廷美一人。第二年，有人告发廷美勾结宰相卢多逊妄图谋夺帝位，被贬逐出朝廷，流放到边远地区。雍熙元年（９８４），廷美在流放的地方病死。同时被告发的卢多逊，是科举出身的新官僚，曾经深得太祖信任。在太祖晚年，他代替赵普当了宰相，与太宗有矛盾。当卢多逊的政敌、因失去太祖信任被贬到地方的赵普，重新被召回朝廷，再次担任宰相后，就谋取被卢多逊夺走的一切。在太宗和赵普制造了“金匮预盟”的谎言，使太宗的帝位继承成为合法的同时，卢多逊被戴上拥立廷美的罪名，罢去了宰相的职务，流放到岭外。廷美大狱的导火线，完全是太宗培植起来的曾经在晋邸任职的一批官僚点燃的。在这次事件中，凡是与廷美有点关系的人都被放逐。至此，反对太宗一派的大小官僚被一扫而光。另一方面，太宗把元老赵普召回朝廷，利用他驱逐卢多逊一派。太平兴国八年，当廷美一案结束后，赵普也立即被罢去宰相的职务，到地方上去出任武胜节度使。
于是，有力的帝位竞争者被扫除干净，威胁太宗的人已经不再存在。太宗以后，帝位由他的亲子真宗继承。整个北宋，皇位都由太宗的子孙代代相传，而太祖的子孙都被撵走，不得闻名于世。但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没有儿子，太宗系统的一族后裔在北宋灭亡时，都被女真掳掠到了金国，只好由太祖系统的孝宗（德芳的第六代孙）为皇位继承人。而南宋第四代皇帝宁宗的继承人理宗是德昭的第九代孙，接替理宗的度宗是太祖的第十一代孙。这样，从南宋第二代皇帝开始，帝位一直由太祖的子孙继承，太宗系统到此中断。世人认为，这一皇位继承，是由于太宗不听太后的遗言，没有让太祖之子继承帝位的报应。下面是两宋帝位世系表（—⑨是北宋帝位继承次序，（１）—（９）是南宋帝位继承次序）。
三、军阀的解体
太宗即位之初，再三宣称自己将继承太祖的遗业。确实，在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君主独裁体制等大的方针政策方面，太宗与太祖相比，是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如上所述，太宗的即位是一次小的政变，“不逾年而改元”就已向内外表示了他不寻常的决心。在即位的第二年，就急忙采取打击异己的各种政策，这和太祖多少是背道而驰的。除此之外，在对军阀实行控制政策这一点上，太宗也与太祖不同。太祖对军阀的权力是抑制的，但准许守卫边境的武将长期驻守在那里，在经济上还给与优惠和特权。但是，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正月，太宗发布诏令，一律禁止军阀营利：“自今不得因乘传出入，赍轻货，邀厚利。并不得令人于诸处回图，与民争利。有不如诏者，州县长吏以名奏闻。”这一诏令，实际上是太宗上台后实行的第一项措施。它表明，在独裁君主统治下，不允许任何人享有特权。这是太宗在经过充分考虑后作出的决定，但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造成边防松弛，后世对它的评价大多持否定态度。
太宗在即位之初急急忙忙地实施这一政策的背景，也有要抑制那些曾经为太祖所信任的武将们的意图。例如，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太宗把安远节度使向拱、武胜节度使张永德、横海节度使张美、镇宁节度使刘廷让等召回朝廷，解除了他们的节度使职务。张永德、张美是后周以来的功臣宿将，一直受到太祖的特别优待，刘廷让曾经是与太祖结拜的义社十兄弟成员。接着，同年闰七月，太祖义社十兄弟中的另一名成员李继勋也以生病的理由被免官。由此可见，曾经是太祖同僚的将领，几乎都从第一线上被撤换下来。
太宗实施的第二项政策措施，是在同年八月，废除藩镇的支郡。唐末以来，藩镇的领地遍及数州，以后，藩镇治所所在州称为府州，其他州称支郡，支郡的民政、财政权统归藩镇掌握。太祖平定湖南的时候，把潭州、朗州等州作为中央的直属州，朝廷派遣中央官员到这些州担任知州、通判，这些州的地方长官直接向朝廷汇报行政事务。后来，又使禁军屯驻的大县亦直属中央，重要的军事据点三泉县（在陕西境内）就是其中一例。这样，节度使领有的土地，只剩下一州，即治所所在的州，其他的支郡都由中央直接管辖。结果，全国有三十多个州直属中央，“天下节镇无复领支郡者矣”。 对节度使掌管的州郡，朝廷也派去了知州、通判，把行政、财政大权收归中央，节度使的权力逐渐丧失殆尽，最后，只不过是徒有空名而已。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次废止节度使支郡的事，是与赵普相关的一件事引起的。太宗即位初期，有个名叫高保寅的人，做了怀州知州，怀州隶属河阳，当时，赵普为河阳节度使。高保寅原来与赵普的关系一直不好，经常受到赵普的压制打击，心里愤愤不平。他被任命为怀州知州不久，就向太宗上疏，请求废除藩镇领支郡的制度，允许怀州直属中央，州的长官可不经过节度使直接向天子上疏奏事，太宗欣然同意。怀州如此做了，其他各州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样，推而广之，在全国渐次全面地实行了节度使不领支郡的新制度。
四、扩大科举取士
太祖统治的时候，常常利用节度使去世、调任或退休的机会，派遣文臣代替节度使的职务。另外，还让文官代替武臣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太祖曾对赵普说：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然而，要这样做，在刚刚经历了五代武臣专横跋扈的当时，则有很多困难，而最主要的是无法及时地提供足够数量的文官。不要说用文官代替武臣，就是由中央向各地派遣地方官时，尚且存在没有合适的人员可派的情况。经过太祖十几年的统治，国家基本统一，宋朝的领土成倍地扩大，文官的需要量越来越大。于是，太宗采取扩大科举取士的措施，以满足需要。
从隋代开始的用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即使在混乱的五代时期也未中断，一直继续到宋初。但在科举考试中，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作弊行为，而向考官赠送金钱财物进行贿赂则成了公开的秘密。因此，出现了富家子弟都能中举的不正常的现象。宋初，大致每年举行一次科举。太祖特别憎恶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采取各种措施，予以严厉打击，极力使出身贫苦的人比贵族子弟有更多的及第机会。但是，当时取士人数不多，太祖一朝平均每年考中进士科的仅九人，只有盛唐的一半，比五代时平均每年十六点六人也要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太祖对科举取士采取严格选择方针的缘故。另外，按照宋代人的说法，当时开国之初，存有五代尚武遗风，人们不重视学问，士大夫也并不热衷于入仕做官，这也是宋初开科取士很难罗致到人才的原因之一。值得肯定的是，太祖在科举制度上建立了一大功绩，即首创了殿试的方法。为了防止唐末以来科举考试中的舞弊行为，特别是由于当时省试（中央礼部考试）中出现评判不公正、举子们常常要求重新考试的情况，太祖于开宝八年（９７５），召集省试合格者，亲自对他们进行复试，这就是殿试的开始。最初的殿试只是改正省试中不正确的评定，太祖本人并不期待殿试能起到支持独裁体制的作用。
但是，一到太宗继位以后，太平兴国二年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单是进士科及第者就一下子增加到一百零九人。大臣中有人以“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为理由加以反对，但没有为太宗采纳。以后，每次科举取士的人数还要多。淳化三年（９９２），太宗在位时的最后一次科举，进士科取士三百五十三人，加上诸科所取，总数超过一千一百人。太祖时，平均每年取士只有九人，而太宗朝上升到平均每年五十人。真宗以后，取士人数进一步增加，平均每年取士七十八人，到仁宗时，平均每年的取士人数剧增到一百十三人。另外，太祖时一般授予进士第一名状元以司寇参军的职务，属于州的属官。而太宗时，对少数名列前茅的进士予以优待，任命为通判。还有，对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者，授予“特奏名进士”，承认其有进士及第的身份。据说，太宗这样大量地增加进士录取名额，是由于推行文治政策必须培养大批文臣而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而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收揽和笼络全国知识分子的一项策略。为此，太宗在每次殿试后，又亲自举行唱名赐第、赐诗、赐宴等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使及第者感激天子的恩德，成为誓死效忠朝廷的可靠官僚，从而达到加强皇帝权力、巩固统治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举行殿试的不是太祖，而是太宗。总之，在科举方面，太宗进行了很多改革。有一次，太宗对侍从们说：“朕欲博求俊义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一方针后来被继承下来，但是，由此在北宋中期以后，官僚队伍的数量急剧膨胀，以致出现了过剩，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这是太宗所始料不及的。
五、宋代的四部大书
扩大科举取士的同时，太宗在文化政策方面，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其中，在太宗朝完成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和接着在真宗时编纂的《册府元龟》一千卷，合称为宋代四部大书，是宋初文化事业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成就。这一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开始于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太平兴国二年。最早着手的是《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是在这一年的三月同时开始的。
《太平御览》是一部类书，属于具有中国风格的百科全书式的图书，从前代一千几百种书中选出有关记载加以编辑而成。原来称作《太平总类》，书完成后，进呈给太宗，太宗用了一年的时间读了一遍，因此改名《太平御览》。此书数量多达一千卷，担任编纂工作的只有以李昉为首的十几个人。由于参加编纂的官员还担任别的职务，不能专心一意地做这件事，实际的编纂工作似乎是以吴淑、吴文仲、汤悦、王克贞四人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四名编纂官中，有徐铉、张洎等七名南唐旧臣，特别是担任实际工作的吴淑等四人，全都出生于南唐。从中也可以看出太宗进行这一编纂事业的意图，对此，下面再加以叙述。由于该书篇幅很大，编纂需要相当时间，五年以后，即太平兴国七年全书才完成。
《太平广记》收集了从汉代到五代的四百七十五种书籍中的小说、故事，是汇集五代以前的小说、故事的宝库，也是了解中国古代、中古时代社会风俗所不可缺少的书籍。此书的编纂人员是以李昉为首的编纂《太平御览》的原套班子，其中吴淑与吴文仲出力最多。由于《太平广记》的篇幅比较小，卷数只有《太平御览》的一半，编纂比较容易，在第三年八月就完成了。
《文苑英华》是汇集从南北朝时候的梁末开始的一部隋唐时代的诗文总集，上接梁昭明太子的《文选》，全书依照《文选》的分类方法，分为三十七类，收录诗文一万九千余篇，其中唐代作品占百分之九十。该书所收的诗文集大多已经散失，仅仅靠这本书才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它成为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文苑英华》的编纂是在《太平御览》完成以后的太平兴国七年开始的，四年后，雍熙三年（９８６）完成。编纂官中除了担任编纂《太平御览》的李昉等七人外，还增加了宋白、王旦等一批新人。这些新参加的人，大多是宋朝建国以后考取进士的文人官僚，这也可以说是表示广泛吸收知识分子到朝廷服务的意思。
最后编纂的是真宗时完成的《册府元龟》，这是一部从上古到五代的史籍中选择有关记载，加以分类编排的史料书。太宗本来是想在完成上述三部大书编纂后，接着继续编修这部书的，但考虑到，由于连续不断地工作，编修的官员十分辛苦，所以没有立即着手进行。真宗继承太宗的遗志，完成了这一工作，前后共花了八年时间。以王钦若、杨亿为首的十几名大臣参加了这一工作。编修官中以王、杨为代表，有半数出生于江南。在编纂《册府元龟》时，不采用可靠性较差的野史笔记，主要根据正史中的材料，所以，它是补正现存的南北朝及其以前的正史的珍贵历史文献。如前所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旧五代史》所缺少的《梁太祖本纪》部分，就是根据《册府元龟》补入的。
六、大规模编纂事业的意图
那么，从太宗开始的这一大规模的图书编纂工作的意图是什么呢？对此，很早就有人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最初持这种看法的是南宋的王明清，他在所著的《挥麈后录》（卷一）中说：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
据此，这一大规模的图书编纂事业，主要是为了转移新征服的南方各国的文人学士对宋朝的不满，使他们在优越的条件下，埋头编书，去掉那种失意愤恨的情绪。在王明清之后，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中，也有类似的看法。明清时代继承了这一说法，清高宗乾隆皇帝也认为，宋太宗躬亲力行，集中文人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以塞朝野私议。另外，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引用了王明清的说法。只有《宋四大书考》的作者郭伯恭，反对这一从宋代以来的看法，认为太宗使人编集群书，只不过是为了使自己获得一个崇尚文化的天子的美名，起用南唐旧臣，也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具有文学才能，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更加深刻的意义。
事情难道真如郭伯恭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吗？显然不是。事实上，连郭氏本人也无法否定许多前人的说法，太宗开展这项工作确有笼络南唐知识分子的意图。例如，编纂官之一的徐铉，在南唐时，担任吏部尚书的要职，是精通文字学的著名学者。他所校订的《说文解字》闻名于后世，另外还撰有其他多种著作。他曾受太宗之命编撰《江南录》，书的末尾写道：“历数有尽，天命有归”。太宗对他的说法很不满意。但是，这与其是说徐铉对宋朝并不完全顺从，还不如说他作为南唐的杰出文人在文化方面流露出的一种自豪感。所以，如果让他们脱离政治，从事文化事业的话，他们对新朝的不满是会慢慢消除的，从中朝廷也能获得崇尚文化的美名。这样的考虑，太宗肯定是有的。一般说来，中国历代王朝，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的皇帝，往往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如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新义》、明永乐帝时编修《永乐大典》、清代康熙皇帝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例子。这些帝王往往以此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的文治国家的继承者，同时又可以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