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禅书：长生不老的讽刺
权力的背面
《史记》写了约三千年的历史，不过司马迁不单单要记录历史，还要对历史进行解释、评断，即“成一家之言”。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断，有些相对容易，有些则要面临挑战——其中一个困难是要评断当代的事件。《史记》从开天辟地写起，一直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非此则不能算是真正的通史。换句话说，“通古今之变”的“通”，最后要表现为利用过去来认知现在。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尤其是他所处的正是汉武帝时代。
汉武帝作为皇帝所握有的权力，跟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相比，不可以道里计。况且，汉武帝的个性和父亲汉景帝不一样，更不用说祖父汉文帝了。汉文帝时，汉代开始形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指导原则，叫“黄老无为之学”。它要让人民摆脱战国时代以来几乎没有停止过的战争状态，获得休息，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力。《史记》格外强调汉文帝节俭爱民、爱惜民力，他的后妃也都非常节俭，不轻易动用国家的财力。经过了文景两代，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国家也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支撑皇帝想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武帝一改文帝、景帝的做法，变成了一位不断对内对外扩张的一种新形态的统治者。抱持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明显对权力有一种饥渴——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与一般人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臣民的生杀予夺也越来越绝对。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个性有第一手的接触。李陵事件中，司马迁一度性命不保，但为了完成《史记》，他接受宫刑，苟活下来，进宫服务汉武帝。换句话说，我们可能很难找到比司马迁更了解汉武帝个性的人，而在对汉武帝的权力及其恐怖性的认知方面，司马迁恐怕也仍然排在前列——比他进一步体会到汉武帝权力之可怕的人，大概都已经死在刀下了。
要评判尧舜那种古远的君王很容易，要评断做生意的凡夫俗子也相对容易，但困难的是去评断当前直接压在你面前的这个统治者。司马迁清楚地了解汉武帝的个性，又直接受到这个权力的可怕威胁，但依然没有放弃。当他要写历史的时候，仍然要写汉武帝、要坚持自己的做法，这就变成一件不可思议的、值得我们佩服的事情。他不会放弃一个史家要“成一家之言”的基本动机与野心，在本纪最后一篇写到《今上本纪》，但是这篇文章直接犯了忌讳，最晚到东汉时就已经消失，今天自然更是看不到了。
然而，即使没有《今上本纪》，我们仍然可以在《史记》里找到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断，即在“书”这个特别体例中的奇文——《封禅书》。
父亲的遗命
《封禅书》至少有两个背景需要仔细说明。
其一，历史是什么，史官、史书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非常重视历史，在象形文字里，它是手拿着笔写字的形象，即“史”的根本意义在于用文字记录事物。这带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东西值得被记录下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追溯了自己的家世，一个有几百年传统的史官家族，然而直到汉代，史官所执掌的工作也不完全是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记录或者历史探究。他最重要的工作叫作“星历占算之间”。汉代太史官首要的工作不是记录皇帝做什么，朝廷发生什么事情，更不是记录整个时代或社会中哪些重要人物在做哪些重要事情。他最关键的工作是订定历算，即观察天文。从历算延伸下来还有卜算，即占卜凶吉。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致可以说，“史”最初有介于神人之际，或者是把神人沟通的讯息记录下来的背景。
这一背景显然要追溯到商代。商代是一个鬼影幢幢的时代，用张光直教授的说法，商人深信他们的世界是一个连续性的世界，即活人的世界与死人的世界没有绝对的断裂，人死之后就变成了魂灵，仍然可以随时介入活人的生活，活人也随时可以去请教死掉的祖先，询问在现实中如何做会活得更好。所以，活人的世界与超验的世界，即包括众神的自然以及由逝者灵魂构成的领域，有很多可以沟通的途径，而负责沟通的人就是巫。中国的文字起源于甲骨文，刻在卜甲或者卜骨上的文字。换句话说，文字的出现就是因为要记录占卜的内容。巫祝向另外一个世界的祖先、神灵询问：明天会下雨吗？今年会丰收吗？如果要打仗，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如果要渡河，什么时候才是适当的时机？如果要去打猎，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要把结果记录下来以备日后查验，显然就需要文字。中国文字最早的执掌者就称为“史”，他们最早记录的是人与神鬼之间的沟通。在这个传统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直到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仍然要负责星历卜算。
不过，史的工作不只有星历卜算。这里涉及从商到周的巨大变化。传统上商周被当作彼此相连的两个朝代，但今天从考古器物重新检验文献，有越来越清楚的证据显示，商文化与周文化大不相同。依据张光直教授的观点，最大的不同是商人的连续性世界观变成了周人不连续的世界观，即活人的世界与想象中的世界，不管是自然山川中的万物之灵，还是祖先灵魂、神鬼，都是彻底绝隔开来的。因此，周人文化中就特别强调现世，强调在这个体系中累积经验，归纳原则，从而找到人的智慧。人间的智慧只能在人间寻找，是周人非常特别的底蕴，后来也变成了中国历史的根本精神之一。
商到周，一切事物都反映着从注重鬼神转变为注重人世。商代青铜器上都有非常华丽的纹饰，一般都与动物密切相关。青铜器通常是炊煮之具，在煮东西把水烧开时，水气不断地往上升，这样的现象让商人相信，这个鼎是现实世界与想象中的神鬼世界直接沟通的工具。因此，商人看重这些器具，发展出非常复杂的铸造方法，又在上面做了华丽的纹饰。这些纹饰基本上是以真实或想象的动物为主题，因为商人相信动物能帮助人沟通不同的世界。周人虽然承袭商人铸造青铜器的技术和器物模样，但是改变了青铜器的意义与功能。最重要的改变是纹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不重要。换句话说，周人已经不再相信纹饰所产生的神圣力量。
此外，商代青铜器上面会有族徽，即又像图画又像文字的一种图案。但是周人之后的青铜器上开始刻蚀铭文。商人相信青铜器可以沟通不同世界，可是周人看重它是因为它可以长远流传。他们的铭文有一个经常出现的结语，叫作“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不仅表示青铜器可以当作世代传承的宝物，更重要的是要告诫子孙遵照上面的文字。这些铭文是人与人之间的许诺、和约。因此，周人如果有封建仪式，就必须要铸鼎以示契约——一个永久的契约要用可以永久留传的青铜器与金文让后人永远不忘。
因此，从商到周，史官虽保留了同样的职责，即记录重要事情，可是重要事情的定义剧烈变化了。于是，一直到汉代，史官的工作都还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有一部分来自商代的神鬼世界，要观察天文，计算历算，甚至去预卜吉凶；另一部分则来自周人对现世的强调，要记录人与人的交接、许诺，不同亲族如何建构秩序、规范行为。越往后，人世记录的部分越重要，星历卜算则逐渐挪到其他官职上去了。太史公的时代，史官仍然具备这样的双重职责，不过司马迁的选择是记录人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认为那才是史官应该首先承担的职责。
《封禅书》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讲汉武帝时代兴盛的各种怪力乱神，但又不是一般民间的迷信，而是只有皇帝才有资格的封禅。汉武帝相信封禅可以使人不死，因而才有相关的事情。这些材料基本上就在史官司马迁的执掌下，许多事情要去问他的意见，他自己也要参与到讨论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要感谢司马迁的勇气，还要感谢当时史官职责的暧昧性。封禅的细节本来牵扯到汉武帝个人最私密的恐惧以及信仰，司马迁却得以看到并把它记录下来。
另一个背景是父亲司马谈教给他的使命。司马氏世为典史，到了司马谈这一代，他想把家族保管的历史完完整整写下来，但来不及写，于是要司马迁把它写下来。司马谈作为史官，最大的遗憾是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竟然没有带他。从《太史公自序》的相关记载来看，大概可以认定司马谈是彻底肯定封禅的作用的，他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历史大事，所以才会抱憾而终——作为史官，皇帝竟然漏了他。司马迁承继了父亲对于封禅的重视，于是把封禅的重要性，以及应该从何种角度理解封禅写在《封禅书》里。这里显现出来的意义恐怕与司马谈的认知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一脉相承的是，司马迁做到了他的许诺，真正写出汉武帝这一朝封禅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对汉武帝和朝廷产生了何种重大作用。
汉武帝的“不死之路”
“书”的基本性质是制度史，所以文章开头，司马迁把封禅制度的来龙去脉做了整理，可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司马迁在此强调了两件事情：第一，封禅不是拥有长远传统的制度；第二，封禅的形成与秦始皇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在讲封禅来历时，大部分都是讲秦始皇为了封禅，进行了种种荒谬的作为，在此之后则讲到了汉代，快速提了一下文帝和景帝。文帝部分从头到尾其实只讲一个人，就是赵人新垣平。后来文帝发现他那些封禅的说法都是假的，便“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不管这些东西了。换句话说，文帝与封禅只发生过间接关系。景帝部分也只有短短几句话，叫作“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即行礼如仪，照着原来做就是了。
然而，“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封禅书》篇幅最长的一段其实是在讲汉武帝如何一步一步走上封禅这条路。因此，虽然本篇被归在制度史的“书”中，但是实质上它的内容，尤其是中间这部分，是理解两千年前汉武帝个人心理的绝佳资料——司马迁用非常细腻的笔法描写武帝身边的方士和他的回应——在所有的资料里面，恐怕只有《封禅书》能够提供这些。
从这里开始，《封禅书》进入真正的重点，精彩得不得了。
司马迁先写女子神君，“闻其言，不见其人”。你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可是找不到她在哪里，因此大家都吓得不得了。后来这个女人现身，在汉武帝面前解释说，“你们只听到我的声音但看不到我的人，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不会死，而为什么我不会死？因为我曾经参与过封禅。”这一段是司马迁的特别安排。他让神君在封禅故事中首先登场，从而告诉我们，封禅在汉武帝这一朝至关重要。对皇帝来说，它与“不死”结合在一起。
汉武帝如此热衷于封禅，是为了长生不老，这是他追求权力的终极目标。一切现世权力，在死亡面前便失去了所有意义，所以越是有权力的人就越怕死。《封禅书》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汉武帝的，表达了司马迁的基本看法。他不是用抽象的方式简单地讲，汉武帝是一个怕死的人，为了长生不老，做了一些如何荒谬的事情，而是一段一段地铺陈，讲哪些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接近汉武帝，告诉汉武帝他们会什么，最重要的是让汉武帝认为，他们可以帮助皇帝不死。
《封禅书》里写到很多方术之士，例如说李少君。他自称七十岁，能够运用神力驱使不同的事物，更重要的是不会死。少君曾经与武安侯一起喝酒，座上有一位九十来岁的老人，年寿之高，被视为奇迹。李少君突然口出奇言，说：“我还记得我与你祖父一起去游射的地方，那个时候你祖父喜欢到哪里去游玩，会在哪里射箭。”这个九十来岁的老人在孩童时的确与祖父去过那里，一听的确如此。这个老人已经九十来岁了，竟然有人不仅认识他祖父，还认得他祖父喜欢去的地方，于是李少君被引荐给汉武帝。汉武帝收藏有古代铜器，就拿它来问少君，少君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摆在柏寝的东西。大家把那个铜器拿来，看后面的铭刻，果真是齐桓公时代，都觉得非常神奇，认为李少君已经活了几百岁了，是神。
李少君告诉汉武帝，如果你好好祭拜对的神祇，丹砂可以变成黄金，做成器皿吃东西，就可以活得很长，见到蓬莱仙岛的仙人，看到仙人就有资格封禅，封了禅就可以不死，变成黄帝。这是一套非常精巧的骗术，它的技巧在于给你一个极端的梦想，即长生不死，同时也给你一个现在就可入手的任务——不必经历一个不可想象的飞跃，而是开始认真祈祷，一步一步地做，将来有一天到那个终点，就可以长生不死了。它有很复杂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可以拖时间。
李少君又告诉皇帝说，他曾经在东海走来走去。因为东海特殊的地理条件，海上经常起雾气，人们可以看到各种缥缈的海岛，可是等到天气晴朗时，这些栩栩如生、上面有人来往的海岛就再也找不到了。在齐地有很多这种神仙的传闻，李少君也用此勾引汉武帝，说自己经常在海上来往，看到仙人安期生。安期生不吃一般的五谷，而是吃巨大如瓜的枣子。安期生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他“合则见人，不合则隐”。
接受了这一说法后，汉武帝就开始亲自去拜，并派遣各个方士到东方的海里，去蓬莱找安期生。接下来他就开始炼丹，想让原来的丹砂变成黄金，但有趣的是，没有多久，那个号称已经几百岁，与九十老翁的祖父一起生活过，好像还在齐桓公宫里看过铜器的李少君，竟然病死了。这当然是个很大的麻烦，打击了汉武帝的信心。有趣的是，李少君明明都死了，但是汉武帝为了安慰自己，宁可相信他是羽化了。
他还特别找了另外一个人，叫作史宽舒，恐怕也与史官有关系。后来碰到与长生不老、封禅有关系的事，史宽舒就与司马迁这些史官一起管理。汉武帝叫他去学李少君的各种法术，希望找到蓬莱仙岛或安期生，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接下来，司马迁就告诉我们连带的效果。李少君变成了一个示范，大家都知道皇帝相信神仙，所谓“上有好者下必应之”，于是“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这又是一个统治者明确让社会知道他喜好什么东西，对什么执迷的案例，大家为了得到权力和好处，这样的东西自然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到来自亳的谬忌。谬忌有一个新主张：皇帝若要长生不老，就要拜太一神。他讲了一大套怎样拜太一，汉武帝不只听进去了，还要按照这种说法立太一祠。再后，所有的人就在这上面不断加码。有人告诉他，天子三年用一次太牢，要拜三个神，即天、地、太一。于是从谬忌的太一祠加码成了天坛、地坛与太一坛。人们一看皇帝喜欢这种意见，接下来又有人上书说，以前天子在春天要去拜黄帝，要用一块破损的古镜，用羊用马。然后如何拜山，如何拜泽，如何拜武夷君，又讲了一大套。整个汉武帝时代，祭祀系统不断膨胀，花费的人力与财力也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要让皇帝能够继续相信，就要有一些奇迹般的现象出现，于是一只独角兽被及时捕获了。有人主张这只独角兽就是传说中的麟，而麒麟来到人世间应该有它的意义，于是大家猜测，下一步皇帝应该要封禅了。封禅要去哪里呢？要到泰山。
在行政体制上，汉代仍是郡国并行制，有很大一块领域是皇帝自己直接统治，以郡县的制度来运行，王侯（主要是王）则有各自的领地。泰山在济北王的国境内，于是济北王赶紧把境内的泰山及旁边的城邑全部还给了皇帝。汉武帝高兴之余，就用其他地方补偿给济北王。这时，常山王因事被贬，汉武帝趁机把常山王所封的地方也搬走了。于是，在号称有特别神圣意义的五月，本来在王国境内的两座山全部都还给皇帝，也就是所谓“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接下来又出现了一个奇人少翁。少翁用“鬼神方”，和皇帝说自己有一些特异功能。汉武帝有一个宠幸的王夫人，不幸早死，少翁就说自己有办法招魂，在夜里使王夫人及伴随她的灶鬼在皇帝面前显影。皇帝在帷幕之后远远地看，越看越像，好像真的就是王夫人的魂灵回来了。于是皇帝开始重用少翁，把他拜为文成将军，给了非常多的赏赐。文成将军得到皇帝的信任后，开始有各种建议。他告诉皇帝，要想与神仙有所交流，就不能住平常的房子，不能穿平常的衣服。如果宫室被服没有神仙图案，神仙不会来。于是，所有宫室全部要大变，不管是屋子还是衣服：
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及诸鬼神。
即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住不一样的地方，还要遵循不一样的时辰，避恶鬼。然后祭拜，希望天神愿意降下来。这样搞了一年多，神还是没来。如果再没有什么新的灵验，少翁知道自己的性命可能会不保，就做了一些诈术。他把有字的帛书喂给牛吃，然后假装不知道，看到牛时就说这牛不对劲，牛肚子里有奇怪的东西。杀了之后，果然发现帛书，上面写着稀奇古怪的话。但是汉武帝没有那么笨，看到帛书上的字体好像是少翁的，去找养牛人问，果然是假的。汉武帝非常生气，就杀了少翁。这里司马迁又有一个暗语，即文成将军被杀之后，“隐之”——为了给皇帝面子，假装他不是被杀的。
虽说杀了少翁，但汉武帝并未死心，不愿意完全放弃他教的一些方术，仍旧建造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这些都是招神仙的方法。少翁死后第二年，汉武帝病得非常严重，不仅找了各种医生，还找了巫来医治，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当时有各种建议，让他在甘泉宫里拜这些那些鬼神，武帝后来没有办法，派人去问神君。有位神君就说，皇帝不必担心病，过一阵子就会好一点，届时请他勉强自己到甘泉宫见我。他说完这些话后，汉武帝的确感到身体稍微好一点，于是从病榻上起来去甘泉宫。到了甘泉宫之后，病真的好了，汉武帝松了一口气，大赦天下，建造寿宫供奉神君。寿宫中最尊贵的神君是太一，在旁边辅佐的是大禁、司命之属。人们见不到这些神仙，但可以听到他们说话，就好像真人在说一样。他们忽然而来忽然而去，来的时候非常肃然。如果听到了这种声音，只能在那里等着这些神人显现。于是，此后又有一堆的仪式，叠床架屋，以致要汉武帝“亲郊后土”。
这一路罗列下来，《封禅书》帮我们刻画了一个真正的武帝面貌。其他人写武帝只写他带着权力光环的表面，司马迁则要“成一家之言”，虽然要通过《封禅书》这种形式才能够“偷渡”，但是他坚持让人看到，在权力光环的背后，汉武帝是一个多么害怕死亡的人。因为有这个致命弱点，如此雄才大略的英雄在面对死亡时，再荒谬的术士都可以轻易地骗过他。而且，即便上了那么多次当，只要有人告诉他可以长生不老，武帝就又跳进去了。
权力的毒药
在面对死亡时，汉武帝与秦始皇在《史记》中被用同样的方式彰显出来。权力越大的人越怕死，他们心中的混乱与纠结比一般人更加严重。汉武帝希望借由封禅、各种方术摆脱一般人的命运，没有拥有这么巨大权力的人不会这样想。我们知道凡人皆有一死，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权力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受，让皇帝不相信自己是一般人——一般人必须排队，你可以不排；一般人无法得到的享受，你有权力就可以享受；一般人无法得到的安全感，有了权力，你就能拥有。有权力的人随时活在特权当中，随时在一种例外的情况下，自然就有一种错觉，认为拘束一般人的规律不应该放到自己身上。所有人都不想死，一般人不得不死，但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尤其是拥有这么高的权力，为什么也需要死呢？一定可以找到一种方法，运用权力，让自己与其他人分隔开来，可以不死。
《封禅书》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写了这样一种权力思考方法，尤其反映在汉武帝的身上。一方面，汉武帝如此雄才大略，立下巨大功绩；另外一方面，回到个人层面，我们看到他的脆弱，也更进一步看到这个脆弱所带来的愚蠢。在很多与权力、治国有关的地方，汉武帝可能有特殊的判断能力和智慧，然而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非常幼稚单纯的人。在他身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各式各样的人，说着与封禅相关的各种诱惑，而他仍会一再上钩。
例如说宫人栾大。有趣的是，他是文成将军少翁的同门师兄弟，少翁被杀，但是栾大还是想接近汉武帝，就认识了康王。康王宠幸一位侧妃，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康王死后，康王后基本上一无所有。不过，因为康王早死，康王后还很年轻，而且她对自己的美貌与才能很自信，有了非常大的野心，要去勾引汉武帝。之前有少翁用这种方法接近汉武帝，变成汉武帝身边最信任的人，康王后就去勾结栾大，因为栾大与少翁是师兄弟，学的是同样的方术。康王后把栾大推荐给汉武帝，如果汉武帝重用了栾大，自己就可以借机靠近汉武帝，最好让汉武帝爱上自己。这样，她就可以进到宫中，拥有荣华富贵和权力。
她的时机选择得还不错。汉武帝杀了少翁之后，正在后悔，认为还有很多的方术没有学到。栾大长得一表人才，又很会说话，更重要的是他敢吹牛。《史记》的用语极为有趣，说栾大“敢为大言，处之不疑”，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有人吹牛说大话且完全相信自己所说的。他自己都不怀疑，就很容易说服别人。
见到皇帝之后，栾大说的一部分内容是所有方士都会说的。他说自己经常到海上，看到安期、羡门这些仙人，但是每次去都有挫折感，因为地位不够高，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栾大接着说：这些仙人同样看不起康王，认为他不过就是一个诸侯，不愿意把各种秘密法术教给自己和康王。康王是个笨蛋，不懂得重用我。我的老师经常与我说，只要能用对的方法找到对的仙人：
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
栾大这些话特别针对当时汉武帝的心思。第一个“黄金可成”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对汉武帝这样的人来说，黄金没那么重要。接下来，他知道这个时候汉武帝心中最大的困扰是黄河决堤。黄河决堤，整个黄河下游的泛滥，造成统治上的困扰，这是一个绝大的难题和巨大的工程。栾大就诱惑皇帝说“河决可塞”。皇帝不需要动用这么多人，也不需要那么担心，如果有神仙来帮你，马上就好了。这个当然就比“黄金可成”吸引力大得多。当然，最后是皇帝会最想要的“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
不过栾大非常聪明，他还要保护自己。他说自己的地位很低，重要性不够，神仙不见得会见他。此外，我们有法术的人借此与神仙交接，可是稍微有神仙不理会我们的时候，你就要发脾气，我的师兄文成将军少翁就被你杀了。杀了少翁，你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所有有法术的人都不敢来找你了，最后是谁损失呢？汉武帝听完之后，信誓旦旦地与栾大说，文成将军不是我杀的，是误吃马肝而死。然后他就拉拢栾大，说你如果真的有见效的办法，我什么东西都舍得给你。栾大继续替自己铺路，就说，你是皇帝，我们怕你、有求于你，你对我们则没有任何要求。可是神仙不一样，我的老师是个神仙，他不求人而是别人去求他。如果你一定要找我的老师来，就不能说“你给我来”，而要客客气气地用最好的待遇去把那个阵仗给排出来。你派使者去找神仙，神仙不见得要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赐给使者印信，表示皇帝如何看重。
汉武帝当然心动了，可是他毕竟被骗过几次，所以要验证一下。就像当时少翁借由让王夫人还魂来说服汉武帝一样，栾大摆好棋盘棋子，让棋自己下，叫作“棋自相触击”。皇帝一看果然有神功，再加上之前栾大运用心理效果讲到“河决可塞”，所以汉武帝就决定把栾大拜为五利将军，接下来又增加很多头衔，赐给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这就是依照栾大所说的，让他去找神仙时地位很高，有各种各样的依据。此外，汉武帝还下了一份诏书，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专门治水。封了侯，地士将军就可以在两千户的封地上发挥作用，像大禹治水一样“疏九江，决四渎”，防堵河患。
武帝不只是赐给栾大宫室珠宝，甚至把卫长公主都嫁给他了——卫长公主的称号改为当利公主，意为嫁给了五利将军。武帝还经常亲自跑到栾大的家里。栾大的地位越来越高，高到皇帝刻了个玉制的将军印，叫作“天道将军”。在授予时，使者穿着羽毛做的衣服，晚上持印站在白茅上，栾大同样穿着羽衣站在白茅上接受。这个特别的仪式表示，这不是皇帝授给臣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天道将军是要“为天子道天神也”，道者，导也，也就是帮天子导引天神。到这个时候，栾大在几个月内配了六个印，有六个封号，一下变成了长安城里面最有名、最有权力的人，大家都去巴结他。
其实看到这里，我们已经知道，司马迁写这一段真的不完全是在讲封禅，而是一路讲这些方术之士，以及他们与汉武帝之间的关系。司马迁点明了政治上的一个通则，即作为统治者，比如像皇帝这样拥有绝对权威的人，他的偏爱会导致政治灾难。这个偏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偏爱什么事，二是因此而来的偏爱什么人。这纯粹是来自个人的喜爱或者执迷，不能用政治运作的道理来规范。一旦有权力者进入执迷的状况，他就把权力交给了不是在正常政治运作下应该握有大权的人，实质上就是在打乱整个权力架构的运作，届时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与冲击。因此我们会看到，一旦有权力者执迷于某件事或某个人，整个政治运作就会开始分裂、倾斜。每个人都希望巴结皇帝喜爱的人，迎合皇帝喜好的事，分到一点权力和利益。他们再也不管原来的体制中什么是正确的程序、什么是应该有的守则。而且，一旦皇帝破格对待某些事、破格宠幸某个人，这个“格”显然就不可能再约束所有的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被皇帝破格任用，得到破格赏赐，于是，原来那一整套规律规范就被弄得一塌糊涂。
除此之外，这种局势必然产生另外一个团体。如果不愿意依附有这样偏爱的皇帝，不管是出于原则，还是出于个人恩怨，他们都变成了这个政治体制的边缘，心里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社会分裂开来，大部分人在那里孜孜矻矻地求取利益，而另外有一群人随时抱持着深深的埋怨与不满。一旦政治进入这种状况，如何能好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和一般人民造福呢？
我们读《封禅书》，看司马迁刻画汉武帝与这些方术之士，乃至于朝臣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能体会到这绝对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观察、评断，到今天仍然能够对我们的认知、观察有所启发。他用来彰显这个道理的故事，两千年之后读来仍然如此鲜活。
项羽本纪、高祖本纪：英雄与无赖的对决
碰撞时代的“楚汉双雄”
一个史家“成一家之言”的重要面向是如何解释自己所处的时代。司马迁用《封禅书》来写他所认识的汉武帝，呈现出不一样的一面。这种对于自我时代的思考，扩大之后也就是对于汉代的思考。对于当前的朝代，即便只是书写也是极难的事情，更别提解释了。发表对当代的看法，在没有改朝换代以及时间沉淀的情况下，要冒着与当朝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发生冲突的风险。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司马迁，因为他的的确确做到作为历史记录者进行独立思考的责任。虽然他也会因为当时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称作“标准答案”的记录，但他用尽了各种技法，让你知道他并不同意这些。
从汉代的开国过程，司马迁就清楚地展现出“成一家之言”的精神。
之前说过，司马迁在篇章设计上有特别的顺序。对于汉代如何开国，他不只写了开国的汉高祖，还把相关事迹写进了《项羽本纪》。除此之外，他还把灭秦及刘项相争中重要事件的不同侧面、看法分散在其他的篇章，例如《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以及黥布、淮阴侯韩信、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等人的传记里，其中包括一些不方便写在本纪里，但又关系到高祖的个性与作为的重要内容。
将《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放在一起，彰显了司马迁的史识。按照他安排的次序，不可能感受不到这两人在个性上面鲜明的对比。另外，我们也会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在秦末大乱中，一度是项羽占领了整个天下。在当时的时局中，几乎是独大的一个英雄，为什么没有保持住那样的地位与权力，最后输给了汉高祖呢？这两人的成败，甚至整个局势的胜负，最后的关键在于性格，以及源自性格的种种行为，这是司马迁对于秦亡汉兴这个过程的重要看法。
前面也讲到，太史公写《史记》的第一条信念就是要“究天人之际”。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中，秦末大乱的时机就是“天”，这不是项羽、刘邦或任何人能掌控的。在此之下，无数人前仆后继参与在灭秦的战斗中，其中不只有开头的陈胜、吴广，甚至包括为秦带兵的章邯这些人，他们都在秦末大乱的时机中，也就是天所塑造出来的环境下得到不同的机会。所以，他们之所以兴起、衰亡，有很大一部分与他们是谁、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要将天的部分清楚厘分出来，才能去彰显一个人在那样的时机中基于个人性格和能力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这才是历史真正要探讨的。
面对这样的时机，项羽与刘邦基于性格所做的决策，又牵涉到司马迁的第二个重要信念，即“通古今之变”。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古今之变的通则。秦建立了一个以郡县制为主的新帝国，与原来的封建割裂，但这个制度中带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最终经过短短十五年就灭亡了。可是，汉代基本上承袭秦的制度，没有恢复原来周代的封建制，竟然开创出一个稳定的局面。历史学家必须要有这样的基本责任与野心，去解释为什么历史会从秦的不安定过渡到西汉两百年的稳定。《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告诉我们，为什么项羽能够在群雄并起的情况下灭了强秦，完成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接下来却兵败如山倒，完全守不住打下来的江山。这里面的智慧，即“通古今之变”，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可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换句话说，打天下与治理天下是两回事。
这个古今之变的通则，解释了刘邦为什么能够从项羽手上夺下大权，还可以继续保有大权。刘邦的个性中有项羽没有的特质，他能快速察觉到局势已经完全变化。在争夺江山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是要有什么方向、做什么事情，但是真正打下天下后，原来的长处立刻变成了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挑战，如果意识不到这中间的转折，无法做出关键且快速的调整，就会变成另一个项羽。在项羽的对照下，刘邦知道在马上得了天下之后，必须换另外一副态度与做法，才能够稳定当前人心不安的状况。
回来刘邦身上，他的性格里有一种弹性和宽广的特征。这种宽广在其他时候或许是严重的缺点，例如对于人生应该过什么日子、应该追求什么，他基本上是没有原则的。对于要达到什么目的，应该或可以动用什么手段，他也没有限度。更进一步，甚至很多时候究竟要追求什么，他都没有必然的执着。一般看来，这是他个性上的严重缺点，但在当时的时局下，这样的人才有潜力从打天下的状态快速调整到后来治天下的状态。
连读《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可以发现，里面讲的不是公元前206年秦灭亡这一件事情，而是一些更普遍的东西。第一，政权不稳定时是什么状况，什么人在这种局势底下最有机会趁乱而起；第二，这个竞争的本质是什么，需要什么能力，决定胜负的条件又是什么；第三，政治权力有独特的两面性，它很大程度上必须要在动荡当中获取，可是动荡也会使权力瓦解。如果你真的是权力的追求者或研究者，司马迁这个“通古今之变”的智慧就再重要不过了。
事实上也可以认为，这就是《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所彰显的历史前例。后来中国一遍一遍地改朝换代，其影响力大到无法一一指实，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获得权力的转折点上，许多帝王心里都有项羽与刘邦。
时局的变化不是纯粹混乱或者偶然的。无数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应对身处的环境，但是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知识和能力。要成为终局的胜利者，关键是看在什么阶段参与乱局、与自身能力是不是刚好应合。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在混乱到一统的过程中成为赢家的人，不完全凭借偶然、运气，最需要的是弹性。如果你具备的是很明确的单一能力，很可能没办法快速应对下一个阶段的需要，持续领先。也就是说，这种能力在这个阶段给你带来好处，在下个阶段很可能就会成为阻碍。
用这种方式，我们懂得了历史和政治权力，甚至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现实环境中，随时提醒自己，能力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弹性重要。
成王败寇之外
司马迁用本纪的体例，使我们掌握了几千年历史的梗概。本纪的原则是“详今略古”，即时代远的，我们知道的就没有那么详细，也就只能用较长的时间为单位——跨度最长的当然就是《五帝本纪》。
自第二篇开始，司马迁基本上都是以每一个朝代为一篇本纪，包括夏、商、周三代。然而到了第五篇，司马迁很有意思地展现出他的特殊史识。灭亡周的是秦始皇，但是秦的历史却不是从秦始皇开始。本纪第五篇写的是秦昭襄王与秦庄襄王，这意味着，他认定这时候周实质上已经不存在了，主要的权力转移到了秦。
本纪第六卷写的则是秦始皇帝与二世皇帝，也就是周正式灭亡、秦统一六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到了第七卷以下，按照详今略古的原则，每一篇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位的时间：第七卷是项羽，第八卷是汉高祖，第九卷是吕太后，第十卷是文帝，第十一卷是景帝，第十二卷是武帝。前面的商、周、秦都是一个朝代，后面汉高祖所在的汉也是一个朝代，从这个角度看就会发现一个特例——项羽没有朝代。
项羽出生于楚，曾自封为西楚霸王，但也仍是“王”而已，没有真正当天子建立一个王朝，不过司马迁却认为，如果认识不到项羽的功绩，就无从解释秦的灭亡。
汉代在五行的轮替上直接接续秦代。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秦汉之间是没有其他力量的直接承继。司马迁不接受这样的看法。汉高祖在群雄崛起中并不是最强大的力量。更进一步，在“成一家之言”的历史看法上面，司马迁凸现的是，秦末大乱中，以汉高祖的能力与个性不足以让秦灭亡。如果没有项羽，或者项羽代表的这些历史因素与变化，不可能有汉高祖打下来的天下，所以《项羽本纪》绝对值得好好认知。而且，司马迁在写《项羽本纪》时，从行文、形式上都明白地提示后世读者，要把它与《高祖本纪》对照着读。
《项羽本纪》开篇，太史公用三言两语就清楚地写出项羽的身份来历，以及他的特殊个性。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式。
短短几句话交代了项羽的来历，他是楚国军事贵族之后。作为这样的贵族之后，又有军事的传统，那么项羽的个性是什么样的呢？
他小的时候学写字，没有学成，去学剑，又不成。项羽父亲早逝，他跟着叔叔长大。项梁看到他那么没有耐心，非常生气，但项羽并没有因此就乖乖学了，他理直气壮地辩解说：写字顶多会写名字就好了，学剑顶多能与一人对斗，这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学万人敌”，即面对众人还能够打赢他们。项梁被这样的野心打动，就改教他兵法。听到学兵法，项羽非常高兴。但是司马迁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项羽仍然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即使自己说要学“万人敌”，但仍然是学一学皮毛就觉得够了。
后来，项梁杀了人，就带着项羽避仇，到了南方的吴。项氏世世为楚将，很有名气，吴地有很多人来与他们结交。项梁便借此开始组织自己的势力，在吴中偷偷地“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项羽在这个过程中也体现了出色的组织能力。
之后有一件非常精彩的事情。叔侄二人在吴中，刚好遇到秦始皇巡行天下。秦始皇最远到了东南方的会稽，由会稽渡长江之后，项梁带着项羽一起去看秦始皇的阵仗。看的时候，项羽忍不住自言自语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叔叔一听这个话，急忙把他的嘴给掩住，告诫他不要乱说，会害得全族被杀的。项羽身材很魁梧，“长八尺余，力能扛鼎”，他光是在那里一站，气势就让吴中的子弟佩服。可以看到，到了秦末大乱，也就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造成秦系统性崩坏的这个时机，项梁、项羽有自己原来传承的资源，再加上在吴中的努力，已经准备好参与进乱局当中了。
那太史公用什么方式写高祖呢？《高祖本纪》开头是这样说的：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这几句话其实意义深远，因为它彰显了刘邦的出身是如何平凡。即便到后来当上皇帝，他的父母仍然没有留下名字，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父亲是刘先生，母亲是刘太太”，仅此而已。与他相比，项羽是楚国名将之后，祖父、叔叔全部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
接下来太史公说：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这是一段神话，意思是说这个刘太太曾经在湖边遇到了神秘的力量。那个时候，打雷天阴，她的丈夫太公去看她，发现她身上盘着一条龙，紧接着刘太太就有了身孕，生下刘邦。所以，高祖刘邦的受孕是从神龙那里来的，而且他身上也显现出这种特殊性：“隆准而龙颜”，胡须非常漂亮，左腿上有七十二个黑子，其个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凡事不太计较）。
因为要写当朝的事情，司马迁前面不得不写一些固定的说法，来表现开国皇帝多么了不起：他不是一般人，与龙有关系，是神特别派下来的。司马迁并不吃这一套，接下来的内容就显现出刘邦非常世俗的一面：“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其实就是一个混混。
刘邦后来当上亭长，与所有人都混得很熟。此外，他还“好酒及色”，到很多地方去喝酒，特别去两家酒店，但都是赊账，到年底欠了一大笔酒债。但是，用比较美化的方式来看，他虽然爱喝酒，经常欠酒账，但是人家仍然很看重他。两家酒店的老板娘发现，刘邦醉酒时身上常常有龙的影像，觉得他不是平常人，所以酒债到了年底付不出来，也就算了。
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比。依照秦代的力役制度，亭长要经常到咸阳出差，所以刘邦也看到过秦始皇的行列。他感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做人做到最过瘾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这绝对是司马迁的刻意安排，让读者知道这两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都敢于梦想别人所不敢想的。看到秦始皇的行列时，绝大部分人是战栗、颤抖、恐惧、不知所措，感觉到自己如此渺小，但不管是项羽还是刘邦，看到秦始皇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与这个人有绝然不可弥缝的差距。
不过，两个人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刘邦是一种羡慕的方式：如果做人可以做到这样，那该有多好。这是他性格的一部分。项羽当然就是更霸道的方式：你做得到，凭什么我做不到，所以他的说法是“彼可取而代也”。
至此，项羽、刘邦的出生、个性已经清楚地对照出来。这不光是一个开头，同时也是一个伏笔，我们会发现，两个人的出身与个性决定了他们一路上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及其结果。
项羽刘邦发家史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九月，会稽的太守殷通跑去找项梁说：“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这里又出现了“天”，司马迁是想说，这种局势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短短两个月，各地都有反秦的势力，而且迅速形成气候，所有人都是趁着天时而起。不过，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和作为。
殷通和项梁说：“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殷通本来是秦郡县制中的地方官，现在也要反秦了。他想发兵，想找另一个楚国名将桓楚帮他带兵，不过那个时候桓楚在楚一带逃亡，不知道去向，所以殷通特别去找项梁，希望项梁把桓楚找出来。项梁就告诉殷通说：“哎呀，桓楚到处乱跑，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项羽。”这是项梁的布局，他来到屋外，偷偷找到了项羽。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个悬疑的笔法，他没有写项梁和项羽讲了什么，只说项梁叫项羽“持剑居外待”，站在外面等着。
项梁进去后与殷通说：“我的侄子项羽已经来了，你现在叫他进来，让他去找桓楚。”殷通就说：“好，进来吧。”项梁把项羽招进来，没多久就用眼色示意，项羽拔剑杀了殷通。项梁拎着殷通的头，佩上殷通的印绶出来。殷通帐下的人当然很害怕，也有人要反抗，但是项羽一下“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局面一下子稳定下来。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示了项梁与项羽如何参与到秦末大乱中。另外，我们也看到了项梁与项羽的默契。这对叔侄至少在刚刚开始起来时，叔叔有谋而侄子有勇。可以想见，项梁遇到这件事情时，在那么短的时间中就有了很多算计。他一定立刻明白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去帮助殷通，而是要借此把他手上的资源与人马抢夺过来自己起兵。他凭借的是什么？凭借的就是他有一个能够当场杀了殷通，还能够镇压住局面的武勇侄子项羽。
所以，项梁起兵参与秦末大乱，一来利用了秦末大时局所给予的优势，二来叔侄两人配合，组成了一个有勇有谋的特别团队，从而快速崛起。接下来，太史公用另外一个视角，写出他们的独特优势。项梁这时已经有了八千人马，他带着他们往北渡过了长江。听说西边重要的大城东阳已经被陈婴占领，他就带着八千人往西，去与陈婴联合。陈婴与殷通是同样来历，本来是东阳令史，在地方政府当中，他个性特别谨慎稳重，大家把他当作长者。
秦末大乱，东阳也受到了波及。“东阳少年”把县令杀了，聚集起了几千人。这些人需要有领袖，但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于是就去找陈婴。陈婴本来不愿意，但是这群反抗势力硬要陈婴来带他们。接下来一呼百诺，“县中从者得二万人”，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这充分反映出了秦末的时局。秦统治方式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过度役使人民，力役之征非常沉重，秦令、秦律又极为严格，使人动不动就变成了罪犯。整个政府机构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入人于罪”。因为人一旦变成罪犯，实质上就成了国家的免费劳动力。当国内有这么多免费劳动力，政府就会觉得应该兴建各种大型工程；大型工程越多，需要的劳动力也就越多，于是就更加利用严苛律令创造罪犯。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到后来，整个社会已经无法承担这种压力，所以到了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年底之前，整个秦的政治局势基本上就已经完全崩坏了。东阳不过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从九月项梁起事到这个时候，局势更加恶化了。
东阳这样一个小地方，不过就是县令被杀，一群人聚集起来，但短时间内势力就膨胀到两万人。到了这个时候，另外一个迫切的要求产生，即统领这两万人就不能是一个单纯的首领——他们希望陈婴称王。但这时有一个人强烈反对，那就是陈婴的母亲。陈母和陈婴说：“我嫁到你们家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们家哪位祖先是有地位的。你今天‘暴得大名’，这绝对不是好事。你不要自己当王，要去找一个更适合的人当王。你带着这些人去归属另外一个势力。如果将来反抗势力事成了，你也有功劳，就可以封侯。万一事败了，秦的势力要来整肃你们，如果是你带头，别人一定追捕你到底。如果你不是带头人，事败之后毕竟不是重要目标，还有机会逃亡。”
陈婴听了妈妈的话，不敢为王。他和下面的人说：“在我们旁边有另外一股势力，是项梁带的。项家是楚国军事世族，所有楚国人都知道他们。如果今天真的想成事，那我们要去找他，依靠他就有机会亡秦。”大家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陈婴的军队就自动归顺了项梁。
这就叫作“天”。项梁没有做什么事情，本来只是要去联合陈婴而已，但没有想到还没到东阳，这几万人的势力就归他了。于是，他继续往北，渡过淮河，在那里碰到了黥布。黥布也把军队交给项梁。项梁的势力短时间内就膨胀到六七万人，然后他把军队带到了下邳。
项梁就是这样带着侄子项羽崛起的。同一时间，高祖刘邦又以什么样的条件介入整个事件呢？项羽、项梁有世家所握的先天优势，但刘邦其实没有条件可以在秦末大乱中占一席之地。前面介绍过，刘邦出身卑微，父母在历史上面根本没有留下名字。但是，刘邦有他的长处——他胆子大，而且无赖。《史记》讲了这样一件事，来自单父的吕公为避仇逃到了沛，也就是刘邦所住的地方。吕公与沛的县令交情好，很多人去庆贺他来到沛。于是，吕公大请宾客。请客有个规矩，就是按照宾客带的礼金决定坐在哪里，而负责这件事的是萧何。本来这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规矩，可是有个人就是不守规矩，这个人是刘邦。
刘邦当时是亭长，跟周遭这些人都混得很熟。他也知道这场宴会交多少钱就可以坐什么样的地方，但他就要骗。他到了那里，大叫：“一万钱，一万钱，我送一万钱！”按规定，一千钱以上坐到里面，否则只能坐外面。刘邦实际上一毛钱都没带，但他咋咋呼呼地大喊给一万钱。因为他和当地这些人都很熟，也就没有人阻挡或者拆穿他。凭借着这个高呼的无赖谎言，他坐到了主位上，因此有了一个特殊的机会。吕公对自己的相人之术很自豪，他一看到刘邦，就觉得这人相貌堂堂，不太一般。萧何在旁边告诫吕公——他讲的这句话很有趣——“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提醒吕公，刘邦夸张说谎是有名的，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就会说大话，这是周遭人对刘邦的评语。可是吕公认为刘邦的面相很贵重，等到宴席快要结束时，吕公就用眼神暗示刘邦留下来，告诉他说：“我认为你将来会有大出息，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你。”
吕公许诺之后，吕公的太太吕媪非常生气，回头就骂丈夫：“你在干什么，你不是说我们家的这个女儿很了不起，要嫁给贵人吗？沛县县令要娶，你都不给，怎么把女儿嫁给了一个无赖呢？！”吕媪的反应进一步显现出，以当时的世俗评价标准来看，刘邦确实是一个不值得把女儿嫁给他的人。但是吕公很自信，他说：“这种事情我知道，这不是你能够了解的。”坚持把女儿嫁给了刘邦。
刘邦的出身其实非常低微，那些神奇的事情不过是后来创造出来的神话。在现实中，他首先靠的是“固多大言，少成事”的个性，吸引别人的注意。接下来不能忽略的是，他得到了妻子家的协助——吕公的地位与资源要比刘邦高且多。
刘邦之所以参与秦末大乱，与项羽项梁完全不一样。他做的是亭长，县里有了罪犯，就由他押去骊山。但有一次队伍还没到，罪犯就几乎逃光了，这也反映出来刘邦的个性，他根本没有细致的执行能力。这时刘邦就做了一个以他的个性会做的决定。夜里，他干脆把剩下的罪犯都找来，在那里喝酒，然后和大家说：“算了，算了，反正逃了这么多人，我把你们带去了也难逃一死。我扛不起这个罪，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因为这个特殊做法，原本要被解送到骊山的这些人当然非常感动，就选择和刘邦一起。这是刘邦势力的开头。他是一个逃亡的亭长，因为没有尽到职责，追随他的不过就是十几个罪犯。
对比来看，项羽与刘邦的起点明显是天壤之别。如果单纯依靠人的努力，刘邦没有任何机会。如果把这比作一个人生赛道的话，他的起跑点比项羽不知落后几百米，可是天站在他这一边。因此，当我们再看刘邦的故事时，就不能将其夸大为刘邦的成就。这时再看司马迁的行文，便能读出他语气上时不时的反讽。但他为什么要去写那些神话呢？意思是说，到最后你们都觉得刘邦的成功一定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特殊之处，但是从历史的根本智慧，从“究天人之际”来看，最简单的解释是，这与刘邦是什么人、拥有什么出身、有什么背景无关，这是上天（或者说大的历史时机、环境）给予他的。
刘邦的崛起
在罪犯逃走很多的情况下，刘邦就和剩下的人一起跑了。《史记》写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高祖被酒”，即喝到了一定程度，所以带领这十几个人“夜径泽中”。夜里本来是非常不适合在沼泽中走的，但因为喝了酒，他不愿意停。
因为路途可能有危险，就派一个人先走在前面。这人很快回来报告说，不能再走了，有一条大蛇把路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刘邦因为喝醉了，就说：“怕什么？连蛇你都怕，那我们将来能走到哪里去呢？”于是拔剑往前，把蛇给斩成了两节，路就开了。他们再往前走了几里路，刘邦就醉倒了。
有些人走在后面，没有看到刘邦斩蛇，等他们晚上到了蛇被斩杀的地方，却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哭。这些人当然觉得很奇怪，问道：“你在哭什么，老太太？”老太太说：“有人把我儿子杀了，我在哭我的儿子。”这些人当然就问她说：“老太太，三更半夜的，你儿子怎么被杀了？”老太太就说：“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其中有个人听到老太太的话，觉得太荒唐了，什么白帝子、赤帝子，于是要打她。但就在这时，老太太突然不见了。他吓了一大跳，跑来和高祖说了这件事情。有趣的是，高祖沾沾自喜地觉得，原来自己是赤帝之子。于是，“诸从者日益畏之”。换句话说，这一段已经无从追究真假，司马迁要记录的是这个说法所产生的效果——跟在刘邦身边的这些人觉得他好像不太一样，因此越来越服从他。
接下来又有一个有趣的记载：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这是始皇帝的一种迷信。他身边围绕着许多方士帮他看气，其中一个就说东南有会威胁他的人。这是汉代解释秦始皇帝去那么远的地方巡行的最重要原因，认为秦始皇帝不是到各地视察民风民情，而是为了用自己身上的气去压过可能在东南方崛起、威胁他的天子之气。这个说法被人知道后，刘邦就开始自疑：“东南方有天子气，我在东南方，会不会就是我呢？”他经常跑到山里面躲起来，因为他本来就不事生产，可是有趣的是，不管在山里面怎么藏，他妻子吕氏都能找到他。高祖觉得很奇怪，就问：“我这么会藏，你为什么还是找到我？”吕后回答说：“因为你头上随时都有奇怪的云气。我只要看了这个云气，就能找到你。”高祖更高兴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这里记录的究竟是事实，还是后来流传的说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司马迁这样写，清楚地留有让读者自行判断的地方。你可以相信到汉武帝时已经构建起来的汉代开国神话，相信刘邦真的并非常人。因为他是赤帝之子，因为他头上会经常有云气，所以后来成为天子。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也盘绕不去，即从一开始刘邦就是个无赖，靠满口胡言去骗人，让别人以为他不一样，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醉酒后杀了蛇或许是事实，可是白帝子、赤帝子的故事说不定就是这个无赖汉捏造出来的。跑到山里面去躲，告诉别人自己太太总是能找到他，听着也像是一个无赖会编出来的故事。因为这样装神弄鬼，所以沛中才有许多子弟愿意跟着他。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沛县县令看到天下局势大乱，觉得应该拿自己的官职以及所管理的沛县投降陈胜，于是与旁边年轻的助手们商量。在此，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登场了，即萧何与曹参。他们建议道：“你是秦任命的官，今天要背叛秦，沛中子弟可能不会听你的。你应该去把得罪了秦而流亡在外的人找回来，他们回来之后威吓沛县的群众，这样他们不敢不听，你反而能够成功。”樊哙在刘邦逃亡之后还与他有联系，这时就被派去把刘邦叫回来。
这时，“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从当时逃亡的十几个人，也不过就成长到几十个人而已。较之项羽起兵，短时间内聚众两万，我们自然能清楚地意识到两人的起点有多大差距。
樊哙带着刘邦回来了。但是，沛令后悔了，反而关上城门，而且打算杀了萧何与曹参。这两个都是非常精明的人，感觉到情况不对，就从城里爬出去投奔刘邦。于是刘邦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到城里面，告诉沛县的父老：
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
在今天的局势下，沛一定会被打下来，到时你们怎么办？你们应该把沛令给杀了，然后去投降，或者响应这些反秦的势力。这个心理宣传战显然起了作用，那些父老真的“率子弟共杀沛令”，开门把犯罪逃亡、要和秦作对的刘邦迎回来，让他当沛令。
这时刘邦就说：“现在一切混乱，选对人太重要了，没有选对人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不能达成你们的愿望。这个事情太大了，你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找到更适合的人？”但是，萧何、曹参都是文吏，他们不能打仗，而且爱惜生命，担心万一事情不成功，秦的政治势力回来会把他们的家族全部都灭了，于是纷纷把这个位置让给刘邦，说刘邦最厉害。沛县父老应该都听过刘邦身上有许多奇怪的事情，觉得显然上天注定他应该要大富大贵。刘邦谦让了半天让不成，就当了沛令。这是刘邦兴起的过程，它不只是刘邦生平最早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王朝的起点。
这个王朝的起点经过了百年，到汉武帝时已经被用各种神话编造得天花乱坠，而司马迁却还原了这个王朝真正开始时那个卑微的起点。王朝起于微如果是一个事实，就应该被接受，不能因为这个王朝后来壮大了就更改。对司马迁来说，这在历史上是无法接受的，他要回到起点，把这个王朝刚开始的事实呈现给我们。一个王朝起于微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但非要把自己讲得那么了不起，才是像刘邦一般的无赖行径。而且，如果不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尤其是不凸显刘邦与项羽在崛起的时候一低一高的巨大差距，后面所有牵涉到汉代如何建立的经过，也就无法解释了。
历史关键在于解释，它没有那么容易捏造。你捏造一件事情，就会使得历史前后要铺陈起来的因果断裂开来，就有了破绽。我们在意历史解释，也就有智慧去判断历史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史书中的历史叙述与历史事实是不是值得信赖。
命运的分岔口
刘邦被立为沛公之后，建了一个旗帜，他特意选择红色，呼应自己作为赤帝之子斩杀白蛇的传奇故事，即从一开始就建立起自己的神话。但是，更有用的可能是他聚拢的一群“少年豪吏”，即萧何、曹参、樊哙等人。这群人热心地帮他召集沛地子弟两三千人，成为他势力的基础。
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各地都有不同的势力。沛公刘邦在整个混乱局势中其实捞不到太多的好处，常常是在这里碰到了阻力，在那里又做事不顺。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去投靠东阳宁君、秦嘉。刘邦原来要建立自己的势力，但这个红色的旗帜很快就收起来了，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实力。
依附宁君、秦嘉后，刘邦有了更多的军队去攻打丰。这时秦派出的大将章邯一路打到了楚地，东阳宁君就命令刘邦率兵与秦军在萧的西边决战。刘邦打了败仗，撤兵到留，再从这里攻打砀，三天后把砀攻下，收了五六千人，再攻下下邑，之后又回到了丰。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项梁有了往来。回到丰之后，听说项梁在薛，刘邦带着百余骑去见项梁，项梁给了他五千人的军队，另外给他“五大夫将十人”。于是，靠着项梁给的兵力，他再回来攻打丰。这等于把自己依附在项梁势力当中，也就是说，刘邦在崛起的过程中一度臣属于项羽的叔叔项梁。
一个多月之后，项羽攻打下襄城。项梁把各地领军的人都召到薛。听说陈胜已经死了，就特别立了楚怀王的孙子心为楚王。他们的基地就此奠定下来。
到这里我们就必须对照《项羽本纪》，因为关于项梁立楚怀王这件事情是写在《项羽本纪》中。《项羽本纪》里特别讲到老者范增。这个时候范增已经七十岁了，但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爱好，喜欢出别人想不到的计谋。当时大家已经知道陈胜失败了。范增就去和项梁说：“你知道陈胜为什么会败吗？陈胜注定会失败。秦统一六国时楚最无罪。楚在东南边，离秦那么远，到底与秦有什么恩仇呢？而且楚怀王当时到了秦，等于楚的国王都变成了秦的人质，结果秦非但没有放过楚，还杀了楚怀王。这样一个国王，为了国家社稷的福祉愿意牺牲自己到秦去当人质，竟然被秦给杀了，楚人到今天仍然在怀念他，所以才会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统一六国时楚人受的委屈最深，对于楚怀王的认同与记忆非常强烈，因而他们与秦之间会有坚决的敌对态度。然而，陈胜竟然不立楚后而自立。如果你真的想号召天下来反对秦，要采取的策略就是与楚挂在一起。你们项家原来就是世代在楚为将，你一起兵，各处势力来依附你，就是凭借着这样的来历。所以你现在最关键的事情是要立楚王的后代，这样就会有更大的号召力。”
项梁听了范增的话，就去寻找，发现楚怀王的一个孙子流落在民间，而且过得非常悲惨，在替人家牧羊。项梁就把他找来，刻意用他祖父的谥号，立为楚怀王，好像楚怀王没死一样。这应该也是范增奇计中的一部分，希望以此“从民所望也”。项梁把自己立为武信君。在秦末诸国的混乱中，因为范增的建议，项梁确实有了更多的合法性，也因此大有所获。他一路从东阿到了定陶，再度在这里打败了秦军。
进程中功劳最大的人当然是项羽，他甚至斩了李由。因为一路带着军队打胜仗，项梁心里开始有所变化，“有骄色”，轻视秦的势力。宋义就去劝谏项梁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一直打胜仗，以至领军的人非常自信，而士卒也不再注意细节与戒备，这样的军队就会失败。如今士卒已经有了轻忽之心，后面没有讲的一句话是，卒惰必然源自将骄。宋义其实是认为项梁现在的自信已经超过了自身的实力，劝项梁不要忘了，这个时候秦派来的军队越来越强大——“我都替你感觉到害怕”。
项梁听不进去，觉得很刺耳，干脆把宋义赶离身边，叫他去与齐地反秦势力联合。宋义在路上遇到了齐的使者高陵君显，就和他说：“你是要去见项梁吗？”使者说：“是。”宋义就特别说：“项梁的军队一定会打败仗，我劝你慢慢走。如果你走得太快，刚好遇到项梁兵败，就难免一死，慢慢走或许可以免祸。”结果，秦让章邯带着大军进攻项梁，在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阵中。项梁的死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原来通过范增的建议，诸侯之间，尤其是在南方，慢慢好像要形成统一的势力，但是项梁死后，整个局势就改变了。
项梁死后的局势变化，我们又要对照来读《高祖本纪》。项梁死的时候，项羽与刘邦正在进攻陈留，听说消息后赶紧带着军队与吕臣的军队一起往东边走。刘邦把军队驻扎在砀。章邯那时已经打败项梁，认为楚地局势已经安定，没有继续留在这里，而是带着大军往北去打赵，并且打败了赵的军队，把赵的势力围困在钜鹿城。秦军看起来随时可能把钜鹿打下来，如果秦军消灭了赵，整个秦的势力很可能气焰高涨，而原来反秦的诸国会每况愈下，甚至可能被彻底消灭。
楚地这时一团混乱，本来只是项梁傀儡的楚怀王开始自己做决策。有了项梁的前车之鉴，楚怀王觉得宋义很厉害（能够预见项梁会败）。所以当他不断听到赵请求支援，就决定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领着这个巨大的联合部队往北救赵。这个时候刘邦在干什么呢？楚怀王另外决定，令刘邦带着军队往西，朝关中——秦首都咸阳的方向走。换句话说，在项梁死后，楚怀王自己把军队分成了两部，大部由宋义和项羽带领，往北去和秦在钜鹿决战，小部由刘邦带着离开主要战场，绕道往西进攻关中。
再回到《项羽本纪》。宋义带着庞大的楚军，到了安阳后停下，一留就留了四十六天。这让项羽极为不满，他说：“秦军围赵王在钜鹿，碰到这样危急的情况，应该赶快渡河。到时我们在外边，赵军再从钜鹿的里边打出来，就可以破秦军了。”但是宋义却用讽刺的口气说：“不不不，你这种方法只能够去打那种愚蠢的仗，我们打仗要聪明。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如果秦战胜，那么秦兵这时已经疲惫了，我趁机再去打败他们。所以，真正对我们有利的是观望秦与赵会斗出什么结果。在战场上杀敌，我不如你。可是，要在军帐里边坐而运策，你绝对不如我。”不过，他显然也察觉到项羽的威胁，接下来下了一道命令，非常有趣。他说：
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这是明白地告诉项羽，我不认同你的策略，而且预计你想自行其是，但我现在是上将军，如果你敢不听我的，即使你是次将，我都敢杀你。
这是项梁死后项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他上面有楚怀王和宋义，和他的关系都不像叔叔项梁那么亲密。这个时候项羽如果接受了楚怀王与宋义的领导，他就不会是项羽，也就不会有后来与刘邦争天下的事了。这时项羽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很快就变成了楚军的领袖。
时也，势也，命也，运也
宋义把军队停在安阳之后，把自己的儿子宋襄派去与齐联络。在儿子要走的时候，他大张旗鼓地办了一个欢送会，一路送到无盐这个地方，在那里“饮酒高会”。这个“饮酒高会”非常不恰当。当时天气很寒冷，还下着大雨，士兵又饥又冻。项羽非常不满，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攻秦，但是军队在这里停留不动。旁边的居民都很穷，士卒没有谷子吃，只能够吃芋头、野菜。而这个时候带兵的人在做什么呢？他竟然在饮酒高会。如果他真的体恤战士，现在应该引兵渡河。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与赵联合在一起，利用赵地的军粮吃饱，然后合兵攻击秦军。但宋义不这样打算，反而想在秦与赵争斗之后，等到秦军疲惫了再来攻打。这是多么愚蠢的想法。以秦现在的实力，要攻打刚刚聚合起来的没有基础的赵军，胜算太大了。只要秦发动攻击，赵一定没有办法抵挡。等到秦把赵打败，士气更高，势力就更大，怎么会有宋义以为的那种疲惫让我们有机可乘呢？何况，这个时候‘国兵新破’，我们楚的情况会好吗？楚怀王在后方坐得安稳吗？我们把楚能够聚拢的大部分军事资源通通交给宋义，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但是他完全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心里只有儿子。为了给儿子送别，他可以做出夸张的仪式来，这样的人不是为人民、为国设想的社稷之臣。”
第二天早上，项羽去求见上将军宋义，一进到营帐里面就直接把宋义杀了，拎着宋义的头出来。因为宋义已经把儿子派到齐去，项羽对军中说：“宋义要与齐联合谋反，楚王秘密命令我杀了他。”大家一看项羽的气势，没有人敢质疑，都说：“楚军就是你们项家创立的，今天项家的将军要诛乱，我们没有别的意见。”于是，这些人共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因为是将卒共同拥立的，并没有得到楚怀王的同意，所以叫假上将军。接下来，项羽彻底歼灭宋义的势力，叫人追上宋义的儿子并杀了他。
这时，项羽才叫桓楚向楚怀王通知此事。军队都在项羽的手里，楚怀王无可奈何，只能承认这个假上将军是真上将军，同时把当阳君与蒲将军带领的军队都归在项羽麾下。项羽已经杀了宋义，威震楚国，名闻诸侯。当阳君与蒲将军当初也反对宋义把军队停留在安阳，因此项羽就让他们带领军队渡河去救钜鹿。这两人刚开始与秦军接触时，并没有马上得胜，而是希望有更多的军队，于是项羽就做了他在军事上面最大胆的决定——本来有两万军队已经渡河了，项羽把还在河南岸所有的军队全部带过河，不留后备。渡过之后还把船给沉了，把锅也打碎，所有士兵身上只留三天干粮。这是告诉所有士兵：第一，我们不回头，因为没有船；第二，如果打不赢就是死，如果不努力打，想要拖着，与秦兵相持超过三天也是死。“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就来自这里。
楚军必须要在三天之内解决这场战役，可以想见他们肯定不断地求战，所以在短时间内与秦军“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苏角被杀，大将王离被俘。楚军一下子就解了钜鹿之危，情势为之逆转。本来，各地都派了军队来救钜鹿，有十几支军队，但其中一部分可能像宋义一样，觉得等他们打完后再行动，另一部分军队可能认为自己实力不够，这个时候参战是自找灭亡。所以，大部分军队都作壁上观，没有愿意出兵的。而楚在项羽的领导下把秦军打败，把大家都看傻了。《史记》记载：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虽然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秦，可是看到楚军这么勇敢，旁边这些诸侯的军队都非常恐惧，害怕楚军展现出来的斗志和打法。击败秦军后，项羽气势很盛，把诸侯派来将兵之人都招来。这些将军进到项羽帐里，“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一战之后，项羽迅速从原来楚的上将军变成诸侯上将军。换句话说，他从统领楚军角色，变成了所有诸侯军队的统领人。
这几乎是项羽在军事上的最高峰。
这时，刘邦正默默地带着他的军队入关。这里还有一段背景要交代。当时，大家认为秦还是有一定力量的，它的军队可以从西边出来，在定陶大破项梁的军队，还可以往北围攻赵的钜鹿，没有人会认为秦已经快要亡了，也不觉得这时带军队往西攻打秦的根据地是件好事。但是有两个人愿意去：一个是刘邦，这恐怕是因为他对这个状况不太明了；另一个人是项羽，他要替项梁复仇。
对此，楚怀王旁边的老将开始发表意见。他们认为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这是对项羽最重要的看法——在此之前，项羽打下了襄城，但是他把襄城里面的士兵百姓全部坑杀了，这可以说是很可怕的残忍。这些老将认为项羽经过的地方无不残破，楚军之前有陈胜、项梁往西走，但到了都被打败了。所以，不要再派这种强悍、残暴的将领了，换不一样的人吧。
这个故事的背后重点是，刘邦之所以能崛起，正因为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项羽的反面。大家在项羽身上看到可怕的东西，但在刘邦身上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素质，都说“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长者”指的就是刘邦，“扶义而西”意为不用纯粹强悍的力量去压服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呢？用一种号召的方式。“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跟秦人说，你们被统治和压榨也很久了，如果愿意投降，我们可以让你们得到温厚的待遇。
原来是项羽、刘邦都要去，但楚怀王决定让刘邦去“西略地”。一路往西的过程中，东边的项羽率军立了大功，变成了诸侯上将军。而刘邦作为一个宽厚长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把陈胜、项梁被打败的残部收拾起来之后，才继续往前走。
对比这两个主角，项羽借着军事上的长才，把生涯推到了顶峰，但刘邦与他的差距也正在慢慢缩小，找到了可以发挥自己能力的一条路，借着被视为宽厚长者，在这个乱局下“不擅杀”的将领形象，慢慢地发挥可能的影响力。在这个转捩点上，历史开始有了戏剧性变化。使项羽能够变成诸侯上将军的这股力量，后来也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再继续向上——他都是用残暴的方法，用“猾贼”的方式刺激军队，而这只是一时的。相对来说，因为他树立了这种形象，反而让别人看出刘邦的长处。刘邦慢慢地上升，项羽则逐渐下降。
霸王和长者
项羽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史记》里描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显现出他的个性，同时铺陈了他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最关键的元素。
拯救钜鹿之后，项羽带领的诸侯军队与章邯的秦军相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秦军没有明确攻击的意思，二世皇帝就派人指责章邯。章邯看后当然很恐惧，于是派长史欣回咸阳，和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权臣赵高解释，为何与诸侯军队相持而未有战功。可是，长史欣到了咸阳，在必须经过通报才能进宫的司马门被留了三天。这三天中，赵高不愿意见长史欣，也就意味着长史欣更不可能见到二世皇帝并有所陈述了。显然，赵高对于章邯已经有了不信之心。长史欣觉察到情况不对，知道必须要回到军中与章邯报告。他很精明，回去时特别选了另外一条路。这个决定是对的，赵高果然派人追他。至于追他究竟要干什么，我们不知道，但肯定不可能有好意。
长史欣安全回到章邯的部队里，报告说：“朝廷里面赵高用事，其他人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今天我们就算打了胜仗，赵高一定会忌妒我们的功劳。如果我们打败仗，他更会趁机治我们死罪。我希望将军你好好地盘算。”换句话说，这是建议他思考，是否要继续为秦帝国效命。
恰好此时，诸侯那边与章邯有私交的陈馀给他写了一封信。陈馀也很聪明，信中详细指证秦历来是如何对待名将的，举了白起和蒙恬的例子。白起当时相继攻下了楚、赵，“攻城略地，不可胜计”，结果竟被赐死。蒙恬在北边帮秦驱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结果也在阳周被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一旦你的战功多到一定程度，朝廷找不到适当的方式来酬报时，就会想办法用法令把你除掉。陈馀在信里面问章邯：“你作为秦的最高将领已有三年，带领军队东征西伐，失去的士卒恐怕超过十万了吧。现在诸侯并起，势力只会越来越大。赵高平常在朝廷里面，阿谀二世皇帝，看到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也怕二世皇帝怪罪于他，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拿你当代罪羔羊来塞责。今天你在外面，赵高在里面，你有再多的功劳也难逃一死。何况现在这个情势，再笨的人都知道局势不在秦的一边了。你不能在朝廷里告诉二世皇帝这个真实状况，在外边也只能变成亡国之将。你如此孤立，到时想要保有自己的生命和地位，岂不难哉！你干脆与我们联合一起攻秦，等攻下秦之后，你有王位可以坐，有封地可以享受。比起现在自己可能被杀、妻儿可能变成奴婢的处境，哪一个比较好呢？”
章邯动摇了，派侯始成去联系项羽，想要投降。可是，项羽从军事角度上看认为自己有优势，就没有接受章邯的提议。这是项羽的个性。他不断逼迫秦军，打了几次胜仗，章邯越看情况越不对，更加积极地约项羽，项羽终于动摇了。虽然他在战场上一直获胜，可是这时后勤上碰到了问题，所以找来军吏们说：“我们的军粮看起来越来越缺乏了，我打算接受章邯的投降。你们觉得如何呢？”这些军吏也没那么喜欢打仗，都说好。于是项羽就与章邯在洹水南的殷墟上见了面，然后达成了协议。
见面时，章邯看到项羽后，“为之流涕”，在项羽的面前讲赵高的事情。项羽被这一番陈述感动，承诺封他为雍王。这段描述也非常重要，虽然这个时候项羽的头衔是诸侯上将军，但实质上拥有最高权力，只要他愿意，马上就可以承诺封章邯为雍王，而不用去管楚怀王有什么意见。
于是，项羽接收了章邯的军队。可是接下来，章邯带领的秦军与诸侯军队之间发生了摩擦。两边本来是战场上的死敌，彼此相处当然不那么容易，诸侯的兵卒显然会讽刺、虐待、责骂投降的秦军。
秦军心里当然也非常不满，有很多波动和情绪，互相抱怨被章邯骗了：“章邯让我们投降诸侯，但投降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如果随着诸侯的军队打败了秦，好是很好，但是功劳能分到我们身上吗？万一到时候没有打胜，那诸侯军队一定会带着我们向西，拿我们当人质，而我们还在关中的父母妻子岂不就成了秦报复的对象吗？”
这种抱怨和情绪不可能一直是秘密，有人听到后就告诉了项羽。项羽找黥布、蒲将军商量说：“投降的吏卒那么多，而且心里不服，要是他们到了故乡关中后不听话怎么办？到时候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危险，不如把他们通通都杀了，只留章邯、长史欣、都尉翳这几个大将一起入秦好了。”
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这是很可怕的一段话。章邯带领的二十余万降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由项羽做决定，在一夜当中被坑杀了。
这件事必然影响很深远，也显现出项羽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与刘邦在基本态度上的差别。读到这里，我们又要换到《高祖本纪》。当项羽与属下密谋坑杀二十余万降卒时，刘邦又在做什么呢？
本来项羽与刘邦都自愿要西入关中，可是怀王周围的老将认为“项羽为人剽悍猾贼”——这个意见在章邯率军投降后再度得到验证——在项羽的眼中，没有人命，没有仁慈，没有笼络人心，只有军事、力量才是他所依持的。当他觉得应该杀人的时候，完全不会手软，这是他的特性。而刘邦刚好与他相反。在《高祖本纪》这段之后，司马迁多次运用了一个词，即“长者”。
较之项羽，刘邦有长者的个性。可是长者的个性到底是什么，在这个历史关键点上又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在项羽与秦军那样互动的时候，《高祖本纪》里记录了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彰显什么叫作长者。
刘邦带领军队西进并非那么顺利。他打昌邑打不下来，于是往西走到高阳，遇到了骊食其。骊食其听说沛公带领军队经过这里，就说：“我在这边见过好多带军队的人，感觉刘邦是一个大人长者。”显然，当时刘邦的名声已经在外传开了。
骊食其去求见刘邦，刘邦让他进来。当时的场景真是吓人一跳：刘邦不仅没有站起来，还坐在床上，旁边有两个女人帮他洗脚。这当然是非常不礼貌、非常邋遢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刘邦，从一开始他就是沛县的无赖，虽然这时有了小小的功绩，但个性没有那么容易改变。不过，他的确有他的长处。骊食其看到刘邦这样对待自己，也不客气，只是拱拱手，然后就直接指责刘邦：“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如果你想要打败秦，用这种态度对待我这个比你年长的人，能够胜利吗？短短这一句话刘邦就听进去了。他马上知道错了，赶快跳起来把衣服整理好，而且向骊食其道歉，让骊食其上座。于是，刘邦就争取到了骊食其，也立即得到利益。骊食其告诉他，现在不应该打昌邑，而应该去打陈留。陈留有秦的积粟，获得了军粮，再做其他事情就容易多了。
项羽与他的部将之间是怎么沟通的呢？他觉得粮少的时候，是把部将们找来说：我们没有粮食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接受章邯的投降。后来，当他发现军中不稳，又找了这些人来说，我觉得干脆把他们都杀了算了。他们也听他的，真的就坑杀了二十余万秦军。没有人给项羽真正的劝诫，他在当时也就无从得到最重要的资源——情报。在那种历史的混乱中，诸侯并起，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地方上真正了解状况的人提供的信息非常有价值，而情报靠的是信任。刘邦之所以被称为大人长者，是因为他有宽广的胸怀。当骊食其骂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发怒——骊食其如果用同样的方式骂项羽，可能脑袋都没有了——而是会立刻反省，知道骊食其说的是对的。他有基本的是非判断，借此能够收服骊食其替他出谋划策。换个角度来看，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投资了。骊食其给了他最宝贵的情报，从此之后，他的条件和路线就改变了。
刘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带领军队往西打入关中，而司马迁对这段过程的描述显然意有所指。我们看的时候会留下一个很清楚的印象，即刘邦带军入关中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旁边人的各种劝诫。刘邦有这种长者的个性，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因此一路上并非自己一个人带这支军队。因为骊食其的情报，他放弃了昌邑，转而攻打陈留，得到大量粮草，得以让军队继续西进。
到了宛（南阳），在这座从战国到秦都很重要的大城市，又有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刘邦的重要策士张良说：“你现在急着入关，可是这个时候秦兵仍然很多，而且在地形上，这一路有利于他们防守。我建议你先把宛城打下来。”刘邦原来想绕过宛继续西进，因为他心里想着楚怀王的许诺：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以在那里为王。关中是秦起家的地方，能够在那里为王自然是了不起的功绩。刘邦担心别的军队更早打到关中，一看宛城不容易打，他想的是继续往西边走，但张良认为，现在不把宛城打下来，以后被宛城的军队从后面攻击，面对前面的强秦，就没办法回头对付了。这是很危险的处境。
刘邦马上就听从张良的劝诫，做了战略上非常有利的决定，当下“夜引兵从他道还”，黎明时就把宛城团团围住。他本来已经过了宛城，宛城的守军恐怕也以为他已经绕过去了。逃到宛城的南阳太守一看刘邦的军队又回来了，万念俱灰，想着干脆自杀算了。但是，舍人陈恢劝主人不要急着死，然后自己偷偷出城去见刘邦。陈恢与刘邦说：“听说你们这些诸侯军队约好，谁先入咸阳就能当关中王。宛并非一座孤城，连城数十，是郡里的网络中心，有很多人口和积蓄，而且城里的官吏以为城破必死，一定坚守成城，绝不会轻易放弃。如果你现在要打宛，会耗费很长时间，就算好不容易把它打下来，你的军队也一定会有很多死伤。接下来你继续往西去，宛地居民会跟在后面袭击你。如此一来，你浪费了时间，很可能其他军队就先进到咸阳，也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麻烦，与后面宛城的居民为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去劝城里面的人来投降吧。你告诉太守，投降的话可以保留位置，非但不会被杀，而且可以让他帮你守城。如果你怕他背叛，把城里所有部队都带往咸阳就可以了。这样做首先不需要花太多时间，一旦宛投降了，你的军队也多了许多人马；更重要的是，那些仍然效忠秦的其他城邦，一听到原来只要投降就可以得到太平，一定会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司马迁在这里用了很有趣的笔法：陈恢讲了这一长串话，刘邦的反应就短短一个字，“善”，没有迟疑，没有多想。当他知道这是一个好建议，而且符合他的个性，马上就接受了。
前有骊食其教他应该怎样得到粮草，现在又有陈恢教他用约降的方式，消除秦的这些官吏的阻碍。于是靠着宛降服的前例，一路经过的很多地方都不战而取。刘邦本来担心不能先入咸阳，但因为中途没有受到太多阻碍，他不只是先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进入关中后，把军队安置在霸上。秦帝国短短十几年中的最后一个皇帝子婴，乘着白色的车，配白色的马，把绳子绑在脖子上，拿着皇帝玉玺、符节这些最重要的帝国印信，在路边投降。
刘邦就这样进入了咸阳。下一个重要的考验是如何对待秦的末代皇帝子婴。当然，有部将建议杀了他，但刘邦经过反复的历练，有了清楚的自觉。他知道，楚怀王派他西进，是因为他是一个长者，不随便杀人，“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于是决定把子婴交给相关人士看守。这短短几句话，对照《项羽本纪》的内容，简直就是对项羽绝大的批判。光是杀一个子婴，刘邦都觉得会带来灾恶，但是项羽一夜之间就坑杀了二十万秦军，两人在这一点上的对比如此强烈。
刘邦原来想的是大丈夫就应该像那样，年轻时就已经很羡慕秦始皇的气派与豪华，今天竟然真的有机会进入秦始皇的宫殿，可想他会如何地心旌摇动。他想进入皇宫，但是又被樊哙和张良劝阻了。他们劝刘邦把秦的重宝、财务府库全部封藏起来，然后回到霸上。接下来，显然也是在樊哙、张良或者周围人劝诫下，刘邦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把关中的父老豪杰都叫来，和他们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虽然这里是秦的发源之地，但是秦对你们并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么严苛的秦法，让每一个人活得都如此不自由，如此饱受威胁呢？为什么毁谤者一族都会被杀，甚至连偶语者（不小心讲错话）都会被杀？诸侯的军队约好，谁先进入这里谁就当关中王，所以我将来可能就是关中王了。我统治的方式非常简单，不管过去秦有多少法令，一旦我当关中王，你们再也不要担心了。与秦刚好相反，我与你们约法三章。”三条法令其实还可以浓缩成为两条，就叫作“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其他的通通都不要了。
刘邦这样的宣告明确表达出，他来这里不是为了统治他们，而是为他们除害。接下来他又做出让这些父老觉得更加不可思议的举动。“我也不在这里享受荣华富贵，我要回到霸上。我要等到所有诸侯的军队——主要就是项羽带领的庞大势力——来了之后，再与你们有明确的约束。这是我的承诺。”这样一说，秦人都高兴得不得了，原来刘邦不是来征服他们，是真正在为他们解除祸害，所以“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表现出对刘邦军队的拥护与爱戴。
但刘邦连这都不接受，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这让秦地的人们更加高兴了，“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关中人心里已经希望刘邦做关中王，而这也就是诸侯原来约定的。然而，这里只是一个伏笔。因为等到项羽进到关中后，并没有封刘邦为关中王，这是楚汉相争中项羽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这个错误有两项后果，一是违背了当初在楚怀王面前共立的协议，失信在前；二是让关中父老失望。表面上，项羽把威胁自己的刘邦势力赶出了关中，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上看，这个伏笔让我们知道，项羽为这个错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接下来，司马迁又写了一段很有趣的话。这次是刘邦犯的严重错误，虽然它与刘邦一路进到咸阳是同样的模式。《高祖本纪》说：“或说沛公”——至于是谁劝他，我们并不清楚——“关中这个地方地形很好，物产丰饶。现在章邯已经投降了项羽，项羽把他封为雍王，而雍就在关中，项羽是要让章邯当关中王。如果项羽的军队来了，我担心你就没办法当关中王了。你已经进入关中，干脆就派军队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来。这样你替自己争取了时间，可以动员关中的军队，大幅增强自己的实力，能对抗项羽，也就可以保住关中王的地位了。”刘邦也这样做了，但是也由此引发了巨大的危机。
“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项羽带着诸侯的军队要进函谷关，发现关门不开，又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怒。项羽从来没有别的方式，他太会战斗了，刘邦的军队根本守不住，函谷关一下就被攻破。到了十二月中，项羽也已经入关，而且心里自然还保持着对刘邦的愤怒。这个时候，项羽与刘邦在实力和打仗能力上都是不对等的。刘邦犯的这个错误，让自己深陷到目前为止最深的危机里面，而解开的方式，就是精彩的鸿门宴。
鸿门宴前的暗流涌动
用纪传体来写历史时必然要面对重要的选择。很多事情牵涉到不一样的人，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传记，那同一个事件究竟应该怎么写，写在谁的传记里面？一种选择是把它拆开平均分配，例如说有两个人，就分配在两个人的传记里，但是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传记只能分到半个故事，读起来不好看也不过瘾。还有一种选择是写在某一个人的传记里，但这样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另一个人的传记如果重写一次，就显得很啰唆，而如果不写或比较简略地写，那应该把重点放在哪个人的传记中呢？
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鸿门宴的故事上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他做了一个明确的选择，就是把故事的细节写在《项羽本纪》里。我们认真思考一下鸿门宴的写作方式，就会知道个中原因。这并不是因为两人在这件事情上的分量不同，因为对项羽、刘邦来说，鸿门宴都是关键性、历史性的，他们都要面对接下来如何总结军事、政治上的成就，以何种方式应对未来的问题。可是，有一个因素决定了这段故事要放在《项羽本纪》里，即项羽是主动的，而刘邦是被动的。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项羽面对这种情况做了什么决定，从而更清楚他的个性。项羽面对大事件时很难形成自己的意见，经常犹豫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而这就变成了他从崛起到没落、失败的过程中，值得重点思考的个性。
鸿门宴开端于项羽在函谷关被刘邦的军队阻挡。在还没与刘邦见面时，偏偏刘邦身边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跟项羽告密，称刘邦想要当关中王，并打算用子婴来当他的相国，从而收纳秦的所有资源。项羽听后当然非常生气，他的决定也很简单，就是叫所有士兵吃饱饭，第二天天亮就出击。这时项羽有四十万大军在鸿门，刘邦在霸上只有十万军队，双方兵力差距悬殊。
项羽身边最重要的策士，也几乎是唯一能够劝项羽的人是范增。项羽很尊敬他，给他一个特别头衔，叫作“亚父”，也就是义父的意思。范增特别提醒项羽，刘邦在楚国的时候“贪于财货，好美姬”，这些是刘邦的无赖个性，但范增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还看到了一件可怕的事——刘邦入关之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按曹无伤的判断，刘邦想要自己一个人垄断关中所有的财宝，但是范增告诉项羽不要为此生气，背后有更值得担心的事。如果刘邦真的想当关中王，统纳关中所有的财宝与女人，反而应该安心。但现在这个人不一样了，他以前那么贪财无赖，为什么今天将咸阳的财货、美女看得没那么重要了，意味着他心里一定有更大的志愿。还有什么志愿比当关中王更大的呢？至少范增心里已经猜到了刘邦更大的野心是什么。他告诉项羽，“急击勿失”，这个时候不能小看刘邦，一定要赶快攻打他。不管是曹无伤传递的信息，还是范增提醒考虑的因素，项羽都没有理由不倾全力消灭刘邦势力。
纯粹意外的是，时局给刘邦留了一条后路。项羽身边有一个人叫项伯，是项羽的叔伯辈，他与张良非常要好，项伯曾经杀人，在逃亡中被张良所救。张良对他有救命之恩，这时又在刘邦身边，项伯看状况不对，于是夜里偷偷从鸿门到霸上，告诉张良：“你得逃。明天天一亮，项羽的大军很可能就来打你们。四十万打十万，你们军队逃脱不了的，你难免一死，赶快连夜逃吧。”张良是韩国人，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对项伯说：“我之前效忠韩王，但是现在韩王把我交托给沛公，我现在应该要帮助他。看起来沛公是身处可能覆灭的极端危机中，我怎么可以逃走呢？”
张良告诉刘邦这件事情，刘邦吓一跳。他说：“怎么办？怎么办？”张良先问：“你为什么要派兵去守函谷关呢？谁和你建议的？”有趣的是，《高祖本纪》只说有人劝诫他，《项羽本纪》揭露了这个谜底。张良的问话也意味着，首先这件事情张良绝对不可能同意，其次这件事情连张良都不知道。而这也表明，刘邦身边有非常多的人在给他出谋划策，刘邦靠着这么多人的意见才成就大业。当然，如果判断稍微有闪失，也必须付出代价。
看到情况如此，刘邦不得不乖乖地告诉张良：“是鲰生劝我的。他说不让诸侯的军队进来，我就可以在关中称王了。”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对照。范增其实高估了刘邦，他认为刘邦一定不只想当关中王，但刘邦之所以接受鲰生的建议，表明他真的只想当关中王。换句话说，刘邦后来能够成就霸业，最后变成帝王，有一部分原因是身边这些人不断地帮他，让他能够看得更长远。鲰生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不足为重，就是因为他的视野远远不如范增，他以为把函谷关守起来，就可以在关中称霸了。但是怎么守住关中呢？连项羽的军队、诸侯的形势与自己的现有状态之间孰大孰小、孰强孰弱都无法用高远一点的眼光评估，刘邦所犯下的错误确实非常严重。
张良当然要借此教训刘邦了。他问刘邦：“你现在的军队足以抵挡项羽吗？”刘邦这个时候沉默了一阵子才说：“固不如也。”他这个时候醒过来了，是啊，我怎么可能挡得住项羽呢！于是又说：“为之奈何？”司马迁的行文很生动。刘邦听到项羽要来打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为之奈何”，当他明白抵挡不了项羽时又说“为之奈何”。张良当然胸有成竹，他说：“我帮你想好了，你现在去和项伯说，我刘邦怎么敢用这种方式背叛项羽呢？”刘邦问：“项伯和你有特别的交情吗？”张良就解释说：“项伯曾经杀人，我救过他，他与我是好朋友。今天因为情况危急，所以项伯赶来告诉我。”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刘邦的长处。张良叫他去请项伯替自己向项羽解说，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谁年纪大？”这是非常细腻的反应。张良回答说：“项伯年纪大。”刘邦马上就说：“来，我用哥哥的礼节对待他。”张良邀项伯进来，这个时候刘邦都准备好了非常隆重的礼仪，先是备了酒，然后祝项伯长寿。而且，在张良出去邀请项伯的这段时间，刘邦显然又有了新的准备，为拉拢项伯，要与他结成亲家。
之后他开始请项伯去替他解释：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刘邦说这一切都是为项羽做的，就是把这些都做好了等项羽来。为什么要关闭函谷关？因为担心有盗匪或者其他势力进出，才不得不去守。接下来简直就像是要哭出来一样，让项伯去向项羽求情。项伯答应替刘邦求情，同时也提醒他第二天一早一定要到鸿门来和项羽道歉。
项伯趁夜回到鸿门，把刘邦说的一番话讲给项羽听。他说：“如果不是刘邦先打进了关中，我们现在有那么容易进入吗？他立下了大功，如果我们去打他，不符合正义的原则。我劝您还是好好对待他。”这样解释后，项羽耳朵软，也就听了，答应好好对待刘邦。
第二天，刘邦果然一早就带了很少的人到鸿门，把姿态摆得再低不过，和项羽道歉。他说：“我与将军一起攻击秦，您占河北，我占河南。我从来没有想过竟然会比您先入关。今天竟然有小人之言要挑拨我与您的关系，您绝对不能相信。”项羽也就很明白地告诉刘邦：“你不能怪我，是你身边的曹无伤来和我讲的。”这又是项羽的个性，丝毫没有计谋之心。曹无伤本来想去投靠项羽，但在不经意之间就被背叛了。于是，项羽就留刘邦吃饭、饮酒。
这就是有名的鸿门宴。鸿门宴上一段段的故事都在显示，虽然刘邦来道歉，项羽也接受了道歉，但是对于真正应该怎么处置刘邦，项羽迟迟无法决定。亚父范增有自己的想法，多次在席上暗示项羽除掉刘邦。可是即使范增有如此强烈的态度，项羽仍然没有当场做任何决定。他在战场上很武勇，个性暴烈，可是下了战场，尤其是与权力、地位、计谋有关时，反而犹豫不决。这是项羽最大的悲剧所在。
如果不是在战场上的武勇，项羽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权力，可是他的个性、思想、所作所为又不能帮他守住这样的权力，一次次地错失巩固权力的机会。司马迁不只在讲刘邦怎样兴起，更重要的是“通古今之变”，讲权力的得失都不是纯粹的偶然。偶然的因素、天的因素当然存在，可至少在项羽的身上，有太多是源自他自己的个性与决定。
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
在《史记》许多篇章的写作上，司马迁的细腻超乎想象。在项羽与刘邦两人的互动中，最关键的戏剧性场景就是鸿门宴。那司马迁如何写鸿门宴呢？
鸿门宴上发生的事情惊心动魄，中间有很多紧张情节。项羽是主动一方，但是细看之下，项羽的主动性又有玄机。鸿门宴开头这样写的：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 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鸿门宴一开头先写的竟是座位。项羽与项伯坐在西边，刘邦坐在南边，范增坐在北边，张良坐在东边。很多人可能感觉不到这个座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如果是汉代的读者，他们看到这样写座位，就会非常清楚这里面不太对劲。
现代史学家余英时写过一篇短小的文章，很精确地点出写座位这段的重要之处。余先生在文章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汉代的宴饮有两种不同的座位安排原则。第一种是宾主位，东西面。如果是请客，向东，也就是坐在西边是大位，客人应该要坐在那里，主人则坐在东边。这是请客的礼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鸿门宴的座位就颇为蹊跷。这场宴会在项羽的营帐里，当然项羽是主人，刘邦是客人。依照宾主位，刘邦应该坐在西边，而项羽应该坐在东边。但《史记》告诉我们，项羽坐的是比较尊贵的西边的位置，这意味着他没把刘邦当客人。另一种原则是君臣位，南北面。这里的君臣是广义的，不局限于君王与大臣，也包括上司与部属。只要地位有差别，就用这个规则，上司坐在北边，下属坐在南边。鸿门宴上刘邦坐在南边，所以就是个部属，而如果项羽坐在北边，那他们无疑就是上司与部属的关系。可奇怪的是，项羽并非坐在北边。
余先生借此点出了司马迁细腻文字下的隐情，即这个座次是破格的安排，破格之处在于项羽的地位。项羽坐在宾客原则上最贵的位置，地位最高，而刘邦在所有安排中处于最卑微的位置，所以从一开始，就摆明了项羽与刘邦地位的不相称。余先生还进一步探讨是谁安排了这个座次，让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段文字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腻之处。
在讲座次时，司马迁写道：“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为什么这样写？难道不能写“范增南向坐”，或者直接写“亚父南向坐”吗？范增在前面已经出现，不过到了鸿门宴时，项羽对范增越来越尊崇，才给了他“亚父”这个称号。但是，这不只是单纯从时间顺序上面说明范增变成了亚父那么简单，司马迁要突出的是项羽越来越信任范增。对照《高祖本纪》，我们的印象中，刘邦最大的特色是信任别人，而且会听取意见，而项羽身边能够说话的必然就是亚父范增。
从这个角度上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问题是，这时亚父范增是项羽最信任的谋士，那这个奇怪的座次是范增安排的吗？要知道答案，就必须看下一个问题，即鸿门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众人坐定之后——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
这么简约的文句，补充完整之后就会发现，在宴会之前，范增已经与项羽约好在宴会中伺机杀掉刘邦。前文说到，范增极为忌惮刘邦，认为他是项羽的最大敌手，应该尽快除掉。这个宴会就是最好的机会。他一直举玉玦，因为那是与项羽约定好的暗号。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原来约好的是如何动手，可是看之前项羽的个性，最有可能的就是由项羽自己动手。但这个时候范增举了一次，再举一次、再举一次，项羽就是不理。按照项羽的个性，比如杀宋义，他不就是直接闯进营帐里干净利索地把人给杀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没有反应了呢？
余英时先生将前文的两个问题与项羽不回应范增放在一起看，发现了一件绝妙的事情。余先生的基本推断是，范增应该不是安排座次的人。众人按照这个座次坐下之后，刘邦变成了最卑屈的客人，而这就是它的作用。这个安排中，东边是张良，可是他并没有座位，而是“西向侍”，侍候在那里，这就意味着东边的位置没有意义。刘邦想尽一切办法，借由坐在最卑屈的位置，达到了让范增跳脚的结果。因为他用这种方式告诉项羽，我对你没有任何威胁，我如此崇拜你，把自己贬低到这样的地位。项羽一看，就不忍心下手。范增的暗号是与项羽事先约定的，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杀人计划竟然被如此不落痕迹地化解了。既然这是化解范增计划的方式，当然不会是范增安排的。那么，还有谁可能安排这样的座次呢？刘邦和张良是客人，无法决定座次，也不太可能是项羽自己。用排除法，就只剩下项伯了。
所以，这个座次非常有可能是项伯安排的。他与张良事先经过周密考量，知道这场宴会是生死之宴，清楚范增可能会怎么做，于是用这种方式把范增的计谋消解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可以佐证我们的这个判断。范增一看，说好的暗号已经发出三次，但项羽竟然不为所动。他知道A计划显然失败了，只能选择B计划，于是把项羽旁边的力士项庄叫出去说：“项羽在这个节骨眼上下不了决心，你去舞剑助兴，逮到机会就杀了刘邦。”他要换一个方式，让项庄去动手。
更细腻地想，范增也有他的考量。项羽不忍，是因为觉得刘邦不是客人，不是威胁。他叫项庄去“为沛公寿”，就是提醒项羽，刘邦终究还是客人，对我们有威胁，而项庄在舞剑的过程中就可以把刘邦杀了。这就留下了后世经常用的成语，叫作“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接下来，项庄进来对项羽说：
“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看项庄在那里舞剑，谁都知道范增在打什么主意，项伯也站了起来，两个人各怀鬼胎，项庄想要刺杀刘邦，项伯假装与他配合，但实际是保护刘邦。于是，范增的B计划又失败了。回头倒推，几乎可以历历在目地看到，这是范增最大的挫折，他想了计划A、计划B，可是这些显然都在项伯，很可能还有背后的张良的盘算中，用细腻的方式给化解掉了。
再回来看，我们就知道司马迁写“亚父者，范增也”其实也是一个感慨，或者是不落痕迹的评论。范增这时在项羽身边的地位无人可及，最能够和项羽说话，但连他的安排项羽也没有听。《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一直试图凸现这一点——项羽一人敌万人，一个人打造自己的天下，但他最大的问题是身边没有人。并不是项羽不能够拉拢人，他能够让将士愿意为他卖命，但是缺乏听取别人建议的智慧和气量。相比之下，我们在《高祖本纪》从头到尾都能看到，刘邦是以一个团队打天下。一边是雄霸四方的个人，一边是没那么英勇、没有什么节操与内在修养的无赖，可是关键的差别是后者有团队，这个无赖知道怎么运用团队，知道如何集合团队的所有好处。
竖子不足与谋
司马迁在许多关键历史场景的写作上，不只是一个史家，而是有与莎士比亚相类的文学之笔。这个文学之笔把那些戏剧性场景一一铺陈，让我们不只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能看到不同的人性，受到感动与冲击。穿过两千余年，我们仍然可以在当下感应、反省与检讨周围人际互动的种种道理。
鸿门宴这场戏剧性的关键变化在历史上面非说不可。司马迁铺陈了大量细节，读者如果足够用心就能读到，在鸿门宴当中，这是双方的一场角力，但这场角力在项羽这边几乎只有项羽自己一个人。在宴会上，他身边本来有亚父范增，可是范增做了各种安排，项羽根本不听。他的身边本来还有项伯，可是显而易见，项伯这个时候其实心是向着刘邦的，根本没有从项羽阵营的利益与立场上思考。他并不是要背叛项羽，而是刘邦阵内有张良，他要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这些巧妙的连接使鸿门宴变得格外有趣。
项庄舞剑都没有伤到刘邦，张良还有一些什么安排呢？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
光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无法确认这是不是张良布置好的，但至少樊哙等在营门口这件事情不可能完全偶然。樊哙知道事情非常危急，于是要求现在就进去。另外，这也显现刘邦阵营的另外一个优势——“臣请入，与之同命”，项羽、项庄要伤害我的主公，我就与他们拼命，用英文来讲就是：over my dead body。
接下来又是非常精彩的描述。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随便进去当然不可以，这是别人家的军门，怎么能带着剑拿着盾牌就闯进去呢？卫士当然要阻挡樊哙，“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樊哙拿着盾牌把阻挡他的卫士通通推倒，一路强行闯进去。营门口刚好是东边，他一进去就面对项羽。司马迁写得非常细腻，樊哙“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肾上腺素发动，头发都竖了起来，眼睛瞪得那么大，像是眼眶都要裂开了。
看到一个人这样闯进来，“项王按剑而跽”。这是很精彩的细节。秦末的时候，人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席上。一般是两种坐法，一种是盘腿而坐，一种是低跪，就是屁股放在脚踝上（现在日本人坐榻榻米基本上还是这样的坐法）。显然，项羽原来是低跪着的，这时宴会在喝酒，他用比较轻松的姿态坐着，可是看到以这种戏剧性方式闯进来的樊哙，项羽马上高跪起来，按着自己的剑，表明他在防卫。他问：“这是谁，干什么？”张良显然有备而来，说这是沛公的马夫，叫作樊哙。项羽瞪着樊哙，接下来测试他说：“壮士！赐之卮酒。”樊哙放下威胁状态，显现出另外一面，非常干脆豪爽地把酒喝了。项羽说：“那吃东西吧。”就给他一块生的猪肩。樊哙就又很豪迈地把它放在盾牌上，拿剑切着吃。这也是一个打动项羽的举动。
我们不知道这是原来安排好的，还是樊哙的脱节演出。但樊哙的个性如此冲动、毫无所惧，刚好打动了项羽。项羽欣赏、佩服这样的人，看到樊哙就觉得刘邦身边有人。项羽接下来问樊哙说：“壮士，能复饮乎？”樊哙的回答又很有趣，他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这话说出来就非常重：喝酒就喝酒，干吗说“我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喝酒”呢？接下来樊哙又说了一段话：
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这一段话放这里又很有趣，它和樊哙前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樊哙如此冲动，让人以为他要骂项羽，可是他说的话又很有条理。他先说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爱杀人、爱刑人，稍微一冲动就把人砍手砍脚，因为这么残暴才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此外，后面这段话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是刘邦、张良商量出来给项羽的说辞。这样写显然只有一个用意，即樊哙前面的行为有可能是冲动，但说这番话时绝对是非常冷静的，说不定是张良让他把这段话背下来。因为他说的不是事实，却说得非常流利，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张良、刘邦告诉项伯的话。樊哙甚至还记得函谷关这个项羽在意的事情，也用同样的说辞解释，“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说这根本不是为了挡住项羽。接下来，他就反问项羽：这个人帮你打进关中，应该立刻被封为关中王，可你非但没有要封他，还听了别人乱七八糟的话，想要杀他？
接下来樊哙最重的指责是：有劳苦功高的人在你面前，你却想要杀他，那与秦始皇有什么差别？这一句是一箭双雕。一是揭穿了项羽藏在心上的与范增密谋杀刘邦的计划。这件事情原来只在他心里，但被樊哙点破了。他是有阴谋的，不是光明正大地请人家吃饭饮酒，而是想要趁机杀人。对项羽这样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耻辱的事情，所以气势马上就没了。另一个就是现在所有人都厌恶秦始皇帝的作为，樊哙进一步指出他竟然用同样的风格来对待别人，如此一来项羽必然更加气馁。项羽既没有办法辩护反抗秦始皇不是因为他残暴，也没办法去辩护自己没有杀刘邦的残暴之心。因此，项羽的反应很简单——他说不出话，沉默了。最后勉强只说了一个字：“坐！”在整个鸿门宴紧张的局势中，这是项羽在气势上的投降。
樊哙随后在张良的旁边坐了一会儿，鸿门宴的局势也大概定了，换句话说，项羽在宴会上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行动了。接下来，刘邦说要上厕所，一出门马上把樊哙叫出来，等到随行的陈平也过来后，他们就商量该走了。刘邦还有一点犹豫，觉得不辞而别很没礼貌，樊哙就明白地说：“这个时候你还管什么礼节，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他们叫张良留在那里，其他人护卫着刘邦赶快回到自己的军队里。
张良有胆识，个性沉稳，所以就留他断后。刘邦带了一双白璧准备送给项羽，另外一双玉斗准备送给范增，表示二人对他们来说都是上司、都是主人。张良真正做的事情是回到宴会上拖延时间，让刘邦等人可以“间道”回到军中。小路非常艰险，只有刘邦骑在马上，其他人连马都不要了，都是步行——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狂奔的压力。张良算好时间，觉得刘邦大概已经回到了军中，于是站起来说：“一点点小礼物送给项王、亚父范增。”
项羽当然问，那你的主公刘邦在哪儿呢？张良说：“我的主公个性懦弱，知道项王可能要指责他，所以把我丢下，已经回到军中了。”司马迁自然没有忽略整件事情的尾声，写道：“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项羽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收了玉璧就放在了座位上。可是亚父不一样。
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范增非常生气，因为他们整个计谋全部被破坏了，张良还要虚情假意地送他礼物。他无法忍受，当场把玉斗丢在地上，还拔剑把它砍破。这是范增的发泄。可是他很大程度上不是针对刘邦，而是针对项羽。对他来说，项羽不杀刘邦已经证明这是一个“不足与谋”的人。到了这里，我们大概也就知道，范增在项羽身边不可能发挥任何作用了。这是亚父最深刻，当然也是完全无可奈何的挫折。
鸿门宴虽然篇幅不大，但字字珠玑，清楚地把这件历史事件呈现出来。经过了两千多年，我们再三地研读，仍然对宴会上这些人的安排与表现感到惊讶，不可思议。
暗度陈仓
根据《高祖本纪》记载，当初刘邦看到豪华的宫室后，本来想要住在里面过过瘾，但是被张良、黥布等人劝阻，所以他把秦始皇留下来的这些财宝、宫室全部封起来，自己回到霸上继续过艰苦的军中生活。
鸿门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西屠咸阳”四个字，意味着项羽是带着军队一路烧杀进入咸阳。对照《高祖本纪》，我们就更明白它的意义。刘邦在咸阳仍然有守军的情况下进入后，迅速放弃敌对的概念与姿态，与咸阳父老快速和解。反过来，项羽进咸阳时，城里已经没有抵抗了，但他竟然还是一路西屠咸阳。子婴已经投降刘邦，这回等于是第二次投降，但却被项羽杀了。
而“烧秦宫室”这件事还在中国的文化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件事情，汉代不得不面对一个知识上的危机。稍微想一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也做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焚书”，但是“焚书”烧的是民间藏书，不准一般人私藏这些图书，而他在宫室里收集的众多图书还保留在咸阳。在正常的状况下，秦灭亡了，不再有秦的禁令，这些书就可以回到民间自由地流传。从东周到汉，在书籍与知识的流传上面就不会有那样可怕的断层。于是，我们在《儒林列传》里可以看到司马迁对项羽的重要指责。换句话说，到了汉代，这些古典之所以要费很大力气、想尽办法去恢复，有一半的责任在于秦始皇。同样，如果没有项羽进到咸阳之后把秦所藏的这些书全部烧掉，汉代也不会那么辛苦。
在咸阳烧杀完，项羽把“货宝妇女”带回了东方。在此之前，另外有一个小插曲。有个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跑去劝项羽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这个地方是好地方，有地理优势和经济优势。但接下来的记载很有趣：“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项羽不是真的不想留在关中，用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来说，一个人行动的动机有推力和拉力。想回到东方是项羽心里本来就存在的拉力，这一点后面还有解说，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推力把他推离关中，那就是他犯的错误。他本来还在思考着能不能留，但这些宫室已经全部被烧毁，无地可留，因此才决定离开关中。离开时，他又说了一段话给这个劝诫他的人听，他非得回到东方去，因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他如今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一定要回去接受父老们的掌声。这清楚显现出来他的个性。他需要别人的肯定，享受或者追求各种掌声，尤其是故乡父老的肯定。也许他心里面想的是，当时我从楚出来的时候，你们没有人看得起我，我现在回去，就是要让你们知道我多么了不起。
讲完这段话，司马迁补了一件事，其中也有他的价值判断。劝诫项羽的人看他不听劝，背后感叹道，听说楚人虚荣，就像“沐猴而冠”——他们外表像模像样，但是虚有其表，就像把猴子洗干净了给它穿戴，让它看起来像人而已，没有内在的实质内容。这是非常严厉的指责。在决定关键事件时，不管在知识还是性格上，一个重大的考验就是如何判断轻重缓急。很明显，项羽的重要选择是回到故乡，对他而言，接受欢呼与掌声比什么都重要。这种虚荣就叫作“沐猴而冠”。怎么能那么看重虚荣，而不去考虑更深刻、更实际的事呢？如果要统治天下的话，什么地方最有利这些都不考虑，而只想要一时的虚荣，这个人是没有机会的。
之后，司马迁又补录了另一件事情，更加表现项羽个性中无药可救的部分——项羽辗转听到这个人骂他沐猴而冠，就把这人煮了。鸿门宴结束时，樊哙骂项羽两件事，其二就是说他和秦始皇一样残暴，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坐实了樊哙的话，并不是敌对双方之间没有根据的诋毁。现在的天下局势中，大家最关切的就是，你项羽到底与秦始皇有什么区别，要用什么方式把自己与过去错误的政权划清界限，让大家知道你不一样？“烹说者”显然是最不应该犯的错误。
对照《高祖本纪》，项羽入关之后犯了三大错误。第一大错误是“烧秦宫室”“西屠咸阳”。刘邦则恰恰相反，因为他知道，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人们最看重的是你和秦的不同。于是，刘邦用极端的方式明确表明自己不是秦始皇，完全不认同秦的那套做法，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秦最大的问题是有许多苛法，这些刘邦全部舍弃，只要两章半就可以了。项羽不懂这些，他在咸阳以及后来所做的事，会不断让人想到秦始皇。用今天的语言说，刘邦阵营的宣传策略就是想办法凸显“与秦王异”。而项羽的所作所为显然就是另外一个秦王，人们还会支持他吗？
项羽的第二项错误就是杀了前文的“说者”。那个人的意见本来是有道理、有智慧的。当时就应该认真思考到底要以哪里为中心，实行统治，可是项羽见不及此。并不是说一定要选关中作为统治中心才对，但项羽只想回家，看不到统治的更多安排，甚至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情。
第三个错误就是他的分封。他得到了巨大的权力，所以到了关中之后就开始运用。《史记》里用的是很细腻的写法：“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在分封天下的时候，他先把跟随他的将相找来，然后说：过去大家因为要对抗强秦，所以只是临时分封，有人从赵过来就让他当赵王，有人起义投靠，就给一个诸侯名号。到了现在，过去的这些不算数了，现在把秦灭了，应该重新来过。分封的新原则就是以他为中心，依照与他的关系，功劳多的就给好一点的位置，如果没那么多功劳，即便过去临时给了位子，现在也可以收回来了。讲完之后，“诸将皆曰善”。这里又有司马迁的伏笔。项羽在分封问题上其实犯了两个严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从来没有改过的，即自己先做决定，然后找本就会答应的人去“商量”，根本没打算听不一样的想法。
第二个错误就是他昭告天下，我项羽要来分封诸王了。这是他享受权力的做法。可是从政治上来思考，这是没有智慧的做法。分封诸王时，怎么分都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服气，肯定会惹得一些人不满，甚至引起反对。稍有政治权谋的人，绝对不会说这些是自己定的，而必须有一段距离，有一个缓冲地带。项羽见不及此，和“衣绣夜行”一样，他就是享受这种权力，如此而已。吊诡的是，一个人越在意权力，就越不可能有智慧、有效率地运用权力。
到这个时候，这一连串的错误基本上已经让项羽进入一个死地，没有任何杠杆可以让他来操作天下了。
这次分封对后来的历史影响最大的一点是，项羽本应遵照大家当时在义帝楚怀王面前的约束，封刘邦为关中王，但是他却巧立名目，说巴蜀也属于关中，硬是把刘邦封到偏僻的巴蜀为汉王——事实上，汉代的“汉”也就是源自这里。不过，项羽所犯的更严重的错误是刻意不承认既有势力，不尊重已有的诸侯。
错误最清楚地体现在陈馀身上。陈馀原来是赵的相，在项羽分封时，他一下就看到分封的方式大有问题，没有接受分封。他知道，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齐，就跑去找田荣。两人的对话中有这么一段：
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
这句话很关键，它表明项羽硬是把已有的旧王赶走，分封给他身边有功劳的人。这必然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
最严重的状况就在齐。项羽把原来的齐王硬是改成了胶东王，让田都这个本来没有王位的人去当齐王。另外，他还封田安为济北王。最严重的是田荣。田荣本来是齐宗室中的重要人物，在陈胜吴广起兵之后也有自己的势力。可是，项羽讨厌田荣，刻意只给他一个城安君的头衔，这其实是一种羞辱。田荣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羞辱，因此一开始就明确地反项羽。所以，项羽等于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陈馀看到田荣反项羽，就刻意去接近他，也就是认为他这种起兵的方式是有道理的。一时间，项羽分封的诸王就以齐为核心，开始反叛。
《高祖本纪》中也写到这段过程，在项羽分封之后，四月，“兵罢戏下”。灭秦这件事已经完成，大家从咸阳离开，去到各自封国。刘邦很尴尬，但仍然乖乖地接受去巴蜀。明明知道项羽实际上违背了原来的约定，而且把他分封到西南就是为了让他再也无法在新的天下局势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在身边策士的建议下，刘邦没有发作。这里有一个隐微但是重要的地方：
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
项羽明明是在欺负刘邦，刘邦竟然乖乖接受，就像在鸿门宴上把自己身份拉得那么低一样，于是项羽产生了同情之心，多给了他三万人。而且，大家都感觉到刘邦受到委屈，自愿跟着刘邦到巴蜀去。就这样，刘邦要去巴蜀时，势力反而比进入关中时还要大，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项羽自己送他的。去巴蜀的路艰险难走，很多地方都必须搭栈道才能走过去。张良与韩信建议刘邦走过去后，就把这个栈道给烧了。一方面，如果项羽反悔，还想加害刘邦，他过不来，军队没有路可以走。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刘邦可以借此告诉项羽，我连退路都没有了，根本不会再回关中与你为敌。
不过，等真正进入巴蜀之后，这就变成了另外一回事。
进入巴蜀，刘邦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即士卒思乡。谁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去呢？一路走来人越走越少，跟着他的人看到这种荒僻的地方，也都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因此“士卒皆歌思东归”。
看到这种状况，与兵士关系密切的韩信就来游说刘邦。他说：
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韩信看到的局势是项羽把那些其他有功劳的人封到很好的地方，却叫我们来这里，分明是贬抑我们。我们带的这些人全都是山东之人，现在要到偏僻的巴蜀去，大家都想回家。如果好好利用这些人想回家的心理，可以有大功。
经过战国时期就开始的纷争，好不容易秦统一了六国，大家以为统一之后就可以休息，但是秦始皇好大喜功，反而延续了战国那种纷乱状况，统一之后也没有办法休息。现在，秦灭亡了，西楚霸王变成新的共主，天下想打仗的人更少了。大家都想休息，还有谁想打仗？还想有所作为的就只剩下刘邦带的这群人了。这群人想回家，所以不如就好好利用这一点，把军队带出去，争夺天下。
不过，是否出蜀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高祖本纪》写得清清楚楚。听了韩信的建议之后，刘邦观望山东的局势，到了八月，就听了韩信的劝说，“从故道返”。这显然需要刘邦和巴蜀到关中一带的父老们接触，得到当地的信息，才可能在烧掉栈道之后沿着故道出来。也因为如此，汉军达到了奇袭的效果。当时，项羽任命了三个王防守关中，雍王章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在陈仓败于汉军，剩余的塞王、翟王很快也战败。
短短四个月内，项羽奠定的新的天下秩序已经无从维持，而且立刻就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情况。东方有齐，西方有汉。不过，东西方势力的动机不太相同。田荣最重要的是感到不平，他被项羽侮辱，所以首先要报复，其次是夺回自己原来的势力与资源，因此他的反叛其实比较容易处理。项羽看到田荣反，就带着军队去对付他。西方刘邦这群人的野心则完全不一样。对于他们来说，不只是要报复项羽对他们的不公平，而且要回到关中，以这里为基地得到更大的势力。他们是有备而来，有各种策略，一旦出了巴蜀，就再也没办法被关在偏远的角落了。
田荣完全没有理会刘邦这个时候在西方做什么，可是刘邦的势力，像张良这些人，一直在观察、思考，如何善用东方的乱局达成对自己最有利的局势。从蜀地出来之后，张良因为原来就是韩国人，所以回到原来的韩地，一方面去探看东方的局势，另一方面在那里策划合纵连横，离间诸侯势力。
张良到了韩之后，刻意写了一封信给项羽。这封信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项羽以为，刘邦与东方的田荣一样，不过就是来要回当时大家承诺给他的东西，只是想回到关中，无心向东。而项羽收到这封信之后，竟然也就相信了。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张良让项羽认为自己可以，而且应该先对付东方齐的乱局，回过头来再对付刘邦也来得及。这是张良为刘邦赢得的时间。当项羽以为自己还来得及的时候，刘邦当然已经利用项羽的大意快速东进了。
天下之争
刘邦集团从巴蜀进入关中时，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心态和准备，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他不只是打败原来项羽所封的这几个王，还非常明确地开始自己的分封，例如立韩太尉信为韩王。之后，刘邦明确号召周围其他势力来投靠他，“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明明白白地承诺好处。这也是刘邦集团的长处，他们不吝惜和别人分享权力，不吝惜把权力与利益拿来诱引其他人。
接下来，他又延续了刚进到关中的基本策略，做出让百姓得利的事。一是救灾，积极处理黄河堤防的各种问题，另外是把秦始皇的苑囿园池全部废掉，让农民种田。接下来，刘邦又“大赦罪人”。他用这种方法再次显现与刚刚灭亡的秦的差距，并且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让人民有所感受。再下来，刘邦不只让关中的人感觉他与项羽所封的三个关中王不同，甚至远到关外去探望当地的人民。回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张耳，“厚遇之”。到这个时候，凭借他的个性与策略，刘邦身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而且产生了一种正向循环：集团越大，就有越多的人想来加入，而他一直保持着宽容、来者不拒的态度，谁愿意来他都会厚遇之，从而使得集团更大。
接下来，“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依然迥异于项羽，刘邦明确表示自己现在不是地方诸侯，而是取秦而代之。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让刘邦有好机会发挥自己的优势。他们到洛阳新城时，三老董公拦住刘邦，告诉他义帝楚怀王先是被项羽贬谪，接下来被人暗杀了。刘邦这时才知道这件事，但马上意识到这是在争取天下人心的宣传上的好机会。
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袒而大哭”，也就是不顾一切礼节地大哭。刘邦隆重地为义帝举行了丧礼，开始了正面宣传上的攻击——之所以要对抗项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原来诸侯所共奉的义帝报仇。事实上，这样是一口咬定义帝为项羽所杀。
对照《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可以发现，其实项羽杀义帝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项羽不愿意明确地作为天下的共主，就奉义帝为共主，但他又有韩信批评的个性缺点，即不愿意与别人分享权力。如果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自己直接做天下共主就好了，可是他又要假装只是西楚霸王，是所有王中的一个。这种矛盾的态度决定了他表面上遵奉义帝，但在私底下又忌惮义帝有可能真正分掉他的权力。所以，他诉诸政治上很不明智的方式，派人偷偷杀了义帝。刘邦借此机会昭告天下，称项羽背叛了大家的情感。从此以后，这两个阵营各自树立风格，并决定了其他势力在楚汉当中的选择。
当刘邦集团这样悉心经营他们的宣传战，运用刚刚取得的势力与权力时，项羽又在干什么呢？《高祖本纪》中说：“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项羽作为一个带兵的将领，在军事上仍然很有能力。从战国后期到秦，田荣在齐一直有势力，也有一定的战争经验与长处，但即使如此，还是无法比配项羽。项羽在军事上仍然天下无敌，当他集中力量攻打田荣时，田荣一败涂地。
田荣败走到了平原，齐地人民看到田荣不是项羽的对手，杀了田荣降楚，也就是投降项羽。但是项羽仍然按自己的风格做事，明明人家投降了，他还要“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结果，齐人再度背叛。田荣的弟弟田横接收了哥哥的势力，把田荣的儿子田广立为齐王，继续对抗项羽。
从项羽分封诸王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局势急剧变化。四月，项羽高高在上，一人控有天下。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封诸王，根本不理会地方上的既有势力。他任性地筹划了一张新的秦末地图，但这张地图没有合理的基础。按今天的政治学原理来说，项羽运用的是绝对主观的权力，他以为打败秦、重新统一天下后，天下就是他私人的，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用司马迁的语言来说，项羽不清楚什么是“天”，什么是“人”，感受不到作为人的基本约束和限制。他以为这个时候他的权力可以超越现实，或者更庞大的时代、地理和历史的因素，也就是可以凌驾于“天”，甚至以为自己就是“天”。新地图一定有人不愿意承认。只要有人开始不承认，它就会快速地被天的力量重新拉回另外的局势中。
短短数月，原本项羽独霸的局面就变成了楚汉相争。四月的时候，刘邦还根本没有决定当王的权力，被项羽分到汉水上游的巴蜀，叫汉王。刘邦乖乖接受了这个名称。然而一年不到，因为他做对了事情，诸如带一郡来降就封万户、把秦的园林开放成农田、大赦罪人，以及为义帝发丧，获得政治上再合理不过的出兵理由，从而势力大盛。而项羽不清楚天人之际，要用自己主观力量去违逆天。刘邦看清楚局势，每一步都在利用对自己最有利的现实局势。令人遗憾甚至同情的是，客观现实上局势已经变成了楚汉相争，但项羽仍然没有察觉，继续滞留在东方，处理齐地的事务。楚汉相争能够形成，基本上也就注定了未来一定是在刘邦一方。
斗勇，更要斗智
如果单纯以军事来看，楚汉相争中项羽仍然持续占上风。看那几年的事件，我们会再三看到在战场上项羽取胜，这也就意味着刘邦打了败仗，不断地把自己的军队与势力用各种方式调整。可是，这也是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司马迁给予的一个提醒。如果从现实的眼光来看，甚至在楚汉相争的描述中，我们都容易误以为项羽更强，因为现实上的对阵都是项羽占上风。然而，历史更广大的眼光要我们意识到，既然项羽一而再再而三打胜仗，那为什么刘邦没有被打垮呢？刘邦能够不断卷土重来，正是他与周围集团一路建立的基础在发挥作用。
《项羽本纪》刻意描述了一个场景，显示刘邦在军事上狼狈到什么程度，即彭城之战。刘邦聚集了大部队与项羽决战，但是项羽带着军队一来，汉军便快速瓦解。楚军在彭城先“杀汉卒十余万人”，追到睢水边又“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汉军还不只是损伤兵卒二十余万，更惨的是刘邦的遭遇。楚军密密麻麻“围汉王三匝”，刘邦已经没有机会脱身，这时候——
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这个时候起了大风，大白天让楚军睁不开眼睛。依靠这一偶然因素，刘邦才保住了生命，与楚继续争斗。这一段又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种情况完全是项羽、刘邦控制不了的。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刘邦就算被迫落到谷底，还是能够回来。
刘邦如此狼狈，司马迁也没有替这位开国君主留面子。这一段不能写在《高祖本纪》，那就写在《项羽本纪》。靠着天象的帮忙，刘邦好不容易逃出来，一路逃到家乡沛。他本要去收拾家室，但因为楚军一路追过来，只在路上碰到儿子与女儿（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他的父亲、妻子不见踪影，后来都被项羽抓走。刘邦就把儿子、女儿拉上车一起逃，后面楚军骑着马快要追到了。刘邦这个人如何不堪呢？他担心被追到，把儿子与女儿推下车，以减轻重量让自己逃脱。他身边的人将他的儿女一次次捡起来，如是者三，儿女才没被抓。甚至要身边的人告诉他，再怎么急也不能放弃小孩，刘邦才没继续这么做。所以，刘邦的个性中有无情的部分，而这也是他后来成就功业时不可或缺的一项条件。但是反过来，我们真的需要把成就功业的人奉为伟大的神明吗？至少司马迁绝对不会这样看。
在逃跑过程中甚至没有机会救自己的儿女——狼狈到这种程度，但刘邦还是回来了。在《项羽本纪》里，司马迁借由下面两个故事，象征性地解释了为什么刘邦经过这样深刻的挫折，还能够回来。
首先，刘邦身边的人有办法，有头脑，并不是在战场拼输赢。双方相争到一定程度，刘邦的压力非常大，希望能够同项羽讲和，双方划定一个界限，东边属于你，西边属于我，暂时停战。项羽几乎要答应了，但亚父范增不答应。范增此时已经被封为历阳侯，他告诉项羽，这个时候如果再放过刘邦，将来刘邦永远都会是心腹大患。项羽听到范增的建议，便继续毫不松懈地进攻刘邦。
刘邦困扰得不得了，这时候陈平出了一个计谋。双方为了停战，经常有使者来往。项羽的使者来的时候，汉军就先准备最好的东西，用最高规格的待遇。但是一看这个使者，就故意说弄错了，还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人，随后换成不那么好的饮食，招待的规格也不那么高。使者当然会觉得非常奇怪，回到阵营后就去告诉项羽：“他们以为我是亚父派去的，就对我非常好，但知道了我真实身份后就没有那么好了。”
陈平用此计让项羽怀疑范增与刘邦偷偷摸摸地来往，而刘邦阵营如此礼遇范增派去的人，就表示他们一定是勾结要背叛项羽。于是，项羽“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知道此事之后，范增大怒，和项羽说：“天下已经基本平定了，请让我回家吧。”项羽自然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于是，在无形当中，项羽身边的资源就被刘邦阵营给废掉了。
那么，刘邦自己的资源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可以展示这一点。项羽围攻刘邦，形势非常紧急。刘邦完全没办法，所以先用计把范增除掉，但是仍脱不了身。于是汉将纪信建议说：“事情太紧急了，我们不能再用光明正大的方式来对待楚了，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偷偷出去。”于是，过了一段时间，荥阳城里突然传出讯息，城里没有东西吃了，汉王刘邦决定投降。项羽的军队也打累了，听到这个讯息当然就信以为真，“皆呼万岁”，高兴得不得了。于是，汉王坐着车子，摆出投降的阵势从东门出来，但是项羽一看，来人并非刘邦，而是纪信。项羽问纪信刘邦在哪里，纪信也坦然告诉他刘邦已经走了。他们从东门出来投降，就是为了不让楚军注意西门，刘邦好借此机会偷偷逃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项羽的反应是短短四个字：“烧杀纪信”。这也意味着，从一开始，纪信的整个计谋就是牺牲自己而救刘邦。
在项羽的阵营里面，跟着他这么多年，被重用也蒙受很多挫折的范增都不愿意继续留下。而刘邦在“不得脱”的糟糕情况下，身边还有纪信这样的人愿意为他献出生命。刘邦就是凭着身边人对他的效忠，一次又一次地在军事战斗的谷底挨过去，不会就此在这个相争局面中消失。
楚汉相争中，刘邦常常输得极其狼狈，上面短短一小段文字中，就遇到两次身边只剩下几个人的状况。鸿门宴时他也是拼命地逃。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对抗项羽，后来还赢过项羽呢？因为他每次输到谷底，身边一定有人会帮他，而他的阵营里面一定还有军队可以用。例如，刘邦有一次兵败，逃出来之后就去吕后弟弟的阵营，收了他的军队。另外，他有能人萧何，持续帮他动员关中的势力出关协助。项羽认为已经把他的势力全部瓦解了，但没想到很短时间之内，汉王又起来了，又有一支新的军队。被打败后，他直接逃到韩信的阵营里，夺过韩信的军令与印玺，带韩信的军队再重新来过。这个基本模式从来没有变过。项羽在哪里，他所有的势力就在哪里，楚是个单一中心的势力。但是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集团，是一个多中心的势力。刘邦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敢于信任人，愿意拉拢人，并和别人分享权力。因此，不同的地方有部将带领不一样的军队。把刘邦所在的中心打垮了，汉王的势力不会因此垮掉，它分布得非常广泛。因此，只要刘邦没有被杀掉，他的势力就不可能彻底被瓦解。
司马迁在行文中给了我们这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智慧：单一中心的、高度集中的权威，与能够信任不一样的人所产生的多中心的组织网络，哪一个更耀眼呢？当然是单一的权力中心，它看起来那么崇高。但是在实力，尤其在韧性上面，哪一个更强大呢？从刘邦最后打败项羽建立汉朝，答案已经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
虽然在和项羽的征战中，汉军往往无法打赢，但是因为汉军有不同的将领领着大大小小的军队散布在不同地区，因而就给了刘邦一个优势——只要自己能够亲身得脱，他就能够到另外的军队中，比如借由萧何组织的关中势力重振军力。
所以，从大的局势上来说，项羽在这里打了胜仗，在那里打了胜仗，但是相应的是疲于奔命。他一下子在这里，一下子在那里，并没有因为哪场战役真正让局势对刘邦不利。楚汉相争以这种方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当前局势下究竟要争夺什么，刘邦在意识与价值判断上，明显比项羽清楚太多。
楚汉借着天然的地理条件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项羽非常不耐烦，想起他的军营里面有刘邦的父亲，就做了一个很戏剧性的场景——建了一座高台，把刘邦的父亲绑在上面，做出要杀他的样子，然后告诉刘邦：如果你今天不投降，我现在就把你父亲煮了。
刘邦如何反应呢？他毫不慌张，一点都没有被项羽威胁，甚至有自己的戏剧性表演。刘邦用极度夸张的方式告诉项羽，当年我们在楚怀王面前结拜为兄弟，既然是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要煮你父亲，记得煮完了之后分我一杯羹。
从残酷一点的角度来看，刘邦在争天下时，心里显然是没有老父死活的。但是单纯从策略角度来看，这段回应清楚地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让项羽知道，这样的威胁没有用；二是他又利用项羽摆出来的这个戏剧性事件，昭告全天下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这也是楚汉相争中他再三强调的。项羽今天这样做，就是违背了所有的信诺，他不但没有把关中给刘邦，还杀了君主楚怀王。两人当初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等于你的父亲”，刘邦就这样逆转了整件事情。
项羽听到刘邦这番话后非常生气，几乎当场就要杀了刘邦的父亲。项伯在旁边劝阻：“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因为这样，项羽才放过刘邦的父亲。
接下来，项羽又有一个想法。他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这么多年两人打来打去，就是为了决定谁拥有天下，为什么要劳烦这么多人无法安居乐业呢？索性单挑，一对一把这个事情解决吧。这又是项羽在这个位置上很幼稚天真的想法。
刘邦听到他的话就笑了：“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一对一我当然会输你，可是争天下是这样斗力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两个人究竟在争什么啊？项羽的确有神力，在可以听到彼此说话的这个距离下，发起怒来，拉弓射箭，射向了刘邦。刘邦被射伤，急忙躲入军阵。正如刘邦所说的，这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项羽能够用箭伤到刘邦，但刘邦的地位以及军事上的消长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项羽试图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向刘邦的风格转变。外黄被围攻几天后投降，项羽非常生气，又照着原来的做法，要求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通通集中在城东，“欲坑之”。这时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外黄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来劝项羽。他说：“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外黄人多么可怜，你们争来争去，两方都是可怕的军事势力，我们真的能够自主决定到底要归刘邦，还是归项羽吗？我们不得已归了刘邦，你来把刘邦的军队打跑了，结果又要把我们通通都坑杀。如果这样，那谁愿意归顺你呢？“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大家吓得要死，如果投降都要全部被杀，那自然没人愿意投降。司马迁数次告诉我们，项羽在战争上虽然有长处，但有些事情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不但范增、项伯知道的事情他不懂，十三岁的少年都明白的道理他也不懂。
项羽这次终于听了这个少年的话，“乃赦外黄当坑者”。果然，就如少年说的，周围其他的城都愿意投降了。项羽在与汉军的相持当中总算得到一点缓解，看起来又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然而这时他碰到了另一个致命问题，即必须要打出一条路，让后勤补给进来。他必须自己带兵去打，于是就告诉守军守着成皋，汉军来挑战也不要出兵。换句话说，不管是军队实力，还是将领素质，他都没有把握防守成皋的这些兵将能够抵挡汉军的名将淮阴侯韩信。在这件事情上，项羽是有自知之明的，如果自己带兵，他不怕韩信，可是他现在必须带领另外一支军队去寻找粮草。
这个道理汉军也明白。因此，当项羽带着军队离开之后，汉军就开始频频挑衅。楚军按照项羽的吩咐不出来，汉军就用激将法，“辱之，五六日”，反反复复骂他们。大司马曹咎实在按捺不住，把军队带出来，到河对岸去与汉军打仗。如果是项羽，就不见得会犯这样的错误。汉军不可能放过这样的错误，趁楚军大部分军队还在渡河时，大破楚军，瓦解了楚军好不容易在成皋建立的基地，让项羽失去了自己拥有的最大优势。他的军队基本是一支攻击式的军队，他自己带领时可以得胜，然而他毕竟只有一个人，当自己不在时就守不住了。
于是，双方的相持线实际上又往东方退了。汉军也进军到了有把握维持的最大区域，两方各有弱点，又开始进行停战的协约。这次协约以鸿沟为分界，鸿沟以西是刘邦的领域，以东则属于项羽。协约形成后，项羽就把刘邦的父亲、妻子等家人放回，“军皆呼万岁”。
停战之后，汉军应该是从鸿沟这条线往西撤回休息了，可是张良和陈平的看法不一样，二人联名告诉刘邦：“你看一下地图，现在我们拥有的土地已经超过一半了。你再看一下，除了楚汉以外，其他稍微有势力的诸侯是站在哪一边呢？他们绝大部分都在我们这一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签订这个停战协约呢？项羽的军队已经打不下去了。”
两人关键的结论是：“此天亡楚之时也。”“天”意味着这不是人创造出来的局势，是一个经过长时间的历史变化所产生的状况，不由个人控制。天对楚如此不利，如果这个时候放掉他，就是“养虎自遗患”，让他恢复实力来伤害我们。
张良、陈平联手劝诫，刘邦没有道理不听。接下来，“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单纯从上下文就可以清楚知道，司马迁刻意省略了一句，即这个时候是刘邦明确地背约了。双方刚刚签订好停战协定，各自回去，但是当项羽把军队掉转头之后，刘邦立刻又动员军队从后面追了过去。这件事情在历史书写上有特殊意义，刘邦再三指责项羽不守承诺，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将其变成自己的道德约束。
在刘邦心中，包括刘邦周围的这些人，他们最大的长处或者最可怕的地方是他们的目标意识。他们太清楚自己要什么了。在争天下、压过项羽这件事情上，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当需要时，他们可以去指责项羽不守信用，可是当有机会一鼓作气击灭项羽时，汉军也可以不守约定。但是这个话不能明白讲，因为这样就是告诉所有人，汉代兴起的关键是因为背约，所以，司马迁只是说“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
借由这次背约，项羽来不及准备，真正进入了溃散的阶段。鸿沟之后，项羽一路往东南，也就是家乡的位置撤退。他再也没有机会站稳脚跟来抵挡势力越来越庞大，而且不断追击削弱他的汉军。到这个时候，楚汉相争也就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项羽之死
项羽一路犯错，造成楚军的势力与范围不断缩小。不过在描述垓下结局之前，司马迁回头清楚表达了对楚汉相争最根本的观察。在项羽剩下最后的实力还能够与汉军相持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刘邦很不高兴，但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
单纯从汉军与楚军的军事实力来看，这时双方的势头已经彻底逆转了，但问题是刘邦并不能百分之百地控制汉军。这时候如果韩信和彭越两个人的军队能积极出兵，项羽就抵挡不住。可是叫了半天，韩信、彭越的军队却没有依照刘邦的指示来到应该到的地方。刘邦非常困扰，问张良怎么办。张良就说：“你自己想想看，这个时候这些人会想什么？项羽的楚军已经支持不住，天下即将底定，可是握有最强大军队的韩信与彭越得到了什么呢？作为一个君主，如果你够慷慨，愿意共分天下与韩信与彭越，让他们知道可以分享目前所得的军事与政治上面的利益，他们就会出兵，打败项羽。”
这是刘邦听得懂的话。他立刻封韩信、彭越为王，而韩信与彭越也就充分拜服刘邦。到了这个时候，项羽已经是穷途末路，在垓下不只是军队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已经没有粮食可以吃了，因而被团团围住。
但是，即使项羽衰微到只剩这一个据点，而且被团团围住，汉军仍然不敢大意。他们发动了心理战，背景就是项羽强烈的故乡意识。当初项羽不愿意留在关中，就是因为他觉得在外面立了功名而不回故乡在父老面前炫耀，就好像穿着华美漂亮的衣服却走在黑夜里一样。他有那样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根植在他的故乡意识里。汉军就利用这一点，在夜晚的时候纷纷唱起楚歌。项羽听到“四面皆楚歌”，大吃一惊：难道我的家乡都已经被汉军攻陷，连汉军中都有这么多楚人了吗？
因此，项羽仅存的斗志被瓦解了。他起身在兵营里面喝酒，找来身边的美人虞姬，然后抚着他的爱马，一边饮酒一边即兴地唱，歌词说：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虞兮虞兮奈若何！
我是不世出的英雄，个人能力如此强大，但是时局对我不利，这不是我个人的能力差，而是因为这个局势是我没办法突破，以致陷到当下的状况，连让我的马奔走都没有办法。他回头看着身边仍然跟随他的美女虞姬说：“美人啊美人，陷入这样的情形下，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这就是韩信批评的妇人之仁。他没法完全不顾身边的美女，想到一旦兵败之后，虞姬究竟该怎么办。连续唱了好几次，然后虞姬跟着和。项羽这个时候泪下，左右的人与他哭成一团，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左右仍然慑于他的气势，“莫能仰视”。
这就是英雄末路。在这样的心情下，项羽做了一个在过去军事生涯上面几乎不可想象的决定：从重重包围中逃出去。以前项羽都是正面打仗，破釜沉舟，用的是心理上绝对强烈的意志压服敌人。这个时候他意气消沉，所以只带了八百人连夜偷偷逃走。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如果他愿意趁这个机会修正自己的个性，说不定真的可以逃回到江东的核心区域，还有机会保有势力，甚至卷土重来。
他成功地逃了出去，一直到天亮汉军才发现项王走了。灌婴带了五千人马去追。项羽渡过了淮河，因为人马有的走散有的损伤，八百骑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到了阴陵，项羽迷路了，于是随便抓了路边的农夫问路，但是这个农夫故意骗他走左边。这些人沿左走，发现前面是一片大泽，而再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当然我们无法明确解释为什么这个农夫要欺骗项羽，不过从上下文，我们至少可以推论出两件事：首先，项羽很不得人心，这个时候他连一个农夫都不能信任；其次，项羽一路经常犯错误，到了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当地的情报，把身边的环境弄清楚，这是他致命的弱点。
于是项羽只好换一个方向，往东走到东城，这时只剩下二十八人跟在身旁，而紧追在后面的汉军有数千人马。项羽大概认为逃不掉了，但是他仍然有作为英雄的戏剧性表现。他把这二十八个人聚集过来，和他们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没有输过。挡我的都被我攻破，在我面前的都被我打败。我没有打过败仗，所以能够拥有天下。现在竟然到这个局势，被困在这里，是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他对自己处境的解释，是他坚持的信念。他接下来说：“我要证明给你们看，不是我打不赢，而是天要亡我。我来替你们突围，进入汉军的阵中。即使到这样的情况，汉军仍然阻挡不了我。”
项羽真的就带着这区区二十八人，在汉军当中反复冲杀。他和所有人讲：“你看，东边有一个小山头，在小山头与现在这个地方之间全部都是汉军，但是我们冲过去，到那个小山头会合。”他真的就这样冲了下去，斩了一个汉军将领。会合之后，他再冲一次。如是者三。项羽杀了汉军数十百人，只丧失了两骑。这时他回过头，仍然意气风发地说：“怎么样？”剩下的人拜服说：“正如您说的。”
冲杀之后，他的心情稍稍有一点转折，所以继续往东，带着仅存的人到了乌江边。这个时候，乌江的亭长准备小船，对项羽说：“来吧，渡江之后就到江东。那是你的家乡，虽然地方很小，但是就算只有千里，也有几十万人众，仍然可以做一时一地的势力。来，您现在赶快上船。乌江岸边只有我这一艘船，你上了船，汉军没有船过不了河，您就安全了。”
项羽也许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东山再起。可是听完亭长的话，项羽反而笑了，亭长说服他赶快逃回家乡的话，反而引动他决定无论如何也不回去。他说：“既然是天要亡我，我渡江又能干什么呢？”这已经变成了他的执念了。接下来的话更关键，他说：“当时我带了江东子弟八千人与我一起渡江，现在我一个人回去，就算江东父兄他们可怜我、同情我，让我可以卷土重来，我有这个脸吗？就算他们不批评我，不问为何我一人回来，难道我就有脸不问这件事情，不去悲怜死者而感觉到愧疚吗？我知道亭长是位长者，这匹马已经跟着我五年了，到了人生的最后，我不忍心杀它，送给你吧。”
他不渡江了，而且身边所有人都下马徒步。即使是徒步，他还杀伤了汉军数十百人，“身被十余创”，然后才走上生命的终点。最后在看到汉骑司马吕马童时，他还要耍一下：“听说我的头值千金，这里有一个我原来认识的人，我把我的头送给你吧。”
这是项羽的终结，同时也是楚汉相争的结局。刘邦得了全胜，而项羽不只身死，还被分尸。为了领赏，每个人都想抢到他身体的一部分。真是非常悲惨的结局。
司马迁在《项羽本纪》最后写了一段“太史公曰”。他首先肯定项羽非一般人：听说圣君舜的瞳仁有两层，而项羽的瞳仁也有两层，难道项羽与舜有血缘关系？司马迁用问句来写，其实是要表明项羽并非常人，不然怎么解释他的兴起这样快速，如此带有戏剧性呢？他快速从陇亩之中崛起，三年之内带领着五国诸侯的军队灭了秦，得到了分裂天下而封王的机会，实质上就是天下之主。
按照司马迁的评估，这种功业在短短三年中就成就的情况，“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但是接下来，他罗列了项羽犯的错误：
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作为一个史学家，这或许是司马迁最严厉的批评。“不师古”意味着他脑袋只有霸王之业，而没有帝王之志。他只相信军事的力量，“五年卒亡其国”。而一直到人生最后一刻，项羽都没有看清楚他之所以三年兴起，五年灭亡，是自己要负起责任，而不是反复强调是“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这是司马迁在意的事。作为一个人，如果不清楚什么是自己招来的，什么是自己真正无法控制、是环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就跟项羽没什么两样。所以他最后说“岂不谬哉！”。
司马迁用他的叙述彰显了项羽辉煌又令人感慨的英雄事业，也借由项羽的事例，表达在应对人生、世界时必要的智慧，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抛掉自己的责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过错随便推给天，推给外在环境，如果你那么容易迁怒，那只会不断犯下重复的错误，根本无法真的成功。就连项羽这样的背景，得到时局提供的大好机会，也因为没有进行反复的深刻检讨，五年之后也就身死东城了。
秦始皇本纪：暴落的帝国
秦的幽灵在汉朝上空游荡
在《史记》里，司马迁借由主要记录军事、政治大事的本纪，让我们回看他所知道的中国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有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司马迁必须要记录的，那就是周秦之间的变化。
西周建立的封建制度，到了东周有了绝大的改变，原本详尽严密的封建制度不断地崩溃瓦解，导致天下大乱，到了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才得以统一。可是统一天下之后，秦没有变回周代那样的封建制度。从这时候起，中国开始出现了和之前历史上完全不一样的局面——皇帝制度和郡县制诞生了，一个帝国的框架出现了。如何记录、铺陈、把握这件大事的关键点，考验着一个史家的眼光。我们在读《秦始皇本纪》的时候应该特别留意，在这个划时代的大事上，司马迁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思考的东西。
司马迁记录秦的兴起到灭亡，尤其是秦始皇本人的生平，有一个背景需要解释。
在《秦始皇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没有自己总结、评论，而是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过秦论》本身是一篇非常重要而且精彩的文字，但我们在理解贾谊之前，应该知道在汉代，尤其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汉代的基本心态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疑问——秦到底是怎么灭亡的？
这个问题对于汉朝再重要不过。仔细看汉初种种记载就会知道，创建汉朝的人的经验、视野、知识乃至态度，其实无力重新打造一个帝国的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汉高祖时的首要考量是生存，基本上是要摸索出一种方法，把朝廷延续下去。
那个时候，汉朝尝试了郡国并行制，也就是用秦的帝国制度混合部分周代的封建制度，让自己站稳脚跟。到了文景的时候，治理原则叫作“无为而治”，过去传统的解释大都是从纯粹正面角度看，秦因为过度役使民力而迅速灭亡，文帝和景帝的基本态度是尽量什么事都不要做，“与民休息”，让人民能够好好地务农，也让生产的组织、经济及社会的纽带有复原的机会。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治理原则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方面，传统史书的记载确实比较少。所谓“无为”，同时也意味着不改变，部分地、原封不动地保留从秦帝国承袭下来的东西。
《扁鹊仓公列传》里有一个大家熟知的感人故事，缇萦救父。缇萦的父亲犯的虽是小罪，却要接受最残酷的肉刑。它部分反映出，文帝时期虽然整个政治风格看起来是宽容的，可是正式的结构仍然承袭着秦，严刑峻法并没有废除。文帝之所以被缇萦感动，是因为他自己马上意识到，这个刑罚跟所犯的罪之间极其不对等。
不过缇萦救父只是个案，整体来说，从文帝到景帝，秦代的这一套系统并没有彻底变成“汉家天下”的新制度。尽管汉高祖创立了汉朝，可是要摆脱秦的影响，真正拥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有经过思考和设计的制度，还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换句话说，有六七十年的时间，“汉承秦弊”，没有能力对政治社会制度进行大幅改变。正因如此，汉代人心里必然徘徊着这个问题：我们在沿用秦代的制度，可是秦灭亡了，且灭亡得如此之快，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厘清秦灭亡的原因，不只关系到朝代政治的合法性，更关系到整个朝代如何摆脱灭亡危机、如何长治久安。
司马迁也把秦灭亡当作《史记》里历史叙述和解释所必须面对的课题。在历史理论部分，他借贾谊的《过秦论》做了整理，可是他自己做的是更细密的两个方向。他知道，要真正解释秦为什么灭亡，离不开秦始皇这个人所做的决定，他的世界观、个性和秦的历史是绝对分不开的。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不仅仅是铺陈史料，而是有效地描述了这个人，使秦始皇的形象深刻地留在《史记》的读者心上。在此，司马迁取得了后世看来非常惊人的成就，此后历朝历代讲到秦始皇，几乎都是依赖司马迁的记载。
贾谊《过秦论》提出的答案当时能够说服最多的人，司马迁也基本认同文中对秦的种种解说和指责。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时绝大部分人，包括贾谊在内，都认为秦是暴起暴落，认为秦地处西陲，突然成为了不起的大帝国。但司马迁的解答体现了史家的专业，他没有掉进这样的陷阱里面。秦确实是暴落，但绝不是暴起。
关于秦的本纪有两篇，一篇是卷五《秦本纪》，一篇是卷六《秦始皇本纪》。秦作为一个朝代，接续在周之后，依照一般惯例，只要有《秦本纪》就可以了。而如果按照后面的标准，则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那就应该只有《秦始皇本纪》。司马迁把秦的历史分成两篇，并用这种方式先后并列，就是要凸显一起一落，要追索秦究竟是如何兴起的。
在《秦本纪》当中，尤其重要的是卫鞅（商鞅）。卫鞅对秦孝公、对秦国产生的种种影响，使其从僻处西陲的边缘封建小国，昂然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另外，司马迁还特别仔细地罗列了秦在昭襄王、庄襄王两朝所产生的种种变化。换句话说，秦是有来历的，秦始皇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打造出统一六国的巨大帝国。我们在读《史记》、看待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能忽略司马迁的这个重要看法。
权力巅峰的傲慢
在《秦始皇本纪》当中，司马迁用最简单的编年方式，完成了非常难的写作成果。编年就是一年一年地罗列所发生的事情，最容易变得琐碎，不过司马迁虽然是完全按照时间先后把这些事件排进去，可是绝对有非常细腻的安排和明确的脉络，我们稍加整理就可以明白，他要表达的是秦始皇做了哪些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首先来读《秦始皇本纪》中秦王政在位的第二十六年，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是六国当中仅存的齐国也投降了。依照司马迁的写法，这个时候叫作“秦初并天下”，之后的描写就开始充分显示秦始皇的个性和观念。
秦王初并天下后有一篇重要的文书，里面以秦始皇的口气一一细数各国之罪：
异曰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
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这段话很有意思，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一个心态，即所有事情都不是他要做的，而是因为六国通通都对不起他。我们应该留意这个心态，因为很多事情的线索，包括秦始皇如何统治天下，以及巨大功业为何会在短时间内瓦解，都跟这个心态有莫大的关系。
接下来，既然天下已定，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先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这是一件大事，也反映了秦始皇另一个重要的心态，那就是他明确意识到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天新地，因而从自己的称号开始，所有东西要有全新的名字。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讨论之后，代表大臣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过去有一个头衔是五帝，然而五帝虽然贵为天子，地方千里，却没有彻底掌握境内所有势力，和今天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建立的功业大不相同——这里就反映了秦王的那种心态，即正义站在我这边，六国不仅被打败了，而且是应该被打败的。
吞并六国后，秦国离开了原来的封建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派官员去统治各个地域，“海内为郡县”。封建制度是层层节制，天子把地封给诸侯，诸侯把地封给大夫，彼此是上下级的羁縻关系，也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可是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改变原来的封建体制。接下来“法令由一统”，各地不再因为是哪一个国、是谁封的就依照该地的风俗法令，每个地方都是同样的法令。
这种局面是破天荒、划时代的，“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甚至是“五帝所不及”。如此一来，过去的这些封号都不够了，那怎么办？大臣们经过多方讨论，建议从过去比“帝”还要高的三个头衔天皇、帝皇、泰皇当中，选用地位最高的泰皇。但是秦始皇并没有接受，他不要叫作“帝”，因为之前有帝，也不要叫“泰皇”，因为以前有过泰皇。他要的是空前未有的，于是——
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从此以后，“皇帝”这两个字在中国存留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对秦始皇来说，这就是最高权力的傲慢——他是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人。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看他这种绝对权威的心态。他说，太古时人活着有“号”，可是死了没有“谥”，到了中古，才有人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号，死了之后另外依照生前的行为得到一个谥。他针对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谥号。的确，中国在帝王的传统上面是这样，像周文王，他活着的时候绝对不会知道自己叫作“文王”，是他死后别人根据他的成就、行为用一个“文”字来统纳，作为谥号。周武王因为翦商成功，最核心的是军事功绩，所以谥号是“武”。接下来像周幽王、周厉王，谥号分别是“幽”“厉”，一看就知道后世认为他们不是好天子。
这件事让秦始皇非常不自在，认为这是地位低的人在议论地位高的人，也就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他不接受。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他不要谥号，要叫始皇帝，更重要的是继承他的人就叫作二世皇帝，再下来就叫作三世皇帝，就这样五、六、七、八、九……两百、三百，一路下去，传之无穷。口气大得不得了。统一六国之后，巨大的绝对权力感，让秦始皇相信自己建立的这个朝代是不会灭亡的。
把自己的名号定了之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即依照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决定秦这个朝代的象征。五行包含相生与相克两种道理，秦始皇采取的是后者。前面被取代的朝代是周，因此“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周在五行当中是火，所以秦就以水德作为象征，而水德相应的颜色是黑色，相应的数字是六。更进一步，本来黄河就叫作“河”，这时因为具有水的重大象征，也改名为“德水”。
其实阴阳五行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秦始皇因此制定了国家价值上的意识形态：“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因为是水德，因为是黑，所以一切都要依照法令，不要讲什么仁、恩、和、义，法令和朝廷两方面互相加强。因为秦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就一定跟周代不一样，周代讲究“亲亲”，秦要的则是法令的严苛。从商鞅开始，秦就是靠着严格的法治崛起的，这个时候进一步强化了法治在统治区域内、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
皇帝制度不是一个中性的制度，它背后必然含藏着许多强烈的价值意识。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一样样把它讲得清清楚楚，他的史识及史笔之精简、准确，让我们可以把两千多年来中国皇帝制度的成就，及其产生的种种问题，做一次干净、简单、方便的整理。
再下来又出现了一件必须要推翻周代的事情。王绾这些人说，我们统一了六国，管理了这么巨大的地方，应该把皇子们分封到各地去当王。秦始皇没有马上接受这个建议，而是“下其议于群臣”。这时，李斯给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建议，他说：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当年周王把兄弟封到各个地方，结果搞成这样，我们难道还要回头走老路，犯同样的错误吗？言外之意其实就是不要诸侯，也不要分封。始皇帝自然欣然采纳，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想法。
在这种思路下，秦把整个天下原来的封建拆开，平均划分为三十六个郡，跟中央的关系完全一样。郡底下有县，每个县跟郡的关系、跟中央的关系也都一样。这是帝国制的成立，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真正的起点。这个措施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关键转折，封建彻底被瓦解，后来就再也没有完全恢复。不仅如此，皇帝也建立了绝对权威的地位。以前周天子下面有诸侯，诸侯下面有世卿，世卿接下来有大夫、士、庶民，每层之间的距离不是那么大，也没有那么绝对。现在没有了诸侯，没有了大夫，没有了士，只有庶民和皇帝，庶民在底下，皇帝高高在上。这是巨大的改变。
秦始皇认为要彻底解决天下分裂的问题，就要统一、集中，任何能够不分裂的做法都是对的，所以他还做了这样一些事情：把所有的民众统称为“黔首”；把全天下的武器收拢在咸阳销毁，铸成十二具巨大的金人，天下没有武器，也就很难打仗了；统一过去各国有分歧的事物，包括度量衡、文字等，用篆书取代各国不同写法的文书。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历史书上都会提到的“车同轨”。那时候的马路不是经过夯实的硬度很高的路，所以会留下车轮的痕迹。如果车轨不一样，时间久了，马路上会有各式各样的痕迹，在上面行进其实非常困难。与其如此，不如规定每一辆车都要有同样的轴距，基本上是同样宽度的轨迹，大大提升了交通的效率。再接下来，秦始皇要做的就是修驰道，让他自己以及秦的军事力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到达原来六国所在的广大地域。
就这样，秦始皇用最极端的方法把过去各自为政的六国进行了中央统一，建立了跟周代封建制度彻底相反的一套帝国制度，秦始皇也就理所当然地认定，他会建立一个长久的帝国。
在讲完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措施之后，司马迁把他巡行到何处，留了什么样的石刻铭文一一记录下来。读者都已经知道秦后来的结果，读的时候无可避免会察觉到司马迁的反讽用意。例如，其中一块刻石上的文字是：
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
这段话是说，过去的这些帝王其实没有占领很大的地方，也没有统治很多人，但却自以为是地刻石歌功颂德，抬举自己。接下来是：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
过去的五帝三皇也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统一，也没有延续很久，都配不上那些名号。那谁配呢？只有秦始皇。所以秦始皇刻石就是要告诉大家，从现在开始到久久远远，有人看到这块石头，都会怀想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解决了朝代纷争灭亡的问题，奠定了一套近乎永恒的秩序。当我们看到这样的刻石，看到秦始皇嘲弄五帝三皇的时间有多短，不可能感觉不到其中的反讽意味。
秦始皇就这样天真地相信，他所创立的帝国会一直延续下去，然而事实是，他刚刚去世不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王朝崩溃的酝酿
我们必须佩服司马迁精确且鲜明的刻画，不只让人看到了秦始皇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可以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价值观。
秦始皇第三十四年，发生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事件之起源是“置酒咸阳宫”，在朝廷的庆典上，有博士七十人到始皇帝面前庆贺。仆射周青臣趁机讨好，说秦不久之前不过是一个地方千里的小国，跟东方的大国相比一点都不强，但是最终平定了海内，又把侵入境内的蛮夷赶出去，以至“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民安乐，再也不用担心打仗。周青臣显然知道，要讨好秦始皇就不能不讲这几句，因为这是他最在意的。秦始皇创造的是空前的功业，在我们了解的经验和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何况这个功业还会一直绵延下去，“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当然非常高兴。
但是在场的博士官里面，淳于越有不一样的意见。他说：
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殷周的历史都非常长，是因为他们封子弟功臣，用封建制度来辅佐天子。如今我们如果不走封建这条路，子弟没有自己的势力，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可怎么办呢？所以他明确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淳于越还指责周青臣是“面谀”，当着面拍马屁，而不提醒皇帝在这件事情上做错了，不是忠臣。
秦始皇做出了一个姿态，“下其议”，让他们去讨论。这种时候通常有一个人的意见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原来的太尉，现在的丞相李斯。李斯的看法是：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历史没什么了不起的，五帝是五帝，三代是三代，他们有不一样的时代和环境，有不一样的变局，就做不一样的事。李斯支持秦始皇本来就相信的观念：现在是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代，如果只知道从历史里面挖掘智慧，怎么可能了解今天的局面呢？而且淳于越说的三代已经过去了，跟今天有什么关系？
淳于越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方法来批评皇帝呢，李斯解释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在天下分裂的时候，为了竞争，每个国君都到处招徕这些游士。游士有很多想法，但如今天下已定，六国都统一了，而且有固定的法律，在这个新的制度下，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做的事，是农工就去生产，不生产的士就去学习法令。
李斯接下来给出了一个非常凶狠的评断：“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这些人不看当下的环境，拿以前的事情批评现在，让活在新时代的人抱持旧的观念，就会产生种种混淆。如今天下统一，要治理这个国家，基本的做法就是不要让它再分裂，思想上也不能离散——在李斯眼里，诸生自然就是重要的离散力量。过去在战国时代，各国对过去有不同看法，整个思想都是混乱的，他建议——
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今天其他的都统一了，可是在思想上面还没有统一。诸生最喜欢说古代如何如何，拿这些来批评时政，抬高自己，好像比皇帝还厉害。他们还用这种方法来争取民心，等于在教大家用什么样的方式批评皇帝和政府。如果不禁止，那么在上面君主威势就会下降，在下面朋党的势力就会形成。这个建议后来就带来了历史上的大浩劫：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这意味着要把过去各国的历史，包括周封建的记录全部舍弃，只有一种历史值得被保留，那就是记录秦历史的《秦记》。正因为周代留下来的王官学传统对历史如此重视，才会有淳于越这种人拿历史来批评当下，所以要通通毁掉。这个做法相当于把学问的根本，也就是过去所留下的书，彻底地中央集权化。
接下来，天下的学问必须要彻底掌握在朝廷当中。《诗》《书》，这些过去百家语的记录民间不许私藏，只能够官方收藏。更重要的是，“偶语诗书者弃市”——从这时开始，拿过去的知识学问来讨论、批评变成了特权，只有少数人在皇帝和朝廷的同意下才拥有这种特权，没有资格的人如果还敢私下讨论《诗》《书》，就要接受严厉的惩罚。“以古非今者族”——如果拿过去的事例批评现实，那你的整个家族都要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如果你知道有人偷偷地议论时政、以古非今，或者知道有人私藏《诗》《书》，但不报告，那就是同罪，要受到牵连。令下三十天之后，如果还有人匿藏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受处罚。
不过在这条后来被称为“焚书令”的条例后，还留了一个重要的“但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用今天的语言来说的话，就是实用的书可以留着。当然，还有一种文书非但不可能烧掉，还要大力提倡，那就是法令。焚书令不只是要烧书，更重要的是要以这种极端夸张的手法来统一思想和知识。
焚书令之后，思想和知识只剩下两种，一种是实用的知识，因为实用，所以可以学，不会牵涉到是非或者价值的判断。在李斯的禁书令定下来之后，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我们不得不整理出这样一个历史定则：如果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判断，一种做法就是只管学有用的东西，没用的不要学；倒过来，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人们只追求有用的知识，必然欠缺基本的人文素养，也就缺乏基本是非的判断能力。
除了实用知识，普通人只能学法令。法令实际上也是一种有用的知识，只不过在这里被特别区分开来。它跟朝廷的帝国体制直接牵连在一起，让人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这种方式带来了更可怕的破坏。如何评断是非对错本来有一个更根本的基础，就是道德人伦，可是秦用禁书令表示，道德不重要，只有法律可以作为标准。
禁书令在历史上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西周王官学传留下来庞大的典籍、东周快速膨胀的“百家语”差一点都在浩劫中彻底消失。到了汉代，人们为了恢复这些知识学问，耗费了巨大的功夫和精力。不过也有幸运的，例如说《周易》，本来也属于王官学当中很重要的一支，但因为它是“卜筮之书”，不在被烧的范围内，反而留了下来。
可是司马迁着意强调的是，焚书令不只是把书烧掉，其背后同时反映了李斯和秦始皇的基本心态，比烧书的影响更加可怕，那就是——人被取消了作为个体去自主吸收知识、得到学问、进一步思考、判断是非对错的权力。如果国家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法令底下的机器，那必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国家。
讲完焚书令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记录的事情，表面上好像就是在编年的体例下前后相继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关联，可是稍微仔细看一下，又并非如此。例如三十五年发生的重要事情，就是秦始皇开始在咸阳兴筑宫室和陵苑，在这批大型公共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阿房宫。
依照司马迁的描述，阿房宫的规模相当吓人：
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这座宫殿不但庞大，还修了华丽壮观的车道。阿房宫大家都非常熟悉，司马迁细腻的地方还在于，人们在转述的过程中经常忽略：阿房宫并不是这座宫殿的正式名称。阿房宫在秦灭亡的时候还没有盖完，所以没有正式的名字。“阿房”其实是一个俗语，用英文翻译倒更加贴切，那就是The Palace。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这座宫殿，只要提到“那栋房子”或“那座宫殿”，没有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它后来就被叫作阿房宫了。从这个角度来看，阿房宫的历史角色其实会更加鲜明——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豪华也最有野心的一座宫殿，可是正因如此，它反倒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就被项羽一把火烧掉了。在阿房宫之外，另一件重大工程是骊山陵，也就是今天已经进行考古挖掘的秦始皇陵。
这里有一个重点是，兴建阿房宫和骊山陵的主要劳动力是“刑徒者七十余万人”。这句话表面上是说，要修建阿房宫、骊山陵这么巨大的工程，加在一起要动员七十余万的庞大人力。可是我们如果追问一句，这七十余万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刑徒，就会发现历史是彼此相连的。
秦已经成为全面的法令国家，每个人的行为都在统一法令的控制下，所以才有能力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秦本纪》中讲秦孝公和商鞅让秦从一个西陲小国发展壮大，最关键的就是严刑峻法。它有太多可以惩罚人民的地方，巨细无靡地对人进行管控，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就是动辄得咎。此外，这套法令系统旨在让人下次绝对不敢再犯——犯很小的错就得到很严重的惩罚，哪怕是看到别人受到这样的惩罚，也就不敢犯了。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效果是刑徒满地，几年下来，全国人口有相当高的比例成了刑徒。
我们在史书可以看到一种处罚是“黥为城旦”，换句话说，严格的法令产生了许多几乎是无偿的廉价劳动力。朝廷要让他们劳动，从而达到惩罚的效果，于是就让他们建设这些工程。大型工程一旦开始，就需要更多的人，朝廷当然不会出钱去雇。那怎么办？叫各地郡县送更多的刑徒来。
这整个背景甚至牵涉到后来陈胜、吴广或者刘邦的崛起。刘邦本来是一个亭长，要押解沛县的许多刑徒一路去咸阳，参加兴建骊山陵。想到要走这么远，又要做无偿的强迫劳动，刑徒当然宁可逃跑。后来大部分人都逃光了，刘邦没办法，干脆自己也逃了。这种现象很普遍地发生在那个时代，刘邦绝对不会是独一无二的特例。
可以说，这套系统把国家彻底法令化了，或者说整个中国都被刑徒化了。吹毛求疵的严刑峻法创造出大量的刑徒，刑徒刺激了大型的公共工程，大型的公共工程又要求更多的刑徒。这么大比例的人口都变成刑徒，是导致秦灭亡的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因素。
千古一帝的求仙之路
秦始皇在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的时候，有个方士卢生来到秦始皇面前，说他们是专业求仙的人，可以求得芝草和灵药，但总是苦于一些负面力量干扰。卢生对秦始皇说，如果真的想要求仙，想要得到这些神秘力量的协助，首先要能够“辟恶鬼”，免去这些负面力量的阻碍。要辟恶鬼，就要微行，不让其他人知道你的位置。鬼比人还要精明，如果人都知道你在哪里，鬼当然更会知道。更关键的是，左右臣下都知道你的行踪，你就变不成“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长久”的真人——我相信打动秦始皇的一定是“与天地长久”这句话。卢生又说，你现在治理天下的方式使得自己太劳累了，而且一直暴露在所有人眼前，我建议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位置，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帮你找到不死之药。
始皇当然被说服了。他本来自称“朕”，从此之后开始自称“真人”，还在咸阳的宫室里全部修筑了甬道（cover bridge），连通宫与宫之间，而且全部覆盖起来。他还明确下令，如果有人泄露他的位置，等同死罪。
有次秦始皇到梁山宫，刚好看到山下丞相和随护车骑一路过去。始皇帝小气，看着丞相的车队非常不高兴——怎么这么多人，这么豪华干什么？你以为你跟我一样吗？旁边的中人（太监）察觉到这种不满，就偷偷跑去告诉丞相，丞相赶快就把车队缩减了。秦始皇再次看到丞相的仪仗，马上就知道一定是有人偷偷跑去告诉丞相，暴露了他的行踪，更重要的是暴露了他的感受。秦始皇非常生气，追查到底是谁泄露的，这时候自然没有人敢承认，于是他就把看到丞相车骑那天所有在场的人全部坑杀。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会知道这一段故事的重大意义。
依照先后顺序，从三十四年焚书令开始，意味着秦跟过去的西周王官学传统彻底隔绝，而西周王官学传统最重要的特色，首先就是秦始皇最讨厌的尊重历史，即认为历史保留着人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最重要的智慧；其次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伦的合理化精神”。在周人基本的世界观里面，人与人之间就应该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孔子作为西周王官学重要的代表，“不语怪力乱神”，他展现出来的生命的基本态度就是，人应该负责任地选择自己的行为，同时承担后果，扯鬼神都是逃避作为人的责任。
司马迁不可能不了解西周王官学所代表的这个根本精神，所以在焚书令之后，他彰显了这样一个循环的因果关系：首先，李斯、秦始皇焚书，断绝跟西周王官学之间的传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尊重人伦的合理化精神，于是后果就开始显现，而且在短短两年内，秦始皇彻底失去了作为人去评断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和他人关系的根基。他开始想要求仙，要当真人，接下来所有的方士都跑来了，告诉他可以如何如何，他便再也弄不清楚为人和成仙的差别了。
这些方士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诺让他超脱生死，最后必然要面临检验，但是，怪力乱神究竟有多少是经得起检验的呢？这些事情又埋下了另一个事件的伏笔，那就是后来的“坑儒”。
听到“坑儒”，大都以为被坑的是儒生，这是后世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误解。司马迁写得明明白白，秦始皇坑杀的是四百六十个咸阳方士——“诸生”最重要的身份是方士。
因为秦始皇当时特别的价值观，咸阳聚集了很多“候星气”的东方方术之士，是秦始皇招来探求非人世间的超越力量如何运作的一群人。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专门以欺骗皇帝作为晋升之阶和追求荣华富贵的手段。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明确的姓名，也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对秦始皇的评价切中了他身上最严重的缺点。
侯生和卢生两个方士在一起，批评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我们可以分开来说：“刚”意味着他非常独断，对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极度自信；“戾”即残暴，他不会用怀柔的方法去对待别人；“自用”当然源自他的自信，基本上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这个世界，判断所有的一切，无法感受别人因他的作为受到的影响，更不会听取别人的意见。
兼并天下的秦始皇自信满满，以为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像自己这么伟大的人物。他治国的基本方法是“专任狱吏”。虽然也有七十位博士官，但是绝对不会重用他们，也不会听他们的意见。就连丞相和其他大臣也只是执行者，所有的思考和判断都来自秦始皇自己。他认为统治天下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民害怕，“乐以刑杀为威”。用这种方法让每个人都害怕犯罪，大家就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换句话说，你越有作为，就越有可能会坠入法网而被惩罚。也因为这样，上面的人充满了自信，从来不会反省、检讨，也就看不到真相；底下的人每天吓得不得了，只是想尽办法去讨好上面的人。
侯生、卢生说，现在有三百人在这里帮他，但是也没办法尽到真正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有各式各样的忌讳，这个不能讲，那个也不能讲，“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这是一个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治的决策，没有任何事情是秦始皇以外的人可以决定的。所有的政务文书都要由秦始皇来批阅，因此，他每天给自己一个定量，用竹简的重量来计算，一定要看完大量竹简文书，没有看完的话就不休息。
然而在侯生和卢生的眼中，看到的却是这个人贪于权势竟至如此。这是对秦始皇很重要的一个评断，他对于权力有一种近乎无法满足的渴望和贪婪。这种人怎么可能成为神仙呢？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矛盾，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秦始皇只不过是中间的第一个，讲汉武帝的时候也提过。当皇帝对于权力有这么大的渴求时，最后横亘在他眼前的权力极限就是生死。他之所以求仙，其实就是因为贪恋权势，希望权势永远不要消失。而且，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超越生死。这种人和一般方士说的“仙人之道”，悠游方外，不为物累，完全是两回事。秦始皇求的不是那样的仙，他要的其实只是长生不老，能够永远当皇帝。
于是，侯生、卢生这一批人就只好逃走了。秦始皇知道后当然非常生气。他已经做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就是前文提到的“焚书”，他不相信过去西周王官学所留下来的知识和智慧，而是选择了“文学方术之士”，要借由方术打造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作为法令的补充。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求得太平，结果这些方士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帮他求得仙药。侯生、卢生拿了这么多好处，不只没有给任何结果，还在背后放出传言毁谤他，最后竟然都跑掉了。他下令让人审问当时还在咸阳的诸生，如果他们是真的方士，就要拿出有效的证据，拿不出来就是妖言惑众。其次，问他们知不知道还有谁是同行。诸生为了脱罪或者报复，“传相告引”，一下子牵连了四百六十个人。这些人的命运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史书上短短的三个字：“皆坑之”。这就是后世称为“焚书坑儒”当中的“坑儒”。“坑儒”不只是一个发生在咸阳的事件，秦始皇让天下都知道在咸阳发生了这件事，以震慑其他人。
记录完“坑儒”的事情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补了一段始皇长子扶苏的记载。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虽然还没有明确立为太子，不过照周代的封建习惯，他应该就是继位的二世皇帝。扶苏依照这样的身份去劝谏秦始皇：天下才刚刚安定下来，远方很多人民还没有安居落户，主要的诸生“皆诵法孔子”；我们承继了周代的传统，强调王官学，讲究人伦之政，但是您现在倚仗的都是只管法律而不顾人情的人，用这种方法，天下恐怕还要再乱。
扶苏劝谏的结果就是——“始皇怒”，连儿子所说的话也听不下去，把他派到最北方去监督蒙恬，实质上等于流放。
因此，后世如果单纯从“焚书坑儒”来认知这段历史，是不够周严的。司马迁要告诉我们，坑杀那些方术之士，是因为秦始皇原来相信的这一套没有得到结果。后面，他用扶苏的话来提醒我们，秦始皇真正的长远影响是因为不信古，在统一六国之后，彻底毁坏了周代文明的基础，而被破坏得最严重的，是一种合理精神。
周人从商人手中取得政治统治权之后，他们的忧患意识让他们离开了对鬼神的信仰，不再相信人伦之外的超越力量，而是把眼光放到现实上，认真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常常说到“周礼”，“礼”就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是人们彼此互相合作、共同生活的基本规范。它集中在现实里的人伦之事，因此必然带有合理的精神，而离开了人伦的怪力乱神在周人和儒家的传统里也就不再受重视。
对于一个统治者而言，一旦没有了这种合理精神会相当可怕。但秦始皇就要打破推翻这样的传统，他再也不知道自己的统治有什么限制，以为可以离开现实去追求超自然的现象。用这种方式统治的社会，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周代合理主义能够提供的保障，包括你知道共处的人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不会做什么——以及人与人可以产生什么样的信任。秦始皇推翻了这样的传统，其实也就埋下了他和这个帝国最深刻的危机。
所以接下来很快，在三十五年坑儒和放逐扶苏的事件之后，到三十六年，《史记》上记录的一切都是合理精神被破坏的后遗症。这一年，有一块陨石从天上掉了下来。因为整个时代气氛的改变，旁边的老百姓就把他们的愿望投射在这个神秘的石头上，在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始皇知道以后，派酷吏去追问，当然不会有人承认，因此他依照一贯的做法，把陨石周围的居民全部杀掉，然后把陨石销毁。遇到这种事情，秦始皇的心情非常不好，叫他的博士——他只用这种方式来用他们——写真人之诗传到天下，要天下人念诵，来帮助他求仙。把这些仙诗送到天下的过程中，有一个使者经过华阴平舒道时，遇到一个手持玉璧的人，请他把这块玉送给秦始皇，并说“今年祖龙死”。使者还没弄清什么意思，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使者只好把璧拿回去给秦始皇。秦始皇一看，那块璧竟然是二十八年自己在渡江的时候沉到江水里的那块。
为什么这块玉璧会以这种方式回到他身边？在合理精神被破坏，所有人都相信怪力乱神的情况下，也就有人反过来用这些来对付秦始皇，威吓他，这块璧好像就证明了一个预言：始皇帝三十七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权威会丧命。在那样的气氛底下，人倾向于相信这样的预言。
的的确确，第二年，秦始皇就在巡行的路上死了，而且死法非常悲惨。他死后，周边的人担心一旦天下人知道始皇帝死在路上，局面将无法收拾，所以回咸阳的路上不敢发丧。为防止其他人知道，他们就把他的尸体放在车里面，尸体臭了、烂了，发出腐臭的味道，还要刻意放上“鲍鱼”（咸鱼）来扰乱味道。这样不可一世的英豪，尸体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在车里面臭烂着。
当然更悲哀的是，秦始皇开创的这个新时代，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随着他盛极而终了。他有再大的权力，也无法超脱生死，不可能操控未来。这是作为人的最基本限制。司马迁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连这个限制都不能够了解、体会，那握有愈大的权力，反而会给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愈大的困扰和灾难。
这就是司马迁用他特殊的方法帮我们留下的关于秦始皇帝的种种记录，在两千年之后，仍然引发我们的忧思和反省。
吕太后本纪：一个女人的史诗
名列“本纪”的女人
司马迁对历史独特的看法和解释，有一部分显现在他对本纪篇章的安排上。
依照皇帝的世袭表，在《高祖本纪》之后应该是《孝惠本纪》，但是《史记》里没有《孝惠本纪》，而是《吕太后本纪》。司马迁用这种方式凸显了一个政治现实：高祖死后，真正握有政治权力的既不是孝惠帝，也不是后来的少帝，而是吕后。另外，他要告诉我们历史真正的变化的重心：高祖死后，汉朝一度是岌岌可危的。
我们在讲秦汉帝国的时候，常常会意识到这样一个时间上的对比：秦始皇建立的朝代只存在了十五年，其后汉高祖刘邦经历楚汉相争新建的朝代，西汉延续了两百年，中间经过王莽之乱，到了东汉又延续了两百年。前、后汉加起来有四百年的时间，是秦代的二十多倍。但是显然司马迁有更幽微的观察，汉代建立之初，其实没有任何条件可以保障这个朝代能一直延续下去。
汉承秦弊。汉代刚成立的时候，接收的并不是一个多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汉高祖有一个致命的决策安排，那就是部分消除秦代的郡县制，跟封建的做法混合在一起，因而产生了汉初的“郡国并行制”。这意味着皇帝有一块直接控制的区域，是以郡县制的方式统领的，同时又把部分领土封给自己的子弟，以及当时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
“郡国并行制”的政治体制其实是相对不稳定的状态，而《吕太后本纪》就是要告诉我们，如果回到那样的历史状态，在高祖死后惠帝接任，乃至于后来惠帝也去世之后，这个朝代很可能就从刘家天下变成吕家天下。如果是那样，刘家天下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二十多年，比秦代长不了多少。所以，在历史中，我们需要知道的关键转折或需要明白的问题是：第一，高祖死后，为什么吕后可以取得大权？第二，用什么方法，或者依赖什么样的势力和历史情境，让吕家天下这件事没有成真？这就是司马迁写作《吕太后本纪》的关键用意。
讲人物的传记，比如吕后，一般都会从这个人物的出身开始讲起，接下来可能会讲她与汉高祖之间的种种关系。但是司马迁在这一篇的笔法上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来吸引我们注意。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
《吕太后本纪》的开头很有意思，就是说，吕后在刘邦还是一个乡间无赖的时候就嫁给了他，这是她最重要的资历。接下来，司马迁也只告诉我们，她帮刘邦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还生了一个女儿，即鲁元公主。短短地讲完了这几句话后，司马迁转而开始讲戚姬跟赵王的故事。
戚姬是汉高祖的宠妃。高祖被封为汉王的时候，得到了定陶。
定陶在战国时期就是高度发展的商业城市，戚姬是定陶的美女。戚姬生了一个儿子，即赵王如意，深受高祖宠爱。
高祖认为太子（吕后之子）“为人仁弱”，没有决断能力，关键是“不类我”。这是很多人在看待下一代时经常会有的一种心情——有时候恐怕也是很大的问题——倾向于喜欢像自己的小孩。其实，不管是从人的发展上，还是为后代的幸福着想，要孩子像父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期待。孩子应该有自己可以去发展的人格，如果硬是要让他变得跟自己一样，或者只喜欢跟自己一样的孩子，一方面会压抑小孩种种天分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是在加强我们自己所走的道路。
刘邦是非常刚强的一个人，因为孝惠帝“仁弱”，所以他喜欢跟他个性比较像的赵王如意，常常想改立其为太子。戚姬感知到刘邦的心意，于是——“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
这个时候吕后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她年纪大了，刘邦出行经常带着戚姬，把她留在宫中，她和刘邦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这样的情形下，好多次刘邦几乎都决定要改立赵王如意来当太子了，这个时候靠什么？“赖大臣争之”。
大臣们为什么要去争呢？我认为有两个理由：一是因为过去共同打天下，大臣们跟吕后会有一些私交和感情；二是大臣都看得到，如果用这种方法在继承权上产生变化和争议，对刚刚建立的帝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除了大臣们据理力争，司马迁又提了一句，“及留侯策”。留侯张良的办法是请出“商山四皓”。“商山四皓”是当时社会里非常有名的耆老，年纪大，地位高，自尊心非常强，刘邦多次去招“商山四皓”来辅助他都招不来。刘邦对这件事有很深刻的印象。最后，张良让“商山四皓”出现在太子身边（详见《留侯世家》）。以刘邦对权力的敏感，一看就知道，太子背后有一股明确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把自己想要的“商山四皓”都动员到太子身边。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时候换太子，必然要面对这个势力可能对他的杯葛或反抗。
司马迁又写道：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吕后跟高祖一样，都不是善与之人。我们知道，高祖在死前办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收拾自己分封的功臣诸王，而这件事情吕后也有份。换句话说，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她显然赞成用残暴的武力手段来收拾功臣。
这样一个人，在跟高祖相处的时候，却为了儿子一直受到威胁和惊吓，不知道儿子能不能保有太子的地位。她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保住儿子当皇帝的资格。可以想见，这个过程当中，吕后积累了多少怨恨。最重要的是，她在高祖死后，抱着这样的怨恨变成了一个太后。
吕后当国
高祖死后，吕太后派使者叫赵王如意到长安。赵王如意身边有个建平侯周昌，吕后的使者去了三次，都被他挡了回去。
周昌曾经跟随高祖一起打天下，非常了解太后的个性和行事风格，知道她肯定要加害赵王如意，于是明确告诉使者说：“唉，赵王是先帝寄托给我，叫我要负责照顾的，他现在年纪还轻，我听说太后非常怨恨戚夫人，现在她要把赵王如意叫去，是要加害于他，所以我不敢奉命，我要保护他，不能让他去长安。”因此赵王如意每次被召，都称病不去。
吕后当然大怒，但她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先把周昌叫来，再宣召赵王如意，他就没办法抗拒了。当时吕后要对赵王如意不利这件事，已经是人人皆知，包括当时的孝惠皇帝。在赵王进入长安前，孝惠皇帝特地跑到霸上迎接，一直把赵王如意放在身边，防范母亲加害。
不幸的是，到了十二月的时候，有一天一大早，孝惠皇帝出去打猎了，而赵王如意因为年纪较小，起不了床，没有跟着去。这真是非常悲哀的、巨大的错误——这件事情被太后知道了。这么短短的时间，太后就找人拿着毒酒，把赵王如意毒死了。可以想见，仁弱的惠帝在这件事上一定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吕后的做法还不止于此，她还要对付当时让她受了那么多的屈辱的戚夫人。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就是吕后对戚夫人做的——打断她的手足，挖掉她的眼睛，弄聋她的耳朵，也不能说话。吕太后把她命名叫“人彘”，意味着就是像猪或像动物一样的人。更残酷的是，吕太后有一天还找到了孝惠皇帝，让他去看这个奇观。孝惠帝看了当然非常震惊，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那是戚夫人。从无法保护赵王，到看到戚夫人被母亲用这种方式对待，孝惠皇帝受了非常大的打击，《史记》表面的说法是，“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但在这段故事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理解、探究吕后的心态。
吕后对于赵王如意、戚太后有那么深的怨恨，想要报复的时候却被自己的儿子孝惠皇帝给阻挠了。吕后连这样都无法原谅，所以她要用最残酷的方式虐待戚夫人，还要让自己的儿子去看，这也意味着另外一种惩罚——你竟然敢违背我的意志想保护赵王如意，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你是不可能阻挡我的。用这种方法，她同时在对自己的儿子示威，权力究竟在谁的手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忽略掉《史记》表面上的说法：孝惠皇帝从此就生病，应该说孝惠皇帝从此之后被他的母亲剥夺了实职，也就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
《吕太后本纪》这样开头，其实是在告诉我们，吕后是如何把自己的儿子排除在皇帝的权力之外，让自己变成了这个朝廷真正的统治者。从这里开始，汉代实质上就变成了吕后的时代，不是孝惠帝的时代，跟后来被拿来当傀儡的少帝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司马迁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吕太后本纪》，因为必须要通过吕后这个人，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理解这段历史。
有一次孝惠皇帝和异母哥哥齐王一起喝酒，孝惠皇帝非常敬重齐王，把他安排在上位，当家人一样看待。这件事情竟然又惹恼了太后。对太后来说，作为皇帝，竟然把尊位让给别人，这是她无法容忍的。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就为了这件事情，太后拿了两杯毒酒放在自己的面前，叫齐王来敬酒。她事实上当时就要毒杀齐王。
但齐王要来对太后祝贺的时候，孝惠皇帝也一起来了，两人每人拿了一杯毒酒。在那样的情形下，如果吕后不做任何事情的话，自己的儿子也会被毒死。于是她故意起身把惠帝手上的酒给打掉了。齐王当然就不敢喝这杯酒了，从此也就知道原来太后对他如此仇视。
虽然逃过一劫，齐王还是非常担心，怎样才能活着回到齐呢？这时候还好有人给他提建议。这人说，你今天被忌惮，是因为拥有齐，齐一直是所有封国中最大的一块，有七十余城，可是太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只有几座城而已。你把齐国境内的一个郡送给太后，让公主可以领取这一郡的收入，太后高兴了，你就可以活着回到齐国。齐王接受了这个建议，的确讨好了吕后，才得以安全脱身。
这件事进一步彰显了吕后的权力欲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对权力的认知和理解，很多都是情绪性的，反应都是透明的——很容易被得罪，也很容易被讨好。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又显现出吕后的透明。
孝惠帝在位七年后，因病去世。在丧礼当中，太后“哭泣不下”。这时候有一个世代相承的重要名士、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出现了。因为张良的关系，张辟疆很早就入宫了，也有一定的地位和见识。十五岁的张辟疆看到这个情景，就跑去跟丞相说：“丞相啊，你看看孝惠皇帝是太后的独子，今天孝惠皇帝死了，太后竟然悲而不哭。你知道为什么吗？”
丞相：“我不懂。”
张辟疆：“因为孝惠皇帝并没有留下长大的儿子，太后看目前这个局势，她已经没有皇帝可以倚仗了，在位的这个太子年纪又那么小，也无从依赖。你们过去是高祖身边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大臣，她怕你们对付她。”
丞相：“那该怎么办呢？”
张辟疆：“我教你，你就去建议太后把她的哥哥和他们的家人，吕台、吕产、吕禄，让他们去带领南北军，然后让他们这些姓吕的都进到宫里面来，都有位置，这样太后就可以心安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们不让太后心安，她会怕你们，你们会有祸害。”
于是，丞相就照着张辟疆的建议去跟太后说。果然太后有了反应，“其哭乃哀”，这才放心去哭她死去的儿子。然后，“吕氏权由此起”。靠着孝惠皇帝死后的转折变化，这些吕家的男人纷纷进入朝廷，获得了重要的位置和权力，吕后也继续握有大权。
吕后要把姓吕的人分封到各个重要的地方去，但刚开始怕做得太明显，还是想先取得功臣、大臣的支持。她先去问右丞相王陵：“我想要让我的兄弟们都能够有王侯之位，你觉得怎么样？”王陵非常耿直，就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听到他的答案，当然很不高兴，于是就问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陈平跟周勃给她的答案不一样，说高祖当时定了天下，封的是刘家子弟；现在权力、天下在您手里，您要封姓吕的人，当然没什么不可以啊。
吕后高兴了，但王陵受不了，就去骂陈平跟绛侯说：“当初我们立这个盟约的时候，你们不在吗？如今高祖去世了，太后一个人掌握权力，她想要让诸吕为王，明明白白就是违背了我们的盟约，你们用这种方法去阿谀她、讨好她，我请问，你们将来死了之后怎么有脸去见高帝？”陈平和周勃这时就说：“如果今天比的是谁能更正直、诚实地在朝廷上去顶撞太后，那自然是你比较厉害。如果比的是在这种情势底下如何安刘家的天下，你不如我们。”
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伏笔。当时陈平和周勃评估情势，不能去得罪、阻挡吕后，所以他们宁可用这种方法先安抚她。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知道了吕后有这样的野心，必须开始有所布局，让她的野心不至于最后葬送了刘家的天下。
他们建议吕后：“如果你要封诸吕为王，你还是要照顾到姓刘的，不然天下会不服。”这个是吕后能听进去的，所以一边封诸吕，一边封了很多刘姓子弟。接下来整个历史的主题，是吕后一直封自己的兄弟亲族来取得权力，但另一方面，她封得越多，就越显示出来吕家“不足恃”，她这些兄弟亲族对于政局、统治、权力实际上没有那么敏感，也没有什么能力。
后来陈平和周勃发动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证明他们当初跟王陵所说的话是真的。他们想尽办法去威胁利诱，对当时握有最大军权的吕禄说：“哎呀，现在的局势，你明明已经得到了一个封国，可是如果你不去，所有的好处你无法享受。另外，你留在长安，又握有兵权，万一碰到了什么事情，首先就要牵连到你，你为什么要舍弃那个可以好好享受的地位不要，却留在长安，陷在可能的危险当中呢？”
他们用这种方式再三劝吕禄，最后，吕禄竟然真的就交出了兵权。兵权落到了周勃手里之后，也就不用担心诸吕的势力了。用这种方法，在吕太后死后，这几个功臣才终于把刘家天下给夺了回来。
政不出房户
我们知道，在每一篇文章传记之后，太史公司马迁会有一段自己的评语。《吕太后本纪》另一个非常精彩和奇特的地方就是“太史公曰”，司马迁会用什么方式来评论吕后和这个时代呢？他会凸显什么？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
从孝惠皇帝到吕后掌权这段时间，人民终于离开了从战国到秦末这一连串的长期战乱。在那么久的战乱之后，大家都想要休息，不要去干扰这个社会。因此——
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每一句话都是正面的。他说这个时候惠帝没有任何的作为，吕后虽然有很多的作为，但是她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宫中，因此没有干扰到天下，民众在这段时间仍然可以休息，平安地生产、生活。过去秦所定下来的严苛刑法，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祸害，也没有许多罪人，大家可以安居乐业。
用这种方式，太史公在彰显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判断，这是今天我们经常会失去的一种智慧。单纯看宫廷斗争，你会觉得有这么多的戏剧、权力、权谋，里面充满了冲突、紧张，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眼光下，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它有多大的影响？
如果从刘家或吕家的角度来看，吕后掌权的时候真是多事之秋，但是尽管这么多的嘈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吕后并不算是一个历史上的坏人，因为她“无能为恶”。她只能在那个小的范围搅和刘氏和吕氏。对大的天下，她没有这个眼光，也没有这种野心去干扰。实质上，整个吕后一朝没有在统治天下，而是忙于处理刘氏和吕氏之间的纠纷。她管不到天下，这正是社会最需要的。社会已经太忙太累了，战斗这么久之后，需要休息。所以这样一个宫廷内斗，因祸得福的是社会，大家反而可以不被政治干扰。
这是何等的智慧，何等奇特的一个历史解释。
司马迁提醒了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在不同的时代对政治有不同的需求，有为的政治并不都是对的、好的，有时候反而让这个社会不得休息，没办法让民间有自主的变化和发展；第二，现在我们喜欢看的宫廷剧，里面钩心斗角，这些故事从历史的眼光、人类智慧的眼光来看，坦白说真是不重要，不过是我们茶余饭后说起来，觉得很兴奋、很有趣而已。一个大的时代如何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一个社会如何建立起一套更美好的机制，往往都跟这些充满阴谋、钩心斗角的宫廷戏剧一点关系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