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6号是个好日子——温暖和煦的天气，珍妮特·默罗可不想白白浪费。在妻子的要求之下，爱德华·默罗终于抛下工作、抽出时间，和妻子一起前往“星星小筑”共进晚餐。苏荷区的这家法国小馆，乃是默罗夫妇在伦敦的最爱。
趁着这美丽的时光，伦敦的其他居民也纷纷涌上了街头。严冬终于过完，水仙花和风信子四处盛放开来。当然，德国轰炸机无影无踪，才是大家重拾好心情的真正原因。最近的一个多月，伦敦上空都没出现过什么像样的敌情。日记中，一位女士表示：“每个人的脸上又有了血色，疲惫与惊惶一扫而空。不眠之夜和忡忡忧心带来的血红眼眶，也开始恢复正常。”恐惧曾经随着黄昏而来，侵扰着大家的神经。如今，这种感觉如云飘散。就连爱德华·默罗也都放松了下来。用餐期间，他一直和妻子谈天说地，话题从朋友转到书籍，又扯到了电影。讲来讲去，两人都没讲到战争。临走之前，默罗夫妇还在邻桌的一旁驻足，去和英国广播公司的熟人打招呼——这些朋友聚到“星星小筑”，也是为了消遣放松。春天的空气分外软润，满月高挂，照亮了回家的行程。停电带来的困扰也因为月光而减轻了些。路旁的房屋墙面斑驳，但却仍然坚挺未倒。偶然间，默罗夫妇也会走过几处砖石乱布的废墟——想来，那本该是挺立的建筑。
公寓就在眼前，默罗的耳边却蹿起了熟识的响动：警报又来了，远方也传来飞机引擎的呼号。伦敦的南部模模糊糊，似有炸弹爆裂的声音。如此这般的动静，仍然不能破坏这一夜的美好。默罗向妻子提议，想去住家附近的“德文郡武器吧”小坐一下。那个酒吧也是英国广播公司员工的聚会胜地。对此，珍妮特却有点不放心，月圆之夜总有大轰炸——每个伦敦市民都清楚这一点，珍妮特也不例外。而且，据默罗夫人回忆，那一晚她确有不好的预感。她觉得自己和丈夫绝不该去酒吧一游。“我真的很害怕。”妻子告诉丈夫，“我觉得你还是和我一道回家比较好。”丈夫虽然不情不愿，最后还是答应了妻子的要求。
几乎就在打开屋门的一刻，夫妻两人听到了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珍妮特觉得：他们头顶上空少说也掠过了好几百架战机——不久，高射炮展开了雷霆一般的还击，随之而来的还有起起伏伏的轰炸声响起。待到默罗夫妇爬上天台，看到伦敦已陷入火海：燃烧棒多如雨点，仿佛是罗马式的蜡烛；天幕之上，探照灯的光柱四周乱晃；熊熊的火焰更是无处不在、四下乱窜，卷成了一片又一片。
突然，一声巨响袭来，仿佛带着不祥的预兆。果然，一枚炸弹呼啸而来，目标似乎就在默罗夫妇所在的地点。两人急急冲回房内，他们双手护头、在楼梯井蜷了好一阵。炸弹爆响的动静差点就让默罗和珍妮特失聪。随着楼房的震颤，两人的身体也重重砸在了墙面之上。“办公室被击中了！”默罗惊叫起来。他和妻子重新爬上顶楼，四处眺望，地狱般的景象出现在两人眼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办事处所在的公爵夫人街已是火光冲天，邻近的街区也几乎无一幸免。一声闷响过去，办事处大楼倒向地面。充溢着石膏味道的灰土，瞬间盈满了整片空气。“德文郡武器吧”已被夷为平地。一枚炸弹恰恰错过了默罗的住家，却不偏不倚、击中了酒吧。爆炸过去，酒吧的原址只剩下一道巨大的黑色裂痕，烟雾、尘埃、碎片和火花冲天而起，形成了一道高耸的巨柱。
抓上自己的安全帽，默罗朝着楼下奔去。他的妻子则守在窗边，观看着屋外这个火的世界。那一刻，也是珍妮特平生中最为恐惧的一瞬。“我们的许多朋友就这样失去了生命。”默罗夫人在日记中写道。而且，她觉得整个世界“已经倒了个个儿”。
轰炸发生的那一刻，怀南特身在几英里外的格罗夫纳广场，警报嘶吼的那一刻，他还在处理公务。没过多久，怀南特就听到了炸弹的嚣叫以及随之而来的惊天响动。接下来，玻璃碎裂的声音震彻四周：办公楼的窗户没有一副能够保存下来。
终于，大使从地面上直起了身。在两名随员的陪同下，他来到楼顶审看空袭带来的损失。刚刚来到伦敦省亲的怀南特夫人也伴在丈夫的身边。他们发现，空空如也的意大利大使馆旧址被一枚燃烧弹拖入了火海。一旁，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奔忙着想要扑灭火灾。街对面本有一座乔治时代的建筑，可惜，漂亮的它已经面目全非，约翰·亚当斯曾经的居所横遭炸穿。邻近的牛津街上也是一片混乱。伦敦最大的百货公司没入火海，被焚毁殆尽。摄政公园梅菲尔街那边的情况，一点不比怀南特等人身处的地区更为有序。其实，伦敦的大部分区域都成了人间炼狱。
空袭还在继续，怀南特叫上大使馆的政务参赞西奥多·阿基利斯，两人准备上街走上一走，估量一下这次灾祸的具体损失。戴上他那顶破破烂烂的帽子，大使就和参赞出了门。远处的轰炸声也好，身边溅起的迫击炮弹也罢，似乎都不能阻止怀南特的决心。他和阿基利斯迎着烟尘走了好几英里。四周的能见度实在有限，他俩只能看清眼前几英尺的环境。路过一处废墟的时候，还有好几个年轻护士正被人从冒着浓烟的断垣残壁中抬出来。一切就发生在怀南特两人的眼皮底下。他们走访了不少防空洞和避难所。一位身在高梯上和楼顶火焰搏斗的消防员，也让怀南特和阿基利斯驻足了好些时间。那一刻，大使仿佛忘记了周边的枪林弹雨。而且，他总会拉住每一个人——空袭防御官、消防员、救援队员，还有防空洞里的民众——因为他想知道，他到底可以为他们帮点什么忙。
那一刻，大使性情流露——回忆这段往事的阿基利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参赞记得，自己刚到伦敦的那一阵，也接到过大使类似的问候：“现在我来了，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呢？”按照阿基利斯的说法，怀南特从事大使职业的全副激情“都源于对人的关心”。“别人把有关英国时局的经济报告呈给他过目的时候，他总是说：‘麻烦把中间的数字换算成鞋和衣服……’空袭这回事，他也要从普通人的角度去看待。他的眼中只有夜间轰炸带来的人间惨剧。”
怀南特和阿基利斯就这样一路走着，直到清晨。时间已是早上5点。最后一声警笛鸣响，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的轰炸宣告结束。抬头仰望，大家已经可以看到白云和蓝天。但是，假若放平视线，浓烟笼罩全城的景象就会刺入眼帘。拖着倦体，大使和参赞回到了使馆。那时候，消防队员还在朝着楼宇的遗迹喷射水柱。有幸家宅无损的人们也行动起来——说是“无损”，其实也可能有些摇摇晃晃——他们拿上扫帚和铁铲走到屋外，开始清理满地的碎玻璃和建筑残骸。
怀南特在办公室坐定之后，立即给自己的每位朋友和认识的人打去了电话。无论这些人来自美国还是英国人，都得到了大使确认平安的问候。默罗夫妇自然也在问候之列。对此，珍妮特表示一切安好，只是默罗的办公室被夷为了平地。旅英以来，爱德华·默罗已经先后三次遭遇被战火夺走办公场所的命运。这次，他所熟悉的酒吧也在轰炸中化为了烟尘。30多人因此丧生，其中还有不少默罗夫妇的友人。轰炸过去的第二天，珍妮特·默罗给母亲去了封信。信中，她说起了昨夜的惨境：“轰炸之下，似乎应该是无人生还才对。”
走街串巷的过程中，怀南特被不少人认了出来。因此，他夜访西区很快成了全英皆知的新闻。一开始，大家对于他的这番事迹还限于口耳相传，后来，报纸也开始登载大使的故事。最终，怀南特成了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的主角。他和前任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了不少文章的报道重点。要知道，每有空袭来临，前一任美国驻英大使就会躲进温莎附近的乡村防空洞。大轰炸未及高峰，此人干脆逃回了美国。怀南特能在“4·16”之夜走上伦敦大街，让不少英国人第一次确信了美方的诚意。美国记者弗吉尼亚·考尔斯曾在伦敦和怀南特短暂共事，提到曾经的上司，考尔斯表示：“他用人格折服了一个国家。现代社会中，还没有哪个大使能有可以与之匹敌的成就。对于英国人民而言，他就是一个象征……他的所作所为，也让美国大使办公室的名声传扬开来。”航运部副部长阿瑟·萨尔特爵士是怀南特的朋友。考尔斯的看法，爵士表示完全同意。在萨尔特看来，大使“代表了英国人民心中美国形象最为良好的一面……他的行为，显示他和英国心心相印，也展示了他对于英国抗击纳粹和希特勒的同仇敌忾。英国参与战斗的理由，他也能够完全理解和认同”。正因如此，萨尔特觉得，许多英国人“生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他们相信英美关系在战前战后的重要性，而这一点正是大使反复强调的内容。
“4·16”空袭中，约有1100名伦敦市民失去了生命——大空袭开始以来，要数这次轰炸造成的伤亡最为惨烈。不过，这个血腥的纪录仅仅维持了三天。4月19日，德国战机再次来袭，并导致1200人死亡。相隔不久的两次空袭，差不多让50万伦敦人无家可归。
那个春天，首都伦敦并非英国境内唯一承受严重损害的城市。德国方面的战略在于破坏英国的补给线、摧毁战争物资的生产供给。由此，英国的主要工业城市和港口都经受了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曼彻斯特、朴次茅斯、加的夫、普利茅斯、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都在此列。六个夜晚的连续空袭，几乎让利物浦港中半数的码头完全损毁。驶入港内的船舶无法正常卸货，军需设备的供应量下降到不足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
轰炸之下，伦敦以外的英国国民又在过着怎样的生活？对此，丘吉尔很是牵挂。首相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个受难城市巡视考察。他要向当地居民发表演讲，为他们加油打气。大多数时候，哈里曼和怀南特都会陪同丘吉尔一起出行。“有我们陪在身边，他好像更有信心了。”哈里曼向罗斯福报告了这一情况。不过，特使也指出：丘吉尔坚持带上美方人员还有其他原因。每每来到外地，首相总不忘记把哈里曼和怀南特介绍给各位听众——“借此，他可以让大众确信：美国方面确实和他站在一起。”伦敦遭遇4月的第一场大空袭之前不久，两位美国特使才陪同首相去过英格兰南部以及威尔士的一些港口。其间，怀南特还被丘吉尔授予了布里斯托尔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其校长一职正是由首相担任。
一次，首相一行离开斯旺西并赶往布里斯托尔。刚刚来到目的地，他们就和一场严重空袭遇个正着。过去的五个月来，这个繁忙的港口已经先后六次遭到空袭。首相的专列停在城外的铁路桥下。透过车窗，他和他的随员眼睁睁看着炸弹将布里斯托尔的大片城区化为废墟。从港口到市中心，都没能逃过这场劫难。第二天天光微亮，首相专列才开进了满目疮痍的城市。四周余火仍在燃烧。自来水管早已爆开，街道变成了一片泽国。人们爬进废墟，找寻着或死或活的受难者。约翰·科尔维尔在日记中表示，这样的损坏程度“我从来也不曾预料得到”。
可是，灾民们的愁绪似乎突然消散了。因为那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总是叼着雪茄，带着手杖。至少在那一瞬间，大家都轻松了些，并朝着他蜂拥而来。每到一地，首相总能收获同样的欢迎。如此场景，怀南特也在信函中向罗斯福作了描述：“首相来临的消息，很快就会在人群当中传播开来。他的身边，总围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家都在和他打招呼，说着：‘温尼你好！’‘老温尼真是好人’，‘你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你就是真正的男子汉’。”
丘吉尔在布里斯托尔的场景，也被哈里曼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之中：“他检阅了地方志愿军——他们个个专心致志。但他走过的时候，他们却又难掩喜色。他们的奖章引发了他的好奇——‘这是你上次战役的成果吗？’他问。而后，空袭警报官、志愿消防员和参与救援的女性依次接受了他的致意。”首相的表现可谓大无畏，不过，哈里曼更要为布里斯托尔市民的勇气表示赞叹。一位年迈的女性的房舍惨遭炸毁，她自己也刚刚被人从废墟当中救出。面对前来慰问的首相一行，她只是匆匆寒暄了一阵便道了别：“不好意思我要失陪一会儿。家里还需要我去清扫呢。”
布里斯托尔居民和首相的对话并未占据哈里曼日记的太多篇幅。不过，这位曾经喜怒不形于色的商人，这次却显露出了强烈的感情。字里行间，哈里曼的语气甚至有点夸张：“他们还身处战场、舔舐着战火的滋味……却仍然尽忠职守……自豪而无畏。‘看看这些野蛮人的作为吧，’他们表示，‘他们还会来袭，但我们的小伙子一定会打败他们！’‘战争一定会以我们胜利而告终，对不对？’”
到了布里斯托尔大学，哈里曼也发现了同样的勇敢行为。那一次，轰炸就发生在前夜，直接威胁到了学校的大楼和其他建筑。不过校方仍然坚持举行典礼，把荣誉学位授给了怀南特等三人。参与仪式的所有教员与学生都在昨天参与了护校行动，他们要么面对火灾熬夜奋战，要么就从事其他救援。走进小小礼堂的那一刻，全校师生个个眼睛充血，一张张憔悴的面容也遍布灰尘。学士服早已湿漉一片，五颜六色的帽檐甚至还散发着浓烟。
刺鼻的火焰透过破碎的窗户，在礼堂内外进了又出。就在几百码之外，消防队员还没有停止忙碌。附近的大楼还在燃烧，需要他们奋力扑灭。每隔那么几分钟，会场中的各位就能听到几声闷响——轰炸中没有爆破的炸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首相开始颁发学位的时候，布里斯托尔市长的夫人甚至昏厥了过去——在怀南特看来，这起事故“简直就是几个小时以来梦魇的缩影”。
当天下午，首相准备离开布里斯托尔。几百名市民来到车站为他送行。车行渐远，人们却还在欢呼雀跃。眼见此景的丘吉尔不得不举起报纸，掩住自己哭泣的面孔。“他们有这样的信念。”首相告诉哈里曼，“这是一种严肃的责任。”
布里斯托尔市民的勇气深深触动了哈里曼。为此，他特地付出一笔钱，并请克莱门蒂娜转交给布里斯托尔的市长，他希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一点帮助。首相夫人回信感谢了他的好意。克莱门蒂娜还希望“所有这些苦难……能够永永远远巩固两国的友谊，并促进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无论如何，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
怀南特和哈里曼寄给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的不少信件当中，都强调了英国人民的坚忍与决绝。而且，两位公使还反复提及这些普普通通老百姓在抗敌斗争中的关键作用，“人民的战争”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笔下重复多次，几乎到了用滥的地步。不过，英国人民作为志愿者的踊跃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其他参战国家确实难以匹敌。
战争之中，地方政府常会力有不逮，而国家也有照顾不周的时候。每每遇到这样的时刻，志愿者都会挺身而出。空袭之下，伦敦地铁的各大站点都被辟为了防空躲避设施，这样的藏身之地往往环境逼仄而叫人难以忍受。正是志愿者的服务，给防空洞里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慰藉。大多数防空躲避地点都没有食品供应，也缺乏供暖、床铺、浴室和盥洗设施。“那里面的恶臭实在太骇人了——屎尿混在一起，还掺杂了炭味、汗味和脏兮兮的体臭味。”——大轰炸早期的防空洞，就像目击者描述的这般不堪。
还好，志愿者很快赶来了。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防空洞里终于有了浴室，所用的材料全都是从轰炸现场抢救而来；同时，志愿者还带了食物；避难的人们得到了煤炉和床铺，一些防空洞甚至装备了扶手椅和无线电。志愿者的功绩，让伦敦地方政府的疏漏和迟缓暴露无遗。羞愧之下，官方力量很快加入了整改防空洞的运动之中。大轰炸结束之前，大多数防空洞已经焕然一新，人们可以在这里安然守望，度过漫长而恐怖的空袭之夜。
与此同时，一些临时避难所的环境也得到了升级和整改。暂时失去家园的人们，由此得到了可以依靠的栖身之地。持续的大轰炸，迫使政府必须打开大门迎接大批的无家可归者。仅在伦敦一地，就有140万人涌进了政府设施避难。也就是说，六位伦敦居民之中就有一位在1941年春天之前遭遇了家园被毁的厄运。还好，他们得到了志愿者的帮助，志愿者提供的暖炉、餐食、临时居所，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救济解困的志愿者之中，妇女占据了主力地位。如此情形让哈里曼等人大为惊讶。“正是英国女性的精神感召，扶持着整个国家度过这场可怕的灾难。”哈里曼写信告诉朋友。面对自己的妻子，特使则表示：“女性是英国抗敌活动的中坚。”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曾在战争末期来访伦敦。而后，摩根索在日记中感叹：“英国女性的种种功绩让人惊讶……如果不是她们辛勤奋战，这个国家已经退化到洞穴时代了。”
哈里曼和摩根索提到的这些女性，大多隶属于“妇女志愿服务队”。服务队的发起人是马尔克斯·雷丁勋爵的遗孀。这位贵妇也是20世纪最受尊敬的英国女性之一。她的丈夫曾经担任驻美大使，还在印度担任过殖民当局的总督。雷丁一向认为：世界要想进入民主时代，英美两国之间的互信必不可少。这一点，他的夫人也同样坚信。1935年，雷丁与世长辞。其后的几年，雷丁夫人一直在美国居住。她以“雷丁夫人”的名义周游美国。为了了解美国劳工阶级的日常生活，她不惜下榻一美元就能过夜的鸡毛店，甚至还曾经当过洗碗工。由此，她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正是其中之一。回到伦敦后，雷丁夫人又和默罗夫妇以及怀南特建立了友好关系。
1938年，英国国防部向雷丁夫人发出请求，官方希望她能组建一个机构并把妇女们组织起来，由此，她们可以参与到国民警卫队的国防活动之中。雷丁夫人接受了任务，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认为，妇女志愿服务队的职责范围不应限于战争事务。按照雷丁夫人的想法，一切任务都可以交给她的组织。
1939年，战争正式开始，妇女志愿服务队也忙碌起来。战场上，服务队那标志性的绿色便装外套和红色毛衣格外显眼。在雷丁夫人和队员们的帮助下，大批孩子从伦敦和其他城市疏散到了乡下。几个月后，当英国子弟兵从敦刻尔克港口匆匆撤离、辗转准备登上故土的时候，志愿服务队的人员已经守在码头和车站，准备迎接疲惫的他们回到祖国。也因为服务队的帮助，士兵们可以喝上一口热茶并有三明治可以果腹。后来，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陷入了希特勒的控制，大批的难民不得不离开家乡来到英国避难。这时，正是雷丁夫人这一群“孤独无助的伟大女性”奔走忙碌，为他们提供了容身的场所。大轰炸来临了，志愿服务队又成了本国同胞的保护者。她们辟出了无数处避难所、旅社、移动房屋和餐厅。同时，雷丁夫人等人还赶制了上万件衣衫。美国和海外殖民地提供的各种援助，也经过她们的手而分发到了有需要的人们那里。
大多数的英国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抗敌斗争当中，当然，她们中的有些人直接参军上阵，或是成了国民警卫队的成员。还有些女性工作的工厂与商店也和战争有着直接关系。即便没有从事以上工作，她们也在妇女志愿服务队（由于“妇女志愿服务队”的卓越贡献，雷丁夫人也成为第一位进入上议院任职的女性）中发光发热。
虽然英国国民表现得异常英勇，但是，他们能够作出的贡献始终有限。任他们如何努力，敌军的U型潜艇也还在对各色商船发起攻击。1941年春天的其他危机，也不会因为他们的坚忍奋斗而自行散去。当时的英国正处于最为脆弱的一段时期——那也是战争最为残酷的时期，生活在那个当口，就好像“活在噩梦之中，而且总有不幸的事情会袭扰人的思绪”——在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信件中，哈里曼不禁感叹。
日子还在继续，大西洋上沉没的商船也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除却U型潜艇，德国方面还派出了新型的“格内森瑙”和“沙恩霍斯特”两艘巡洋舰。在它们的追逐下，英国商船就像猎枪下的野鸭一般无助。仅在4月，就有近70万吨物资没入大海。比起前两个月，损失足足多了两倍。相关的惨剧实在太过骇人，丘吉尔不得不向情报部下了命令：停止发布损失公报。毕竟，巨大的损失很可能会打击全国军民的士气。
那个时候，英国人民的饥馑程度也达到了开战以来的顶点。食物配给制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每个人只能分到极少的口粮。人们的每周食谱只能由一盎司奶酪和极少量的肉类组成。每个月，他们只能领到八盎司的果酱和人造奶油。至于番茄、洋葱、鸡蛋、橘子一类的食品，则根本从商店的货架上没了踪影。食物之外，衣料也必须由政府限量供给。从平底锅到手表，所有的其他消费产品几乎都已绝迹。“毫无疑问，当时英国的食物环境已经糟得不能再糟，”雷蒙德·李将军表示。将军在美国驻英大使馆担任武官。1941年4月，他刚刚结束三个月的国内公干回到伦敦。“不过，比起1月份的时候，人们的精神反而更加庄重了。”
同一时间回到英国的美国人，还有记者文森特·西恩。空袭给伦敦带来的巨大伤亡让西恩深感震动。美国新闻同行的遭遇，更是叫西恩十分惊骇。一天晚上，西恩和爱德华·默罗、本·罗伯逊和比尔·斯通曼一起喝酒谈天。他发现，同行的四人无不是脸色憔悴、眼光无神。其中又数默罗最为颓唐。他的面容，看上去比他33岁的实际年纪要老上许多。“去年那种昂扬的士气、大家都能感到的精神，现在你肯定是找不到了。”默罗告诉西恩，“人们……的处境实在冷酷。战争带来的新奇感觉荡然无存，史诗般的阶段也已成往事。也许，这一切都和食品短缺脱不了干系——这里的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点没吃饱。”
当然，英国人民还是那样英勇无畏。这点精神，仍是处处可见。不过，八个月的轰炸与苦难，也给人民的坚强心性带来了不小的裂痕。诚然，英国人可能天性勇敢，可是他们毕竟还是肉体凡胎。那么，他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尤其伦敦之外的国民的精神状态，正在经受考验。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丘吉尔和其他决策者的心间。5月初，情报部的副部长哈罗德·尼克尔森曾在日记当中透露，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很是担心“德军对于地方的轰炸可能大大削弱士气”。而且，“大臣一再强调：如此的轰炸之下，人民迟早都会彻底崩溃，其他城市的士气将由此消散殆尽”。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布里斯托尔一类的小城市并未遭遇夜间空袭。但是，他们所承受的损失，远比幅员广大的首都要深重得多。伦敦毕竟地域绵延，很多地方借此躲过了德军的空中攻势而保持了完璧。而且，小城市不像伦敦一般拥有广阔的资源。那里没有地铁可供改造成为防空洞，也没有足够多的救援人员发放食物、衣料和其他救济品——这些东西，在伦敦倒还能够得到供应。
怀南特认为，英国人民的士气正在一点一点慢慢散去。究其原因，空袭自然要负上主要责任。日常生活的艰苦万状，也在消磨大家的抵抗意志。“每一天都是如此令人疲劳和千篇一律……交通一片混乱……城中灰尘四起……破破烂烂的衣衫几乎磨穿了……窗户坏了，也没有玻璃可以修补……停电之余还没有供暖——心性最为坚定的人，面对这幅图景恐怕也会渐渐难以忍受。”
开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0个月，停战的那一天却还遥遥无期。眼中的场景，不能带来哪怕一点慰藉。“全国上下想要索求的，不过一点确保战争一定能够胜利的证据而已。”哈罗德·尼克尔森写道，“政府大谈特谈战争的正义性，又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些论调，人民已经厌烦。他们很想知道，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击败德国。根据现在的状况，该如何说服民众？反正我是没有一点办法。”
尼克尔森毫无办法，丘吉尔和其他政府官员同样一筹莫展。他们面对的，只有英国军队面临的一堆灾难——连连被围、连连撤退、连连失败。当年4月，德军横扫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希腊已经无险可守。而后，德军给驻守当地的英军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损失，后来又把英国势力驱逐了出去。英军先是退到了克里特岛，后来又在5月把这片阵地放弃给了德国——这一次，已是英国军队在战事当中第四次被迫撤离。这次撤离，也是最让英方感觉大丢面子的一次。“大量的伤亡严重挫伤了英国的士气。”罗伯特·舍伍德表示，“更糟糕的是，三军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争论。”英国远征军期盼实施“每周五天工作制”的苦涩笑话，也在英国本土流传开来。
与此同时，英军在北非战场也陷入了苦战。早期对意大利军队取得的胜果，被德国的埃尔文·隆美尔将军及其麾下的“非洲军团”抹去了不少。后者对意大利军队的增援，几乎抵消了英军的战绩。仅仅10天之内，德军便把英国人三个月来占领的领土收复完毕。英国人不得不向东撤离，退回了埃及。在丘吉尔看来，隆美尔的这一击堪称“最大震级的灾难”。由此，英方的战略也开始坎坷起来。北非局势的摇摆不定，中东的石油恐怕难以安全运输，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也有易手的风险。要知道，运河可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重要水道。
对于英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政府的各位官员愈发生疑。就此情况，丘吉尔等人在私下都曾反复谈及。“撤退行动还算非常成功——看来，且战且败才是我军的真正长项！”日记中，亚历山大·卡多根对于英军撤离希腊的行动作出了如此评论。“我们的战士就是最为畏畏缩缩的业余人士，却要和职业军人殊死斗争……局势叫人疲惫、抑郁、充满失败！”
苦涩的时局，让丘吉尔也陷入了议员们的围攻之中。大家觉得他的指挥艺术值得商榷。当年4月，首相要求中东地区的英军部队开往希腊进行增援。这一决策更是各位议员的攻击目标。5月的一次众议院辩论中，好些议员直接对首相的领导能力大加挞伐。他们举出了好些例子，指证丘吉尔治军无方。对此，丘吉尔十分恼怒。而且，他还嗅到了国内正有一股“挫败和气馁”的气氛正在四散开来。于是，他告诉各位议员：“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小时，我觉得我们都在为了生活和生存而战。”
英国唯一的胜机，在于美国能够参战助阵。丘吉尔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由此也向怀南特和哈里曼展开了更加强劲的攻势。首相一再希望美方能够加大援助的力度，他苦苦劝说，几乎到了痴狂的程度。为此，怀南特都对自己每周的首相官邸之行生出了一点惧意——首相会当着他的面高谈阔论，而不给自己一点还嘴的余地。待到丘吉尔去小睡的时候，另一位内阁成员则将对着大使继续喋喋不休。一个小时的休息之后，养足精神的首相即将展开新一轮的讲话，而大使则早就疲惫不堪。丘吉尔反复要求：美国方面拟定的“平等租借货物”必须平安送达英国，否则一切都没有意义。为此，首相希望美国海军能为商船船队保驾护航。而且，他还有一个希望：美国能够加入己方，参与这场战争。
3月末，英美两国领袖在华盛顿碰了头。双方商谈了合作事宜，也说起了美国是否参战的前景。两位领袖都觉得对德战争的主战场在大西洋和欧洲。根据英国一方事先拟好的计划，美国应当派出大队海军，为英方商船提供保护。而且，至少应有30艘美军潜艇应对德方的船艇发起的攻击。相关的计划让英方非常满意，不过，面对毫无兴趣实施计划的罗斯福，英方却没能取得任何进展。
5月3日，灰心丧气的丘吉尔终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正目的。此前他曾表示，英国需要美国提供的东西不过是“驱逐舰、战机和护航编队”，现在，他直截了当地请求美国政府对德宣战。这可是1940年6月以来的第一次。“总统先生，我相信您不会误解我的意思。我所说的话语，就将是我真正的心事，”电话中，丘吉尔告诉白宫方面，“战争局势要想真正稳定下来，唯有一个因素……只有美国立即投身战场，并和我们并肩作战。”
那么，总统会接受首相的请求吗？或者，首相发出的信息只会得到华盛顿的忽视，就好似漂流瓶被抛入大海一般？这样的忧虑，不但沉淀在英国领导人的心里，同样也让旅居伦敦的几位美国人惴惴不安。“整件事情就像在和时间赛跑，”驻英大使馆的武官李将军在日记中写道，“目前，英国的败象已在慢慢显露。我国的援助能不能及时送到，这还是一个问题。”
一周之后，罗斯福终于作出了回应。回音抵达唐宁街的那一刻，大家失望地发现：直到那一刻，总统还没有真正地急英方之所急——其实，那个时候，总统的不少同僚和手下都已经感受到了事情的紧迫性。至少，美国内阁的大部分成员和军队的高级将领都觉得：美方应立即向英国船队提供护航，以降低敌军袭扰带来的损失。面对同僚，斯塔克上将表示：“大西洋的局势实在非常关键。在我看来，除非我们能够出手，情况毫无改善的余地可言。”演讲中，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也宣布：“我们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货物就那样沉入大洋。”好些要员联合起来向总统施加压力，他们希望罗斯福速速作出决断，而诺克斯、亨利·史汀生、亨利·摩根索和哈里·霍普金斯都在此列。可是，面对下属的请愿，罗斯福仍然没有回应的意愿。丘吉尔对于盟约的请求，也未曾得到总统的应允。罗斯福只是再三告诉首相：美国的援助很快就到。这样的承诺，总统已经做过不知道多少次。
毫无疑问，英国那岌岌可危的国势正是总统在那个春天的一大关切点。不过，罗斯福只愿意在以往的援助之上增加少许。在哈里曼的催促之下，总统签发了一道命令。由此一来，美国的供应物资可以直接送往中东的英军阵地，而无须在英国再行卸货和装船。同时，总统还允许英国战舰进入美方船坞进行检修——这一点，又是来自哈里曼的建议——同时美国空军基地也会敞开大门，欢迎英军飞行员前去接受培训。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把美方自定的安全区扩大到了大西洋上方。这样一来，美军舰艇和战机的巡逻范围可以覆盖英美之间这片水域的三分之二。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曾将离岸300英里内的海区划作非交战领域，而美国军队将对领域进行监察和保护。1941年，罗斯福的新决定大大扩充了美军海、空力量的保护范围。由此，他们最远可以到达格陵兰岛。一旦发现德军U型潜艇或水面战舰的踪迹，美方也可以立即向英国商船发出警告。当然，罗斯福有言在先：敌方如果没有率先开火，美国军队也不得主动出击。
美军监控范围的扩张对于英国方面大有裨益。不过，罗斯福的举措并不足以阻碍U型潜艇的频频出击。毕竟，总统决不允许美国舰船和战机挑战德国船队。要想保障船队安全无虞，英国方面只得自己努力。相关的损失并未得到遏制，相反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仅在5月的前三个星期，德国潜艇就击沉了20艘英国商船。事发地点，无一例外地位于美方划出的安全区中。对此，总统身边的高官与幕僚深感不安和焦躁。他们愈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应该勇敢出击。前驻英大使威廉·普利德致信哈里曼表示：“总统还在等待民意的推动，而人民却也盼望总统早日下令。”总统的内阁下属和亲信人士之中，不少人都觉得所谓“除却战争的大量援助”并不足以拯救英国。普利德正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最高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也表示赞同。“我告诉霍普金斯……如果我们还想救英国一命，美国就必须投身这场战争，”亨利·摩根索在日记中表示，“我们需要英国方面坚持下去。不说其他的理由，这个国家至少可以为轰炸德国的飞机提供基地。”美国财长还觉得：“我认为，总统和霍普金斯都在探索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霍普金斯觉得，总统尚不愿意直接参战。相反，他期待舆论起到推动作用，从而把自己拉入战争。”和总统身边的其他高官一样，摩根索也觉得罗斯福是在等候时机，总统期待一场意外的发生，由此，罗斯福可以卸下肩头的重担，而得到一个可以放手对英方船队实施保护的理由。甚至总统可以借此理由对德国宣战。
4月，史汀生、诺克斯、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和总参谋长罗伯特·杰克逊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四人想要商量出一项对策，以便向总统进一步施加压力。他们希望罗斯福不再犹疑，而是果断地控制整个局面。“我很清楚，方方面面都有人对于总统这种不肯负起责任的态度很是不满。”伊克斯表示，“如果他能担负责任，作出领导的表率，他还不至于失去人民的信任。但是，现在的他已经渐渐没了威信。唯有做出成绩，他才能挽回局面。”
当时的史汀生已经73岁。为官期间，他一共两次担任战争部长，还曾负起国务卿的职责。危机当前，史汀生决定身先士卒，向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作为华盛顿最有名望的人物之一，史汀生的道德和政治高度自然少人企及。内阁成员之中，也只有他敢于对总统直言相谏，告诉罗斯福担负职责的重要性。当着罗斯福的面，史汀生表示：总统不该依赖舆论推动政策，而应该主动引导舆论的走向。“我向他发出了警告。”史汀生事后回忆，“……没有他的领导，人民不可能自行向总统表达他们的意愿。他们是不是想要追随他，他根本无法了解。”
史汀生的劝诫，并未让罗斯福生出多少触动，总统甚至显得毫无反应。罗斯福一心想要维护国家的团结，因此，任何违背大部分人民意愿的决定都不可能出自总统的决定。希特勒主动冒犯，总统才会予以回应。事到后来，斯塔克禁不住对同僚抱怨起来：“我们的民主生活是不是完全要靠盖洛普民意测验来运行啊？”
那么，1941年那个春天，美国人民到底又怀有怎样的意见呢？这个问题实在难觅答案。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和英国站到了一边。不过，他们虽然支持援助英国，但被问及是否愿意派出海军进行护航的时候，美国人民却又分为了意见相反的两个阵营。对于出兵参战的提议，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但是，同等比例的人们也觉得美德之间迟早会有一战。“事实就是，大多数人仍对战争漠不关心”，弗朗西斯·珀金斯表示，这场战争“和美国实在相隔遥远。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其中的样貌。他们并未感觉到事件的急迫和逼人。他们甚至根本不太关心这回事情”。
在支持美国参战的人们看来，民意调查的低落恰好说明了罗斯福的无能。总统引导无方，而美国公众也没有因此意识到战争对于他们生活的关键作用：毕竟，德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已然迫在眉睫，而不是一种远在天边的事情。“作为整体，美国人民并未明白一点：希特勒一旦控制了欧洲、亚洲、非洲及其附近的重要海域，我们所需资源的百分之二十五都可能落入敌人的手中”，切特·威廉斯如此表示。此人既是联邦政府的官员，还和默罗交往密切。他给自己的朋友去了一封信，“如此种种的事实，政府却未能解释给人民听”。
蓓儿·罗斯福的丈夫和总统互为表亲，这对夫妇也是埃莉诺·罗斯福一家的密友。面对总统，蓓儿直言不讳地提到了对方在教育人民方面的疏失。“为什么您就不能对美国公众据实相告呢？虽然事实可能相当残酷。”蓓儿表示，“但是，您必须知道我们能不能接受这些事实。如果不能，我们这个国家应不应该把面对事实作为最基本的目标呢？让国民了解这些事实，又是不是您的职责所在呢？”
在罗斯福看来，蓓儿这些支持参战的人忽视了一点——所谓事实，可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简单。他面临的环境相当复杂和凶险。面对战争，美国公众的意见可能比较复杂也难以捉摸。可是，国会方面的看法相当一致。比如，近八成的议员对派出军队护航商船的提议投了反对票。即便“如此举措有助于英国方面挫败希特勒的阴谋”，这些议员也是坚持己见。虽然政府内部几乎在一致要求总统拿出更为强硬的举措，仍有不少人在怀疑英国方面的战斗能力。英军节节退败的战绩，更加剧了有关人士的疑虑。由此他们觉得，美国总统可能已经给了英国方面太多的帮助，由此可能难以抽身。这些人士当中，国务卿赫尔及其助手——比如阿道夫·伯利和布雷肯里奇·朗——都在向总统建言。“世界各国已经觉得，我们可能对于英国方面过于殷勤。”日记中，朗如此表示，“南美、远东和西非等地的人士，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战争部门之中，也有不少人觉得扶助英国一事值得商榷，虽然有些文官——比如史汀生和诺克斯——以及部分将领——像马歇尔和斯塔克——一再要求总统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并向英国提供更多帮助，他们的想法，仍在遭到不少同僚的反对。面对史汀生，诺克斯不禁抱怨开来。因为后者“必须要和某些将领对于激进政策的胆怯态度作斗争，而且，这些同僚的想法和观点全都基于英国即将战败的假设之上”。
史汀生本人也面临着相同的烦恼。他和军队同样存在一些分歧。马歇尔的观点可能在海军中占了上风，不过，将军的好几位高级幕僚都对支持英国一事相当反对。同时，他们也不支持美国立即参战。毕竟，美军当时的装备并不齐全，人员也有欠完整。就连马歇尔本人也同意这些下属的意见，觉得出兵一事不妨待到准备完善再行商谈。雷蒙德·李的一位武官同僚曾经返回国内待过几个星期。再临伦敦的时候，这位同僚告诉李，自己在国内“发现不少高级将领竟然怀着失败主义的态度，对于支援英国一事也显得十分的消极”。
对于旅居伦敦的美国人而言，1941年春夏实在是一段让人羞恼的时光。毕竟，华盛顿方面并未做好和英国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准备。祖国首都的氛围，和他们的想法完全就像在两个星球一般。“华盛顿那边有许多人都在一厢情愿，都怀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和对于幸运的过分依赖。民主政治中的‘行动迟缓与保守’的痼疾也是暴露无遗。”雷蒙德·李抱怨道。美国驻英使馆的诸位官员当中，雷蒙德·李对于英国抵抗运动的支持态度也算坚定。他表示：“只有到达前线，才能理解危机的迫近并知晓事实的全貌。”
对于国内的懒怠态度，埃夫里尔·哈里曼表现得更为愤怒。“美国政府的鸵鸟姿态，本人丝毫也不能理解。”在给朋友的信件当中，哈里曼如此表示。“不管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关心或是漠然……如果我们还抱有一丝期待，那么美国方面的行动已经有些为时过晚……我们正在面临巨大的风险。战争可能以失败告终。由于我们的耽搁，胜机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溜走。”哈里曼甚至向自己的妻子表达了对于罗斯福某些作为的蔑视态度。在他看来，总统扩大安全区的行为只是“利用战舰实施间谍行为，而并非直接投入战争”。“美国难道一点廉耻都没有吗？就连英国的妇女也在奋起抗敌，我们还要在她们的裙裾之下躲避多久？……我本人并不郁闷，我只是感觉愤怒而已。”
一次又一次，哈里曼和怀南特向总统及其他高官反复陈情，请求他们采取更为直接的行动并介入到这场战争当中。“英国已经有些失血过多，”4月的时候，哈里曼在电报中对总统表示，“出于国家利益，我觉得我们的海军应当行动起来。要不然，我们的盟友有力竭而亡的危险。”作为援助事务代表，哈里曼可谓尽心尽力，他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保证各项物资能够尽快抵达英国。比如，他曾亲自出面劝说美国商船人员改变堆放货物的方式。哈里曼如此用心，只是为了英方人员装卸货物能够迅速一些。而且，哈里曼还提出了许多其他建议。英国商船能够得到进入美国船坞接受检修的机会，正是出自他的努力。由此，哈里曼也算推动了援助的进程，虽然这向前的一步迈得相当有限。
在唐宁街和白厅其他部门看来，怀南特和哈里曼推动美国参战的热忱已经不用怀疑。每一天，他们都会和丘吉尔保持联系。首相曾经告诉阁员，两位美国友人的态度“深深激励”了自己。“这两位绅士显然希望德国方面能够采取一些贸然的行动，”丘吉尔说，“以促使总统和他那些手下……能够下达最终参战的决心。”
无论是怀南特还是哈里曼，都必须掌握工作中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实在困难。当时的他们，同时在为两国政府效命。一方面，两人都是美国政府派驻英国的最高级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作为丘吉尔的信使，把英方的种种需求反馈给美国政府。不过，两人都向英方表明了心志——他们的首要任务，仍然在于自己的国家赋予的职责并向总统负责。按照约翰·科尔维尔的说法，两人“不但用高超的专业技能为自己的国家尽心服务，还成了丘吉尔的密友。首相的家人与随员也和他们十分亲近。与此同时，两人也没有失去一分一毫的独立性和行动力”。
在丘吉尔面前，哈里曼和怀南特都是竭尽全力。首相的想法与心意，被两人传达给了总统以及其他美国高官。对于华盛顿官场的生态以及个中的各种人物，两位特使再是熟悉不过。借此，丘吉尔和英国政府高层可以更好地解析罗斯福等人的种种回应。英方在拟订公报和其他呈给美方的文件之时，也可以做到更有针对性。随着时间推移，首相发给罗斯福的电报愈发增多，措辞也显得急切和怒气难掩。对此，哈里曼和怀南特都在努力规劝。有一次，哈里曼表达了请首相在电报中慎言的意见，却直接引爆了丘吉尔的脾气。尽管对方已经勃然大怒，可特使仍然坚持己见。最终，丘吉尔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第二天早晨，首相将修改过的电报稿递给了哈里曼，其中的种种说法，都已经缓和了不少。
提到英方船只损失情况的时候，丘吉尔一度想要加以隐瞒。首相的这一举动，再次招来了哈里曼和怀南特的劝诫。两人请首相不要试图掩盖情况。在他俩看来，要想劝服美国公众支持参战，英国方面必须将自己的惨重损失完全展示开来。无论是商船的沉没数量，还是前线军人遭遇的种种败绩，都必须得到展现。“我们美国需要的不是文过饰非的宣传手段，而是事实的呈现。”一次演讲中，怀南特直言不讳地表示。可是，这一次两人的意见到底没有说服丘吉尔。
与此同时，怀南特两人也想帮助首相去除政治方面的阻碍。因此，面对美国上下丘吉尔的反对者，怀南特花了不少口舌功夫。好些不满的议员在向首相持续施压，要求他立即辞去国防大臣的职务（此前，英国尚无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的先例）。这时，怀南特倒是出面解释了首相身兼两职的必要性。大使表示：只有在一肩双挑的情况下，丘吉尔才能得到一个和罗斯福平等谈判的平台；假若国防大臣交由他人担任，英美双方的谈判则可能失去平衡。新来伦敦的美国记者也常常口出怨言。毕竟，首相可不像美国总统那样愿意举办新闻发布会。这时，怀南特再次挺身而出为丘吉尔辩护。大使告诉同胞：英国的议会制度之中，首相每周都会通过下议院的听证程序向公众阐释自己的意见。而且，即便首相愿意直接面对群众和媒体，各位议员也会对他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这等情况，怀南特也向美国记者作了说明。
5月10日，也就是罗斯福回绝丘吉尔战争请求的当天，德军战机再次回到了伦敦上空。这一次空袭带来的损失和野蛮程度，甚至超过了过往所有轰炸。要知道，此前的轰炸行动已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一夜过后，伦敦各地出现的火灾灾情多达两千余起，而且几乎都处于不可控制的状态。从西部的哈默史密斯到东城的罗姆福德，灾祸整整绵延了近20英里。
这一次空袭，甚至给伦敦的地标性建筑带来了严重损害。城中最为重要的音乐场所“女王厅”就此毁于一旦。大英博物馆的几个展厅也遭到毁坏，近25万册图书毁于轰炸引起的火灾。同样，圣詹姆斯宫、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本钟和议会大厦都成了轰炸的目标。还好，这些建筑虽然受损严重，却最终得以保存下来。不过，作为英国现代史上好些重要事件的见证场所，众议院大楼可就没了这种幸运。小小的建筑几乎完全被火焰包围。最终，木质的穹顶烧毁殆尽，整个建筑成了无遮无盖的废墟。
由于轰炸的破坏，城里的不少火车站都被迫停止运营。地铁的线路和站点当中，也有许多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大伦敦地区有三分之一的街道都已经不能通行，近一百万人陷入了没有电、没有供水和天然气的生活。
死亡的人数同样叫人心惊：1336名市民在那一夜因为轰炸丧生。伦敦建城以来，还没有在一个晚上死过这么多人。死者当中，甚至包括默罗夫妇的一对熟人——英国广播公司本土部的外国新闻编辑艾伦·威尔斯（Alan Wells）和他的太太克莱尔。威尔斯夫妇的住所就在默罗和珍妮特·默罗的隔壁。他们两人都是志愿的消防队员，一枚高爆炸弹降临到威尔斯两人身边的时候，这对夫妻正在试图扑灭住所附近的一场火灾。
大轰炸开始以来，已有4.3万名英国公民在空袭之中失去了生命。受害者当中半数来自伦敦。1941年的那个春天，英国本土妇女儿童的死伤人数甚至超过了战死的军人。此外，还有两百万座房屋遭到损毁。在伦敦中部地区，仅有十分之一的屋舍能够保持完璧。
空袭过后的几天，默罗夫妇来到了一家小小的社区教堂。这里就是威尔斯夫妻两人葬礼的举办地。近几个月，爱德华·默罗和珍妮特·默罗已经出席过不少类似的活动。几乎在同一时刻，众议院大楼的前方，温斯顿·丘吉尔正面对一片废墟表达哀思。这一次，首相的身边没有任何议员，他完全可以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40多年前，他曾是这里的一名新晋议员；30年代的时候，他曾在此地痛陈绥靖政策可能给国家带来的灾难。1940年5月，众议院见证了丘吉尔和张伯伦之间的唇枪舌剑。正在那次交锋之后，前者成了国家的首相。英国孤军奋战期间，丘吉尔也曾多次来到议院。他发表了许多慷慨的演讲，对德军的威胁表示蔑视。最后一次来到故地，首相的眼光扫过了整片瓦砾场，此时，眼泪已经禁不住淌满了他的脸庞。
5月15日，怀南特出席伦敦“英语联盟”的一次例会。其间，大使发表了演讲并指出：议会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那条大街的对面，一位英雄的塑像仍然屹立不倒。这位英雄正是林肯。“看到林肯站在那里，就像一名哨兵和朋友，在提醒我们为自由而战的意义。他静静等待着增援，等待有人能为他守护的价值而战。”怀南特表示，“我作为美国人感到非常骄傲。”
对比了英国人民和林肯之后，大使又作出了一番更为精妙的比喻。他隐约地表示：自己这个大使将和英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他还觉得，自己的祖国也该采取同样的姿态。“恶魔在发动袭击的时候，我们却在沉睡。”怀南特说，“美国人都在劝说自己：我们不是兄弟国家的保护人。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需要兄弟国家的帮助，兄弟国家也需要我们伸出援手。”
演讲当中，怀南特反复提到了一个字眼——“我们”。按照《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的共同看法，大使的呼唤不但指向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在对英国致意。“我们今天乐于从事的事情，正是我们昨天有所疏忽的东西。由于疏忽，我们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怀南特宣布，“继续拖延，只能让战争久而不决，相关的牺牲也将更为不可估量。请大家都停止疑虑，不要再去计算得失。我们只需要问自己：今天需要做些什么，明天才能避免更多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