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庆，一座无可后退的堡垒
中国人应该感谢白修德，是他和许多同他一样的高鼻子洋人，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了重庆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陈诚的专机抵达重庆正是夕阳西下时分。
飞机降落在长江江心的一块狭长平坦的沙洲上，被重庆人叫作珊瑚坝的沙洲两边都有江水流过，面向下游朝天门码头方向，右边水道宽，对面是南岸，风景如画的南山、黄山、汪山、南泉、小泉全都隐藏在南岸连绵起伏的黛色群峰里。左边水道窄，水面上架着一道用许多条木船和长木板子搭就的浮桥，浮桥通向耸立着巍巍高墙的悬崖，悬崖顶上高墙环绕着的，就是重庆城区了。跑道和几排用南竹搭盖的简易平房歪歪斜斜地立在满是鹅卵石的沙洲上。这个简易的机场只能在冬天和春天使用，那时水位低，一到夏天和初秋，随着西藏高原积雪的融化，汹涌澎湃的江水便会将沙洲完全淹没。
能坐四十多人的宽敞机舱里只坐了不到三十个人。与陈诚同机到达重庆的，除了他的副官处处长邱行湘和几名随从，还有两名美军顾问和一位美国记者。
这位美国小伙子就是刚刚完成在河南灾区的采访，在洛阳搭乘美军飞机赶到云南楚雄[1]，准备对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再次作专访的白修德。
来到中国时才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白修德，在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作用是历史学家们后来研究发现的。当时，蒋介石、陈诚和毛泽东、朱德都是他的朋友，他在重庆黄山宋美龄的纯木结构别墅（蒋介石住的云岫楼就在旁边百米远近的一座浓荫蔽日的小山坡上）的风雨廊上，吃过蒋先生最拿手的扬州蛋炒饭，也在延安毛泽东住的窑洞里品尝过饺子和红焖鸡。只不过蒋、陈包括宋美龄在前，毛、朱在后。从地理上讲，白修德是先到的重庆（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后到的延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从政治理念上讲，他是抛弃了老朋友，投向了新朋友。对蒋宋，白修德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尊重”到“惋惜”再到“鄙视”。早期，白修德也和许多美国记者一样，对蒋夫人颇多溢美之词，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当他试图披露某种官方不容易见到的现实时，麻烦就来了，国民党政府给予他不断的阻挠。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与政治上已经黑暗得令他彻底绝望的重庆相比，只有陕北的天，才是晴朗的天，中国的天！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四年前刚踏上中国土地时，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而现在，他以无数篇采写自中国战场的重量级报道，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新闻人。他分别采访过蒋介石夫妇、孔祥熙、林森、孙科、宋子文、李宗仁、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包括年轻的重庆市长吴国桢。许多人接受采访还不止一次，甚至成为了他的朋友——可以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众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将领为争取他的专访而煞费苦心。
民国政府宣传部甚至还聘请他担任新闻顾问，每月的薪酬是法币四百元，这几乎是当时八名中学教师或是政府科长的工资，根据兑换比率，相当于六十五美元。
第一次到重庆的白修德在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很快便对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在白修德的眼中，重庆一直依赖于农村。一片片的稻田延伸到古老的城墙边上，在长江河岸下的河滩上，农民满怀希望地种上蔬菜，然后抢在夏日的洪水把他们的小片菜地淹没之前，抢收完用辛劳和汗水换来的果实。年年如此，让白修德感觉到总有一点重庆人和老天爷下赌注的性质。
他喜欢清晨或是黄昏站在高耸的城墙上跑步或是极目远眺，长江两岸，嘉陵江两旁，月牙形的稻田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再延伸到另一座山头上，美丽壮观的梯田一片连着一片，好看极了。他知道这些稻田一直能够连到二百七十五英里之外，同样被高墙环绕的另一座大城市成都，他甚至觉得无边无际的稻田可以一直延伸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脚下。
每一天，年轻的白修德像聆听音乐一样聆听着重庆。他经常会像英国绅士那样带着一把雨伞，沿着一条汽车路从两路口步行出发，经过观音岩七星岗走很远的路来到城中心的精神堡垒（今解放碑），登上公园里的高坡，俯视着远处的长江和原野，以及脚下大片的鳞鳞黑瓦，然后马上就有穿越几个世纪，回复到古代的感觉。他步行经过的这条主要街道的两旁有着沿海城市那样的橱窗，商店里卖着布匹、手电筒、汽车零件、美国罐头，还有霓虹灯广告，街上行人也非常多。
但是一走出这条大街马上便会进入幽深曲折的陋巷之中。在他的眼中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这给人增添了安全感，而一旦遇上难得的晴朗的天气，人们便会紧张了，因为通常这都是日本人的飞机光顾这座城市的日子。走在重庆的小巷子里是轻松惬意的，虽然小巷是那样的窄，以至有的地方他得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才能通过。
这一切，组成了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不少重庆人还把锅灶摆在街边，得意地向来往行人展示他们的烹调手艺——以及鲜花的芬芳、炒熟的板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散发出臭气的则是尚未来得及收拾的小孩粪便，和遍地的垃圾。交响乐里自然免不了男人的喊叫，女人的尖叫，婴儿的哭闹，各家各户鸡圈里飞出的声音。还有，就是苦力们挑水时发出的单调的号子和走街串巷的货郎唱出的咏叹调。
重庆，这座雄踞在山巅和匍匐在山谷里的城市，并不需要白修德所见识过的沿海城市那样的政府，西方人在中国的沿海城市里设置了租界，开办了工业。而与重庆最直接的联系是农村。精明的生意人，把通、南、巴、平大山里山民手上零散的天麻、川贝、虫草、黑木耳、裘皮收进来找到买主便可赚钱。生意做得好的坐庄却没这么辛苦，他们一觉睡到快中午时，去趟茶馆，与收货的跑庄喝茶聊天，有生意做时，把手伸进对方衣袖一番讨价还价，敲定后，中午由卖家请客。然后把山货由重庆通过长江水道发往下游的武汉、上海。它昔日的传统政府尽管残忍却又单纯，政府发号施令的对象是商人、钱庄老板、商店业主等能够向农村和农民提供市场的人。绝对不变的真理是政府维持治安，商人服从权威，谁有长矛、士兵、枪炮就服从谁，谁有权力保证贸易就听谁的。这样的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向帝国的行政官员和地方督军们交贡纳税，近年来向老百姓征粮派款的又增加了军阀。他们会永远地交纳下去，只要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掠夺，没有战争。不仅仅是重庆，整个中国，作为一个民族，都需要一个新型的政府。白修德来到重庆，不单是为了挣钱，也渴望为这个政府服务。
由于过去长期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四川军阀被日本人激发出来的爱国热情，中华民国的战时政府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轻而易举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它控制了这个面积最大物资最丰富的省份——四川的咽喉。这一片最肥沃的土地被称为天府之国，东边被高山和三峡所封闭，西边背靠着亚洲的屋脊，五千万人民在这块亚热带区的内陆帝国里生息，自给自足，几乎坚不可摧。到一九三九年——也就是白修德到来的这一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所有的沿海城市——上海、广州、天津、北平，整个的东北、华北，众多的长江流域城市悉陷敌手。武汉西部，横亘着难以逾越的三峡，三峡以西，便是重庆。凭着这道天然屏障，国民党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抵抗，并且还将继续抵抗下去！
“每天清晨，处处都可以听见凄楚动人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当我尽力把这首每天把我们从梦中吵醒的歌翻译出来，西方的来访者都不禁为这又滑稽又严肃的歌词捧腹。但是乐曲却是既令人感动又令人感伤的，我一听到它就震撼！黄昏，当国民党的十二罗经点星旗徐徐降落时，军号齐鸣，传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也为之感动不已。”
白修德比当时驻重庆的所有外国记者都最先领略了周恩来人所不及的机智与风采。他是周公馆的座上宾。美丽得令人心醉的共产党最早的外交官龚澎，后来成为龚澎丈夫的英俊才子乔冠华，能力过人的陈家康，这些人既是周恩来手下的强将，也是他的好朋友。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让他感到十分新鲜的共产党，白修德甚至还特地雇请陈家康成为他的五名中国专栏作家之一。
许多年后白修德依然对周公馆记忆犹深。他说这个院子被称为曾家岩五十号，是个破破烂烂的地方。一下雨，泥水齐踝，来访者可以把满是泥水的足迹一直迤逦到接待室里。接待室里只有几把扶椅，一张沙发。沙发上的弹簧断了，包的是农民生产的那种蓝色粗布，坐上去显得既笨重又不舒服。在那以后的五年时间里，他就是在这间接待室里采访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人物里有董必武，叶剑英，还有林彪。
至于周恩来，白修德说他和周恩来初识时周远不像后来那样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他俩的早期交往中，一见面，周便向他讲一口滔滔不绝的英语。之后，周变得随便多了，一改过去他通常所给人的那种衣冠楚楚的形象。在以后的约会中，周常常穿着皱巴巴的粗布衣服，胡子也没刮。他有着一副几乎是地中海型的黑色脸庞和皮肤，一旦他心舒气畅时脸上就英气勃发，对曾经同他交谈过的上千个人物的表情都能够一一地模仿出来。因为白修德的中文水平在不断提高，他就开始用中文和白修德我交谈。周在重庆近九年时间，他是国共合作共方负责人，他在促蒋抗日，领导南方局，做国统区统战方面时工作中体现出了过人的智慧，丰富的人情味和人格魅力。
白修德在中国的事业一帆风顺，他写出的稿子西方主流媒体争着抢着用大价钱买，并且许多老板都渴望用优厚的薪酬吸引他跳槽。每当《时代》周刊因为他采写的一篇稿子印数“呼”地往上蹿了一大截，老板卢斯给他写的信就好像彼此的身份颠了个个儿。他在重庆的日子就像中国人说的运气来了打麻将，想咋和牌就咋和牌。
第一次在重庆经历日本飞机的轰炸后，白修德从整整被憋了五个钟头的防空洞里出来。那时夕阳坠山，晚霞如血，他看到自来水管被炸断，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到处都在燃烧，好像整座城市都在燃烧。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城里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人们像利箭般从山坡后面冲上了大街，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地打着滚，把火扑灭。
白修德看到到处都是死人，就在他脚边横卧着一具破碎的尸体，连肋骨架也被炸碎了，从裸露的乳房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女人。
白修德后来回忆第一次在重庆遭到轰炸的经历时说：“我来到一个仍在燃烧的山坡，发现所有的房屋都已化为灰烬，有一座庙还在，它的一堵墙崩倒在山崖的一侧，殿堂已被烧得精光，只有那尊巨大的青铜佛像盘腿而坐。它被大火烧得灼热烫人，但我仍可看到它那慈祥的面孔正朝着这座哭泣的号啕的城市发出柔和的微笑。”[2]
然后，他看到无以计数的重庆人不知从哪里涌出来，奋不顾身地扑灭了大火，收拾了满大街被炸得七零八碎的尸体，清理干净废墟，第二天把日子照样淡定地过下去。于是，他在发往美国的稿子中写下了激烈得如同呐喊般的文字：“重庆戴上了伟大的花冠，所有的中国人注视着她，所有的中国人向往着她，这是我们无可后退的堡垒！”
战前中国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的上海、天津、南京。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秘密设立了“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制定出了内迁计划，从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开始，以上海为中心的工厂内迁行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北起青岛，南至香港，众多的企业迁往武汉、重庆。
随着武汉沦陷，工业内迁第二次开始，兵工厂纷纷迁入重庆。在武汉会战期间，运输环境日益险恶，上海、南京、苏州、九江、武汉等地的机械物资一百二十万吨等待运输，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后撤的人员也等待乘船，宜昌成为工业内迁的枢纽地，运输能力达到极限。在实业家卢作孚的协调下，在宜昌至重庆的抢运中，航政局调集一千二百多条木船，二十四艘轮船冒着日机的轰炸昼夜不停地抢运，工业内迁兴建的工业区成为重庆的经济支柱，一大批学校和大学生来到重庆。宜渝大转运创造了中国的敦克尔刻大撤退奇迹。
英勇——是重庆这个战时首都的人们给世人脑海中刻下的最为强烈的印象，那数以万计的人，都是可以留在沦陷区，像其他数以万计的人们一样，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换得三斗米果腹的。可他们却没那么做，他们宁愿忍受盛夏的酷暑，宁可在没有暖气，一走动满屋叽嘎响的吊脚楼里挨过多雨和寒冷的严冬，他们宁可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染病并且慢慢死去——但他们决不向日本侵略者屈服！
不单是政府官员们选择了抗战的道路，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和教授，也都跋山涉水来到了重庆周围十几公里远近的临时大学校园里。很多沿海的小商人也是如此，他们背井离乡不是为了发财，全是出于民族气节，全是为了做一个刚强正直的中国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深夜，风景秀丽的重庆黄山委员长官邸云岫楼笼罩在一团博大沉默近乎于凝固般的寂静之中，唯有冷冽的山风轻轻掠过漫山遍野莽莽荡荡的虎皮松林，在天地间舞弄出持续不断的声响。
参谋长白崇禧拿着电文急匆匆跑步赶到云岫楼前，侍卫将手指抵在嘴唇上，上前行礼后附在白耳边轻声道：“总统刚睡下。”每一位侍卫官包括白崇禧都清楚委员长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每天夜里睡得较早，而且自抗战军兴，又增添了一个程序，即委员长入睡之前必服大剂量的安眠药。
侍卫室主任俞济时中将看看腕上的表，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分，正是药性发作，助委员长熟睡的时候，向白崇禧摊开双手笑了笑。
白崇禧点点头，心急如焚却又无可奈何地在楼前台阶上来回转了两圈，直接快步到旁边距离百米远的风雨廊将宋美龄叫了起来，宋美龄披上外衣跟着白崇禧来到云岫楼，凝视着床上的蒋介石说：“达令，达令！”
蒋介石睁开蒙眬睡眼看见宋美龄白崇禧正着急地看着他：“夫人，健生有什么事吗？快坐，快坐。”
宋美龄上前取下衣架上的衣服披在蒋介石身上说：“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海军袭击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美国和日本开战了！达令，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蒋介石神情大变，站起身，激动不已地说：“夫人，你别着急，慢慢说！”
白崇禧眼睛发亮向蒋报告：“日本得意扬扬地发布了大本营第二号新闻公告，裕仁天皇已经向美国正式宣战……”
宋美龄激动地走到收音机前，将旋钮拧到东京频道。
屋子里顿时响起东京广播电台播音员杀气腾腾的声音：“大日本帝国海军于今天凌晨在西太平洋上，与美利坚合众国进入了全面战争状态……”
蒋介石将内容翻译给宋美龄听罢，马上又道：“快听听美国方面的消息！”
宋美龄拧到美国方面的频道上，“对，听听美国的消息，就可以证实日本人的消息可靠不可靠。”
华盛顿广播电台正播放一个男播音员充满愤怒的声音：
新闻公告，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七日电，罗斯福总统发表声明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可耻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如其来但蓄谋已久的袭击，美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已经等同于战争状态……”
“好！好！美国参战对我国战局会带来极大的变化，健生快通知相关人员，我要在最短时间内召开常务委员会特别会议。”
当天一早，黄山官邸礼堂黑压压地坐了满屋的人，这些党国大员可能也收听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已经好久没有的高兴堆在了脸上。
特别会议上，一身戎装的蒋介石，极其兴奋地讲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攻击美英法诸国后中国形势的变化，和政府的对策。会议决定：一、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本单独媾和。
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约见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高思、卡尔和潘友新，以外交最高礼节亲自告诉他们：“中国政府决不避任何牺牲，与各友邦共同作战，以促轴心国家之崩溃。”并让外交部提交了一份给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关于同盟各国联合一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宣战、订立军事同盟、不单独与之媾和的书面建议函”。
几天后，蒋介石又以中国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分别致电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立即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年底蒋介石分别邀请美、英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邓尼斯等，商讨中英美荷澳五国联合军事行动问题，成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领衔，其余二十二个国家依次签署的《联合国宣言》正式发表。
罗斯福来电称：
“为立即完成我等共同抗敌力量之联系与合作起见，今正在南太平洋战区成立一最高统帅部，指挥全部美、英、荷军队。此项联合国在中国战区之共同活动，亦需有同样统帅部，事属当然。予今征得英、荷政府代表之同意，建议麾下负指挥现在或将来在中国境内活动之联合国军队之责；予等并建议，该战区包括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之越南及泰国国境。予等并信欲使此统帅部发挥效力，应立即由中、美、英三国政府代表组织一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倘麾下认为可能而苏联表示同意者，苏联代表亦应参加。此参谋部应在麾下指挥下服务。印度军司令及南战区司令，当命其与麾下统帅部取得最密切之联系。该三总部间应互派联络员。上项办法，足使麾下之意见与势力影响及其所有各战区作战一般战略之策划。”
接到罗斯福来电后，蒋介石立即复电罗斯福，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职位。希望英、美两国迅速派定代表来渝，组成联合作战计划参谋部。
几天后，美国白宫发布通告：“在西南太平洋区设立一统一指挥系统，所有该区之海陆空军，悉由一最高统帅指挥作战。……蒋介石上将已承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职，指挥现在及将来在该区作战之陆空军，所辖区域包括越南、泰国及将来可为同盟国所控制之区域在内。其统帅部之设计部分，将有英、美代表参加工作。”
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蒋介石正式在重庆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正式成立。自此，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与伦敦、华盛顿、莫斯科齐名，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名城。
2.重庆大轰炸
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国民党上层政见各一，抗战派和投降派争斗很激烈。其中汪精卫之流就是典型的投降派代表。
蒋与汪不和社会上都知道，蒋很独裁，许多事办之前从不跟汪打招呼，办了后汪才知道，汪作为国民党副总裁几次与蒋大吵大闹，但毫无意义，于事无补。闹了几次辞职后，安静了下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两年时间，大部分国土被日军占领，汪悲观失望到了极点，汪遂与周佛海等人与日本人秘密建立了联系，汪手下的人与日来往密切，引起军统注意，戴笠找到蒋介石汇报，蒋说：“他汪兆铭早就想另搞一套嘛，他要搞让他搞好了，我看天塌不下来嘛。”
有了上谕，戴笠吃了定心汤圆，马上安排手下盯住汪公馆，什么也不要做，随时向戴汇报。不久汪公馆经常聚集的几个人突然一段时间没有来了。那天下午汪公馆门前只有汪夫人陈璧君独自上车外出，接着又一辆黑色轿车驰了出去，车子绕过市区来到珊瑚坝机场，车上人下来后一头钻进停在那儿的一架飞机，迅速离开机场向南飞去。
汪精卫找到一次蒋介石训话他可以不参加的机会，借口去成都视察部队，乘飞机到了云南。云南省主席龙云率党政要人为汪一行人设宴招待。宴毕，汪与龙云密谈至深夜。汪诉说了蒋的独裁和自己准备成立新政府的打算，希望龙云站在他这一边。龙云早就知道汪与蒋不和，但要他脱离国民政府与汪去胡搞他没有表态。
第二天国民政府来电要求龙云想法扣住汪，龙云才感到事情严重，急忙把汪送到了越南河内。
汪出走河内的消息散开，美、英使馆的人慌忙找到蒋介石询问，蒋介石称“汪精卫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
不过几天，汪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投敌。蒋仍对汪留有余地，不下通缉令，还把参与叛逃被捕的彭学沛释放，仅开除了汪的党籍。直到一九三九年十月汪在上海召开伪国大，蒋才大发雷霆找来中外记者公开声称：“汪逆罪恶昭著，实属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的汉奸罪犯。”
汪精卫叛国，上上下下各种议论纷纷扬扬，最有趣的是一位国民党的老夫子说了一句十分雷人的话，“汪精卫倒在了日本人一边，蒋介石倒在美国人一边，无论今后谁战胜谁，中国都是战胜国，国人避免了战败国之苦”。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汪精卫叛国全国一派声讨，日本加紧拉拢蒋介石的步伐。蒋介石非但不屈服，而且越来越顽强。
为打击重庆政府，日军对重庆实行了为时五年多的狂轰滥炸。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上午，敌机一百九十架再次轰炸重庆。蒋介石正在上清寺德安里官邸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室附近连中数枚炸弹，玻璃窗也被震碎。最高统帅部、军委会军令部、军政部被炸得一蹋糊涂，火光冲天。敌机刚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从防空洞出来，来到他的统帅部，映入他眼帘的是呛鼻的浓烟，灼人的烈火，还有电线杆上、树杈上挂着的被炸烂的军装布，血淋淋的断手断脚，他也分辨不出那些玩意儿是哪位高参身上的了。冒着硝烟的焦土上，远处崖壁上溅满了浓腥味儿的人血和灰白色的脑浆。受伤者在血泊中挣扎，没受伤的在奋力扑火、抢救战友。虔诚的基督徒宋美龄见了这血雨腥风的惨景，禁不住鼻头一酸，流下泪来，赶忙摸出手帕抹眼睛。蒋介石一动不动地立在坝子中间，脸色铁青。离这夫妇俩不到十米的地方，军令部二处年轻的少校参谋裴先章和吴某，正在排除一颗“嗖嗖”冒烟，即将爆炸的燃烧弹。近在咫尺的危险，蒋介石是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动，一直站在那儿。复仇的怒火，已经使他忘掉了一切。冲天大火笼罩着山城，各处不断传来定时炸弹爆炸的轰隆声……
在重庆，日本飞机给予蒋介石的威胁还不仅仅是德安里这一次。
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南岸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的陈诚也在其间。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日军机群居然躲过了中国空军警戒雷达的搜索，突然飞临到黄山上空，并且向着中国最高统帅的乡间官邸准确地投下了几枚炸弹。早已部署在附近几座山头上的高射炮群立即向着敌机开火，白市驿机场和九龙坡机场上几乎只要能飞的中国飞机也全都紧急升空赶来救驾。空中炮矢乱飞，绽出串串烟团，剧烈的爆炸声轰鸣不止。侍卫们惊慌失措，拥着蒋介石去防空洞躲避。孰料蒋介石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血气就在这样的时刻被彻底激发了出来，不仅不躲，反而怒不可遏地大喝道：“我不进防空洞！我倒想看一下，日本人是怎么把炸弹扔到我头上的！”
此时围墙已被炸塌老长一段，四名侍从被炸得血肉飞溅，还有多名卫士和勤务兵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不住地叫唤。蒋介石掸了掸身上的灰尘，迈开大步，径直踏着死伤卫士的鲜血走到庭院之中，神情悲愤地举目仰视着空中这场激烈的战斗。所有头上身上洒满灰尘的中国军人的高级将领们也全都坚定无畏地跟随着他，在庭院里密密麻麻站了一大坝，人人举目向天，视死如归，如同一组群雕。
军统局事后调查方知，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事前得到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主持召开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的消息后，立即向日方秘密通报，并告诉了云岫楼的确切位置。
率机群前来轰炸的，是驻扎于武汉的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大队大队长远滕三郎少将。所幸中国空军与高炮兵人人抱以必死之心与日机激战，六架日机带着滚滚浓烟尖啸着栽了下来，中国战斗机则有二十七架被击落。不过几分钟时间，日机远遁，云淡风轻，重庆上空重新恢复了宁静。蒋介石与各战区司令官们重新回到楼内，作战会议继续进行。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那天天气很晴朗，街上的警报一声又一声响得越来越急，人们跑出房屋，有的进了防空洞，有的还在街上，就看到天上密密麻麻的日机飞了过来。
日机沿长江北岸呼啸俯冲，随后燃烧弹和炸弹从飞机上掉了下来，北岸是稠密的人口居住区，工商业也很繁荣，轰轰隆隆的爆炸声响起后，数条街道顿时陷入烈焰浓烟之中。日机离去后，人们走出防空洞，举目一看，四处残垣瓦砾中，死尸枕藉，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坟场。房上、树上、岩石上到处都是尸体与残肢，长江里随时都能看到漂浮的尸首。停放在重庆仁爱医院停尸房里的尸体从墙角的地下一直摞到屋顶，场面极其悲惨。当日，重庆市民死伤千余人，市中心二十七条主要街道有十九条化成废墟。
五月四日，二十七架日机再度轰炸重庆市区，全市十余处街道建筑物起火，大火持续燃烧了两天，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未能幸免，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连同庙内的五百多尊精美的罗汉塑像一起被炸毁。当日，仅被炸伤亡的就高达五千多人，炸毁建筑物四千八百多栋，二十万人无家可归。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日本海军又投入超过一百四十架轰炸机对重庆进行轰炸，重庆二千多户民居被毁。
一九四一年初，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六月五日傍晚，日机又对市区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疲劳轰炸，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次惨案——较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导致洞内通风不足，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千余人死亡。惨案现场非常凄惨，死者多为青壮年。有的全家丧生，尸体无人认领；有的妻离子散，痛不欲生。防空司令部派出的工兵营，整理尸体就花了近一昼夜，然后用卡车将尸体拖到朝天门河边，再改用木船装到江北黑石子去草草掩埋。
房屋炸毁了，有点钱的还加点砖瓦重新修葺一下，一般的人就买几根木材和花钱找人捆绑上就行了，炸了又修，修了又被炸。毁得利害的就倒霉了。不少人听见敌机飞来的警报，就慌慌张张往外跑，等人从防空洞出来回家一看，哪里还有家呀，不仅房屋没有了，房屋里头没有拿走的值钱的东西全都没有了。再强硬的汉子身子一软就坐在地上了，想起老老小小一家子今后的日子，不禁悲伤地痛哭流涕起来。到处都是痛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家没了，有的人没有了，生意没法做了，有单位的解散了，哭作一团，没了主意。
眼泪流干了，站起来，日子还得过下去。许多人带上仅有的一点家当，拖儿带女乘木船到了河对面一片荒山的南岸。
海棠溪、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黄桷垭到处都是砍树子、竹子搭建的茅草房。
防空司令部派人提起装石灰水的木桶在断壁残垣上写上“愈炸愈勇”的标语。学校的学生上街为失去生计的百姓捐钱捐物。大街小巷响起“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的民谣。
每年秋天至次年春大雾笼罩，日本战机找不到北，难于投弹轰炸，那日子才能够开心了。戏院里《屈原》、《大地回春》、《天国春秋》的演出，天天观众爆满。许多重庆人第一次看到了戏剧，大饱眼福，为剧中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
抗日救亡漫画也在展厅里与观众见面，丰子恺的漫画，又让人笑开了颜。
八一九大轰炸后，重庆人在第二天的《中央日报》上，看到了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的《国民政府令》。
几天后宋美龄也在报上发表了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告全国女同胞书》。宋氏三姐妹还来到医院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去市区视察防空洞，四处奔走作抗日宣传演讲。
日军依靠威慑性轰炸促使中国军民投降的希望落空了。
以下为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七日写给重庆人民的致敬信：
“我以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致书重庆市，以表达我对英勇的重庆市民的敬意。还在世界人民了解恐怖袭击之前，贵市人民在多次残暴的空袭面前，表现出了坚毅镇定、英勇不屈地精神。这光荣的证明：决心争取自由的人民，其意志决非暴力恐怖所能摧毁。你们对自由事业的忠诚将永远鼓励子孙后代。”[3]
3.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一九三九年四月来重庆担任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的白修德，本名叫西奥多·H.怀特，因为热爱中国，所以来到重庆后不久，便给自己取了一个颇具儒家传统文化的中国名字——不仅强调修养，而且注重德行。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一九三九年走进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他在中国的事业极为成功，一九四二年六月一日《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蒋介石，就是白修德一手运作的。
毫无疑问，能够成为蒋介石夫妇的座上之宾让年轻的白修德在中国办任何事情都方便了许多。
但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白修德与蒋氏夫妇闹得很不愉快。白修德对中国的如实报道也引发了国民党的强烈不满。
首先勃然大怒的是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四日，宋美龄先后在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纽约市政厅、纽约麦迪逊广场、威斯里安大学、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洛杉矶好莱坞等处正式发表了七次演讲。宋美龄的演说通过无线电广播、报纸杂志传遍美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之间，全美掀起一场赞美宋美龄的风暴。美国报纸赞扬她：
“蒋夫人举止端庄，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柔美。”
“议员们被她的优雅风度、妩媚和智慧迷住了，惊愕万分，完全倾倒，起立欢呼长达四分钟。”
“宋美龄在国会发表的讲话像一篇加以修饰的散文，发表的材料同样富丽堂皇，但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无数的镁光灯追逐着这位容貌美丽举止优雅的中国第一夫人的时候，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两人正在洛阳一带采访。在这之前，他们听说重庆《大公报》因为报道有关河南饥荒的惨状和赈灾中的腐败，曾被勒令停刊四天。白修德得知此事后，决定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进行一次冒险。他日夜兼程前往灾区，他要履行自己记者的天职，目击现场披露真相。
白修德来到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很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
“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经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4]
最让白修德感到震惊的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五月份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让我至今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威胁下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款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5]
为期两个星期的采访后，白修德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当时，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检查。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纽约《时代》周刊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感召，希望世界了解真相，哪怕事后会受到迫害。
我们看看这个高鼻子究竟跑到河南灾区去干了些什么，以至于影响了他和中国最高权力者的私人交情。
美国《时代》周刊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文章（节选）写道：
中国的麻烦持续不断，这个国家痛苦的历史更是循环反复地出现战争、洪灾、饥荒。本刊记者白修德上周根据他的第一手材料予以报道。他刚刚结束为期两周的、对河南饥荒地区的采访。他报道说：我的笔记告诉我，我只是在报道亲眼见到的、所证实的事实，但至今我还难以相信它们是真的：狗在路上啃人的尸体，农民趁夜色降临后寻找人肉，荒芜的村庄望不到边，乞丐在各个城门的门洞里挤成一团，每条公路上都有弃婴在号哭，在死去……[6]
从一滴水可以看到一条江、一条河的颜色。笔者展现在读者朋友面前的，不过是白修德所写的许许多多类似文章中的一段。
而且，白修德还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他回到重庆后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其中包括宋庆龄和孔祥熙。他在和军政部长何应钦见面时大吵。何应钦不承认运去赈灾的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但已经没有了请他吃亲手炒的扬州蛋炒饭时的气氛，而且给他限定了谈话时间。
白修德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描述了他与蒋的这次会面：
这个老家伙只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坐在昏暗房间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拿出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开始相信了，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的小本子上。[7]
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的文章于三月二十二日在《时代》周刊发表，距宋美龄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日子不到一个月，距《时代》周刊报道她重返母校衣锦荣归仅仅相隔一个星期。
白修德就像将一把把标枪，不停地向着正在美国出尽风头的中国第一夫人掷去。
他的文章中写道：
一般的辩解是，肉是从死人身上割下来的。我们所报道的一些例子便属于这种情况。在一个村子里，发现有一个母亲正把她两岁的孩子煮了吃肉。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父亲被指控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吃肉，他的托词是这两个儿子都已经死掉了。最可怕的一例是军队报告的：有些农民专门收留那些食不果腹的孩子，有个八岁的男孩被骗到农民家就不见了踪影。经过调查，在农民的小草棚里发现孩子的骨头被装在一只大瓦罐里。问题只在于这个孩子是死后被吃掉的，还是被杀死后被吃掉的。我们在这个村子里滞留了两个小时，最后也无法判断此事的真相，只好策马赶路。
郑州是这场饥饿的中心。我们进入郑州市区时，天正下着大雪。雪是粉末状的，覆盖在睡在教堂院子里的正在遭受饥饿打击的人们身上。第二天，当我们在市里进行徒步考察时，雪又继续下了一天。战前的郑州有十二万人，现在已下降到三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一百五到一百八十人之间。还活着的人都是骨瘦如柴，蜷缩在麻袋片里在大街上游荡。有的啼饥号寒，有的默默无言蹒跚而行。[8]
白修德的报道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动荡。一时间，美国甚至包括整个西方舆论界对待蒋氏夫妇的态度急转直下，使宋美龄头上的光环片刻之间黯然失色。
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大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赛珍珠也隆重出场了。她受到罗斯福夫人的邀请到白宫共进晚餐，罗斯福夫人打算访问中国，作为对宋美龄访美的回访，她要通过自小生活在中国江西的庐山上的赛珍珠进一步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这位在抗战初期曾经赞扬过蒋氏夫妇，并积极参加为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的作家，此时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她向总统夫人提醒道，“没有美国的高压监督，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美龄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蒋委员长和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正被自身带来的无能和腐败所吞噬”。
五月十九日，赛珍珠在一份杂志中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文章指出，蒋介石在中国被视为牢牢掌握着军权的实力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在逐渐丧失民心。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生路取决于国民党及其核心的改组。如果蒋介石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会信任他。
或许正是白修德的报道引发了来自美国的压力，很快，河南的灾民们享受到了打西边出来的太阳的温暖。五月，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的来信：
你们回去以后，电话就开始响个不断。从陕西来的货车装的全是粮食，以后就不断开来。在洛阳，粮食简直到了装不完的地步。省政府忙起来，开设的粥棚遍布全省。军队也拿出了他们存粮的一部分，帮了很大的忙。全国到处都在为灾民募捐，钱纷纷涌进河南。
前面所说的四点都是我亲眼所见，也是切中时弊的四点。同时也证明了我以前的判断，即这场灾就是人为的，整个过程的任何时候当局都有控制的能力，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和意志。你的来访及对他们的规劝获得了成功，使他们从昏迷状态中猛醒过来，使他们忠于职守。总而言之，威力归功于《时代》杂志。平静了！奇迹！你将被河南人民长期铭记。有的人以愉快的心情把你记忆，也有人咬牙切齿。[9]
白修德确实不应当被忘记。特别是中国人不应当忘记他。不仅仅因为一篇独家报道，更因为他的冒险之行，把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新闻检查制度撕开了一个缺口，从而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演变。
三月十九日，宋美龄在罗斯福的陪同下，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有近二百名记者参加的招待会。她那机智的辞令，更令人津津乐道，难以忘怀。当记者问她怎样才能得到大量美援时，她把一顶高帽送给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尊敬的罗斯福总统曾经解决了那些难题，渡过了那些难关，我很放心地把这个问题继续交给他来处理。”
罗斯福幽默地补充说：“上帝叫我多快就多快。”
当记者问及她对于加快美国对华援助有何建议时，宋美龄站起来，两眼向前直视，然后转向罗斯福：“阁下刚刚说过，上帝叫我多快就多快。我深信，上帝乐意帮助自助者。”
宋美龄访美获得极大成功。她所受到的接待有许多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她得到了许多外国元首都得不到的礼遇和殊荣。她使美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战事业，促进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这些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都是有益的；同时也提高了宋美龄在美国和世界的知名度。
然而就在宋美龄春风得意的时候，白修德在《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河南大饥荒的报道让宋美龄十分恼怒。可以想象正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看到白修德关于河南灾情报道时的恼怒表情。更何况《时代》周刊老板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具体操办的。
宋美龄当即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断然拒绝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要求。
作为一个名声卓著的出色记者，白修德相信耳听为虚，包括蒋介石亲口向他作出的解释，看重眼见为实，他前一年年末和这年的春天两次去过河南灾区，手中握有大量来自河南大饥荒现场的图文资料。他已经预感到他这些历经千辛万苦采集来的、弥足珍贵的照片和文字，将会变成一枚枚炸弹，将他和蒋氏夫妇以及国民党政权的友好情谊炸得千疮百孔，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按照一个职业新闻人的要求去做了。尤其是一年后他和《时代》周刊的同事贾安娜不顾蒋氏夫妇的劝阻，冲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阻拦，深入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并于一九四六年以他和贾安娜的名义在美国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后，他和蒋氏夫妇的友谊便荡然无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