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船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大多同我们一样眼神迷茫，不知该往哪里去。
有人传过话来：
有亲朋的投奔亲朋。没有去处的，就地等待，政府正想办法安置。
大家就在附近各找地方歇息。
既然有了交代，我们心里坦然了许多。
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很快就有了交往。
几个学生拿出书本在教家洁认字。还有几个学生在地上划出一个棋谱，用石子教家辉下棋。
一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娃娃兵离开队伍左顾右盼。他看见了我，走了过来，跟我搭话。
你们刚下船吧？
我点点头。
打算去哪里？
我摇摇头。
我看他穿着宽大的衣裤便问：
你也是国军？
当然啦，点名少不了我的。
你也打仗？
我不会枪，给连队喂马。
我们说话并不投机。他说的家乡话有些我听不懂，他说军队里的事我也不感兴趣。我跟他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打发着无聊的时间。
他是在安徽老家火车站要饭时，被几个军人拎上车的。他父母都死了，只有一个已出嫁的姐姐。自从当了兵，他吃上了饱饭，对老家并不挂念。
我看着他头发上的草根，脏兮兮的脸蛋，心里说：
什么国军，简直是叫花子。
我对他越来越冷淡，希望他快点离开。
可他却热情不减，这让我很不自在。可能在军营里没有小孩子跟他说话，他见了我话格外多。听说我是从上海来的，他就又兴奋起来：
你是上海来的呀，去年我还去过，只呆了一个月就南下了，我还没呆够呢。你们那里女的都烫头发，男的都穿皮鞋，神气的很。
他低头看看脚上已露出脚趾的布鞋：
我以后也要穿皮鞋。等反攻回去，我要穿着皮鞋，在村子里走几圈，看他们谁敢瞧不起我。
他看队伍要集合了才离开。
临走，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几块饼干和糖果塞在我手里。
看着他匆匆的背影，我突然有些可怜起他了。
父亲一直在跟太太说着话。看来他们很谈得来，身体凑的很近，说话声很小。偶尔有几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就知道他在说我们家的事，她也在说她和儿子的事。他也在劝她，她不时点点头。
一个妇女提一个皮箱，牵着五六岁的儿子从我们身边走过，她似乎看到了什么：
我还是好害怕，怕不能见到儿子。
父亲忙安慰道：
会的，会见到他的，我保证你会见到。
一旁一个正敞了怀喂小孩吃奶的女人听了他们的话，不住地叹息：
唉，这世道，要说谁家没有伤心事，那是瞎说。你说，我好好一个上海人，偏偏来这个鬼地方。哎，他们说很快就会反攻的，不知算不算数。
父亲说：
当然算数。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回去的。
太太的眼睛立刻亮了许多。
真的？那太好了。
她脸上红润起来，气色比刚下船时好多了。
那女人转而问向她：
侬也上海人？
太太看了父亲一眼：
我们都是上海来的。
都出来干嘛？上海人就不该出来的，上海人就该呆在上海。
她口中连说着上海人，眼睛里有一种上海人特有的不屑神情。
太太问：
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叹了口气：
他们说共产党见人就杀，我家那个死鬼硬拽我上船的。共产党不是人啊，说他们杀老百姓，我有点不信的。
父亲问：
你家先生呢？
她如梦初醒，眼睛朝四周找寻了一圈：
咦，这个死鬼上哪里去了。
她又环顾了一遍，还是没有见到他的男人，便又骂出一句：
简直是个死鬼。
她瞥了一眼父亲，凑近太太嘀咕道：
江西男人不行的，胆小怕事，还不会体贴人，比上海男人差远了，跟这样的人没好日子过的。你看看这个小破地方，让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活哟。我跟他说好了，要是二个月还回不去，我就是离婚也要回去的。
她男人是上海一家小厂的厂长。
到下午4、5点钟，大家的等待就有了着落。一个拿着铁喇叭的高个子军人走到我们中间，开始向我们喊话：
欢迎大家弃暗投明。这里是台湾，将是我们反攻大陆的基地，每个人，不管男女老幼，都是反攻的战士……
他说了十来分钟，我们就在这段时间里变成了战士。我们小孩子第一次听到了必须、不能、格杀勿论之类的战争名词。
他说完，喊出几声口令，就将我们像战士一样集合成两队。我们随着队伍，经过两个路口，来到一个仓库。
这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旧仓库，已废弃不用。窗框没有玻璃，结着尘网，积满尘土的水泥地上放着一些木箱、板材及一些垃圾。
马上就有了抱怨声：
你们就这样打发我们。这样的地方，你们应该去问问猪肯不肯来。
太不像话，大老远地跟你们逃过来，你们就让我们住这样的地方。
高个子军人又拿起喇叭，这次态度严厉：
安静。我看谁还在说话。你们想干什么？想造反？告诉你们，非常时期就这条件，部队还要睡外面呢。谁要再发牢骚，我的枪可不认人。
场面静了下来。
大人们拿了铁锹、扫帚开始打扫仓库。并将杂物堆在门外。我们小孩子，一些妇女还有行李都等在屋外。
一会儿，几辆军车开了过来，跳下来一些军人，将仓库里清出的垃圾杂物装车运走。
时间不长，这座旧仓库就被收拾得整洁干净，成为一个像样的地方。
这是国军的一个临时安置点，从这几艘船上下来的大部分是军人和眷属，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顺带享受了一回军人待遇。
仓库收拾好后，我们又在屋子前集合起来，高个子军人又向我们喊了话，告诉我们几点起床，几点熄灯睡觉，什么时间供应饭食、开水，什么时间可以外出。接下来我们便排起了队进入仓库。
一位女军人把我们领到一处靠墙的空地上。她很和蔼，一路跟太太有说有笑，笑起来脸上还有一对酒窝。
等安置妥了，她用手轻抚着家辉的脸蛋，对太太说：
难为你了，走了这么远的路，还要照顾这么多小孩子。
她和父亲尴尬地笑着点点头。
临走，她又提醒了三餐及开水供应的时间、地点。
女军人一离开，父亲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不愿起来。想必是他刚才打扫累了吧。
太太看了他一眼，不禁失笑了起来：
你这样就妥了？没有铺的东西？
父亲不好意思起来，立即站起身。
有的，我倒忘了。
他打开皮箱，从里拿出一张床单，一个薄棉褥子。
两个人一块铺好了褥子。他笨拙的动作让她笑了。
他又拿起床单，太太笑着将床单拽了过去：
给我吧，你做不来的。
她双手把床单一抖，床单便在空中散开，后又稳稳落在褥子上。她再稍一整理，一张很有样子的地铺便成了。
她又把我们几件衣服拿来，折叠几下放到铺头当枕头用
她打趣道：
你们爸爸是个秀才，干不来家务的。
父亲争辩说：
怎么不行，我行的。
她又笑笑说：
好，你行。
我们几个躺在上面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醒来，脖筋周围已渗出了汗。我用胳膊蹭了蹭脖子，从床上坐起。
太太坐在床边正打着盹。
尽管是冬天，可这么多人同处一屋，倒有些闷热。空气潮湿，我还能闻到人的体味。
父亲在太太一旁用胳膊支起身子似睡非睡。
他从出来后就没洗过脸，脸上已胡子拉碴。身上的黑色风衣，原很合体，现已宽大松胯。他瘦了，连衣服也撑不起。事业颓败，家境落魄，都写在身上了。
家洁、家辉也醒了。我和家洁在手指间玩起了反股绳游戏。
太太也醒了。她看我们几个小孩子在玩游戏，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
游戏玩完，太太替妹妹扎起了小辫。她又起身不知从哪里端来一盆水。
我们从皮箱里拿出毛巾洗了脸。她把毛巾在盆里透了透，为家辉擦了脸。
她也洗了脸，脸上白净了许多。我有些惊愕：配上那双黑眼睛，她其实很好看，属于一种不动声色的漂亮。
这时，有人在喇叭喊道：
现在开始供应开水，大家接水的时候要排好队，不要乱。
她忙起身，从我身上拿了水壶去排队。临走还嘱咐道：
叫爸爸起来洗脸。
不一会儿，她打开水回来，小弟便嚷着要水喝。她问我还有没有水杯。
我便起身从皮箱里拿出一个饭盒递给她。
她一手拿着水壶，一手拿着饭盒，倒腾着开水。
等我们都喝了水，她对父亲说：
你也喝一点吧？
我们这才发现父亲的存在。他其实一直醒着在独自想着心事。
他接过水，喝了两口，望着窗外说：
我想过了，这里不是长久之地，得想办法找出路。
她说：
是的呀，总是要找事情做的。只是要一步一步来。好在这里还有人管。
父亲仍望着窗外：
我来这里，并不是要他们管，只是不想做枪下的冤鬼而已。我要谋一份职业，为他们寻一条出路。
他说着看了我们一眼。
太太很赞成地说：
你是要这样，这几个孩子要全靠你养活的。
他点点头，脸上严肃起来。
他是一直称她太太的。可第一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开始喊她阿姨了。睡觉时，家辉是枕着她的胳膊睡的。
她搂着小弟那么自然，最小的孩子总是最先受到惠顾。
政府在港口周围设立了几处食物供应点，有大米稀饭、米饭、馒头还有菜。每次到了饭点，都是阿姨和我去领饭。
第二天一早父亲吃完早饭，用手绢擦擦嘴角，对我们说：
我要出去找工作了，你们跟着太太在这里等我，不要乱跑。
他正要走，她伸出手拦住他：
把手绢给我，这样的手绢拿不出手的。
这手绢一路都没洗，上面污渍斑斑。
他又把手绢慢腾腾拿了出来，她上来一把将手绢没收了。
父亲走后，她借来了脸盆，把我们身上的衣服连同手绢都洗了。
她又不知从哪里拿来两把椅子，把衣服一件件晾在了椅子上。
我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她其实是个很健谈的人，没事就找别的太太聊天，也有太太过来找她聊天。
傍晚，父亲回来了，他一无所获。
以后几天他照例出去，都两手空空。
他最初在基隆街道上徘徊。他很注意街道两边的银行，很想在此重操旧业。
可是49年的台湾，刚经历了二战，又有大批从大陆撤退出来的军民到此，当地人生活困苦，物价飞涨。饭碗于人而言是僧多粥少，他自然是到处碰壁。
基隆不行，他于是就坐车去了台北。
这是台湾最大的城市，可在当时也只有三四十万人口，比起上海的繁华依旧让他神情黯然。
大批来台的金融大佬差不多出自上海滩，要说他在十里洋场也聚集了一定人脉。如今昔日的同行在此相见，竟如同陌路。人脉，并未成为一块求职的敲门砖。
他仍一无所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