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星期天。上午家里来了一位穿西装，打领带，有一双大眼睛的中年男人。他一只手拎了个皮包，另一只手提了笼芒果。脚上的皮鞋一尘不染，鞋面在阴暗的屋子里泛着光。
这副饱满的神态，让灰黯的我们相形见绌。
我很快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
他姓周，人称大眼周，是父亲的旧交，上海滩周正木器店老板。他比父亲大几岁，以前我叫他大眼伯。后来看他手上常拿个大烟斗，烟斗活像一口锅，我就把大眼伯叫成了大烟锅。
大烟锅是父亲的安徽同乡。他在上海滩有一家很大的木器店，在闵行还有工场。
当初他刚从老家来上海时，还是一个木匠。靠在街头揽些零活谋生。渐渐的他的手艺得到了认可，找他做活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便自己做起了老板。
父亲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在上海滩盘下一处店铺。店铺开业是十一月，他是周姓，父亲便取《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的典故，为他店铺取名周正。
他的木器中西兼顾，沉稳而不失时尚，大气而不失优雅，同周正二字的气质一脉相承。我们家的衣柜、桌椅大都来自他店里。
大烟锅！我脱口而出。这三个字我叫得熟练流畅，就像在上海滩时一样。
他朝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长高了，越来越像你爸爸了。
家洁也认出了他，冲他笑了笑便转身跑进了里屋。他说：
家洁也成大姑娘了。
他又看了看家辉：
这是家辉吧？
家辉好奇地打量着他：
叔叔，你去过我们家？
当然了。那个时候，你还像小猫一样躺在摇篮里尿床呢。
他注意到阿姨，朝她机械地点点头。
我说：
这是阿姨。
他仍一脸疑惑。
她马上说：
我是老胡的内人，我们去年结的婚。
他又是满脸神气，立刻伸出了手。她迟疑了一下，也伸出了手。两只手便握在了一起。
他这才问起父亲，我们如实相告。他听了，连连摇头。
落了座，他从包里拿出烟斗点着，吸了口烟说：
没想到这地方这么凶险，我得考虑一下我的计划了。
他前天才从马来西亚飞过来，打算在本地做木器生意。当初49年撤退时，他一家没有来台湾，而是投奔了马来西亚的二哥。二哥在当地开了一家橡胶公司，拥有三个种植园。平时他在二哥公司帮忙打理生意。
战后东南亚国家都在恢复经济。二哥的橡胶生意越来越顺风顺水。可他对橡胶行业不熟悉。尽管二哥在业务上完全放手于他，可他一直做得沉闷，做了一年多也没培养出对这一行的兴趣。脑筋常被那些木器分神。
他觉得，干事最怕没心。他担心这样时间长了，恐对二哥的生意形成拖累，渐渐他就有了去意。而二哥坚决不同意他离开，两人就起了争执。
他也不喜欢当地的回教氛围，思来想去便想到了台湾。
他通过香港的顾德祥了解到我们一家在台湾的境况，还对父亲被逼从军的屈辱很是嘘吁了一番。
他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信上除了告知他在马来西亚的近况外，还谈了他想来台湾发展的打算。并让父亲速来信介绍台湾的情况。信的结尾这样写道：
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期待与兄早日见面，共图大计。
没想到这几句充满热血的话却引来了麻烦。
信发出后，他迟迟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他不知道当时父亲已被囚在情治部门。这封信一进入台湾邮政，即被敏感的情治部门扣下。
单从信的内容看，这是一封再普通不过的信件。可是情治部门却从中嗅出了异味。他们怀疑这是一封暗喻信，恐是对岸借做生意之名在台湾发展组织。通过对这封信的斟字酌句，他们越细研越兴奋：
这可是一条重要谍匪线索。一旦查证属实便可顺藤摸瓜，在萌芽中一举捣毁gd地下组织。此时父亲正在拘押中，这封信对他的处境无疑是雪上添霜。
他们立刻对父亲进行审问。而父亲当然只承认他们是朋友，对其余均予否认。他哭着说：
我已经是一个要死的人，是没有力气编造谎话的。
还好忌惮于宋美龄的交代，他们在恼怒中没有对他动刑，只打了他两个耳光。
他们也同在马来西亚的特工取得联系。特工按照信上的地址很快找到了他。结果可想而知，他只是个满脑子生意的买卖人而已。
情治部门大失所望，负责案件侦破的长官性急中竟迁怒于这封信，将信撕得粉碎。
迟迟没有等到父亲的回信，他在二哥处如坐针毡。郁闷中，他便又提笔写信给顾德祥。顾德祥也不知父亲遭受噩运，便回信建议他亲赴台湾考察为宜。
而这边二哥见他去意已定，便将他负责的业务交与他人打理。这样他没了顾虑，便决定来台湾考察，打算一旦安定下来，再接妻儿来台团聚。
当天中午，他在饭店请我们一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有鱼、有肉、有虾。好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我们吃得狼吞虎咽。阿姨在一旁不时提醒我们慢点吃。
吃完饭，他意犹未尽，不想马上回到住处，走着就到了一个商场，为我们大人小孩都买了衣服，还买了两大包点心。
他说：
我帮不了大忙，替老胡尽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过了几天他又去绿岛探望了父亲。老友相见，相拥而泣。他谈到了在这里投资的担忧。
父亲悄悄告诉他：
也不必太悲观。这里的形势刚刚开始，今后如何还没有定数。投资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所保留，边干边看。万一形势不好，要能立刻收拾走人。
他们还谈到了那封信。两个人恍然大悟，一致认为那封信是被扣下了。不然情治部门问不出那样的话。
那次绿岛之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父亲的遭遇也让他愤愤不平。在台湾呆了一个星期后他又回了一趟马来西亚。在飞机上，他巧遇马来西亚《光华日报》一个记者，两人聊着天他就说到了在绿岛监狱的见闻，说到了父亲的遭遇。
说者无心，可那个记者没有浪费这次机会，一下飞机就写了篇《绿叶上的伤痕》的随笔发表在《光华日报》副刊上。
文章把台湾比喻成一片绿叶，表面翠绿无暇，实则创伤累累。他对绿岛的新生之家多有嘲讽，首次揭开了国民党绿岛监狱的面纱；还对父亲的冤案给予了同情，让读者领略了台湾严苛的生存环境。
这是一家当地有名的中文报纸，文章一出就在当地华人中产生了共鸣。很快国民党文宣部门得到了这篇文章。尽管这篇文章采用随笔的方式，并未有政论文的咄咄逼人，却也引起了当局的不快。这在他再次赴台时获得了印证。
一下飞机，他就觉察出异样。军警只把他一人留置检查。他们检查得很仔细，一个多小时后才将他放行。
他想起了那封信。可又觉得自己心里没鬼，犯不上为此劳神。
他又去了一趟绿岛，然而这一次监狱却不准他同父亲见面。
狱方说：
有本事你去找蒋总统，他让见你就见。
他一步一回头离开了绿岛。心中自是不平，但也没有多想。
以后几天他出门办事，不管是走路还是坐车，总感觉身后有一辆军用吉普若隐若现。他那时已经看好了一处旧厂房，正在洽谈中。房主只租不卖，而他只买不租。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抽不出功夫想旁的事。
后来，房子的事没有谈拢，他又开始在新竹觅址。
以后他又到家看望了我们一次，带了一只烧鸡和一大块金华火腿。那两天我们的手和嘴唇都油腻光亮。
过了约一个月的光景。这天家洁拿出他为她买的衬衣在镜子前试穿。我看着她扭动的身姿，突然意识到他好长时间没来了，不知他的事办得怎样。
阿姨也嘀咕道：
也是啊。要是回去，他也应该打声招呼才对。这个人像一阵风，说来就来，说不来就真的不来了。
家辉说：
我想他，还想吃火腿。
家洁在他面前做了个鬼脸，揶揄他没出息，就知道吃。
阿姨说：
下次来，应该留他吃顿饭才对。朋友之间礼尚往来还是要有的。
一天晚饭后，两个警察敲开了我家的门。看他们全副武装的样子，我们着实吓了一跳。我的第一反应是难道父亲出事了？
等他们说明来意，我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为了调查一起车祸：
昨天下午，敦化路上一辆卡车撞死了一个人。肇事车辆逃逸。他们来此是想查明死者身份进而对车祸进行调查。
警察说着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阿姨，问认不认识照片上的人。她拿过照片仔细端详了片刻，突然惊叫道：
天哪，怎么会这样！
我急了，从她手中拿过照片。就见照片上一个中年男人仰面倒在马路上。他脑袋肿大，肚子上有个黑洞洞的血窟窿。一堆肠子流出体外。额头、嘴边也淌着血。那顶礼帽不知哪里去了。只有烟斗和皮包散落在手边。我不禁大哭起来。
是大烟锅，他竟然被车撞死了！
原来那天下午，他同朋友在敦化路一家饭馆聚餐。那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他兴致很高，喝了不少酒。散席后他执意不让人送，独自一个人走回住处。
横穿马路时，他为了躲避一辆人力车踉跄地跑了几步。可这是一条弯路，一辆卡车突然从对面的弯道处疾驶而来。等他发现时，车已到了眼前。酒力让他的行动迟缓了片刻。他躲闪不及，被车前杠撞到了腹部。他被撞出去很远。身体重重跌在地上。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却再也没有起来。
警察在他的包里找到了一个小记事本，上面字迹潦草难辨，可还是从中认出了我家的住址，找了过来。
后来得知由于肇事车辆逃逸，无法追究卡车的责任，这个案子就成了悬案，被无限期搁置起来。
他在台湾举目无亲。尸体只得被他台北的一个朋友认领。朋友在家中设置了灵堂。
那天上午，阿姨领我们到灵堂为他凭吊。那次我见到了他二哥、老婆还有一双比我们年龄稍大的儿女。
他老婆是个身材小巧的中年女人。人已哭得神情呆滞，机械地向来人点着头。他二哥穿一身黑色西服，神情肃穆。僵硬的面目下似有一分对他的怨怒。一对儿女仿佛还没有从丧父中回过神来，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人。他的尸体火化后被妻儿带回了马来西亚。
凭吊结束后，他的一位朋友开车送我们回家。路上，阿姨对我和家洁说：
你看他的儿女跟你们差不多大。可是你们有爸爸，他们已经没有了。
她仍不放弃安慰我们的机会，哪怕这安慰已显得苍白多余。
朋友说：
我总觉得这事蹊跷。平常那条路车辆就不多，卡车就更不常见，怎么偏偏让他碰上了。什么车躲不开呀。除了军车，其他车不可能跑这么快。警察一句话说车跑了，抓不到人，就不了了之。不应该呀。
她吃惊地看着他。
你是说有人故意......
那人打断她说：
我没这么说啊，也就随便说说。你也别乱想，想多了会出事的。
那人从方向盘上移出一只手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她不满地瞅了他一眼，刚想开口说什么，终没有开口。
她不喜欢他转弯抹角。
我听不懂他们的话，也没有说话，把眼睛移向窗外。天空的云零散断续，像一个破碎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