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大通有三种职业最受人羡慕，一是码头工人，虽则辛苦，但薪水却高；二是开旅社的。那时长江上的小火轮是人们出行的主要工具，往返于上游安庆至下游芜湖之间的轮船需两天的行程，大通恰好是中转站，旅客下船歇息，第二天继续上船。大通又是九华山的头天门，湖广或江浙一带的香客游客，多乘大轮来，停泊的港口就在对江和悦洲。每当傍晚，当轮船的汽笛响过，鱼贯而下的旅客陆续走上街头，各家旅社的招客就开始忙活了。所用的都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还有就是娘胎里带来的底气和中气，吆喝的声音浑厚而甜糯，整个夜晚，街道上都是人声鼎沸。旧时大通最红火的一家旅社应该是洪云龙饭庄。我生也迟，不曾见过洪云龙饭庄的鼎盛，只是从老辈人的口中略知一二。那时候我刚从中学毕业，恰逢“文革”，学校里混不下去了，社会上又没有出路，只好回家蹭饭。如果碰到大哥和大妹扎堆一起回了，父亲会说：“洪云龙饭庄又开业了。”父亲说这话时的语气是讥讽的，讥讽我们老大不小，还赖在家里吃他的闲饭，但又是开心的，开心家里少有的热闹。
其三就是豆腐业了。
大通旧颜有“十舍不得”，其中有“舍不得，生源干子一个钱四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曾采访过一些豆腐业的老人。大通干子的历史可追溯到明代，其做法极其讲究，除去点卤的功夫，制作过程也十分用心。每块干坯用白老布包裹，上板压紧，压出来的干子放进冬菇、八角、甘草、冰糖和原汁酱油配制的汁水里浸泡八小时以上，再放进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煮，天亮时捞出，拌上麻油，一块油亮而香气充溢的茶干就成形了。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正逐渐改变着中国人性格和习惯，而有些传统产品，是必须在“慢”中才显出其独特的工艺的，正所谓“慢工出细话”。偷工，再加上减料，在当代中国，被改变的就不仅仅是一块小小茶干了。
大通干子形方体薄、极具韧性，将一块干子卷成小筒状而决不折断。这样的干子不仅味浓，且有耐咀嚼的特点。大通干子的种类很多，除了酱油干，还有蒲包干、火腿干以及臭干子等。制作干子的历史悠久，再加上交通的发达，大通干子在上世纪之初、中时期曾名扬天外，成为大通古镇一道真正的特产和名吃。父亲那一辈的老人们每天早上喜欢坐在下街头的某个油条摊前，捏一根炸得焦黄爽脆的老油条，就着酱油干或是臭干子，说着盘古开天地以来的事情，一壶老茶可喝到临近中午。
“文革”后期，我们与失散几十年的小舅取得联系，小舅要母亲去屯溪看他。知道我家经济的困顿，小舅每次在信中都说，什么也不要带来，就带几筒酱油干，方便再采点茹蒿芽来。除了茶干，大通老镇附近的湖场上遍地茹蒿，春天是茹蒿芽，冬天是茹蒿根，都是现在的人们想也想不到的绿色野菜。所花去的，只是半天的人力。
由大通干子而想到两个与茶干有关的大通人，其一是我的对门邻居汪鑫培。汪老原先在豆腐业做会计，七十年代末出了一点什么事情，回来后，就在自家专门制作臭干子。在大通，专门做臭干子的人委实不少，而以汪家的臭干子最受欢迎。汪老的臭干子灰白色，其外形让人看上去有一种亲和力，决不像安庆的臭干子那样污黑得发亮，给人的感觉就像是真的刚从污水沟中捞出来一样。汪老臭干子的臭也不是真臭，就像后来我在新加坡所吃的马来西亚榴莲，闻起来臭，吃起来却是难以形容的口欲之乐。到后来，就连那种臭一并接受，一并喜欢了。汪老每天只泡三十斤黄豆，虽然他做的臭干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但他决不多做。在我的记忆中，汪老年轻时一表人才，是大通街上少有的“小膘脸”（美男子）。上了年纪的汪老已不再做臭干子，前年我在老家门口看到他，穿着雪白的衬衫，脸上是那种淡然的笑意，带几分自信，又有着深藏不露的大通本性。
顺便再说到另一个人：齐修宽，他是我在八十年代后期采访的豆腐业老人之一。年轻时的齐修宽一脸凶悍，每次镇上要抓什么人，齐修宽总是拿着麻绳一马当先。有一年无为那边来了一道公函，说我父亲在日伪时期做过维持会长，街道上就立即决定抓我父亲。当齐修宽带着麻绳扑到我家时，我父亲早就得到消息，乘一艘木船，到下游对江六百丈乡下替人割寿材去了。八十年代后期齐修宽在大通豆腐业做经理，我采访他时，那种我熟悉的凶悍早就在他脸上荡然无存，留下的就只有温厚和少有的耐心。他向我仔细地介绍了酱油干制作的过程，说到我的父亲，齐修宽甚至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敬意。他说，你父亲一辈子吃亏就吃在人太直上。
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