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1月7日，联邦军拿下了南卡罗来纳沿岸海岛。白人种植园主抛下房子、棉花田和无数奴隶逃走。当“洋基”（联邦军士兵）接管大陆地区的消息传来，更多奴隶从南部逃出。到2月，12000名黑人集结在希尔顿海德岛（Hilton Head）、圣赫勒拿岛（St.helena）和罗亚尔港（Port Royal）上。那里有大量的潜在劳动力，还有大量的棉花，其品质相比于在内陆种植的棉花更优良、更值钱。
美国财政部派出了32岁的马萨诸塞州律师爱德华·皮尔斯（Edward Pierce）到岛上去了解如何让他们在战争中派上用场。他汇报，这些曾经的奴隶的品格给他的印象超乎预期：他们在没有主人在场的情况下收割棉花，信奉基督教，诚实又勤劳。那些摆脱了奴隶身份的人们拥有“堪称英雄的……勇气”。他总结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教师。在结成南方邦联的州，教400万名奴隶身份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读书写字是犯罪。皮尔斯在海岛上遇到过一些识字的黑人，但他们是偷偷学会的，而且他们通常只是借与白人孩子交往的机会断断续续地学习读书。“所有适龄人员在被问询时，都表达了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读写教育以及自学的意愿。”他写道，“在这一点上，他们表现得比其他任何人都热切。”[111]
皮尔斯的推荐起了部分作用，这些岛成为了大政府和人称“罗亚尔港实验”[112]的慈善干预措施的实施地。如果赢得自由的奴隶们获得了教育以及共同照管他们过去主人的财产的权利，他们能否建立起一个正常运转、自给自足的社会呢？皮尔斯要求北方招募教师志愿者：
在罗亚尔港和其他地方有成千上万的有色人士，曾经的奴隶，他们现在受美国政府保护。他们是性情和善的人，乐意工作，渴望学习。在精心指导下，通过强度适中、系统性的劳动，他们能很快地种出令自己温饱有余的庄稼。但是他们在成为自给自足、独立的劳动者的第一阶段需要帮助和指引。
这些推动者就叫教师，但是他们的教学绝不限于智育。教学内容中包括所有关于文明的，更为重要、更为基础的课程——自觉勤勉、自力更生、节俭、深谋远虑、诚实坦率、讲卫生、讲秩序。这些内容构成了智、德、宗教的综合指导。[113]
在费城，一位名叫夏洛特·华腾（Charlotte Forten）的杰出青年被这一行动号召打动了。她是黑人华腾家族的第4代，生来就是自由身。她是曾被一艘英国战舰俘获的美国独立战争老兵詹姆斯·华腾（James Forten）的孙女。许多黑人战俘被流放到西印度群岛为奴，但是詹姆斯的聪明才智和幽默感打动了英国船长，他被释放了。后来，他拥有了自己的制帆公司，成了一名富人。在大部分的黑人还在遭受奴役的时候，他的后人们住上了上等住宅，享受私人教育。
到1837年夏洛特出生的时候，华腾家已经在费城担任了几十年的废奴和禁酒运动领袖。夏洛特的母亲在她3岁时去世，她长成了一个内向的少女，时常情绪消沉。从青少年时期到20多岁，她一直在记日记。日记体现出了她敏锐的观察力和优美的文笔，她在其中记录下了生活在两个极端的人生中的矛盾：华腾接受了她所属种族和阶级中的少女所能接受到的最好教育，见到了许多她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自由思想活动家和艺术家，并与他们通信。这其中包括诗人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John Greenleaf Whittier）和著名废奴主义演说家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这两人都是白人。但是，华腾也感受到了行走在美国上流社会边缘（如果还算不上是在上流社会内部）的黑人自由女性的痛苦与孤独。她学生时代交往的大部分白人女孩在教室之外都拒她千里。几个密友都是与她年龄相仿或者同种族的人。17岁那年，她写道，种族主义令她“时常为残酷的不公和错误行为感到难堪。我经常情不自禁，这种感觉会在我最快乐的时刻闯入心中，令一切笼罩上黑暗和深沉的悲伤”。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每个有色人士都不是厌世者。当然，我们有一切理由痛恨人类”。[114]
华腾终其一生都为不屈服于天性中的悲观主义而奋斗。在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对她的期望是能利用自己的相对特权为其所属种族服务。因为是女孩，这意味着人们期望她从事教职。1856年，她成为了第一个报名进入塞伦师范学校（Salem Normal School）学习的非洲裔美国人，那是贺拉斯·曼在马萨诸塞州成立的师范院校之一。虽然是在塞伦学校学习，但是华腾晚上会自学拉丁文。她将她的诗歌和散文投往《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和废奴主义报纸《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她的一些作品获得发表，但是华腾依然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作家的身份是第二位的。“我会不遗余力，努力成为（我父亲）期望我成为的人，”她在日记中承诺道，“让自己准备好承担教师的职责，为我饱受压迫、受苦受难的同胞们多做些事情。”
华腾被任命为塞伦公立学校的第一位黑人教师，但她很快就因一次危及生命的呼吸道感染而被迫放弃了工作。美国内战爆发的时候，她回到了费城。到了1862年8月17日，度过32岁生日的华腾誓要克服疾病，在逐渐拉开大幕的战争大戏中扮演她作为一名教师的角色。她报名到新成立的一家“沿海诸岛”（Sea Islands）学校给解放了的黑奴孩童们上课。华腾预料到进入未停火战区的航行将会是对体力的一场挑战，于是她祈祷“仁慈的上帝让我保持足够的风度，在履行我的任务过程中找到无上幸福”[115]。
华腾将她在圣赫勒拿岛任教18个月的经历描述为“奇异、狂野的梦”[116]。在此之前，她曾对于让同胞们脱离依附和贫穷怀抱着虔诚的希望，而这个梦令她开始质疑自己的许多想法。她和其他北方志愿者及官员的妻子们同住在一间通风良好的房子里，那是一位参与叛乱的医生和他的家人废弃的房子。冬天毛毯数量太少，而且她承认，时刻生活在南部邦联军侵扰的威胁中，忍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她的学生们的生活更不好过。他们生活在过去奴隶们住的地方，通常是有两个房间的小屋，小屋上的几个洞就权当是窗户了。冬天，空气中充满了火坑冒出的毒烟。华腾非常希望能教导他们养成现代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习惯，但是她也承认，在如此拥挤、没有炉子和自来水的条件下，情况很难有很大改观。
这所学校在一座只有一个房间的浸礼会教堂内，华腾和另一位志愿者在这里管理着140名学生。这些学生年龄各异，有蹒跚学步的幼童，也有年过六旬、心满意足地和她的孙辈们一起席地而坐、渴望学会ABC的女人。华腾将他们统称为“我的门生们”[117]，而且一开始她为这些被解放的奴隶们的学习热情感到欣喜。“来上学对于他们来说总是愉悦又有趣，”她写道，“当其他孩子去玩耍的时候，他们来到这里。”[118]但是，她发现这份工作“极其累人”[119]。她的一些学生年龄太小，所以他们更需要的是保姆而非教师；她给费城的慈善家们写了封信，请求他们寄来供刚学步的幼童们使用的画册。年龄稍大的孩子几个月前还在地里做苦工，他们不习惯华腾所说的“需要集中精力的智力活动”，他们需要经常性的刺激，“以确保他们没有神游天外。因此，在这里教书比在北方累多了”。[120]
华腾设计了一些课程，旨在用种族自豪感取代被奴役的记忆。她向学生们讲述了奴隶出身的海地革命者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事迹。“他们应该知道一个跟他们肤色相同的人能为自己种族做些什么，这是好事。”她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希望用勇气和抱负激励他们。”[121]应华腾的请求，诗人约翰·格林里夫·惠蒂埃给圣赫勒拿岛的孩子们献上了一首专门为他们而写的赞美诗：
噢，世界上从未有人
如我们一般畅快！
我们在卡罗来纳海岸恢复自由身，
我们自由又自在……
我们不再听从赶牲口的号令声，
不再惧怕皮鞭，
这个神圣的日子见证汝的诞生，
真真切切就在眼前……[122]
华腾教孩子们唱惠蒂埃的赞美诗，还给他们看了作者的照片。这些学生的现实生活比这位诗人乐观的诗句中所写的复杂得多，但是得知这样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投身于他们的事业，这些学生们都感到“非常骄傲而幸福”[123]，华腾写道。那——和分享学术知识一样——是她作为一名教师的目标之一。
华腾在南方旅居的经历和志愿从美国东北部到西部边陲校舍去任教的白人女性在许多方面是一样的。但是，19世纪白人传道者教师们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传播新教教义的渴望，以及她们对于女性应当拥有除了婚姻之外对社会有用的另一种生活选择的信念；而华腾和追随她脚步的黑人教育者们认同的是另外一种理念：她们认为享有更多权利的非洲裔美国人有责任向她们的弱势兄弟姐妹们灌输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自尊心和种族自豪感。后来，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黑人的世界里，传道士和教师同时体现了这个种族的理想——为他人和一个更公正的世界奋力抗争的行为，渺茫的正义梦想，博学多闻的奥秘。”
对于华腾和其他黑人男青年和女青年来说，担任教职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在南北内战之前，反课税的南方各州议会积极抵制公立学校运动势头的蔓延，他们更愿意让白人儿童的教育掌握在家庭和教会的手中。直到1870年，黑人活动家们和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政客们一直在敦促每个州至少组建一个基本公共教育体系，让白人和黑人学生分别上不同的学校。然而，即使是在南方的美军驻地，推广黑人教育依然是一枚政治引雷针，白人至上主义者暴力袭击的对象。“校舍被焚烧，教师们被围攻杀害，学校支离破碎。”[124]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71年报道。
理想和信念赋予了青年教师们面对这些威胁的力量。1867年，北方黑人大学生罗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与联邦“自由民局”（Freedmen's Bureau）签了一年的合约，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周边的阿米利亚县郊经营一所专为曾经的奴隶们设立的公立主日学校。他给160名年龄各异的学生教书的经历已是家喻户晓：据说，自由民们上学识字的热情相当高涨，当菲茨杰拉德越过山丘，急不可耐的学生们会跑向他，恳求他把带来的任何书籍或宗教宣传册借给他们。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民权活动家宝丽·默里（Pauli Murray）曾回忆他经常说起的一点——不仅要向学生们灌输书本知识，还要向他们灌输一种自尊感：
他发现……尽管他们的生活秩序散漫，但是自由民们在努力建起一所学校或者礼拜堂之后，往往会在周围定居，而且他们的习惯会立刻有所改善。他们觉得那是他们拥有的东西，而且他们对此有归属感。这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当中的有些人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跨过这段尴尬的距离，把称呼从“主人”改成“先生”。但是当他们被称呼为“女士们”、“先生们”、“门生们”的时候，立刻就用灿烂的表情作了回应。这赋予了他们新的自我形象。[125]
8年后，在西弗吉尼亚莫尔登，一位年方十九、生而为奴的教师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也有相似的体验。他从早上8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教那些被解放的奴隶的孩子们基本数学和阅读技巧，以及个人卫生习惯：如何梳理头发、经常洗澡、使用牙刷。他建了一间阅览室和一个辩论社团，夜里给工作的成年人补习，帮助村子里最有天分的黑人青年男女准备升学进入南方各地新成立且蓬勃发展的有色人种师范学校。这段忙乱的时光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华盛顿在《力争上游》一书中写道，“我现在觉得有机会帮助家乡的人民得到更高尚的生活……我不计报酬，几乎对此不加考虑，任何人想要学任何东西，只要我能教就会教。”[126]
许多教师都讲述过解放黑奴运动后的教育故事，他们都为辛苦工作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对于到南方开展运动的新一代活动家们而言，20世纪60年代是大好时光，而南北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则是社会进步主义者们的大好时光。但是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未被言明的：内战预示着在一段漫长的历史中，贫困现象根深蒂固、种族隔离、黑人教师薪酬过低、人们对于有色人种儿童的学业期望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黑人学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1866年，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允许前“沿海诸岛”种植园园主们收回他们的土地。黑人公有的“罗亚尔港实验”和教育终止了。许多男女自由民变成了佃农。这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局面。联邦政府认可，对这些曾经的奴隶进行教育应当是内战后重建时期的重大目标，但是国会从未为此项任务划拨充足的资金，也未曾敦促各州这样做。1865到1877年间，即联邦军队撤离南方的时期，“自由民局”总共为南方黑人学校花费了500万美元。[127]这些资金大部分被用于支付校舍租金，黑人社区则要负担学校运营成本的2/3——这些成本包括教师薪水、书本和课桌成本等等。北方慈善组织和宗教团体帮助他们填补预算赤字，但是到1880年时，慈善界对于黑人公立学校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然后，一系列的州和联邦法院判例宣告白人学校每名学生开支高于黑人学校每名学生开支属合法行为。1899年，最高法院在“卡明诉里士满县教育局”（Cumming v.Richmond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案中裁决，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关闭一所黑人中学并继续运营白人中学的做法不属违宪行为。
到1915年，南方各州在白人孩子身上的教育开支是黑人孩子的3倍。[128]黑人学生走5英里才能抵达最近的黑人学校[129]，黑人老师得到的薪水只有白人教师的1/3，这些情况并不少见。[130]几十年过去，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非洲裔美国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财政激励与南方公立学校课堂无缘，而北方学校、黑人大学或外部教育机构的工作则利润更加丰厚。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一路走来，从教师变成了教授，再变成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尽管他渴望能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参与黑人公共教育，但是他对狭隘的黑人学生和教师职业分轨制度的评论引发了争议，他因此无法参与管理美国国内最大的黑人学校系统。
杜波依斯生来就是自由身，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大巴灵顿闲适恬静的伯克希尔村。他第一次仔细观察南方黑人的贫困情况是在1882年。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他走出费斯克（Fisk）大学的纳什维尔（Nashville）校区探险，谋求黑人公立学校的暑期教职。为了获得州教师资格证，他报名参加了“黎巴嫩教师研修所”（Lebanon Teachers' Institute）。这个研修所白天教白人，晚上教黑人。和夏洛特·华腾一样，杜波依斯曾在一家综合性公立中学接受古典教育。一家被当成田纳西师范院校的机构只教授基础技巧，这令他感到震惊：“就是分数、拼写和其他故弄玄虚的东西。”[131]他很轻松就赢得了教师资格证，靠双脚去寻找一家愿意聘用他的学校。最后，他在田纳西州威尔逊县的租佃地区谋得了一个职位，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杜波依斯觉得他“碰触到了奴隶制的阴影”[132]。
他寄宿在只有一个房间的黑人家庭里，在不舒适的小木屋中教30个学生。那里曾经是一位联邦部队上校的玉米储藏室，学生中包括一些已婚的年轻人。杜波依斯热爱他的小学校，而且很感激佃农家庭对他的信任。“孩子们对于他们老师的智慧深信不疑，这真是了不起。”他在1899年为《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写的一篇随笔中写道，“我们一起阅读，拼写，写一些东西，采花，唱歌，聆听山丘那头的世界的故事。”[133]
威尔逊县大部分的孩子都只是偶尔上学。杜波依斯对他们进行了家访，查清他们的日程安排，但是父母们告诉他，他们需要孩子到地里干活。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杜波依斯总结道，也几乎没有机会利用教育摆脱他们的出身境遇。他在《大西洋月刊》上的那篇随笔的结尾语调哀伤。虽然佃农们的孩子渴望获得知识，但是在现实中“他们柔弱的翅膀要对抗加在他们身上的樊篱——种族、青春、生活的樊篱”。[134]
杜波依斯和布克·华盛顿将在多年时间里辩论，对于奴隶的后代——特别是那些将要成为教师的人来说——什么样的教育才是适当的。在某种程度上，此二人都将他们自己的在校经历当作教育理论家事业的基础。弗吉尼亚汉普顿学院（Virginia's Hampton Institute）是早期的一家黑人师范学校，华盛顿曾在那里接受师范培训。1881年，这家学院的白人创办者向亚拉巴马州推荐了华盛顿，该州当时正在寻找黑人教育家，在塔斯基吉为曾经的奴隶和他们的孩子们开办学校。华盛顿接下了这份工作，他知道塔斯基吉学院周边农村地区的黑人大部分都目不识丁、负债累累。根据他自己在汉普顿的经验，他在那里只学到相当于现代初中课程的知识，他认为他的新学生需要阅读和算术方面的基础教育，以及制砖、裁缝和木工方面的实践型职业培训——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些技巧逐渐培养个人纪律性和勤劳品质。[135]而杜波依斯则在哈佛和柏林大学学习。他梦想着能通过向学业上最有前途的黑人寒门子弟，也就是被他称为“有天分的十分之一”（talented ten）的孩子们提供文学、历史、数学、拉丁文和希腊语方面的古典教育，让他们“鲤鱼跳龙门”，直接从不幸的南方贫苦阶层跃入知识阶层。华盛顿反驳道：“一个人可能打算进入一个群体，向那里的人们传授分析希腊语句子的技巧。此时的社群可能并不打算，或者并不需要分析希腊语句子，但是很可能会需要砖头、房子和货车。”[136]
对于“有天分的十分之一”以外的黑人人口，杜波依斯则热心支持职业教育，以及更广泛的目标：工薪阶层团结一致和建立跨种族的劳工组织。与此同时，华盛顿将他自己的孩子送到四年制的文科院校并鼓励他在塔斯基吉的学生广泛阅读，在他们负担得起的前提下进修。大部分塔斯基吉毕业生都变成了公立学校教师，而非技术劳工。所以，杜波依斯和华盛顿之间那场著名的争辩多半是关于以何为重的分歧：是让慈善家和政策制定者们聚焦于给黑人大众创造基础教育机会，还是确保较少数非洲裔美国人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137]当回想在威尔逊县的教学经历时，杜波依斯经常提到过去的学生乔茜·道尔（Josie Dowell），一个天资聪颖、年方二十的年轻人：她曾梦想过上大学，但是最后她只能沦为家庭佣人。杜波依斯对华盛顿的怨恨有一部分是因这位塔斯基吉学院创始人获得的巨大成功而起。[138]后者成功地将世纪之交的教育慈善目标限定为职业教育慈善，这就意味着留给乔茜这样的孩子的私人资金所剩无几，她们没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当威廉·麦金利总统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对学校大加赞赏、大撒捐款的时候，更多学术型的黑人院校，例如杜波依斯任教的费斯克大学和亚特兰大大学（Atlanta University），尽管它们成功培养出了黑人律师、医生和教授，但要费尽周折才能筹集资金维持它们的核心课程。
这两位思想家的另外一个重大分歧不在于教师的角色——此二人都将传道士式的黑人教育家理想化了——二人的分歧更多地体现在黑人教师在管理课堂之前应当接受哪种类型的培训。杜波依斯将公立学校教师视为要上大学的“有天分的十分之一”的一分子。他是具有先见之明的早期批评家，他批评某些教师培训项目对教学法关注过多，导致学科知识被削弱。他写道：“这些教师们不应当仅仅接受师范教学技巧方面的培训，这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尽可能地开拓视野、教化男人和女人，在一个不仅是目不识丁而且对生活本身也茫然无知的民族中传播文明。”[139]
而华盛顿则急于让塔斯基吉学院的白人捐助者们放心，那里的黑人学生接受的不是严格的古典教育。一位名叫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的德国记者，也就是《国家》（The Nation）杂志的发行人，同时也是西部铁路的早期投资者，至少向塔斯基吉提供了两笔小额捐款。1897年，一名学生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的捐赠。这封信让他感到很失望：她写道自己学习了自然哲学、古代史、代数、古典音乐、公民政府理论和修辞学。维拉德在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中愤怒地说，这些“头脑不成熟”的黑人学生“还未准备好”吸收这种类型的课程知识；他指责这位塔斯基吉学院的创办者掩饰了他学校的真实本质。[140]维拉德认为这所学校应当让女孩们专门接受家政培训，男孩们接受农业和机械行业的培训。如果是杜波依斯，维拉德的种族主义应该会让他怒火中烧，但是华盛顿从来都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很可能希望从实业家们那里弄来更多经费。他给维拉德回了一封措辞讲究的信，解释说“年轻人的奢望”让那名学生夸大了她的功课内容，“公民政府理论”是一门关于分权的基础课程，而“古典音乐”的意思只是这个女孩在学校合唱团里唱过歌。如果亚拉巴马州法律允许，华盛顿写道，他本来是要降低塔斯基吉学院教的数学水平的。“我得说，您的批评令我们受益匪浅，”他的结束语是这样的，“为此，我感谢您。”[141]
据传记作家罗伯特·诺雷尔（Robert Norrell）称，在几次前往北方筹集经费的过程中，华盛顿几乎从未提过塔斯基吉学院的毕业生们不仅有多人在公立学校任教，而且他们还在“黑土带”（Black Belt）各地开办师范院校培训新一代的教师。[142]塔斯基吉学院在教师培训界的广泛影响力令杜波依斯感到不安。和希望女教师在男女同校的学院中而非在不够严谨的师范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北方女性主义者们一样，杜波依斯认为有前途的黑人教师本应该在正式的大学中接受更恰当的教育。他认为黑人教师应当是“有天分的人”，他们应当精通白人精英们的学习方式，这样他们才能够为黑人孩子们阐释主流规范，帮助他们“以白人世界自有的思想、行为方式和语言应对自成体系的白人世界”[143]。他担心在塔斯基吉接受培训的教师从未学习过外语，也未曾钻研过微积分学，他们还无法真正拓宽他们门生的视野。
杜波依斯写的关于教师的文章今天依然能引起深深共鸣。许多近现代教育改革者坚持认为，除非将更多的精英大学毕业生引进教师行业，否则公立学校将不会有起色。华盛顿在历史上的名声则一直是毁誉参半。特别是在20世纪民权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许多进步主义者开始把他看成逆来顺受、妥协退让的“汤姆叔叔”式的人物。他自命为非洲裔美国人的代言人，但在寻求慈善资助的过程中，他屈从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臆断，质疑黑人的智力。在这一方面，他做得太过火了。“华盛顿象征着黑人的屈服和受奴役状态，”杜波依斯在1910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作为这种情况的代表，手握无限的资金，他手头阔绰、出手大方，我们大部分人都必须接受这种慷慨，否则就得饿死。”[144]
事实上，杜波依斯和华盛顿表达的观点都变成了惯例，或者依然是教育辩论的核心。在主日学校夜间非公开讲话中，华盛顿给黑人孩子们加上条条框框，用详细、实际的建议告诉他们如何开办并维持新学校运营：新教师必须寻求当地政府部门部长们和社区组织的信任和支持；他们应当挨家挨户请求黑人家长给他们的孩子报名上学；他们应当通过野炊活动和义卖会筹集经费，将学年从3个月延长至8个月。[145]一个多世纪以后，许多黑人社区内的近现代特许学校通过挨家挨户招生的方式吸引学生入学，支持“延长学习时间”的人号召（而且许多特许学校也要求）延长教学日、教学周和教学年。此二人都以国会法案的名义进行游说，这些法案旨在给那些为高文盲率地区的黑人穷孩子们服务的学校提供联邦政府补充资金。直到1965年，华盛顿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杜波依斯也已去世两年之后，国会才终于通过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实现了学习时间的延长。
在世纪之交，美国只有一个主要的公立学校系统获得联邦政府的大笔经费：就是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各家种族隔离学校。[146]由于国会额外拨款，在首都工作的公立学校的白人和黑人教师之间不存在收入差距，华盛顿特区因此变成了一块磁铁，吸引着胸怀大志的黑人教育者们。
他们当中的一人是安娜·朱莉亚·库珀（Anna Julia Cooper），她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奴隶和她的白人主人生下的女儿。在60年的时间里，从青少年时期直到她72岁退休时，库珀都在黑人公立学校和学院里教书。她在课堂中长期任教的经历是对杜波依斯和华盛顿争论的许多观点的检验。此二人为了给自己的团体争取利益，都为提高教师薪酬而进行了游说，[147]然而他们经常劝告黑人青年教师要忽略他们工资的微薄，每天要面对他们工作中令人头疼的行政事务，用华盛顿所说的“传道者精神”[148]去对待他们的工作。当杜波依斯的教女抱怨她任教的密西西比州农村公立学校混乱无序，称那里的人“落后愚蠢”时，他用慈爱而又严厉的语气责备她，劝她不要理睬那个学校外行的校长和其他教育水平较低的教士。“你真正要负责的对象，当然是孩子们，他们完全值得你肩负起责任，”他训诫道，“你要投入你的整个生命和精力，将他们从死气沉沉、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149]
安娜·库珀消受不起这种奢侈的理想主义。她生而为奴，21岁就成了寡妇，而且也没有再嫁。中年时，她实际上收养了5个穷孩子。所以教育不仅仅是库珀的使命，也是她一直赖以谋生的手段。因此，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为争取更高的薪酬而奋斗。虽然教师工会制度直到1916年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诞生，但是早在10年之前，库珀就已经在独立推广一个计划，其与在世纪之交成立的北方教师组织的计划类似，而那些组织中的成员主要是白人教师。她很早就批评智商测试的做法，反对通过行政和慈善的方式规定越来越多的穷孩子学习纯职业性课程。
库珀自己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杜波依斯对“有天分的十分之一”的期望来进行的。她出生时的名字是安妮·海伍德（Annie Haywood）。美国内战进入尾声时，她才6岁，有幸住在圣奥古斯丁师范学校（Saint Augustine's Normal School）和罗利市高中（Collegiate Institute in Raleigh）附近。这两所学校由美国新教圣公会创办，旨在为曾经的奴隶们提供严格的古典教育。安妮很早就表现出了书写方面的天赋，很快她就受学校委托，开始辅导她的同学们了。夜晚，她会教母亲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基础知识。“我妈妈曾经是奴隶，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人，”库珀在几十年后写道，“给她解释q's和g's或者b's和l's之间的区别，那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之一。”[150]
在圣奥古斯丁，安妮上过拉丁文、代数和几何课程。她在希腊语班上遇到了未来的丈夫乔治·库珀教士（Reverend George Cooper）。库珀夫妻毕业后都留在这家学校任教，但是这位精力充沛的青年牧师在1879年去世了，留下了青年丧夫的安娜·库珀。不过，她也因此成了自由之身，开始追求自己越来越大的抱负。1881年，她申请到欧柏林去，那是俄亥俄州的一家男女同校的基督教学院。库珀肯定早就了解欧柏林的废奴主义者们的事迹，也知道它是美国少数几家接受黑人女性的白人文科院校。她渴望能继续深造——这种驱动力后来令她成为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之一——在她写给欧柏林校长詹姆斯·费尔柴尔德（James Fairchild）的申请书[151]中，这种驱动力闪耀着光彩。这封信还充斥着她当时作为一名教师对自己挣得的微薄薪水的不满（每月约30美元）：
能在北方的一家优秀大学选修高级古典课程，这是我诚挚的夙愿。但是苦于缺乏途径，我无从下手……我现在海伍德的一家学期为两个月的暑期学校任教；南方的学校发薪水十分吝啬，但是我预计有足够的钱让自己在您的学院上一两年学……如果我能蒙您恩惠……免除学费和杂费的话。
库珀被录取了，而且她获准寄宿在一位教授家。为了支付学费，直到获得学士学位和后来的硕士学位，她在威尔伯福斯大学（Wilberforce University），也就是俄亥俄州的一家黑人学院，以及罗利市的母校圣奥古斯丁教过法语、德语和古典学。她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教师协会”的积极分子：这个协会主张为有色人种学校提供更多经费，并给黑人教师发放同等薪酬。在一段时间里，北卡罗来纳州是南方唯一一个无论种族，每名学生开支大致相等的州，而且这里的黑人教师平均工资与白人教师基本相当：每年204美元到207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5028美元。[152]（在北方，各种族的公立学校教师可以挣到五倍于此的工资。）但是北卡罗来纳州对于黑人教师和学校的支持取决于美国重建时期获得投票权的黑人新选民的政治影响力。1900年，该州议会开始征收人头税、进行识字测验、颁布“祖父”条款，这个条款要求这些未来的选民们证明他们有一位直系先祖曾经在1867年登记选举。这些做法实际上剥夺了超过半数的黑人选民的投票权。[153]和南方其他州的情况一样，白人为用在黑人学校方面的公共开支而感到十分不满，直到北卡罗来纳州剥夺黑人的投票权之后，该州才修改了州宪法，规定继续直接征收教育税，算是保证为白人学校提供不成比例的经费。[154]到1908年的时候，杜波依斯对南方黑人公立学校进行了一次调查，他发现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教师的收入只有白人教师的60%。黑人孩子占学龄人口的32%，而他们得到的只有该州教育经费的17%。[155]
库珀和其他受过更好教育的非洲裔美国人一样，选择离开前邦联，那里的黑人政治资本在美国重建时期之后减少了。1887年，通过“欧柏林”的关系，她被聘为美国最有名望的黑人公立学校——华盛顿特区的“M街高中”（M Street High School）的拉丁文教师。从很多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份很有吸引力的工作，尤其是相对较高的薪酬，几乎与这个国家任何地方的白人公立学校相当。夏洛特·华腾从“沿海诸岛”回来之后就在“M街”教过书。这所学校每年都会将毕业生送入常春藤联盟内的大学。校友们都从事政府、教育、法律和医药方面的工作。1899年，“M街”学生在全区考试中的成绩比华盛顿所有白人高中的学生成绩都高。[156]这所学校的教职工学历比任何华盛顿特区的白人公立学校教师的都高；有些人后来还成为大学校长和法官。
“M街”在华盛顿西北区一幢宏伟的罗马式红砖大楼中为这座城市里日渐增长的黑人中产阶级子女服务。担任拉丁文教师的库珀在那里表现出类拔萃，1901年她成为了校长，但她还在继续教书——这是早期女性从课堂晋升至学校领导岗位的浪潮的一部分。1904年，当法国牧师、教育家菲利克斯·克莱因（Félix Klein）访问库珀的课堂时，他发现她正带着16个女孩仔细阅读古罗马史诗《埃涅伊德》（Aeneid）。这些学生们热切地翻译着拉丁文并与她们的老师讨论维吉尔的史诗中的历史和神话。克莱因过去从未见过黑人孩子参与如此伟大的智力活动，他在后来的书中称库珀是他所见过的最有技巧的教师之一。[157]她那严格的管束策略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要求“M街”530名学生在走廊里走动的时候要像军队一样保持肃静（这在今天的“无借口”特许学校中是一种惯例）。每个教学日都以背诵“主祷文”的形式开始。
在担任全职教师的同时，库珀还以公众演讲家和随笔作家的身份在国内享有盛名。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面对黑人圣公会牧师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她勾勒出了“有色人种女性职务”[158]的愿景。凯瑟琳·比彻给前辈白人女性教师灌输了传道者教师的思想意识，而她要求专门给予这一思想体系内的黑人女性一席之地。“作为教师、主妇、妻子、母亲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者，满腔热忱、训练有素的青年女基督教徒在我们的人民当中和神学家一样，是具有影响力的传道媒介。”库珀在1890年的一场演讲中说道，“而且我要声明，在南方发展的现阶段，她们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必不可少。”[159]
库珀1892年出版的书《一名来自南方的黑人女性的呼声》是表达黑人女性主义思想的开山之作。同年，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发表了题为“自我之孤独”（The solitude of self）[160]的告别演说。在那次演说中，76岁的斯坦顿劝告所有女性接受教育并走出家庭、进入职场，以承担“对她个体生活的个人责任”。时年34岁的库珀则支持更加共产主义式的女性主义。她期望黑人女性为性别平等作斗争，这不仅仅是为了丰富她们自己的生活，还是为了能让她们以教师、志愿者的身份，或者在她们的家庭内“提升这个种族”。“‘我是我的姐妹的守护者！’应当是这一种族的每位男性和女性衷心唱和的祈祷文，”她写道，“这种信念应当使狭隘、自私、卑劣的个人生活目的净化，升华为高尚、神圣的目标。”[161]在面对“种族问题”时应当“不逃避、不退缩”[162]，库珀写道。斯坦顿的白人女性主义观点轻视低收入教师们；而库珀的黑人女性主义则将教师的形象理想化，将她们视为争取种族和社会平等的领袖。
库珀将这些理想付诸实践。除了教学，她还帮助建立了珍妮·亚当斯的“芝加哥赫尔宫协会”（Jane Addams's Hull House）式的社会服务中心。这个服务中心位于华盛顿的西南部，包括一所日间托儿所和幼儿园，以及一座日均喂养60个婴儿的“牛奶站”。志愿者们给贫穷的年轻母亲做甲方，指导她们正确的育儿方法，给成年人提供“储蓄俱乐部”、图书馆、音乐课、艺术和手工课。近现代教育改革家们，例如富有远见、创建“哈莱姆儿童地带”的杰弗里·卡纳达（Geoffrey Canada）支持提供“全包”式的社会服务，将其作为有效的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补充部分。和这些改革家们一样，库珀将直接扶贫工作视为她的教学使命的一部分。她用“共情法”[163]这个术语来描述她探究每个学生家庭生活的做法，以更好地理解并打破她们的学业成就方面的潜在局限，例如父母失业、居住情况不好或者兄弟姐妹患病。
即使如此，作为“M街”校长的库珀的主要目标完全是以成就为导向的：让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在库珀担任校长期间，“M街”有许多毕业生被欧柏林、哈佛、布朗和耶鲁大学录取，有几名校友还获得了常春藤名校的博士学位。
黑人这种追求知识的表现在白人为主的华盛顿和某些与布克·T.华盛顿同一阵线、支持推广黑人职业教育的人士中引起了一场道德恐慌。那些被杜波依斯冠上“塔斯基吉机器”[164]的联盟很早就对库珀担任校长的能力表示质疑，因为她成功粉碎了该市的白人高中校监们将该校古典课程换成更偏向于职业导向型课程的企图。1901年，华盛顿本人亲自干预——也许泰迪·罗斯福总统本人也插手了——反对任命杜波依斯为主管该市黑人学校的副学监。[165]到1906年时，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阵营之间的斗争已经公开化。哥伦比亚特区教育委员会成员们发起了一场针对库珀的人身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她赞同杜波依斯的“有天分的十分之一”计划。他们先是指责她没有管理能力，当这些捏造的指控站不住脚的时候，白人教育委员们又声称——这个说法应该是有问题的——她和她的青年养子有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导了这则丑闻。[166]库珀被解雇了。
在“M街”待了9年之后，库珀遭遇的这次挫折令她的感情和职业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她最终被重新雇用为这家学校的教师，但是再也无法获得上司们的全力支持了。后来，她以66岁的高龄获得了巴黎索邦（Sorbonne）大学的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开创了先河，探讨海地和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对奴隶制的态度。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职业教育主义依然是慈善家和政客们当中日渐盛行的教育改革思想体系，其推行的对象不仅仅是黑人学生，还包括东欧和南欧白人移民的子女。在北方，白人女性教师开始组织抗议行动，反对这一计划。她们的抗议点燃了美国最强大、最富争议的劳工运动：公立学校教师工会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