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接到长河的信。
这天，芦花心里正火烧的急，突然门口有吵吵的声音，有人咚咚的大声敲门，“开门！开门！”芦花觉得来头不对，不过还是去开了门。门口站着几个人，当头站着的是个年轻人。他腾地走进来，说：“刘芦花，跟我们走一趟！”
“走？去哪里？”芦花看那年轻人，长的算是眉清目秀，眼光却是凶巴巴的。
“镇上！”年轻人虎虎地说。
“去做什么？”芦花非常迷惑。
“不要多问，去了就知道。”不由分说，几个人带着芦花往外走。
经过了思河的事情，又许久没有接到长河的信，芦花心里大概明白三分，这事一定和长河有关。她心里暗自告诉自己，只要长河没事，只要孩子们没事，她怎么都能忍。
到了石龙镇，芦花一眼就看到美玲在那里。还有几个人看着面熟，也许以前芦花给他们送过牛奶，也许给他们洗过衣服，也许……
“哦，你就是刘芦花？”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问。男子两个颧骨突出，下面两颗门牙也是。
“我是。”芦花平静地回答。相信自己没做什么坏事，芦花心里不慌。
男子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和台湾的刘长河有密切的书信往来。你这样做危害了祖国大陆的安全，我们奉劝你早日停止和对岸的往来，否则后果自负。”
果然又是长河的事。芦花想起自己在北京时签名盖印的情形，感到这个时候自己最好是保持沉默，于是她站着一言不发。没想到那暴牙男子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取出来一个小包，打开来给芦花看，“你要是不承认，这就是证据！”
芦花往那个小包的方向一看，惊呆了：天哪，那不全都是长河的信件吗！这么长时间没接信，原来长河的信件全都跑到这里来了！
“这些信，怎么会在这里？”
暴牙男子嘴唇歪向一边，哼笑了一声，说：“没有什么事情是瞒得过组织的。”
芦花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听李秘书提过“组织”这个词。不管怎么样，她是本能地伸出手来，想要取回长河的信。“这位组织兄弟，信是我长河哥寄给我的，给我，好吗？”
男子摇摇头：“不行，我们得留着它们。”
“我求求你们了！”
这时，美玲走了过来，手一举，说：“你长河哥？叫得那么亲，真是老来俏呀。瞧，我这里也有一封。”看着芦花急不可耐的样子，美玲竟把那封信撕成了两截！“看见了没有妹子，你再写也没用的。”说完她把那两截又再撕成对半。接着，那带她来的年轻人也撕了一封。
芦花见状简直要疯了，“给我，把长河哥的信给我！”趁着几个人站在那里得意洋洋的时候，芦花蹲下来，将美玲撕掉地上的碎纸一片一片拣起来。
“够了！”暴牙男子说，“你回去好好反省，不得再跟对岸联系。联系也没用，我们会管制的！”
从镇上办公室走出来，芦花没有回家。她头昏昏沉沉的，任凭踉踉跄跄的脚步带着她的身体移行。走了好一阵，她发现自己来到了山上，站在了一间小木屋前。小木屋看着眼熟，伸手摸了摸，手热——她认出了这地方：她在这里住过，长河也在这里住过。这是，这是当年山上那间小木屋啊！三十三年前，那潺潺的溪水声在她耳边细细地，轻柔地荡漾，流过她的脸庞，流遍她的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