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欧盟制定了CR法规。这项看似旨在为保障儿童使用打火机安全而制定的法规规定：价格在2欧元或者2美元以下的打火机产品，要进入欧洲市场，就必须安装一个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而早在1994年，美国就制定了此法规。因未积极应对，中国的打火机业几乎丧失了全部的美国市场。据调查，有兴趣走出国门的企业在7成以上，这有可能成为一次集中消灭民营企业财富的过程，能留存下来的将少之又少。
看看中投公司与中国平安在黑石集团、在富通银行动辄上百亿元的巨额浮亏，更可笑的是，黑石回过头来购买了蓝星集团的股权，通过中投公司在中国落脚，而中投则希望借助黑石绕开国际市场并购的法律暗礁，西方对中国主权基金与央企的参股行为同样敏感到草木皆兵的地步。
外资叫屈为哪般？
左派的经济学人士，与一向中间偏右的企业界人士居然走到一起，这绝不寻常，也不能仅仅指斥义和团基因未死就能搁置一旁。从更深层次挖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又一次走到内部市场原生动力不足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对内开放不够，我们才急于引进外资；正因为内部市场竞争体制不健全，我们才需要向外引入竞争体制。但是，不植根于本土的竞争机制必然先天畸形。
从开放市场引资开始，外资就享有先天的政策优势。加入WTO后，中国向外资开放受到了外力的强制，各个行业有条分缕析的开放时间，一年一度的中美、中欧战略对话，更使得对外开放有了较强的政治保障。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出台了《对外贸易法》，清理修订了约3 000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反观对民资开放，虽然有“非公经济36条”等文件，却欠缺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步履蹒跚。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缺乏稳定的政策预期，既害了内资，也讨好不了外资。在中资企业眼中受尽宠爱的外资大声叫屈，也就毫不奇怪。国人对外资进入大呼“狼来了”并呼吁政府动用市场手段进行干预、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一些国外的企业也在大声疾呼，“中国是可怕的丛林市场”。2006年12月，韩国《朝鲜日报》载文指出外企在中国生存环境不佳。
这真是很有意思的对比，在给予了外资如此之多的优惠政策之后，外资仍然抱怨不断，而内资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普遍认为自己遭遇到了不公平的歧视性待遇，呼唤在政策面上一视同仁。原因就在于，由于政策受到各种因素左右波动频繁，缺乏稳定的预期，导致企业无所适从，长远的发展规划被短期的投机性赢利目标所取代，最终造成企业与市场双输。预期不稳带来的损失比长期的歧视更严重，这在经济学中已有结论。
2006年12月初，时代华纳从中国电影院线市场退出，宣布持续5年之久的合作终结，原因是2005年年底政府宣布合资电影外资占比不得超过50%的规定；凯雷收购徐工案自2005年10月签订持股85%的收购合同后历经多次讨论，凯雷将股份减持至50%，放弃单独经营权；花旗财团入主广东发展银行虽然尘埃落定，而期间烟幕迭出，竟将一桩公开的并购交易变成了见不得光的事件。
以上数例似乎足以说明外资在中国生存环境不佳，一些外资因为政策的暧昧遭遇损失，在外资垂青的并购、金融等领域都处于垄断与经济安全的敏感区域，也都处于政策模糊地带。外资有着较强的博弈能力，在感觉利益受到侵害时，大多能够以或明或暗的办法挽回损失。明的如沃尔玛牵头众外资巨头联合上书，抗议两税合一的动议；暗的如建设银行前行长张恩照受贿案以及美国德普公司中国分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的案子，其他潜藏在冰山之下的公关费、好处费不知凡几！外资具有民资不可能有的强大政治、经济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生活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各地官员在世界各地招商引资。这种做法让人费解。为什么舍内而就外、舍近而就远，以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到世界各地招商引资？合理的解释只有一条，中国民间资金由于受到各种限制，无法有效组织、利用，而国有企业市场化之路并不顺利，要拉动GDP、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力有不逮，因此，引入少受制度约束的外部资金，就成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
意识到深刻的内生性不公平，中央政府尝试建立公平的游戏规则。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企业业所得税法》。新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为25%，预提所得税税率为20%，从2008年开始，内外资所得税合一，统一为25%。根据统计，民营企业综合税收在22%以上，而外资企业由于享受各种税收优惠，在17%左右，虽然几经调整，两者仍处于不对等的竞争环境之中。新一轮经济紧缩使外资争夺战在2008年年底在各处展开，英特尔中国分部迁移到成都，对于上海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地方政府毫无疑问会展开引资方面的优惠竞争，这让各种性质的企业争夺平等的国民待遇的努力，化为乌有。
奇怪的是，政府建立《反垄断法》，被外资认为是专门针对外资的一柄锋利的单刃剑。孕育十多年、于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草案甫一浮出水面，外资外媒负面评价就不绝于耳，几乎一面倒地认为是外企的紧箍咒，是“保护主义的拙劣武器”，欧美商会也频频在本国和中国游说。通过围绕《反垄断法》的中外利益博弈可以看出，以《反垄断法》反外资垄断将是艰苦之路，国际大资金将以资金为先导、以本国经济谈判为护卫、以国际先进经验为诱饵，排除反垄断法的困扰。对于中国而言，引进外资与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是不可变更的强国路径，政府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反垄断、捍卫经济安全与国际市场交流之间走平衡木。
更进一步说，《反垄断法》反的是外资与民资垄断，保护的是央企垄断。实际上，在国有企业垄断与保护经济安全之间，从来就不存在清晰的界线。《反垄断法》同样无法划清这道边界，《反垄断法》有8条直接指向行政性垄断，整个第5章共6条剑指行政机构通过价格、税收等保护本地企业、割裂市场的行为，意在建立统一的大市场，避免天津出租车只能用夏利、上海出租车只能用大众、当地人只能喝当地啤酒等极端状况重演。建立统一的大市场当然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反垄断法的行政垄断因此剑走偏锋，走到了统一市场的坐标上。
我国面临的垄断威胁主要来自于跨国企业与国有企业，前者受到大资本的庇护，后者受到行政庇佑。要对付两股垄断力量都不是易事，跨国企业挟资金威力而来，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后者则立足本土，深受“父爱主义”呵护。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企业备受呵护，被寄予参与国际竞争的厚望。《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但什么时候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石油垄断巨头不给民营加油站加油，是否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种种具体状况语焉不详，《反垄断法》反国有垄断企业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只能等待国有垄断企业以低效来证明自己不配具有经世济民的垄断地位。
搞笑的是，《反垄断法》只反垄断行为、不反垄断企业的说法，垄断企业如果不通过价格、技术手段获取垄断收益，何必千辛万苦冒着法律风险争取垄断地位，垄断企业与垄断行为一卵双生，根本无法割裂。如果执法机构只着眼于垄断行为，其执法成本之高将超出想象。
有舆论指出，中型企业也可能通过共谋价格、划分市场形成垄断。这是危险的趋势，《反垄断法》尚未实行，中小企业可能率先祭旗，有关高压锅、方便面的垄断诉讼满天飞，而真正获取垄断暴利的重化工业、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反而被轻轻放过。《反垄断法》反垄断的要义因此被割裂，成为对付民营企业并购的利器。
《反垄断法》的作用在现实中被过分高估，这部目前执法者与配套细则无一出台的原则性法律，还不具备执行的可能性。《反垄断法》只是一个备用武器，对意欲实行垄断的大企业起到心理威慑的作用。对《反垄断法》寄望过高不切实际，法不徒行，需要配套细则、法律文化与清晰的职权利架构，种种操作规则还有待完善。制定草案时计划在2008年8月1日前制定40余个配套规则，这是个庞大的工程，迄今为止，无一出台。至于具体执法机构，国务院成立了反垄断委员会，明确其职责，但尚未披露组成机构，人们对能否改变多头管理、多头执法现状拭目以待。此前，工商总局已成立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执法局，商务部设立反垄断局，发改委也承担部分职能，《反垄断法》初出，由谁执法的问题马上浮出水面，利益部门之间的协调向来是行政难点。
如何从制度上保护本国经济
中国商务部2009年3月18日表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未通过反垄断调查，因为收购会影响或限制竞争，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健康发展。延续将近一年的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戛然而止，可口可乐随后宣布不再继续竞购汇源。
中国商务部否决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将引发深远的影响。即便中国商务部经历一年反复思考，并与可口可乐商榷之后，否决案在法律上无可挑剔，但这个决定背后仍然缺乏智慧的光芒—否定了中国经济全球化获益者的身份，给攻击中国贸易保护主义者以口实，损害了国内制造企业的信心，没有能够阻止外资在更为要害的销售、金融等领域的进入。
中国制造企业由于退出渠道的丧失而遭遇沉重打击，已经准备将汇源转手给可口可乐的朱新礼先生不得不打起精神，寻找下一个出价低得多的买家。这种暗示不但会阻止其他大资本进入制造领域，还会妨碍企业做大，以避免《反垄断法》的可能困扰。
中国还不知道如何从制度上保护本国经济，先是缺乏法律，而后是缺乏对法律精髓的正确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