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价博弈中，农民天然居于劣势地位，避免农民得到小笔补偿而失去日后保障，是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有必要加重农民的博弈砝码，让农民持有地票入股公司，分享日后红利，或者干脆像我国台湾地区一样，让农民持地或者持票坐等地价升值，都是不错的方法。关键是让农民获得土地资产的溢价，一劳永逸地解决城市化即农民成为城市贫民的难题。农民获得土地流通权，自然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非正常溢价途径也就被封堵。
种种困难不是改革滞后的理由，在土地市场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已经初露端倪，这是市场突破限制的象征，其意义不在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
要赶上市场化的脚步，有关部门不宜胶柱鼓瑟，有关亏损可以通过市场差价来弥补。此前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在回应“小产权房”问题时曾表示：国土资源部从1999年开始，就在全国不同地方，开展了农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试验试点，现在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在适当的时机再提交国家立法机构，通过立法来解决。
立法解决应该有建设性，关上小产权房大门，相当于关上土地产权变动的大门，关上农民分享土地资产收益的大门，与目前各地的土地市场化努力背道而驰。
与小产权房同样不幸的是集资建房。集资建房从2005年前后的热闹，到2008年的偃旗息鼓，事实上已经夭折。2006年，温州人集资建房拿到了地，开始了反房产暴利与抵抗无良开发商的万里长征第一步。但第二步还未迈出之时，扑面而来的冷水就把人浇了个透心凉。
一些学者在空中楼阁之中替民间市场力量操心，反对集资建房的理由是专业性、信用风险、政策可行性等，这些在国外不是理由的理由实际上掩盖的是房地产庞大的灰色支出的事实。一旦集资建房，原有的房地产利益分配生态链条就将被彻底打破。
像一些房地产商一样，集资建房联盟本质上就是一个项目公司，受政策所限寄身于某个开发商，从融资拿地到建设提供一条龙服务。这一被嗤为不专业的集资建房联盟市场业态之所以能够出现，只能说明专业性的房地产公司所提供的产品结构不敷消费市场所需，市场才有此需求，民间才会出现“不专业”的替代产品。
这些替代者真的如人所担忧的那么不专业吗？我们在联盟中看到融资、法律、建筑方面的专业人士，建房联盟这一组织结构未必不能代替房地产公司发挥作用。在以往对房地产商的批判中，有专业人士分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几宗罪，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只管赚钱和公关，从上游融资平台和预售款掏钱、拖延下游建筑企业工程款，设计外包给设计公司—他们质问：世界上找得出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吗？言犹在耳，如今一些人又反过来对民间集资建房反戈一击，罪名仍是不专业。请问，究竟谁是专业的？究竟谁能代表消费者来发言？代表房地产的消费者的建房团体不公正，那么谁又是公正的、能够代表购房者利益的？
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空缺必然会出现替代产品，如果我们相信民间会自发地形成力量使市场走向平衡，那么，我们此时应该呼吁政府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管制，让更多的房地产企业进入市场，不管这些企业是叫建房联盟、建房公司，还是任何别的什么名称。政府只要以法律法规控制住金融风险与消费欺诈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为什么到关键时刻，反而临阵退缩，向民间自发市场形式反戈一击？这只能让房地产领域陷入管制与高房价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对于温州建房联盟的另一个致命质疑是风险系数高，然而任何一种商业形态都存在失信的风险，难道在房地产行业我们所见纠纷还少吗？好了伤疤甚至伤疤未好就忘了疼的情形不应该成为市场常态。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固执地相信民间的建房团体一定会不守信用，一定会比市场上经过授权的房地产商信誉度差？这种歧视基于观念，毫无依据。现实恰恰给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例证，商业银行、民间集资在温州、台州等地区信用极佳，坏账率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这证明基于本土文化的内生诚信机制的可行性。没有理由认为，在金融领域的成功换至集资建房领域就会带来一场诚信灾难。
当此房地产转折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为民间自发形成的新型商业形态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试验空间，并积极呼吁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措施，使房地产市场成为家电市场一样的充分自由领地。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一路走来，无不经过了这样的阶段。向集资建房大泼冷水，使房地产业在准官方、半垄断的灰色市场中打转，是对自由竞争与消费者权益的漠视。
只有充分竞争，才能降低房价，让更多的人成为中产收入阶层，让中产收入阶层能够自食其力，才能让政府摆脱保障性住房的沉重负担。要拉动中国内需，千万不能打中产阶层财产的主意，以各种显性隐性的手段剥夺这部分人的财产绝对拉动不了内需，只能毁灭内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大规模减少政府开支，向获得超高收入者征收特别税，如向大小非征收暴利税反哺于民众，这样才能同时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提高，和提振中产收入阶层的数量，减少政府的保障负担。
新弱势群体：农民工与无背景大学生
农民工与大学生成为并列出现的词汇，举凡提及就业难、生存困境，就会提及这两大群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冲击最重的又是这两大群体，唯一的区别是，农民工是金融危机时期受损严重却不被重视的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大学生是大声说话的群体。
2008年年底，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大批停产，沿海地区许多农民工提前返乡。农民工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一族，不仅仅因为失业，还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基本保障。农民工数量庞大，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8月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只要1/10的农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 2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