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冬眠继续在何金水的不断改进，不断观察下进行，这种繁硝、覆杂、细致的临床研究工作，全院只有一个何金水去做，也只有他一人愿意去做，内科20多位医生，没有一个人愿意参与，因为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而且风险也大，病人如此病重，医不好是他的命贱，医得好，是他的福气，何苦搞那么多的东西呢？作为主任（赵也好，伍也好），也只希望由何金水一人去担当，因为他们也不信任其它医生能如此细致及负责任去执行人工冬眠时订定的一切规定。再加上初开始研究，无经验的东西，人多手脚乱，先集中于指定少数人去做，有好处，宁愿研究成熟，按一定的模式、守则去执行，这样才可以由大家全体去实行，这是每一样研究的共同规律。由于只有他一人去担此项工作，所以凡是有人工冬眠病例时，他甚至每晚只能睡2—3小时，因为病人一旦有什么变化，值班住院医生不找当晚的值班主治或二线医生，而是值接找他。最多的时候有三个不同病种的病人同时作人工冬眠，这就更热闹了，他这晚不用睡了，第二天照样上班，照样同学生讲课，也照样到图书馆去翻板大量的文献来为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寻找依据，晚饭后，照样跑到河边去畅游一番。
他的助手，就是实习医生及进修医生，这是他唯一可以邦助，也是唯一可以听他指挥的人，而他们也乐意协助他，因为他一边做，一边同实习同学及进修生讲解，使他们能够既有实际，亦有理论，做到理论结合实际：选择人工冬眠病例的适应症、降温问题、用麻醉药的量及注意点、如何及早发现副作用及超量、合并症和转变、垂危的抢救等等。以及要求所有的病情记录，均需详细无误、正确记录，每24小时小结一次，病人痊愈或死亡，必定做一个完整的总结，成功的经验及失败的教训。这些工作，虽然实习医生做了一部份，但大部份是何金水自已去做，因为所有的记录，实习进修生不一定能掌握好重点，因此他虽然强调他们必需要做记录，但他自己也再做另外一份。
护士也是他的好助手。幸好，内科的护士，对他的配合很恰当，这是多年工作默契。内科三个病区，三组护士，每组护士每半年轮换一次病区，而何金水是科室秘书，做了全科住院总医生的职责，全科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是主任要管的事，他都要管，这样才能成为主任的好助手。因此全科的护士都能配合他做好他要做的任何事。内科的护士，凡是危重病人，或急救病人，最喜欢的拍档医生，就是何金水，因为他能迅速、敏捷地处理，而且还帮助护士一起执行医嘱，这是其他医生所不能或少做到的“医护合作”，尤其是对新手护士，因为他本身也是护士学校的老师。由于他在护士中的人际关系好，护士能听他的话，能切实地执行他的医嘱，这是他成功的一大因素。
连日来报纸不断刊登北京及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少知识分子向党提出了建国以来存在着的问题，他们希望借此将国家建设得更好。然而，也因为“四大”，触发了全国性的一场政治风暴。
1957—58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北京的最大的右派集团“章罗联盟”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篡夺的领导权。阳关医院也不例外地要进行这个斗争，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95％以上，都是好久，坏人只占5％不到”，于是全国各地，不明文地去找那5％不到的坏人。
医院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些知识分子凭着自己多读两年书，看不起党的领导，胡说什么“大跃进搞垮了！”。
“人民公社搞垮了！”
“大炼钢铁搞垮了！”
“农民已接近饿死边缘了！”
阳关医院在深挖细找的政治攻势下，在全院大搞群众运动基础上，找到与全国右派集团相呼应的右派份子：
内科吕庭举：“除四害，捉禾雀，劳民伤财”。那次除四害，团支部发动去捉麻雀，吕庭举一时发牢骚，那句话怎知给外科程才听入耳，此次反右运动，却给他翻了出来，添油加醋，就成了他反对党的一条重要罪状。
妇产科赵亚兰：有一次，她同病人开玩笑，说了一个有关包公的故事：“包公请酒，人头落地。”反右运动开始，她这个故事被外妇科党支部抖了出来，而外妇科支部委员程才，在这个过程中，也立了大功，说赵亚兰反动透顶，冷嘲热讽“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包公请酒，”借古讽今，抵毁共产党，因赵亚兰的父亲是解放前的律师、大地主兼恶霸，1952年被共产党镇压了，赵亚兰对党怀有刻骨仇恨，借大鸣大放，疯狂向党进攻。
外科成绩最大，掀出两只大老虎：外科主任徐方方及外科医生陈以徽。本来这两人都是外科的骨干力量。徐方方抗日战争期间毕业于军医大学，其后在美军中服务，中英文都是一流。抗日胜利不久，他就与太太爰意一起来到这个加拿大教会办的仁济医院（阳关医院的前身）做外科医生，得到当时仍在医院的加拿大医生的重用，练就一手好本领，成为外科副主任。当1952年，加拿大医生全部回国，他就坐正成为阳关医院的外科主任。然而，人的弱点就是当你有成绩后，就容易自满加骄傲，脾气暴燥，他也如此，在外科动不动骂人。做手术时，一不满意，摔刀子，扔钳子是天天都发生的事，同他拍档的护士及下级医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但无办法，他是主任，上台做手术也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的，所以，不少人只是忍气吞声。现在反右派运动来了，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上他平时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老虎屁股摸不得，从来就口不择言。这位在美军中的上尉军医，国民党的少校军医，由于他的历史背景、平时言行、态度嚣张、加上人际关系恶劣，于是将“要成立多党制！”、“农民已接近饿死边缘！”、“共产党、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些莫虽有的名词硬套在他的头上。在斗争右派分子徐方方的大会上，党团支部发动了不少平时对他憎恨的人上台发言，而程才在这次斗争大会上表现最为出色，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就此紧紧地套在他的头上。
陈以徽，他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真是冤枉，主要他是外科主任徐方方的得力助手，谁人都害怕老徐，唯独陈以徽不但不怕，反而得到徐的大力尝识与培养。在他的周围，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外科医生，都得不到徐的重视，反而是陈能独占鳖头。当然，陈以徽的确是一名既聪明，又有实学，年青有为的人，以他只有卫生学校毕业的学历，却能在短短四五年内，他的“普外”做得非常出色，同届的有名大学毕业生比不上他，尤其是急腹的处理。可是这更激起由嫉妒所引致的憎恨，也由于讨厌徐方方到“泱及池鱼”的陈以徽。算他倒霉吧，反正政治运动到来，总要找一些人做下“反面教员”，于是’在凑足5％左右的“坏人”（地、富、反、坏、右，合称五类份子，都是坏人的一类），将他也划为右派分子。不过，他这个右派分子，比起其他的人，算是幸运，因为根本没有怎样“批斗”他，据说是他的态度良好，就由外妇科支部开支部大会，要他在支部大会上检讨检讨就过去了，不必在全院大会上反反复复地斗个半死。其实如果拿他在全院大会上斗，斗些什么？根本就无什么好斗，能将些什么样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呢？干脆走过场算数。
护理部门也揪了一个大老虎，这就是徐方方的老婆姚爰意。她是一位能干，有魄力，组织力强，能说会道的女人。但凡这样的女性，总有一个特点，就是够恶。因为她非常有主见，她希望她的主见能得到每一个人的拥护及执行，于是，每当这类人达到领导岗位后，她会行使她的充分的职权，去支使别人做她认为对的、或正确的事，不单只做，而且做得好，做得快。这是一个很善意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自己。不过，她没有考虑到一点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群中，绝对不可能都能像她那样聪明、敏捷，那样对工作如此容易理解，容易执行，也就是说十个手指有长短。她没有理解到这些，或者她虽然理解到，却没有很好地、妥善地搞好人际的关系，如同她的丈夫一样。结果同走一条路，大部分护士对她没有好感，见面时对她似乎颇尊敬，背地里以“老虎乸”尊称。因而在反右派遣一场政治运动中，大家对“毛主席怀有深切的爱，对右派分子怀有深切的恨”那样深刻的阶级感情的政治情绪下，夫妇二人，就在这种群众运动中，双双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打落万丈深渊。
还有一个，就是手术室的护士长张霭玲，她将近40岁了，还未结婚。当然，在阳关医院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姑婆”多，以张院长，王副院长为首，大大小小护士长及“老护士，老助护”不下十多二十个都是“老姑婆”。张霭玲也具备了老姑婆的特点：腌占腥闷，吹毛求庇，大声夹恶。因而惹来不少的怨声。凡是进入手术，都是在她的势力范围，都要受她的挑剔。反右运动，为了要凑够数，也把她划入“右派分子”一列。
反右运动，收获最大的是外妇科支部委员程才。他因为反右派有功，在支部获得表扬，并且被提拔为支部副书记。全院所有的右派，几乎都与外妇科支部有关。不是他的功劳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男助护，却被保送去进修为“麻醉科专科医生”。对于他来讲，这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他的一生的重大转折点。如果没有这几个该死的右派分子，他又怎样能平步升云呢？
一个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麻醉专科医生，这是一种又红又专的新知识分子的最受崇敬的尊称。
副院长潘钻应在这场反右斗争中，也好不了多少。由于他是行政院长，他有纵容包庇右派分子，使右派分子在这几年中如此嚣张地掌握了医院不少重要部门的领导权的嫌疑，在医院党委员会中，反复多次对他进行“批斗”。最后虽然免于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列，却也成为“右倾主义”分子，在党内被处以“留党察看”的严重处分。
1958年大跃进，蓬江市办起了业余大学医学院，医院也为了帮助那些未经正规大学毕业的医生，进入业余大学学习，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经受正规的大学教育阶段，不致在教育程度上被人歧视。这是一种良好的意图。
于是何金水、麦惠珍、王瑞喜、陈以徽、赵予容……等十多个阳关医院只读过医校的中专生，进入业余大学。他们日间照常上班工作，晚上上课，一个星期四个晚上，四年完成本科理论课程’另一年实习，合共五年。
其实这些课程对于何、王、陈、赵……他们是多余的。因为普通大学医学课程对于他们已经熟悉，并且超出了这个范围，向更高、更深的学术领域冲刺。他们通过几年来不断艰苦地自学，也不断地通过教各类不同学历、不同程度的学生中达到“教学相长”，或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钻研，完整而系统地学习正规大学所需的所有内容，他们完全有这样的程度，去做好教学医院或地区医院所应该要求他们的临床及教学工作，而且也在不断继续下去。更由于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地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一篇又一篇的学术论文从他们的笔下写出而发表在国内最高级、最有名的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人民保健、广东中医。可是因为他们的毕业证书不是大学本科，于是处处受到一些歧视的目光，以及工作上留难。这些另眼相看的人，不是来自领导层，而是来自大学毕业的同辈医生。院级及科的领导层反而相信这班人的学识、能力，可是一些同年资的、或晚一些年资的本科毕业生却处处出难题。虽然，他们的任何难题从来也难不倒这几个从各方面来看已经成为各该科的台柱。但这给领导层难于下台。就拿晋升一事为例，这批中专生完全胜任正式主治医生、讲师的职务。可是，同一年资的某些大学毕业生，不一定比他们强；从个人的理论水平、临床研究项目、发表在国内一级杂志的论文、教学的方式方法、带教实习医生时获得的好评……等等，这批中专生都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该升谁好？领导上的难处就在于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希望鱼与熊掌都得，于是得出的结果：谁也升不了，却谁都有得升！这就是只好委届一下，大家都是“二线”医生，这只是阳关医院特有“代主治”的称号，平起平坐，平等对待。
业余大学，就是为这班人铺一条晋升的道路，好让他们在业余大学毕业后，有了晋升的条件。
当然市内其他来读业余大学的人，很多都不是这种程度。他们这几个特殊的学生，既是学生，又是业余大学的兼职教师。何金水兼教细菌寄生虫，到临床科时，他也是传染科及内科的教师。王瑞喜兼儿科、陈以徽兼教外科、赵予容则兼放射。这种既是学生，又是老师的身份，只有在大跃进年代才会出现的现象。按规定五年，他们几个不需要再经实习，就这样他们经过四年的完整教育毕业。
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在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展开了。
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全民大炼钢铁。整个中国，从山沟、农村，到各大中小城市都起了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