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兵部职方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州府每三年制地图送至中央，由于每三年绘制并呈报一次，故中央所藏各地图相当多，于是根据各州府的地图而绘制全国总图，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有“十道图”。唐太宗时依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十道图”就是全国地图，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十首图有：长安四年（704年）《十道图》十三卷，开元三年（715年）《十道图》十卷，李吉甫《十道图》十卷。这些十道图除地图外都附有说明。唐代最有名的地图为贾耽所绘制，贾耽是唐德宗时的宰相，性好地理学，凡四夷来华使者和唐朝出使四夷还朝的使者，贾耽一定要与他详谈，询问各处的山川形势，因此他对全国的地形、边境地区的情况了解得相当透彻。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被吐蕃侵占，至德宗时为时已久。唐政府对安史乱前陇右及西方的旧戍所知已很少，贾耽乃绘陇右、山南地图，并附河源形势，名为《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另撰“别录”六卷，以解释地图。贞元十七年（801年），贾耽又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地图—《海内华夷图》，宽三丈，高三丈三尺，其制图之法，一则继承了前代的“分率法”，即按比例尺作图，一寸代表一百里；则用黑字代表古地名，红字代表今地名，来表示古今变化，这是后世地图用两种不同颜色的字来表现的开端。贾耽又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作为对《海内华夷图》的解说。可惜原图已失，仅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据原图缩绘的《华夷图》刻石保存在西安碑林，贾耽还有《皇华四达记》10卷、《贞元十道录》4卷。
此外，还有广陵李彦所画的五色《地志图》，图中遍画全国地形、物产、城邑、古迹和当时内外疆畛险要，而以五种颜色相区别。可惜早就失传了。
唐朝另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是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是唐宪宗时的宰相，该书成于元和八年（813年），共四十卷，目录二卷。叙述元和年间中国郡县概况，包括四十七镇。内容有户口、物产、土贡、山川险易、州县沿革及四至等。每镇之前附以地图，故称“图志”。现在图已丢失，文字也有很多缺失。该书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方总志，对后世方志的编纂影响极大。
唐德宗时的宰相杜佑于贞元十七年（801年）撰成《通典》二百卷，其中的《州郡典》十四卷，在方志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详细记载了云南的山川道路、民俗物产，为研究古代云南的地理和南诏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唐代的佛教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代继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全国“交兵之外”建立寺刹。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大规模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的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高宗即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利用《大云经》，为其夺取政权制造依据，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又造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玄宗时，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得到玄宗的信任。终唐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武则天曾封沙门法郎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中唐以后，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避免赋税，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佛的意图。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下令大规模禁断佛教，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堤、兰若等佛教建筑四万余所，收没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唐代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成绩颇为可观。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设置译场，历朝相沿袭，直至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才终止。前后译师26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玄奘、智通、伽梵达摩、阿地瞿多、那提、地婆诃罗、佛陀波利、杜行岂页、提云般若、弥陀山、慧智、宝思惟、菩提流志、实叉难陀、李无谄、义净、智严、善无畏、金刚智、达摩战湿罗、阿质达霰、不空、般若、勿提提犀鱼、尸罗达摩。这些译师中有好几个中国僧人、居士。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主面也超过前人，把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介绍过来。由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在隋代所编佛经目录的基础上，唐代陆续编成佛经目录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智升所撰《开元释教录》，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依据。
鉴真和尚漆像唐代佛学义理的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最先为隋代智岂页所创立，灌顶弘传的天台宗，到唐朝有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依次传承。会昌毁佛，天台宗声势衰落。此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晚年在长安受到唐高祖礼遇，被立为十大德之一。吉藏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稍后贞观年间有元康，著《三论疏》。唐代这一宗逐渐不振，其中修习禅法的渐与禅宗合流。唐代玄奘和窥基创立了法相宗，玄奘门人慧沼、智周相继阐扬，使此宗达到极盛。但因其理论过于繁细，难以通俗，终归衰落。其次，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了律宗，称为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他们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见解不同，长期得不到统一，最后学是南山宗畅行，余宗衰落了。此外，义净一家也讲求律学，他曾费时25年，经历三十余国，留心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纪录寄回国内，即称《南海寄归传》。法藏所创华严宗，由弟子慧苑、澄观、宗密等传承。宗密融合禅教，南彻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朝此趋向发展。由印度相继来唐的善天畏、金刚智本来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来华后互相授受，融合成更大的组织，后经过一行、不空的阐述，充实了内容别创密教一宗。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逐渐衰颓。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唐代善导集大成建立了净土宗，后来怀感、少康等递相传承。此外还有慧日亦宣传净土教，别成一系，还有迦才、承运、法照等也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土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最后还有禅，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慧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是为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此外，隋代信行禅师创立的三阶都延续到唐代，初唐一度很兴盛。从武证圣元年（695年）起，三阶教一再遭到官方禁绝，到唐末此宗派绝迹。
唐代佛教信仰深入民间。除了通过各宗派教义传教外，还有直接与群众生活联系的传教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语言或结合故事来讲解佛经，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等，这些讲经材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观赏，或约集庙会，这都起了间接传教的功效。
唐代佛教急速的发展，使它与道、儒两家在政治思想上冲突日益加剧。在道教方面，唐初有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评击佛教。沙门法琳及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刘进喜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作《辩证论》，予以反击。这次冲突以法琳被发配益州结束。此后朝廷时常举行佛道的辩论。后来武宗禁断佛教，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不可调和而致但佛道两教的冲突也是原因之一。在儒家方面，韩愈写《原道》一文攻击佛教，认为佛教教人无为而徒食，无益于国家，又佛教乃外来夷狄之法，与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的辟佛议论给后世很大影响。佛教在与道儒思想冲突的过程中，三教进一步融和。天台宗湛然写《止观统例》一文。将佛教修止观说或与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止观法门在于恢复人性之本。这种复性之说容易为儒者所接受。韩愈门人李翱结合禅宗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宗的中道观，写成《复性书》，即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这种倾向在唐末五代时期发展成为一股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
唐代佛教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宝库。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在艺术方面，佛教建筑、雕刻、绘画都有很大发展。始建于北魏的洛阳龙门石窟，高宗、武皇时期又大加营造了奉先寺大佛，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诸窟彩塑佛像，柔和生动，尤有特色。随着变文的发达，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经变图画，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有弥陀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唐代佛教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结构，如玄宗时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发展在国外发生了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络绎来华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到日本传教，如此相承不绝。新罗来唐僧人有义湘，太贤、道伦、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他们分别在国内传华严、法相，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形成禅门九山，盛极一时。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来华日僧道昭、智达、智通、智凤、玄学法于法相宗，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又先有道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赴日传戒，成立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于日本奈良时代，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法相学传入的俱合宗，并称奈良六宗。在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又空海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国创真言宗，于是日本佛教形成完备的规模。
塞上的文物宝库——敦煌
敦煌县座落在甘肃省的西北部，河西走廊的尽头，靠着沙漠的边缘。在它附近一带，黄沙莽莽，显得颇为荒寂。然而在沙碛深处，悬崖陡壁上排列着蜂窠似的洞窟，从绿荫中透露出来，却给人以别有天地的感觉。这便是名著世界的文物宝库——千佛洞莫高窟。这里曾藏有古籍两三万卷以及佛画、佛幡丝绣品等；洞窟中的塑像有2400余个；壁画以高5米的画计算，全长约达25公里。这真是稀世的珍藏啊！
敦煌在历史上占过相当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从长安到此，分为两线，北线往吐鲁番、库车，至疏勒逾葱岭；南线经白龙堆、罗布泊至和田，再往西北，经叶尔羌逾葱岭。在古代这条重要的交通线上，敦煌是咽喉要地。
佛教传入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凿石窟，雕佛像，绘壁画，以敬礼菩萨，这套印度佛教徒的风气，传入了中国，从新疆、甘肃起，逐渐影响到南北各地。北朝、隋、唐，此风最盛。大同云岗、太原天龙山、洛阳龙门、青州云门山，中原一带，处处有其踪迹；东北远达义县，南则由甘肃传入川滇，四川有大足、嘉定等石窟，云南有剑川石窟。
敦煌莫高窟是历时最久、内容最富的石窟。它开凿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这是有碑为证的，但据另一些敦煌文物的资料，创建的年代可能还要早些。它在北魏时兴盛起来，中经隋唐五代，至北宋、西夏时渐趋衰微，到元朝时才停建新窟，前后共历1000年。
它的藏书等可移动的文物，大约是在北宋中叶，被僧徒藏在复窟中，再加以堵塞的。它的壁画雕塑，因五代以后，中原人士很少涉足其地，不大受人重视。清朝时候，虽有个别的人加以赞美，但也不曾引起轰动。清光绪五年（1879年），匈牙利人洛克济和斯希尼，偷偷地到我国西北调查地质，看到了敦煌的壁画雕塑。公元1902年，洛克济在德国汉堡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讲了敦煌艺术。英国的斯坦因听到后，就产生了掠夺的野心。“我国学术之伤心史”的一页从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