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方面，让我们的信念及价值观体系影响自身评价信息和证据的方式是合乎情理的，这是一种便捷的方法。它能让我们避开查明事情真相的繁杂工作，比如在决定前要选择确凿的证据、了解提出的陈述是否合理或调查信息来源有多可靠。既然我们不可能有时间、精力、兴趣或专业知识来帮助我们亲自审核所有的观点，那么依赖对值得尊敬的人的信任来作出决定和选择就是可以理解的。的确，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却形成了盲点，有时，我们盲目地拒绝了某些应该更加认真考虑的证据，而也有些时候，对那些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审核的证据却轻易就接受了。
◎世界观使你相信模糊证据
已有的世界观和信念体系会让我们产生模糊证据的盲点，之所以模糊，是因为这个盲点阻碍了我们清晰地去了解证据。社会学教授、《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据》一书的作者乔 贝斯特提供了一个典型的错误证据的例子，那些错误证据明明应该被质疑，却被盲目地接受了。贝斯特引用了 1995年某一学术期刊中提出的陈述：“自从 1950年以来，美国社会每年被枪杀的儿童数量都在翻倍。”贝斯特说，这一陈述不可能真实，如果 1950年仅有 1个儿童被枪杀，那就意味着 1951年有 2个儿童是枪击案的受害者，然后 1952年 4个，1953年 8个，然后依次类推。
“到1960年，数字就应该是1024，1965年的数字是 32768……到1970年时，死于枪击的儿童数量就应该超过 100万；1980年时，这个数字应该是 10亿（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的 4倍）。”为什么如此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且具有相当智慧的人——期刊的编辑、论文的评审、在博士论文中引用该数据的博士生、评审学生论文的教授等——都没有质疑这一数据？我怀疑，他们的价值观使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事件非常敏感，任何旨在降低暴力行为的社会项目他们都倾向于表示支持。正如贝斯特在书中反复指出的，我们往往会毫无疑虑地接受对我们的项目有利的数据，而拒绝那些跟我们观点相反的佐证性数据。
◎证据无法解决纷争的两个原因
当人们对不同问题的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时，如“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有多严重”，人们就这一问题提供的证据根本无法解决争端。其中一个原因是一方观点的支持者总是会忽视或不接受另一方提供的证据。常常，他们都认为对方的证据来源并不可靠，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故意欺骗人们的。他们认为提供证据反驳自己观点的对方都是在耍阴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而有意掩盖真相。
不幸的是，这样的指控经常在现实中出现。美国物理协会主席罗伯特 帕克写道：在最近几年，如果我们要学习一些东西……我们不能不加评鉴地就接受权威机构的保证。我们看到烟草公司在极力压制尼古丁成瘾及吸烟对健康影响的研究；核工业、化学品公司、药品制造商、汽车工业——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在不断掩盖事实的真相。联邦政府也和核武器制造商一道，策谋掩盖工厂附近的核辐射的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欺骗能够也一定存在，所以，对于和自己不一致的观点，我们总是试图通过驳斥对方在欺骗或耍阴谋来进行攻击。
某些证据对争端而言影响力很小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完整。许多事情要求我们填补空缺。例如，罗伯特 帕克认为，科学家们对全球气候变暖有不同意见的原因很复杂，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真实数据和其中的物理现象观点不一致，而是因为回答“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有多严重”这一问题需要推断未来的情况。这就要求基于过去的事实来做假定，而我们过去的知识也是不完整的。那怎样来填补呢？帕克说我们在用早期形成的世界观来填补，即“在母亲怀里学会”的观点，因此，全球气候变化的争论就变成了价值观的争论，而不再是有关科学的争论。世界观对思维的控制会导致我们对不断出现的证据漠不关心，只有当那些和我们价值观接近的人突然开始转换他们的立场，承认气候变化是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此时，我们才会重新考虑这些证据。
◎遗漏的证据和盛行模式的影响
在我们要解决的难题中，总是会存在遗漏的片断。正如畅销书作家、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里安 埃斯勒所写的那样，尽力理解远古发生过什么，就像是“拼一个巨大的拼图，而且拼图有至少一半已经被破坏或遗失，因此，不太可能完整地重现出来”。当我们努力重现上周或去年的某些事情时，即使只是遗漏部分片断，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一个挑战。当然，要确定在微小得看不见的原子世界发生了什么，或者要了解他人心里隐藏着什么，那就更加困难了。
然而，埃斯勒写道：“最大的阻碍……并不是我们缺乏如此
多的片断；真正的阻碍在于当下盛行的模式让我们很难精确地对已有片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推论。”盛行的模式就是我们已经形成的世界观，包括其中的一整套价值体系。所有微小的信息，只要它们符合自身世界观，我们就会尽力将它融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形成一个整体，以便于更好地认知世界。我们的盲点就在于，我们会选择性忽略一些不符合已有世界观的信息片断，并且会毫不思考地就接受符合世界观的信息片断。我们怎样能消除这一盲点呢？
策略：沉住气，证据不足时别开口
当我们依照自己的世界观或价值观来筛选证据时，我们怎么能克服随之而导致的盲点？什么方法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证据的真实性？
◎策略1：停下来并自我询问以找到清晰的证据
解决上述问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当这种盲点发生时，我们要注意到自己没怎么思考就作出了判断。2003年 7月，我读过一封读者写给编辑的有关指控篮球明星科比犯强奸罪的信。那封信的作者赖恩 霍利维尔是这样开头的：“面对有关科比性侵犯的铺天盖地的新闻，我越来越觉得恐慌。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确认了这是个事实，即使目前根本就没有确切的证据，陪审团也没有裁定，律师也没有进行辩论。”霍利维尔指出，有些人“一心想看到科比的形象崩塌”，以至于他们自动地假定他是有罪的，而另外也有些人得出结论说指控科比的人就是在说谎，她只是想讹诈一些钱，然而，“这个年轻女人并未提供证据”。谁说的是真相？是科比还是指控科比强奸的女性？这封信的作者请求大家意识到，在判决之前，回答这一问题的最好答案就是“不可能确定”或“不确切”，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证据，只有提供了有关这个事件的一些证据后，才能帮助我们重建当时事件发生的原貌，比如哪些发生过，哪些没发生过。因此，解决无法清晰地辨别证据这一盲点的第一步就是放慢速度并询问自己：“证据是什么？哪些证据符合自己的世界观？”
◎策略2：开放态度——“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临床心理学家肯 摩斯一直接受残疾儿童父母的咨询，他讲过一个来访者的故事。玛丽是个 3岁的小姑娘，最近被诊断出有严重的听力损伤。玛丽的妈妈不相信这个诊断，坚持认为玛丽能听到他人在背后小声叫她的名字。听力矫正专家要求妈妈证明，于是她就让玛丽转过身去背对着自己，然后大声地叫了声“玛丽！”与此同时，她还在木地板上跺了跺脚。由于感觉到了振动，玛丽就转过身来看着妈妈，而妈妈则一脸胜利地望着专家。
此刻，听力矫正专家可能会对这位妈妈的反应感到震惊，他其实是想努力地让妈妈认识到玛丽听力测试的不良成绩，并促使她承认测试结果更为精确。如果他这么做也许可以改变妈妈的态度，但是，也可能无法动摇。他的这种做法有可能反而导致玛丽的妈妈更固守自己的观点。他该怎么办？
肯 摩斯建议，听觉矫正专家可以采用提出“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问题的方式。他可以这么说：“玛丽失聪的事实看起来你没法接受，能跟我说说，如果我的诊断没错，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如果玛丽的妈妈这样回应：“这将意味着，我的孩子从此以后将不再有正常的生活……不再会快乐……不再会体
会爱的快乐，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那么专家可以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那么我完全能理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玛丽的诊断。”此时，听力矫正专家就步入了良好的沟通轨道：他确认了妈妈不能接受女儿的诊断结果。他也为他们种下了种子，也许有其他的方法来考虑玛丽及她的病情。也许这个诊断并不一定就会带来玛丽的妈妈所恐惧的那些事情。
“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它能深入我们拒绝证据的核心，即触及我们潜在的痛处。对玛丽的妈妈来说，采取拒绝的态度在逻辑上没有丝毫意义，但是从心理上来讲，她需要减弱这种现实带来的突如其来的痛苦，尤其当“它意味着什么”是如此令人崩溃时。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的确是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辨别自己所拥有的价值观、面临的事实或证据会存在威胁，会让我们产生恐惧感。一旦我们看到某些事实会威胁到自己重视的东西，比如某个我们十分珍视的价值观或希望，我们也就更能面临挑战，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评估当下的证据。
◎策略3：从两方面深入考察证据
当考虑问题前，有了清晰的证据和开放的心态后，我们要提出更难的问题。
当他人的表述跟我们的信念矛盾时，我们应该询问：
◆这一跟自己观点相反的表述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
◆是否他人的观点也有些是真的，即使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真实？
◆对于他人的这些表述，我能在多大程度上肯定它们毫无
用处或完全不真实？
当他人的表述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应该询问：
◆ 是否有可能我们提供的某些证据基础并不稳固？
◆我们声称真实的东西是否随着事情的发展而永远真实，还是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会有限制？
◆在多大程度上我能肯定，这一证据不需要附加条件就能成立？
当人们诚实地回答“我有多肯定”这个问题时，他们经常能发现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就像陪审员一样，在我们不确定心中的疑虑能否最终形成一个切实的、有根据的怀疑，不确定这样在决定自己是否相信之前，就应该更进一步调查。
◎策略4：积极寻找和先入为主观点相悖的例子
假如你带一些学生出去参观旅游，参观完博物馆后，孩子们欢呼着跑到大巴上，你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只有 22人，还缺一个。你重新数了一遍，这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