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昆曲的发展，很能给人一些启示。昆曲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剧种，它甚至是许多戏曲剧种，如京剧、粤剧等形成的重要源头。但是在魏良辅时期的鼎盛之后，渐趋衰落。上一世纪50年代中，因为一出《十五贯》而走红京师，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影响遍及全国，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北京、江苏、上海等地，都有了昆曲剧院。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成功和比较成功的剧目，如《南唐遗事》、《偶人记》等，然而像许多戏曲剧种乃至话剧一样，发生了较长时间的低迷，说是危机也可以。这很让从业者和有识之士忧虑，而危机之议、振兴之说，更是甚嚣尘上。人们做了不少努力，却收效甚微。有一种看法认为，是戏曲节奏太慢，不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不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要，甚至有人认为是现代传媒如电视抢走了观众。然而，由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主持并广邀大陆、港台两岸三地艺术精英联手打造的青春版《牡丹亭》却一举走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台北、上海、北京的演出，都盛况空前。以前说，戏曲出现危局，是因为大学生不欢迎，但青春版《牡丹亭》恰好是主要在大学校园里演红的，我在北大看这出《牡丹亭》演出，就颇有感触。连演三晚，分上、中、下本，每晚四五个小时。剧场里大学师生坐得满满当当，从头至尾，无人离席，大家都沉迷到台上台下互动的浑一的审美境界中去，秩序好极了。大幕落下，大学生们仍坐着鼓掌，这让人感动，也让人深思。看来，并不是节奏快慢的问题，也不是现代传媒排挤的问题，更不是大学生不欣赏的问题。关键是要有艺术的精品呈现给观众，引起他们的审美共鸣与满足。最近，江苏省昆曲剧院请田沁鑫执导的青春版《桃花扇》的演出成功和引起轰动，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都是昆曲，节奏典丽舒缓，甚至起用了更年轻的只有16岁的女演员做主角。另一个例子是在曲艺界相声的低迷中，忽然从天桥爆出一个特受观众欢迎的郭德刚，他十年苦修，十年坚守，终于熬出了头，一时红得发紫，甚至成为媒体追逐的热点。以昆曲而论，底蕴深厚，已被联合国评为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的榜首，理应成为盛世乐章的一章。相声，这块出了候宝林、马三立等大师的民间瑰宝，当然理应再造辉煌。那么，难道其他的艺术门类、品种、体裁不应从中得到启示，共襄盛举，共创繁荣，成为盛世交响中的一个乐章，不能成乐章，做一个音符、一段旋律也好嘛！
最后谈谈文艺生态的问题，不同风格，不同学派，争奇斗艳，既有竞争，又有和谐的问题。
生态是借用的概念，用来指多种要素组成的文艺格局。比如不同的题材，面对着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形成作品反映生活内容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这些题材都是需要的，不宜畸轻畸重，这便形成题材的生态格局。再如风格，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中讲，风格的创造，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只要是成熟的作家、艺术家，就会在艺术上表现出自己的人格与个性，就会有自己的题材选择与处理，从而形成他不与任何人雷同的艺术风格。严格讲，风格就其本性而言，本来就是不可重复的。因此，便有了风格的多样化，便由多种多样的风格，组成了一个时期文艺风格的生态格局。马克思最反对风格的单调，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愤怒地指出，既然自然界不是只有一种颜色的花朵——黑色的花朵，那么，有什么理由要求作品都按照一种风格——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官方风格去写作呢？马克思自己虽然很少写文艺作品，但是按照李卜克内西的研究，他的著作都有其独特的风格——马克思的风格，但各著作之间的风格又有差异，如拿《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相比。列宁和毛泽东也都在风格的多样上，在作家、艺术家创作的自由空间上，发表过经典的意见。
不同的艺术流派，不同的文艺学术流派，在其艺术的倾向、艺术的风格，或学术的主张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大相径庭，但只要不违法违宪，不违背“二为”方向，就都有存在的理由。文艺界的领导，在原则上都应一视同仁，不宜以自己的喜好有所偏私。到底哪个更优，放手让他们去竞赛、竞争，让评论家去辨析、去争论，让公众去选择。
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多个学派的并存，是文艺生态所必须，也是和谐的必要前提，更是系统内在动力的、活力的源泉。如果不是多，而是一，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以文艺批评而论，批评观念、批评方法、批评模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多元并存，例如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可以坚守现实主义的批评观念，但也不应排斥其他批评观念和方法，例如：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批评、心理批评、后现代批评、叙事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等，都自有其价值和优长，即使同一个作家作品，用不同的批评观念与方法临之，也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不妨竞赛，竞争，看谁的批评更到位，更切中要害。
竞赛，竞争，撞击，都是多元格局下，实现和谐并迈向更高境界的和谐所必须。议论纷纷，众口难调，乃至争持不下，都是正常现象。我们应该相信多元互补、多元并存的客观真理性。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就会取一种宽容、宽和、宽厚的仁爱心怀，去营造和谐的充满生机的文艺趋势。
和谐的社会，需要文艺的和谐，和谐的文艺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将以和谐的心态，迎接中华民族历史上又一个新的和谐盛世的展开。
（本文于2006年曾发表在第四期《文学评论》，有较多删略，此次发表为全丈）
2006—3—24午写成于六砚斋
2006—4—7晚在白鹿书院讲授
作家的基本素质
白描
一、创作的准备和训练
从事作家这种事业，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系统的训练。
大家知道，路遥是陕西清涧人，后因家庭原因过继给延川的伯父。记得路遥生前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7岁时，路遥随父亲去远在延川的伯父家，因路途遥远，晚上露宿在一个废弃的瓜棚中，半夜时饥饿难耐，路遥就去附近的包谷地里偷了老乡的几个包谷准备烤着吃，结果火光引来了附近的老乡。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粮食极其匮乏。看到前来追问的老乡，路遥的内心充满了恐惧与自责。正当他准备接受老乡的惩罚时，他的父亲向老乡们讲了他们的处境，憨厚的陕北老乡原谅了路遥和他的父亲。从那一刻起，路遥被村民的宽容感动了，他的灵魂获得了升华。从而使路遥在以后写这块土地时，他总有一种血脉相连发自内心的感情。
路遥是新世纪以来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之一，但是和大家相比，路遥没有受过系统的精英教育，那么他创作的基本素质是从何而来？
构成作家精神生态系统的要素最主要的是情感经验，路遥所经历的苦难的体验，以及他对人生的把握和认识，加之他丰富的内心生活，敏锐的情感，形成了一种丰富宝贵的积累。陈景润的精神生态系统肯定有点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成为著名的数学家，但是如果路遥的精神生态系统出现一点点问题的话，那么路遥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我国曾有古语：世事洞明皆学问。
作为一个作家，他的经历特别是触动心灵的经历，能帮助作家形成洞察生活的能力。苦难的童年是路遥成长的天敌，也成就他的创作，他超越了苦难。苦难中的人和事，对他的影响非常深，也就成了他写作的源泉。
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是人学。文学是人类以审美眼光对自身的生存状态、社会情感和生活理想的创造。作家说到底是写人情、人性的，我刚才讲的路遥的那个故事就是个例子。作家的经历特别是深入内心的最痛苦的事情最能给他灵感，也最容易沉淀下来，使人变得不那么浮躁。
红卫兵运动时，路遥曾当过革委会主任，而曹谷溪是另一派，他们在监狱相识，最后曹谷溪成了他的老师。当时，革委会主任这个职位令许多人羡慕，但后来清查武装斗争他被划为反动派下乡劳动改造。路遥当时的经历也就成了高加林这一人物的原型。当时曹谷溪主编《山花》杂志，路遥从此崭露头角，出了他的第一部诗集，也从此走上了文坛。
社会剥夺了他的权利，他自己迫不得已以文学表达他的态度，向社会发言。因为他当时是被推荐上大学的，第一志愿是陕西师范大学，但是政审没有通过。西北大学也没有接纳他。是延安大学宽厚地接纳了他，所以他一直对延安大学感情特别深厚。童年时，他不像别的孩子一样可以和其他伙伴出去玩，不是他不想玩，不会玩，而是他没有鞋子，也不敢放开玩，因为他的裤子已经不知道缝补了多少回，难免会出现裤子破了的尴尬。有时，村里的女孩给他缝补。人家摘酸枣时，他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别人可怜他，就给他一些。他当了作家成名以后，那些曾经帮过他的女孩们已经嫁人、生孩子，他决定写出这些让他刻骨铭心的人们，于是就有了刘巧珍的原型，像刘巧珍这样的姑娘，陕北大地上到处都有。而德顺大爷可能就是偷包谷棒时原谅他的那个老乡。黄土地成就了他，赐予了他人生的经历和苦难，使这些变成了他的财富。作为一个作家，即使没有苦难，也要有体验社会人情的能力，还要有知识、智慧等等。延大对他的最大好处就是老师和图书馆。
二、执著、专一的目标
作家是既风光而又艰苦的职业。1985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陕西各县市35岁以下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的有1500多人，但后来坚持下来的不多，取得重大成就的更是少之又少，像忠实、路遥、平凹。路遥的目标感很强，确定目标后他一定要实现它，他也多少次想放弃文学，比如当时延安大学主要培养的是教师和行政干部，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目标。他认为自己的一生不应该那样过。柳青曾经说过：当作家要甘于寂寞。文学现在正规化了，走上了应有的道路。这是商业化与许多作家写作风气不踏实最好的解释。
《人生》问世后有很多论断说：这是路遥不可逾越的高度，代表了他最高的成就。但他不那样认为，为此他甚至也怀疑过、苦闷过一段时间。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土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往年月的梦。也许是二十岁左右，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我的心不由为此而颤栗。这也许是命运之神的暗示。真是不可思议，我已经埋葬了多少‘维特时期’的梦想，为什么唯有这个诺言此刻却如此鲜活地来到心间？
几乎在一刹那时，我便以极其严肃的态度面对这件事了。是的，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某种抱负的人，在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会有过许多理想、幻想、梦想，甚至妄想。这些玫瑰色的光环大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而消散得无踪无影。但是，当一个人在某些方面一旦具备了某种实现雄心抱负的条件，早年间的梦幻就会被认真地提升到现实中并考察其真正复活的可能性。”
这是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的一段话。
三、坚韧的品格和强烈的超越意识
作家最大的任务就是自己和自己战斗，否则创作的心劲儿一泄就没有了，也就写不出什么作品。
1980年发表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有人说，这是秦兆阳个人的爱好。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路遥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句话就是“我尾随着长长的领奖队伍……”其实他此时心里早就已经“暗藏杀机”。其实我也有过那样的想法，以后要当管作家的作家，当时只是因为环境不敢向外人说而已（开个玩笑）。毕业后我和路遥到《延河》做编辑，就在他写《人生》前，我就写了一篇路遥创作评论。13万字的《人生》他只写了20多天，原名叫《少年高加林的烦恼》，后来由工人出版社的主编（南云瑞）改为《人生》。如果今天要路遥做个农民，他也一定是个不平凡的农民。超越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陕西作家有关起门批评自己的习惯。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一次文学聚会，晚上点起了一堆篝火，我们举行了“大漠文学酋长国圣火仪式”，巫师为贾平凹，其实他那个人蛮有巫气的，张开双臂，用一种怪腔调呼唤着（张开双臂，做召唤状）。在他的呼应下，一群人虔诚地拜倒在地上，包括一些老同志。这次篝火燃起了我们的创作欲望。回来后我们都一头扎进了文学创作中。路遥创作了《平凡的世界》，平凹有了《浮躁》，我也拿出了自己的《苍凉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