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出现，是宋代文学永远的骄傲。他在诗、词、散文和书法、绘画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程度。这里先论述他的散文创作，中华书局在1986年出版了《苏轼文集》，共六册，字数180多万。这是非常惊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苏轼的思想是儒、道、释三者并存，表现在散文创作上，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韧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祜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且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例如《日喻》中的两段比喻：“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筲，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此文论证了对事物的认识不能依赖片面的见闻，必须经过实践才能掌握事物规律的道理，说理十分透辟，但它的说理是借助生动的事例，或者说是通过形象来展现的，所以它给读者的印象不但深刻，而且生动鲜明，既能使人得到知性的认识，又能带来审美的愉悦。又如《文与可画贳笃谷偃竹记》，一方面记述文与可画竹的情形，另一方面以充满感情的笔触回忆自己与文与可亲密无间的交往，以及文与可死后自己的悲慨，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又从文与可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出艺术创作应胸有成竹的规律，也是夹叙夹议的范例。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石钟山记》是一篇以论说为主的游记，它围绕石钟山得名的由来，根据实地考察的见闻，纠正了前人的说法，并引申出对没有“目见耳闻”的事物不能“臆断其有无”的哲理，思路清晰，论证透辟。尤其可贵的是此文的议论是在情景交融的优美意境中逐步展开的，例如写月夜泛舟察看山形的一段：“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仞，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款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日，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咳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寥寥几笔即画出一个幽美而又阴森的境界，读之恍如身临其境，作者赏幽探险、务实求真的情怀也随之展现无遗。而情景交融的描写又是直接配合议论的，堪称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完美结合的典范。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苏轼的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美学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如写景的一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幽美、澄澈的景色与轻松愉悦的心情构成开阔明朗的艺术境界，而那种渺渺茫茫、若有若无的虚幻感觉，又直接为后文写超然物外的人生哲理作了铺垫，体现出作者高超的表达能力和语言技巧。苏轼是可以和战国时代诸子散文相抗衡的，要说散文真正的“复兴”，到了苏轼，才重新有了大气象大格局，犹如大海一样，风起云涌，潮卷天下。其后，没有像苏轼这样的古典散文了，他是横空一绝的巍巍高山！
宋代散文大家还有王安石，他也对中国古典散文的美学有所发展和创新。王安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又是一个卓著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以拗折峭深为风格特征。最著名的散文是他的《读孟尝君传》，共有四句话：“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文笔曲折而严密，极有气势，清代的沈德潜说：“语语转，笔笔紧，千秋绝调。”王安石的散文多是政论文，文字简短，逻辑性强，语气有着不可遏止的力量。他的游记也有非常出色的作品，《游褒禅山记》、《慈溪县学记》，也都写得情理兼备，其中提炼出来的观点也发人深省，比如“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等等。他是政治家，站得高，看得远，说理能说透，笔力又健壮，没有苏轼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才情，却也位列“唐宋八大家”，确是名副其实的。至于苏洵、苏辙、曾巩等人，成就斐然，但是，为文都在樊篱之中，此处就不再说了。
南宋文学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开创了新儒学——“理学”。理学继承了古代的儒学，融会了佛学和老庄学说，探讨宇宙的本原、认识真理的方法途径、世界的规律和人类本性等哲学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道德、宗教、政治等诸多领域。朱熹不是文学家，也无意在这方面下工夫，但是，他的一些文章，成之于随意，却也是上好的散文。如，他的《张魏公行状》洋洋四万余字，内容充实，饱含深情。我喜欢读《朱子语类》，这是南宋黎靖德收集了朱熹的大量语录而编的一部书。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共有八卷之多。内容涉及很多，也很有风趣，明白如画，朱熹说到读书，“看文字须仔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每日可看三两段。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盖工夫都在那上也。”“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是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这样的语言，看似直白，然而，语言却是到了纯青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再说，朱熹挺有意思的，他提倡理学，反对妇女“失节”，他的女儿死了丈夫，他还是让女儿改嫁了，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还纳小妾，据说朱老先生还干过勾引小尼姑的勾当。可见，人性是能战胜他的理学的。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为文必须是性情中人，没有激情，是怎么也写不出好文章的。
人类的文明史走到了15—16世纪，中国的古典散文已经相当辉煌，云起波涌，蔚然成为世界文学的独特风景。而在这时期，欧洲文学上，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作家——英国的约翰·班扬，他的散文著作是《天路历程》。不过，也许是文化不相同的缘故吧，班扬的散文的篇幅和完整性，和中国古典散文比较，是有系统有层次的，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写作，不是零篇碎章，这就是东西方的文化的差异。对散文创作上的不同的文体要求，也是东西方不同的阅读要求的反映。也就是说，当班扬的《天路历程》出版的时候，我国的古典散文仍然承袭着以前的散文文体形式，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在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急风暴雨来临以后才有了改变。中国的文言文，影响了中国各种文体的发展，但是，在民间，在市民里，白话文却在大行其道，明代后期产生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如果不单单从小说的角度去欣赏的话，里边也有不少的优秀的散文描写，至少是可以和外国的散文家相媲美的。话题有点远了，还是回到明代的古典散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