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发动一周年之际，《大公报》发表了蒋介石署名的“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此文是张季鸾代笔。其中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更是张季鸾的得意之笔。张季弯死在抗日战争最艰苫的1941年，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他的大恸：而没有看到以后的大规模内战，也应该是他的大幸。以前我们很难听到张季鸾的名字，甚至连专业搞新闻的也对其人不甚了了，或许就是因为他曾经在大骂之后又给蒋介石出谋划策。于右任早在1910年的《民立报》上发表过一组文史随笔，其中一篇谈辛弃疾的词：“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不日四方来贺。”于右任说：“世传此词为辛幼安赞成韩（侂胄）相开边之作，以为幼安病。或者又谓其非幼安作。予谓此词光焰万丈，韩自失败耳！即为幼安作，何足为病！国事日艰，文人笔墨，皆带一种肃杀之气，亦属不祥。齐唱大风，此日何日，予亦愿作《大风歌》也。”于右任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张季鸾，理解一切出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心艺慨。张季鸾死后，灵柩归葬陕西，于右任把他送到重庆郊外，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他有礼敬之词。于右任作《悼张季鸾先生》，追述了他和刘古愚的学问渊缘：“古愚师治《通鉴》、《通考》甚精核，又刻欧阳公《新五代史》，先生得师承观览，故于国学朗然得条理，为文章亦如良史之绵密警策，而后来历办各报以至今日《大公报》论述之成功，其留心经世学问，立言在天下，固早有所受之也。”于右任自己也是一位老报人，他谈张季鸾就像在谈他自己。这是心灵的交汇。
吴宓的平生志趣学行和于右任、张季鸾有不同。于、张早年均处于贫寒之中，虽以儒学立身，亲历清朝末年的社会糜烂，眼见戊戌变法的失败，对改良以救中国的道路都认为行不通。二人都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信徒。吴宓出生在一个富裕之家，17岁时十分幸运地考上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以后便公费留学美国佛吉利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吴宓一生的思想行为，都没有离开“保守”二字，即使对于辛亥革命，他也有很多非议，这样的思想底蕴，一直影响到他以后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只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扫庭犁穴般的破坏，而吴宓敢于在“批林批孔”时喊出“头可断，孔不可批”，他的迥异与人的平生学行和独特人格才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吴宓的父亲和嗣父都曾经就学于三原宏道学堂，是刘古愚的学生，吴宓因此而称呼刘古愚为“太老师”。吴宓的嗣父吴仲旗虽然做过于右任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期的秘书长，但本质上不是一个革命家。吴宓在“自编年谱”里面曾经说仲旗公在吸引女人方面本事最大，在甘肃任凉州都统时期吃了一回官司，几乎把性命丢掉，原因竟然是他在与同僚一起逛花街柳巷时独得妓女们的亲媚，惹起同僚醋心齐燃，合伙设谋把他送进了班房。其时吴宓在清华学校读书，为营救嗣父，不得不奔走权门，看够了其间丑恶。到美国去究竟学什么，吴宓曾经这样记述：“而尤为痛心者，则爹尝言‘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吴宓当时只有20岁，虽然性格比较懦弱，毕竟血管里流的是青春之血，他在这段日记后面写道：“余书此语，余手几僵。”觉得“万事皆无趣味，每欲自轻生，惟念及他日对于斯世及生民有重大之责任，遂复勉自振”。在进入苍茫人海的起初，吴宓的思想里就充满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在以后的生活里，不论遭遇大事小情，吴宓都要被自己的情绪折磨一番两番甚至四覆三翻。在美国，他和“哈佛三杰”陈寅恪、俞大维、汤用彤都是好朋友，但是，那三人都不像吴宓这样自己折腾自己。陈寅恪在外国游学15年，就是要把中外古今的文化流变琢磨够，他的家族就是中国近代文化人参与政治又远离政治的典型。现在他从中心来到了边缘，这是别人无法模仿的澹定，他的阅历和观察力决定了他只要发而成文，就不会是情绪化的文字泡沫，就有穿透的力量和长久的价值。虽然陈寅恪只比吴宓大四岁，却在一见之中便使得多愁善感的吴宓心悦诚服。汤用彤似乎不像陈寅恪和吴宓那样经常有“游于艺”的雅兴，他的身上也没有多少“风云之气”，他不以传奇色彩给当时和以后的人们以谈助，就是持之以恒地做学问，撑持了自己朴实而茂盛的一身。俞大维本来学哲学，聪明渊雅人人佩服，但是，他以后却从政，做了国民党的交通部长和国防部长。比较之下，吴宓最拿不定主意。他开始想学点“路矿”之类的“实学”，又想学习新闻出版，清华学校的校长周诒春却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待人接物的能手，倒适合用笔记录自己纷繁的情绪和层出不穷的思考。在去美国之前，周诒春就告诉吴宓，以后就学习文学，写一辈子文章。这其实是一条最渺茫的人生之路。吴宓最后的文化定格，其实并不是他的文章，而是他的行为。而他的很多行为，在他身后才得到一点认可。钱锺书去世之前最后的文章，就是给《吴宓日记》写的那篇序。钱锺书说：“及闻先师于课程规划‘博雅’之说，心眼大开，稍识祈向；今代美国时流所讥Dwems，正不才宿秉师说，拳拳勿失者也。”钱锺书一辈子没有佩服过几个人，他对自己父亲也没有过这样的语言。Dwems是对人文主义的嘲讽。被人认为是“幽默大师”的钱锺书在文化生命的最后，却皈依于此。这是世纪的澹定。
这个话题聒噪人耳一百年，似乎美国人很谦虚，把他们自己的物质文明没有怎么当回事，也好像他们怕中国人学得了他们的声光电火，“师夷长技以制夷”。清华学校本来就是洋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之门以后的产物，在这里学习准备放洋的青年有几个不是想出去学点硬碰硬的本事回来？吴宓亦莫能外。到美国之后，白璧德老师却一再称赞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认为这是把物质文明已经发达到有害程度的现代世界往良性道路引领的法宝。长途中黑夜觅路，倘见光明已是兴奋不小，再若被证实这光明原来在自己身上，就不仅兴奋，还有了自尊。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吴宓自己的学术成就不是很高，但是，他在教育方面，却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钱锺书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把中国学问放在第一位。到晚年，他的《管锥编》，以中国文化为主干，融合中西古今，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劫难，又因为长期闭关锁国而致西方学术也如空谷足音的情景里，发覆破的，成为一时代的学术象征。有钱锺书这样的学生，吴宓一生足矣。钱锺书的学问融合古今中外，不以门户自囿，在这一点上，乃师亦早有言在先。吴宓早年便有这样的文化观念，“若论精神理想一方，吾自笃信天人定论，学道一贯之义，而后兼蓄并收，旁证博览，执中权衡，合覆分核，而决不为一学派、一教宗、一科门、一时代所束缚、所迷惑；庶几学能得其真理，撷其菁华，而为致用。吾年来受学于巴师，读西国明贤之书，又与陈（寅恪）、梅（光迪）诸君追从请益，乃与学问稍窥门径，方知中西古今，皆可一贯，天理人情，更无异样也。”这其实可以和钱锺书的“东海西海，心绪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等量观。只是，吴宓说这番话是在1919年，只有25岁。
以文化为职志，是吴宓在美国留学期间给自己一生确定的方向，从这时候起，乡先贤张横渠和刘古愚那种在黄土地里生长起来的倔强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便作用于吴宓的事业和生活。在回国之前，他就计划：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每月必须先拿五十元捐作与同人办报刊的经费，以五十元买书，按日计时，自行研读。其余奉亲养家，一切无益学业品德的交游享乐，一概弃绝。“宁使人讥宓为怪癖，为寡情，而绝不随俗沉浮”。以后几十年的吴宓，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诺言实行的。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和主编《学衡》杂志，是吴宓对于自己文化牺牲精神的确实体现。国学研究院建立之初，王国维和梁启超两位导师都是吴宓亲自到府上迎聘的。为了聘请陈寅恪，吴宓给学校当局作了不厌其烦的介绍。陈寅恪出身世家，在生活上是轻易不肯委屈自己的，“生性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是他的家门自道。吴宓为陈寅恪寄薪水，寄购书费，陈寅恪未进清华之门，已经花了学校几千大洋，而当陈寅恪到来之时，吴宓却因为学校的人事纠葛而去职，但他还是陪陈寅恪看梁启超，访陈垣，使陈寅恪初进清华，便没有陌生之感。王国维应清华之聘，也和吴宓的虔诚礼敬有关。王国维在清华首讲“古史新证”，吴宓和学生一起恭听笔记。王国维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前留下遗书，要陈寅恪和吴宓为他整理遗下的书籍。这时候吴宓已经不是研究院主任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看上吴宓的，除了志趣相投，主要还在他能够因人舍己，有诺必践。办《学衡》使得吴宓落了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现在回瞰，在20世纪的学术环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刊物，实在难能可贵。可是，这刊物办了七十多期，几乎每一期都有吴宓的苦撑苦熬作记录。有段时间，连《学衡》的开创元老柳诒徵也要把正在刊登的《中国文化史》抽下，梅光迪甩手不管，吴宓求救于陈寅恪，陈说“《学衡》无影响于社会，理当停办”。可能是一时忿语，却给吴宓不小刺激。为了把《学衡》办下去，吴宓给同人写信说：“下年应给中华（书局）津贴凡600元，宓愿独力捐垫，倘诸公有顾念宓之处境艰难而志愿捐助者，则殊为感幸云云。”以后，在1961年那样艰苦的年代，间关万里，去看望陈寅恪的是吴宓，到1971年，自己还朝不虑夕，却致书“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老友陈寅恪情况，还是吴宓。难怪一生不轻易感动的钱锤书最终对吴宓有泪如倾，并且将自己平生学业归入“先师”门下。这是道德的力量。严格地讲，20世纪不是一个学术的时代，是一个行为的时代，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而吴宓的行为，其痴心至性，则真正是难觅其俦。
如果说，于右任和张季鸾是时代洪流中的弄潮儿，更多传奇英雄的色彩，吴宓则是20世纪的文化变异当中一个承受八面来风的悲剧人物，世纪澹定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他身上可以体会到精神冲突的幽微万状。吴宓以自己的敏感和不趋于时，用自己的毕生痛苦作感光胶片，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心史。他自己居然在痛苦中间成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先知先觉。1926年的夏天，吴宓曾经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心憔神悴的吴宓没有参加，而且，他决定搬出藤影荷声萦绕的西花厅。在他前面，还会有数不清的烦恼。他翻开一本久违了的线装书，心绪渐渐平静下来，这天，他写下一段话：“阴。雨。是日细读刘古愚太夫子《烟霞草堂文集》，多所感发。古愚太夫子之精心毅力，其一腔热血及刻苦实行之处，宓自谓颇似之。愿更奋勉，而有所进焉。”
关于龙凤文化的几个问题
庞进
一、龙凤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龙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和精神象征。龙凤文化是一种象征文化。龙风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从而魅力无穷，具有广阔开放的襟怀和新新不已的系统，是可以涵纳、容合各种文明的全色彩象征，也是一种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在内的全时态象征。龙凤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表象神奇、内涵丰富而构成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为世人所瞩目；龙凤文化牵涉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考古学、生物学、文学、美学等多种学科，反映、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龙风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精华、特性，及其表现力、生命力的研究。
曾有朋友对我讲，现在都进入网络、数码时代了，龙风是古代人崇拜的东西，过时了。我说，任何事物都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参照系不同，认识就不同。在我看来，无论古代人、当代人还是未来人，实际上都在双重世界里生活。一重是物质的实在的世俗的世界，一重是精神的虚拟的象征的世界。没有后一重世界，人就不成其为人。而龙凤，还有麒麟等等，就是后一个世界的代表。所以，研究龙风文化，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中国人的另一个世界。
中华民族选择这些象征物，已有七八千年甚至近万年的历史，也自有选择它们的道理，不说抛弃了可惜，事实上也抛弃不了。作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它们已锲入我们的骨髓，渗入我们的血液。将过去的东西梳理清楚，承续和弘扬优秀的精华一这些精华，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独特的启示和作用，努力给祖传的象征物里注入新鲜活泼，具有民族特色，又吻合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内容，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尤其是一代学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