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服装的种种款式，就是佩饰也带有浓浓的图腾印痕和投影。《山海经》载：“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毂，佩之不迷。……丽膺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瘕疾”；扭阳之山有兽名鹿蜀，“佩之宜子孙”；宪翼之水多玄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基山有兽如羊，“其目在背，……佩之不畏”……毫无疑问，这里因果关系是非逻辑无理性的，只能在图腾崇拜的文化框架下显得顺理成章，头头是道。看来，将图腾如此投影到服饰境界中，不只是会带来敬畏情绪，还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因为，这里只要一件佩饰点缀在身，就会有那么具体而明显的功能啊：或禳祝生育，或呵护生命，或佑助耳目，或增益胆识……不是图腾生发出的超自然力量又是什么呢？国外也有类似的现象与心态。据弗雷泽《金枝》载，日本的阿伊努人和西伯利亚的吉利亚克人在熊节的图腾仪式上，将熊血涂上自己身体或衣服，就以为熊的勇敢和德行就传到自己身上了。看来这种升华自我，实现自我的图腾装饰功能自然而然地遗传到后来的服饰境界中了。
在这一服饰境界中，人只有通过服饰将自己扮拟为超自然的图腾神或者自拟为图腾神的子孙，才能显现出自身的价值。当文明积累还相当稀薄，人类的自信还没有更多自觉的生活实践和文化理念来给予充分的证明，出以直觉思维，在对想像中的图腾神的皈依中得以慰安。于是乎，我们千万不能小瞧了先民那些颇为粗陋的服饰，须知那是一种高尚乃至神圣的超自然力的显现与造型。
二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演进，文明的社会秩序渐成规模，服饰逐渐进入到以衣为本的境界之中。
古今中外有无数文献与史料印证了在以衣为本的观念笼罩下，衣可以裁决人，褒贬人，选择人。而人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完全被动，与衣的主体客体关系完全异化，只能依附衣，向往衣。中国传统讲官凭印，虎凭山，其实官凭的就是等级分明的冠冕堂皇的衣衫。任何人倘若无衣，或被剥夺了衣衫，那他就可能瞬间从座上宾成为阶下囚，从一言九鼎的权威化解为无意义无价值的空壳。至少在当时的文化视界中如此，在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中是如此。
《周易》上说黄帝尧舜垂衣而天下治，衣从神话氛围中有所解脱，但却未坐实到实用层面，而是又深深地陷入专制的等级的政治的宗法的伦理的观念之中。衣主要地不成为衣，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管理手段，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绝对律令的外在显现。例如《礼记·深衣》所载的一段话就饶有余味：“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制有十二幅，以应十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日：坤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这里被誉为出将入相而无所不能的理想衣装的深衣款式，为什么偏偏要吻合所谓的规、矩、绳、权、衡呢？《淮南子·天文篇》揭开了谜底：“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治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执规治春的是东方大帝，执矩治秋的是西方大帝；南方炎帝执横以治夏，北方帝颛顼执权以治冬：执绳治四方的是威风凛凛的中央黄帝了……原来是这样，衣装款式及细部因为吻合规矩权衡，便有资格与天地五方图腾崇拜联系起来了，且成为世俗权威的神圣论据。我们知道，天地崇拜在图腾氛围中与帝王崇拜是融而为一的。超自然的狞厉神圣的图腾崇拜递变为世俗的权威与伦理计较。因为中国传统观念是家国同构、天人合一，帝王既是全国民众的祖先和家长，又是超凡入圣的天子。在这里的明晰表述中，以及从《周礼》等中华文化元典对服饰的系统规定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服饰虽已世俗化理性化，但已发展演进成为与政治立场、级别职分、宗法情感等对应的象征符号。人，在这里成为服饰所蕴的社会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存在，只是证明了服饰的权威性与实用性。换个角度说，是传统的等级制、宗法伦理等分别凝定、坐实在服饰角角落落的不同层面，那色彩浓淡，条款样式，面料质地，图纹饰物，甚至着装地点以及周旋揖让等举止都成为裁决与界定人而使之不可逾越的先天律令。
事实上，服饰自古以来在中国都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穿着问题，历来被作为一个既定的基本国策。作为惯例，历史上每至改朝换代，都要来一次服饰改制，“改正朔，易服色”。似要在刷新天下之初先刷新人们的衣着。同时，历史上不断有天子督阵朝廷操作的种种服饰故事。《礼记·王制》说，古代的天子每年要外出巡视，检查诸侯国的“礼、乐、制度、衣服”是不是“正”，即是不是正规、规范。如果发现“变礼易乐”，诸侯就要以“不从”的罪名受到流放。如果发现“改革制度、衣服”，那罪名就是“叛”，诸侯要受到名正言顺的讨伐。在这里，衣饰在这里成为治乱顺逆的外显标志。
无一例外，服饰在这里都强调威仪庄重、富丽华贵、雍容典雅，因为它是皇权的物化象征。帝王服饰是其中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帝王服饰，作为一种独特的服饰文化系列，以其独具和专享的政治、文化和艺术的特性，显示皇权的巨大和高层次文化的审美效应。中国古代，帝王服饰在整个封建国家的诸多盛大、威严、神圣的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如祭祀、宴饮、赐宴、婚嫁、丧葬、出巡、庆典年节）中，以其自身至尊、至荣、至华、至贵、至雅的独特风格，用礼的物化状态展示在人们面前。各种系列帝王服饰的每式每件，无论在形体制式设计、色彩搭配、饰物的装潢、加工工艺上，均无一落入俗套。百官群臣和人们在各种场合中，用敬畏的目光和心情，审视其庄严、华贵皇装的同时，在其特定的服饰文化氛围下，不知不觉感受到了皇权的存在”。
贾谊《服疑》一文说得好：“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势位。”如此这般，使得天下的人们见到不同的服装款式就知道其身份的高低贵贱，看到不同的图案就能分辨出权势尊位的不同，服饰的标志功能在这里表现得多么单纯而又绝对。衣饰在这里以礼治的物化状态而名正言顺地成为主体。人反倒成为它的附庸。西方也是这样。如罗马人用衣锁服饰来区分穿着者的等级，骑兵团成员有资格穿比普通青年人宽三倍的衣锁服饰，而元老院议员又可以穿用更宽的衣锁服饰。任何错位与僭越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在这里，确定某种款式、图案、色彩、面料为一尊，并以之规整社会，是早期统治者的需要。客观存在确也反映出服饰从传统图腾崇拜演化为政治伦理秩序的一个轨迹。灭众神而尊一神，要的就是要让天下臣服的标志。因为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服饰政治图腾观念模式中，你选用别样的面料，染就异样的色彩和图形纹饰，裁定新颖的款型，说明你公然违背这种格局的社会秩序，且另有崇拜对象和皈依目标，执政者岂能放你一马，让你一路绿灯甩袖无边呢？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此时的着装虽有美化的意味，但作为设计的动机和评判的标准并不在于仪容的美丑，而在于服饰所标志的皈依与叛逆以及等级秩序。在这种格局下，一个人的褒贬升降直接联系的就是衣着扮饰了。因为统治者正是借助衣冠的模式化不断提醒人们应安分守己，懂得这一模式顺昌逆亡的威严。
三
历史发展到今天，“以人为本”成为服饰文化界不断提倡也获得普遍响应的口号。所谓的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出发点，服饰顺从于人的生理心理需求，以扮饰服务于人为目的，给人以着装扮饰自觉、自主、自由的位置、尊严和权利。在此格局下，着装的权利完全归属于个人而任何团体与个人不能横加干涉。甚至人体参与到服饰境界的营造中来。这对于以神为本、以衣为本的旧时代旧观念来说，是一次打破旧桎梏的思想解放与个性舒张，是人类文明的大步跨越，是服饰文化更上层级的巨大进步。
虽说以人为本的观念近年来叫得山响，但也不能据此说明它是新的前所未有的理念。早在先秦时期，墨子的服饰观就可列入以人为本的范畴，虽说还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墨子·辞过》简单明快而斩钉截铁地说：“古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意即圣人制作衣服只图身体合适、肌肤舒适就够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动愚民。即只以实用便利为标准，从不去追求赏心悦目之美。这就让人联想到，当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周礼》《仪礼》等所设定的服饰伦理价值观念及其具体程式遭受贬损冷落或亵渎。孔子痛心疾首，作卓有成效的补救与建设。老庄居高临下，为反异化对服饰礼仪作形而上的批判。而墨韩则完全从实用理性扫荡了服饰上丰厚且神秘的文化积淀，在自己营构的文化殿堂里，试图颠覆《周礼》以来的服饰文化观念。这种否定是明快的，坚决的，彻底的，却也不无简单与肤浅之处。《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也说过类似的话：“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意即圣人穿衣只求用以御寒，吃饭只求用以充饥，这就没有什么忧愁了。
古希腊哲人的服饰思辨也明显带有以人为本的特色。如毕达哥拉斯派提出“美是和谐与比例”观点，认为人体就像天体，都是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着，身体美是各部分之间的对称和适当的比例，并创造了黄金分割率的比例法则，一直影响到现代的服装设计。再稍后，这一理念就更加明晰地出现在许多思想家的论述中了。如席勒在《给克尔纳论美的信》中说：“在怎样的场合才能说‘那个人的装扮是美的’呢？只有在以下这样的场合，才能说‘那个人的装扮是美的’。即无论是衣服合身，还是身体合乎衣服，只要得一自由不受任何侵犯的场合，以及衣服和身体看上去配合得完美无缺并完美地达到其目的的场合。”现代美国学者巴尔论著《时装的心理分析》更为明快地指出：“服装是人们形体美的自我表现。”而在当代，关于以人为本似成为共识，说的人似乎已经很多了。我只想简单地指出，它是指在服饰欣赏中强调了人的中心地位；在服饰史的反思中对于非人化的理念及其款式给予否定；在服饰设计与创造中渗透着人文关怀的意味，如对人形体的扮饰，对人体机能的顺应，对人体肌肤的呵护，对人审美观的尊重，对人潜意识的迎合……总之，它的核心在于高扬人的主体性，虽不完全否定衣的独立欣赏价值，但从总体上认为衣之美是依附于人的，是不能独立存在的。衣饰创造形式的褒贬与取舍，在于人的意念之间，而其根本在于它是否提升了主体形象的质量。这里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人类为中心。万物皆备于我，衣饰皆用于我，正是以人为本之要义。
四
也许，当更多的人沉浸于“以人为本”的服饰境界中的时候，我想指出，真正理想的服饰境界是“天人合一为本”而不是其他。
这一命题初看平淡无奇。不就是中国传统哲学命题的直接应用么？然而，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服饰境界中的以人为本出现种种负面效应之后，便不难悟出这一命题的提出仍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贴近现实的当代性。
无论是将总体的人类或是具体的个人抬举到天地间至高无上的位置，似乎万物皆备于我，万类皆为我所役，就必然造成自然秩序的混乱。服饰领域也看得很清楚。衣饰的过度精美的讲求需要从纺织到染整缝纫造犁等大工业制作，构成了工业污染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乎，污染天，臭氧层稀薄甚至出现漏洞，紫外线大剂量地射向肌肤；空气污浊，使呼吸不畅；污染土地，农作物含毒量不断攀升；草原沙化，沙尘暴狂起也使得人的自觉自由的衣生活无法实现，往往还会陷入为形所役的负累之中。人们似乎在追求着装以人为本，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走向为衣所役的境地，特别是在时装潮中迷失不辨方向地盲目而被动地卷入，这一弊端就看得更为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