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存在的并不一定是合理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尽管赢得了历史，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化极端“偏至”的态度却带来了历史的合理的“报应”。“文化大革命”批判“封资修”所持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所造成的文化废墟现象，就是这种历史“偏至”所带来的恶果。当然，“五四”时代的新文化先驱的“反传统”是与“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碰抢”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在思想逻辑之间还是有相通之处的。我们虽不能把“文革”的文化废墟一定归咎于“五四”时代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的历史行为，但“文革”是“五四”的整体主义的“偏至”态度的惯性运作和逻辑“颓变”的结果，则是无疑的。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1980年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之后，到1990年开始进入“文化综合”时期。这种文化的综合，不同于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单一的理性——启蒙的文化价值，而体现为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同处一时、同处一世的局面。“新国学”、“新自由主义”、“新左派”等等，又以各种面目而粉墨登场，从而演化为纷纭不息的文学争鸣和文化思潮。这些思潮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都不约而同地到历史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偶像，以“借尸还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念。于是，“新国学”追溯到了章太炎、梁漱溟，“新自由主义”找到了胡适，而“新左派”也到鲁迅那里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在争鸣中，各种思想价值都试图证明自己的理论主张最“适合”中国的国情，自己的主张应该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而前几年出版的一本书：《是胡适还是鲁迅？》，正反映出这样的文化诉求。
一个理想而正常的社会或时代，应该允许各种思想价值并行而争鸣才会显示出其“活力”。这样的文化格局，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讲就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有“和而不同”，各种思潮才能得到争鸣和融合的机会，才能有“集大成”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大师出现，才能有文化的真正繁荣；只有“和而不同”，才能显示出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丰富和复杂（本来，一个正常的社会就应该是丰富而复杂的）；只有“和而不同”，才会有争鸣，才能显示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活力。如果像以前那样，以一种文化价值取代另一种文化价值，从而确立一种正确的“新文化”的方向，不允许其他文化价值的存在，这个社会就会失去其应有的“活力”。
其实，上述的三种文化价值，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下，都有其思想的活力存在，大可不必顾此失彼，舍此取彼。时下遭批评最激烈的，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文化价值。比如，新自由主义是最讲宽容的，对于鲁迅式的“偏激”抨击最烈，这似乎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激赏。但试想，如果一个作家，要像一个君子一样理性地对待这人世间的不平，这可能吗？一个作家，如果不“偏激”地对待人世间的假、恶、丑，不热烈地歌颂人世间的真、善、美，这是作家吗？一个作家，如果都像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那样为政府或领导的“英明决策”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丧失其辨别力和批判性，他能有传世的作品吗？这正如鲁迅所言：“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如果一个人“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躬作揖，让座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吗？”所以，作为文人，“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同样，鲁迅式的“偏执”和“绝对”如果上升为强力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文化管理的策略，就会重蹈20世纪曾经发生过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历史文化格局，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应该是现代中国文化繁荣的重要的保障，也是现代中国文化应有的良性的格局。
书院与独立思想
孙见喜
近年来，中国书院呈复兴之势。自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恢复有关活动之后，湖南的岳麓书院挂靠了湖南大学，据说承担了研究生的培养任务。接着，有山东作家张炜在其家乡龙口创办了万松浦书院，海南作家韩少功在其曾经下乡的泪罗江上游建了座八景洞别墅，也是书院性质的。前几年，贾平凹在秦岭山的红河谷办了个太白书院，最近又有陈忠实担任院长的白鹿书院在西安与蓝田交界的白鹿原上落成。目前，最具规模的书院当属张炜的万松浦书院，她延续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与操守，又吸取了现代学术机构的管理模式，有学者，有学生，有院刊，有网站，有自己的编辑部和出版物，更有独立的院产；作家张炜长期驻院研究和写作，不时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发出自己的声音。著名作家兼学人韩少功幽居的八景洞，虽是一座别墅，但也是最具私人性质的书院，他有着陶渊明式的隐逸情怀，继承了“耕读传家”的中国家政模式，自己养鸡种菜躬耕垄亩，一边又扎扎实实地从事着自己的写作和研究，定期和弟子们研讨学术。韩少功原来用较多的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据说近年来他的案头也摆满了中国古典，相信他不久就会有成果问世。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作家和文化学者都热衷于办书院呢？我想这与新时期的文化尴尬有关。文化学者是社会良知和未来精神的筑基者，面对时下的商品经济及其带来的文化混乱和精神下沉，文化学人从知识良知和学术人格出发，他们或者写出文学形象以表现当今人们精神之迷茫和混乱的状态，或者从理论上探讨重建文化秩序的可能和途径，而这种种对文化新秩序的思考是以独立思想为前提的，而独立思想的成果最适于在民间书院这种环境里产生。
为了改变中国百年积弱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四”开始就在清算自己的文化，就在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但过激的情绪遮蔽了理性，多少年后，还得他们的后辈学人补这个洞。他们曾提出取消汉字、灭掉中医、打倒孔家店，鲁迅还说过那么多对中医不恭的话，这些曾被“五四”前辈踩在脚下的中国文化珍珠，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在今天都恢复到了历史的正位上，也没有谁再对先生们说三道四。但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似乎更具体地反传统、灭传统，更具体地清算自己的文化，直至中国社会越来越全盘西化，“五四”那时候是喊声大，现在却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行。我们承认，二十多年来，科学和民主是更多地引进了，但西方的价值观念也同时在蚕食着我们的灵魂，甚至在某些领域，中国文化成了被讥笑的对象，这首先从我们的时代青年身上可以看出来。比如现在的大学生，他们说的什么话、唱的什么歌、过的什么节、穿的什么衣、谈的什么恋爱，等等，从行为模式到思想方法几乎全是西方的或者殖民地文化的那一套。这种全盘西化由校园衍及全社会，有许多甚至成了时尚。尽管执政当局一再讲我们是经济上搞改革开放，文化上是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但事实上，是文化的西化已经浸入了社会的角角落落。
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一直在吵闹着。吵闹的结果使公正的人们看到，中西文化其实各有优劣。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有时候西方文化兴起有时候中国传统占据上风，此起彼伏，所谓的中西结合似乎很难真正做到。但在中西文化的两极振荡中，人们看到一个时隐时现的现象，那就是每当民族渴望解决生活温饱问题、希望经济快速发展时，则西方文化兴，因为西方文化更多的是物质性的文化，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个人中心主义、资本主义、人本主义、资源的开发与掠夺等等；但在温饱解决之后，人们需要滋养精神层面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有更多的资源力可以发掘。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什么一批西方学者竭力倡导“新东方主义”而中国却一味向西方开放和看齐的原因（特别20世纪最后这20年）。其所以在世界范围出现了中西文化逆向选择的现象，主要是要看这个民族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因为人的需求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的需求决定着人们对中西文化的两种价值取向。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主要存在于官僚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则更多地深存于民间：而西方文化的劣质部分，在于无止境的物质欲望，欲望的无限必然导致掠夺，进而导致战争；尽管人家还有原罪呀忏悔呀慈善呀等等作为精神润滑，但传到中国的似乎并不是这些。
中国传统文化库里，有安置人文精神最丰富的资源，比如“知足者常乐”就是越过物质层面而直达精神境界的哲言。所以当今西方文化在中国势头正劲的时候，一批文化学人率先看到国人温饱之后面临的精神危机，于是乎，真正的思想者、精神燃灯者及他们赖以存在的机构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现代书院，现代书院延续着传统书院的精神和操守。
按说，国家和各省都有社会科学院，又有官办的、民办的那么多大学，难道这里边的学人就不能担当上述责任？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有太多的需要解决的社会科学问题，商品经济问题、市场化问题、入世问题、全球一体化问题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问题等等，很费人力和思想，这种朝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特性也似乎不便于使思想者顾及未来的精神领域。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社科领域的这批官方学人功不可没。
所以在探索和思考未来的精神建设和文化选择时，民间的书院式研究和教学形态就必然会出现，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高贵之所在。忧国之后必然忧民，忧国之初就心怀忧民。这批思想者和其赖以存在的形式是体制外的，但又不是体制禁绝的，这也是现行体制的开明之处，它为民族精神的重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复兴，预留了可以想像的空间。
现在到处都讲地球、讲国际化、讲互联网、讲乡村城市化，但城市生活是标准化生活，衣食住行、水电煤气、坐车走路等等，都必须按照严格的标准规定行事，同时，人们又无时无刻不处在垃圾信息的包围之中，这种生活模式，对持有独立精神的自由思想者而言，显然是一种束缚，这也是传统书院和现代书院都选择在山林河海之滨、平民自然之中的原因之一。贴近自然，远离权力中心，深入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之中，吸收道法自然和土地农耕的原始智慧，才可能产生出最切合人文本质和精神涵养的新思想，那种生活在广厦空调电器舒适之中的人文学者，也可以产生思想，甚至独特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与最底层百姓的精神生活有多少可用的联系，我以为很有质疑的必要。
根芽必须从土里生长，有价值的思想必然萌芽于人类生活的“干细胞”。所以书院式的学术环境和教学形式，其精神成果必将成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库。所以，作为新一代文化学人，案头拥有百卷古籍，心里装着黎民百姓，种一片土地，听一曲古琴，这种看似陈旧的生活方式，其实最能滋润自己的精神，而且，更易于产生独立之思。
论社会的和谐与文艺的和谐
何西来
文艺在建构和谐社会的总体战略格局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和谐，是指事物关系的一种平衡、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与发展状态。它是以系统中诸要素的并存、共处、互动、互补为前提的。又是相对于混乱、动荡、对抗、冲突的。和谐社会的所指，就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所一再强调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此，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包括作家、艺术家，还有理论批评家，都必须据此调整自己的观念，深入学习，切实掌握，并且在实践中找到发挥自己作用的最佳位置，为国家的富强，为民族的振兴，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