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九三三——二〇〇四）在美国纽约去世后，国际上纷纷发表文字，纪念这位杰出的公众人物。盖棺定论，有不少或大或小的标签贴在她身上。她被誉为“当今最智慧的女人”、“美国公众的良心”、“当今美国极为活跃的才女学者、评论家、作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标签在我看来，多少显得有些空泛，但是，它们均提及桑塔格的智慧。不久前，一位友人文章开头提及的一次访谈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
美籍俄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附有一篇访谈录，采访者是《巴黎评论》。
问：你最称颂哪些人物？我们已经谈过几位过世的人物。那么依然健在的人物呢？哪些人的存在于你极其重要？
布：……作为作家，我个人相当推崇的人物，苏珊·桑塔格便是其中的一位。她在大西洋两侧是最具智慧的人物，别人论点的终点恰恰是她的起点。我在现代文学中找不到可与她同日而语的精神音乐。[1]
布罗茨基曾被桑塔格视为一位世界诗人，他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国，是一九八七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九九一年又成为美国的桂冠诗人。桑塔格和他是朋友，他去世后，桑塔格曾写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文章，以为纪念。而在上述访谈中，我们不难看出桑塔格在布罗茨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所作出的是一种对桑塔格有亲切了解后的评价，是对她的智慧所作的一种特别的肯定。
桑塔格的《土星照命》（Under the Sign of Saturn，一九八〇）正是献给约瑟夫·布罗茨基的。
在翻译桑塔格的《土星照命》的整个过程中，我面前始终摆着一张和桑塔格的合影。照片上的桑塔格挽着我，站在她纽约寓所一间满壁是书的书房的木梯子前，浅浅地笑着；她长发披肩，虽已年届古稀，却精神矍铄，看上去是那么智慧，那么自信。我相信，见过桑塔格的人，或者看过她的照片的人，无一例外地会对她那双炯炯有神、充满智慧的眼睛留下深刻的印象。智慧是桑塔格其人其作的显著标志，激情又始终与其智慧相伴。这是我译完她的长篇小说《恩主》（The Benefactor，一九六三）和批评文集《土星照命》以后产生的认识。
说起来，桑塔格本人很喜欢虚构文学。她有着良好的艺术禀赋，从小就做作家梦，七岁动笔写作。虽然她也想成为一名医生，还想过当一名化学家或物理学家，但是，最终让她不能自拔的还是文学，因为她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而一个作家的生活在她看来似乎包含了最多的生活，所以，她最最希望的是成为一个作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桑塔格眼里的作家不仅指创作虚构作品的人，而且指写作非虚构作品的人，一如日后她本人那样。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桑塔格作为小说家和文论家而写作的文字，均是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
桑塔格出版的处女作是小说，即《恩主》，但是，使她立名于国际文坛的恐怕主要不是她的小说，而更多的是她那目光敏锐、文笔犀利、见解独到的批评文字，如她的批评随笔《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灾难的想象》（对科幻片的解析），以及她的论著《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一九七七）和《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一九七八）等，这是桑塔格留给美国文化的主要遗产。
出版了《反对阐释》后，桑塔格又于一九六九年推出第二部批评文集《激进意志的样式》（Styles of Radical Will），收录《归于沉寂的美学》、《色情想象力》、《“自我反对的思考”：论乔兰》、《河内之行》等八篇深具影响力的论文，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文论家的卓著地位。
到了一九八〇年，桑塔格又推出了她的第三部批评文集《土星照命》。该文集收录桑塔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〇年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批评文字，凡七篇。桑塔格的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于美国知识界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纽约客》（The New Yorker）。最早的一篇《论保罗·古德曼》（“On Paul Goodman”）和最后一篇《作为激情的思想》（“Mind as Passion”）分别于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〇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文章的写作和发表的时间跨度不大，意义却不小，因为桑塔格在这里为我们讲述着我们时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故事；又因为桑塔格在为我们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也为我们讲述了她本人的故事，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因此成为“一幅经过掩饰的自画像”。
我曾说过，桑塔格的理论写作和她的小说创作是带有互文性的，她的小说创作明显地受到其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的影响。桑塔格受到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尽管她一再声辩，她创作小说没有任何先行的概念，写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图解她作为理论家的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小说与理论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同样希望说明的是，除开《我，及其他》（I,etcetera，一九七八）之外，桑塔格在《恩主》等小说中，是力避自传性的。在《恩主》中文版序中，她开门见山地写道：“大多数小说家创作伊始，总是以自身的经历为题材，希望讲述的是他们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亲或学生时代的故事；也有可能，他们要写写自己年轻时的军旅生活，或者年轻时做的荒唐风流韵事儿，要不就是过早走进的糊涂婚姻。而我当时提起笔来，却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写自己的冲动。”我们读完《恩主》，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这部小说描写的是主人公在自我感知过程中所感到的苦闷与困惑，我们认为它不带自传性，是具有说服力的。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到了写作《土星照命》里的文章的时候，桑塔格明显地将自己投射到她笔下刻画的人物身上。在一系列肖像画中，我们看到了桑塔格接受的这些精神导师给予她的深刻影响，桑塔格写他们，也写自己，别传成了自传。“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钱钟书先生这句名言饱含讽刺调侃的意味，而我这里的引用是一种正面的评价。《土星照命》不妨视作一部“合传”。
《论保罗·古德曼》和《纪念巴特》篇幅短小，意义却不容忽略。我们知道，在名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里，作者莫里斯·迪克斯坦曾将桑塔格和欧文·豪视为美国“现有的目光最敏锐的文论家”，然而实际上，桑塔格是很不美国的文化批评家，而更像欧洲知识分子，她的目光更多地是投向了欧洲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因为她的教育背景是美国的，但更是欧洲的。她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完成学业后，立即负笈欧洲，浸润于欧洲文化传统之中，深受当时欧陆的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潮的影响。她在欧美文化之间牵线搭桥，不辞辛劳地将欧洲哲学家、文论家（如本雅明和巴特）介绍给美国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论保罗·古德曼》在桑塔格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因为这是她少数几篇论及美国作家的评论文章之一。
《论保罗·古德曼》是当时旅居巴黎的桑塔格撰写的悼念古德曼的悼文。古德曼长于诗歌、小说、戏剧以及各类非虚构作品的创作，他的著作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反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荒唐的成长》（Growing Up Absurd）。该书运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的方式，直接剖析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和美国青年，被视为一部推理性很强的乌托邦作品。他晚年成为青年人和不满现实的美国人狂热崇拜的作家。然而，桑塔格指出，这样的作家也注定要遭到嫉恨，因为他们擅长各种文类，发表各种在行的言论。桑塔格推崇古德曼宽广的道德视野，钦佩他在性趋向上的坦诚；当然，她也抱怨古德曼每次给她的冷遇。即便如此，古德曼仍旧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她为他打抱不平，提请人们重视他的价值；得知古德曼去世的噩耗，念及他对她本人、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想到他的去世是美国文坛的一大损失，桑塔格不禁黯然神伤。
《论保罗·古德曼》之重要性，不仅在于该文对于我们重估古德曼的意义具有导引的作用，而且在于它让我们更多地看到了桑塔格本人当时的心境和情形，同时，还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读者初步把握《土星照命》的主旨。
在一九八一年春的一次访谈中，桑塔格告诉记者，一九六二年，她开始写小说，六八年去了越南，战争让她难以坐下来继续创作小说，一九六九年，她决定拍电影。那几年，她基本上不是作家，而成了电影导演和政治活动家。所以，到了一九七二年，她心里产生了危机感。她想，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我干了些什么？我似乎再也不是作家，而我最想成为的就是作家。在这种情形下，她呆在巴黎的斗室里思考，并又开始了批评随笔的写作。一九七五年，她罹患癌症，又一次陷入危机。《土星照命》的推出，表明这些危机的结束。“现在，我已经还清了这种极欲还清的债务。在我，这是一大解放。”[2]
从这里的访谈中，不难理解桑塔格在《论保罗·古德曼》中的自我表达。她足不出户，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里面没有什么书籍，“我就希望轻装上阵，摆脱世事的羁绊，尽量不依赖什么而整个地重新开始”。在禁书的斗室里，桑塔格希望“尽力倾听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真实的思考和感受”。这种半与世隔绝和自我拷问在相当程度上便是忧郁症的症状，而《土星照命》的文章希望集中讨论的正是艺术家特有的气质对作品的决定性作用，而这里的作家和艺术家大多表现出土星气质，也即具有沉郁愁闷的特征。因此，开篇《论保罗·古德曼》便具有了统领整部集子的功能。
《论保罗·古德曼》在整个集子的文章中，算是桑塔格写得最快捷、最容易的，她仅用了一个上午就写完了，“悲痛使我迅速，一般我是写得极慢的”。我相信，《纪念巴特》也写得同样迅速。
巴特是法国文论家、批评家，桑塔格的朋友。作为朋友，桑塔格对巴特的去世深感悲痛，于是，写下《纪念巴特》。与《论保罗·古德曼》一样，这也是桑塔格写过的非常个人、极具传记特征的文章，其出色之处也许不在于她为读者阐释巴特的作品（要了解桑塔格对巴特作品的阐释，不妨阅读她为《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一九六八]和《巴特读本》[A Barthes Reader，一九八二]撰写的导语，以及《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Writing Itself:On Roland Barthes”，一九八二]），而在于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孩子般的”男人，“胖胖的身体，柔和的声音，漂亮的皮肤”。桑塔格最后也将巴特及其著作置于土星的照临下，即道出其愁闷沉郁的特征。
说到土星的照临，我们自然要涉及桑塔格这本文集的标题之作及其传主本雅明。这篇文章是桑塔格为本雅明的《单行道》英文本所作的导言。文章包含了许多关于本雅明的生平事迹，但头四段桑塔格和我们读者一起审视的是本雅明不同时期的几张照片，尤其是将他年轻时的一张照片（“透过眼镜向下看——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者般的那种凝视”）和他上了年纪的形象相对比（“神情迷离，若有所思；他可能在思考，可能在聆听”）。通过照片来审视人物并分析其思想特征，这在我们可能还不大习惯，但桑塔格争辩的是“我们不能通过生活来阐释作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作品来阐释生活”。
桑塔格向来排斥心理分析，而代之以星相来刻画人物。她笔下的本雅明出生的时候，土星照临，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一个忧郁症患者。他童年时代就是个天才，希望“高人一等”。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文本，一项工程——始终处于建构之中的工程；他无情地抛弃朋友，不知羞耻地献媚，对人不忠实，他作为一个“收藏家”，感觉灵敏。渴望收藏是其意志的一种表征，他因此成为桑塔格心目中的“意志的英雄”。与桑塔格的一致之处还在于，桑塔格“反对阐释”，本雅明也同样如此。桑塔格在文章中没有明讲，但是，可以看出，她一再表露出自己与本雅明之间所存在的相似之处，就此间接地对偶像的魅力作了评论。无怪乎，桑塔格的传记作者会得出结论，认为“关于本雅明的所有评价差不多都可以理解成桑塔格的自画像——包括她所说的他的句子读起来既像开头又像结尾”。[3]应该说，正因为桑塔格与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当然包括本雅明）有着许多契合之处，她对他们从气质到作品又是如此地了解，她的评述和分析才有可能如现在这样体贴入微，丝丝入扣。
在文集里，桑塔格还为我们刻画了卡内蒂和阿尔托这两位孤独者的形象。《作为激情的思想》讨论卡内蒂的宗教性和对残忍的憎恨。《走近阿尔托》则是桑塔格为自己编辑的《安托南·阿尔托文集》（Selected Writings of Antonin Artaud，一九七六）所写的充满激情的长篇导言，最早发表于《纽约客》（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在文章中，桑塔格分析他的问题，他对待自己的精神的方式，他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分歧以及他所倡导和实验的“残酷戏剧”，她认为“阿尔托的全部著作讲述的都是拯救的故事，戏剧是他思考得最为深刻的拯救灵魂的途径”。在桑塔格看来，阿尔托是一个文化企图同化他却根本消化不了他的作家，“他依旧遥不可及，依旧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声音和存在”。
桑塔格还在文集中对希特勒的御用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收入《反对阐释》的《论风格》一文里，桑塔格对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美学形式作了肯定性评价，而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里，桑塔格对这两部影片的内容，以及对里芬斯塔尔的摄影集《最后的努巴人》中所竭力表现的法西斯主义主题作了毫不容情的抨击。因此，在许多访谈中，不时有记者问起，两相比照，其中是否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桑塔格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桑塔格在《论风格》中早就说过，“将莱妮·里芬斯塔尔拍的《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称为杰作，这绝非要以美学的宽容来掩盖纳粹宣传。纳粹宣传的确存在，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加以排斥，就是我们的损失”。[4]
因此，应该说，桑塔格并没有完全否定里芬斯塔尔，只不过，她分析的着重点发生了变化，因为分析的语境发生了变化。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七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日。虽已过去整整一个甲子，但历史恍若昨日。世人在思考奥斯威辛悲剧何以发生，也在追问奥斯威辛之后种族屠杀何以还在继续。我敢肯定，假使桑塔格在世，她要探讨的恐怕更多的也仍旧是那些以希特勒为题材的影片的思想倾向而非什么美学特征。
《土星照命》是桑塔格一部重要的批评文集。在这里，桑塔格怀念古德曼，谈论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分析卡内蒂的宗教性，论述巴特的审美意识，品味本雅明的惆怅诗意，纵论里芬斯塔尔和西贝尔贝格的电影。文集出版后，虽然时有批评之声传来，但更多的是肯定和赞赏，有人甚至认为它可与塞缪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The 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一七七九——一七八一）这部巨著相媲美。与《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重点所在》等一样，《土星照命》也一以贯之地体现出桑塔格那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这里，桑塔格让我们看到了思想的重要和智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