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奏疏在当年，就有很多大臣土出来过，吕公弼依旧是老生常谈。但是，奏疏一旦送到皇帝那里，按照成例，就必须要经过讨论，讨论的结果肯定是神宗皇帝依然信任王安石，将反对者贬斥。可期间要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于那些反对者而言，他们的时间非常充裕，但王安石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新法上了。
自然，王安石不希望有吕公弼奏疏送到皇帝这样的事发生，而这件事也正就没有发生，原因是，有人告密。
被我们冷落了半天的故事的主角吕嘉问这个时候登场了，吕嘉问是个支持新法人士，王安石在变法开始时，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他本人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以之作为推行新法的指导机构。同时起用了一批有实际才干的新人参与和协助变法。吕嘉问一开始在三司条例司任职，不久后因业绩突出，被任命为权户部判官，主管诸司库务。在市易法颁布后，开封所设的“市易务”机构，吕嘉问是负责人具体负责市易法的推行。确切地说，吕嘉问在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成为变法派的一员得力干将。他的两位爷爷当然对这个新法派人士很是愤怒，但没有办法，吕嘉问天生就有冒险精神，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特别强。
吕公弼在奏疏写好后，并没有上呈宋神宗，这个人是个慢性子，性格温和不温不火，这从他反对王安石一事上就能看出。他把奏疏放在家里手，而是放在家里再斟酌考虑一下。吕嘉问一般情况下是不来吕公弼家的，因为两人分属不同派别，一见面，先把亲情放在一边，争论的全是新法问题，而且一旦争论起来，最终都是不欢而散。但那天，吕嘉问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就来到了爷爷的书房，然后就看到了那份奏疏。此人看完后，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个爷爷比那个爷爷还要“狠毒”，居然深藏不露。他立即把这份奏疏带给了王安石，王安石又飞快地将他带给神宗皇帝。结果就是，对王安石信任百倍的神宗恼怒，当即把吕公弼调出朝廷，让他到太原去做知府。
吕公弼在被贬后，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经多方打探，原来是“家贼”吕嘉问。此老儿似乎最恨告密者，尤其还是亲戚。于是宣布，称吕嘉问为“家贼”，并将其排除在吕氏家族之外。
吕嘉问窃取文稿告密从他的家族角度而言，的确是小人行径。但也有人指出，他的告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王安石变法是正确的，那么，反对正确的吕公弼被人告密是罪有应得。
吕嘉问后来也被人告密过，在他担任市易务负责人的时候，他大胆创新，让市易务部门贷钱、贷物给平苦农民，并特许他们在御街东廊上买卖瓜果，每天派遣专门管理人员监督他们贩卖，根据买卖的多少，当日收取本钱与利息。那个时候，大宋京城的御街上车水马龙，市场空前繁荣，“贩者比旧皆得见钱，行人比旧所费十减八九，官中又得美实”。但有人不这么认为，三朝元老文彦博在去相国寺行香的路上发现小摊小贩快把道路给淹没了，回朝后立即给神宗打小报告，说吕嘉问在胡闹，那些商贩实在太损大国国体，非常丢人。结果，吕嘉问被要求写检查，这种创新的繁荣市场的活动不久后也被取消。
我们看到，无论是吕嘉问的告密还是文彦博的告密，更或者是接收者王安石与神宗皇帝，都多了很多人性与理性。他们都不似以往告密史上的那些人，不加详查，就开始血肉横飞。
吕嘉问的告密如果再提升一点而言，是因为作为新法派人士与反对派人士的斗争，巧合的是，他偶然看到了反对派的计划，结果，新法派先发制人，搞定了反对派。
但是，或许吕嘉问来个真刀真枪把自己的爷爷打出朝廷也要比他通过告密而把爷爷弄出朝廷光明的多。所以，他的家族才不要他，还送给他“家贼”这么难听的评语。由此可知，即使是出于正当防卫，“告密”这一肮脏的幽灵也永远不能成为正当的武器。他的家人之所以把他开除族籍，就是因为大家都厌恶告密行为，更厌恶亲人之间的互相告密。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厌恶，甚至是坚决遏止的事。
一个科学家的告密人生
北宋一朝最为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期间，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沈括见神宗皇帝特别支持变法，就跟王安石套近乎，力称变法是必须的，而且有功于国于民。王安石本来就和这位科学家的关系很好，见他这么夸奖新法，就推荐他给神宗，让他以考察新法执行效果的特派员身份到下面去转悠。沈括每次去下面回来后，报告几乎是惊人的一致，他说，民众对新法的拥护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根本不用考虑反对者，因为根本就没有反对者。
王安石那个时候正在跟朝中反对变法的大臣进行殊死辩论，哪里有空去探察这个报告的真实，况且，他对这个老朋友是极度信任的。王安石之所以对变法那么执着，简直到了偏执的境界，跟沈括的报告有一部分关系，他认为，群众是极大支持变法的。事实上，沈括在扯淡。群众当时对变法的排斥并不比中央那些大臣们的反对声低。
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论断沈括是个说谎话的小人，王安石那时因为神宗的支持，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略有点心机的人都不会去得罪他和他的新法。沈括的撒谎如果只是出于给王安石以信心，那他绝对是个好人。可后来的事证明，他绝对不是个好人。
王安石倒台后，作为倒台者的好朋友沈括立即给新任宰相吴充一个秘密报告，上面历数王安石变法的诸多弊端。吴充觉得这是让王安石永远都不会卷土重来的一个“死刑”，他立即呈给皇帝，并且对皇帝说，沈括因为多年在地方上考察，所以，其所列举的新法弊端有着实践支持。皇帝看了沈括的小报告，大为恼火，说，你当初怎么不报告，现在王安石倒了，你跑来报告，这简直就是打落水狗啊。喜欢打小报告的小人！
皇帝对沈括“小人”这个评语其实并不厚道，作为一个小芝麻官沈括，而且还是王安石的好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在王安石风光的时候打小报告。那无疑等于把自己推进火坑。但皇帝对沈括“喜欢打小报告”这个论断倒非常真实。
早在他打王安石小报告之前，他就多次告密过。有人知道他的这个“癖好”，所以，嘱咐一些要好的朋友离他远点，有人相信，有人却不信。苏轼就不信的那一类人。
苏轼与沈括的交情也不浅，当初，二人共事于大宋国家图书馆时，经常探讨一些事情，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
王安石变法正值如火如荼时，苏轼跳出来反对新法，认为新法的唯一作用就是骚扰百姓。王安石对当时的反对者只有一个办法，要求神宗皇帝将他们贬斥。神宗皇帝对苏轼一向很看好，大宋的皇帝们大都和文人很要好，因为祖宗立下的家法，还由于大宋历届皇帝都对文章比较感兴趣，有几位还是做文章的高手。神宗皇帝给了苏轼一个比较轻的惩罚：贬调湖州。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被贬调湖州。湖州在今天的浙江省北部，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之称，在北宋时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一说。苏轼能被贬到这个经济特区做太守，实在是皇帝发的慈悲。
按宋例，官员在到职后都要向皇帝写报告。苏轼到任后，就立即着手写了《湖州谢上表》，虽然表的前面写了谢谢皇帝，我会努力工作等官样文字，但写到后来，苏轼就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了。他在表中写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语句。皇帝看到后，也没有什么想法，但当时朝中他的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却大有文章可作，他们认为，苏轼这个人真是不老实，把你贬到那里是让你享福，你居然还对新法不满，居然还讥讽朝廷，妄自尊大，请求皇帝对他加以严办。
神宗皇帝英明，没有看出苏轼的谢表中藏了这么多深意，就没有追究。可苏轼始终逃不过这一劫。不久后，沈括以特派员身份到下面去考察新法。临走前，神宗对他说，你到浙江后去看看苏轼，我还很惦念他的。
沈括来到湖州后，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沈括当时就说很久没有见到您的大作了，可否赏我一篇？苏轼立即表示同意，就写了《咏桧》诗一手，里面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一句。
沈括拿着苏轼的礼物回到京城后，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还在倒苏轼，这几人也并非是跟苏轼有多大仇，而是因为都效忠于王安石，为了给主子立功，专门找反对新法最强烈的苏轼的毛病。他们知道沈括刚见过苏轼，就一起来找沈括，看到了那首诗。但这几个人的文字敏感度并不高，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来。但这些人却给了沈括一个信息：苏轼，还得倒！
沈括不但是个科学家，当然在文字上也有功底，他琢磨了许久，就把苏轼的那首诗琢磨出来了。按他的说法：“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沈括第一个向朋友扔出了飞刀，这刀简直就是在整个火药库里扔进了一个炸弹。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联合跳出来，把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是苏轼在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这是在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简直一塌糊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很明显，这是他在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最终，这些人认定，苏轼是在讥讽皇上，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神宗皇帝见他们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只好下令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宋朝的御史台又被称为乌台，于是，这起案件又被称为“乌台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