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学的一个逃兵。四十八年前（1910），我进康乃尔（cornell）大学的纽约（New York）州立农学院，民国元年（1912）二月，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开始，我就改选康乃尔的文理学院了。
那个时候，正是遗传学（Genetics）刚刚开始的时期，门德尔（Mendel）的两大定律被科学界忽视了三十多年，到一九○○年才被德弗里（Deyries）等人重新发现，重新证明；摩尔根（T.H.Morgan）已在哥伦比亚（Columbia）大学做实验动物学教授了，他的重要工作还刚刚开始。
所以我现在回头去看看，我可以说：在农业科学里面一种最基本的是遗传学还刚刚开始的时期，我就做了农学的逃兵了！我还没有走进农学的大门，就逃走了！所以我最没有资格在诸位农学界的领袖前辈之前来谈“基本科学与农业”这样一个大题目。
这个题目是中华农学会的理事张宪秋先生给我出的，我请理事长汤惠荪（1900～1966）先生，理事马保之先生、张宪秋先生给我出几个题目，后来张先生送来了四个题目，其中有一个是“西方的科学研究与东方的农业”，我接受了这个题目，把它缩小一点，就叫做“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我的意思不过是要在诸位前面重新提出中国农学界的几位老前辈早已屡次提到过的一个老问题，——就是唤起大家注意基本科学研究在农业上的重要。
我刚才说过，我最没有资格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引用农学界老前辈的话。
四十六年度贵会的联合大会有蒋梦麟先生的演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农业本是一种应用科学，利用科学研究所得来（的研究成果）来解决农业上的实际问题。台湾近年农业发展，得力于农业科学与技术者甚大。然而实用技术的应用有它一定的限度，而提高农业技术的水准，那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能有进一步的研究；因为本省农业不断的进步，近年从实际工作感觉，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有技术所能解决。所以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倡导基本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遗传、数学等——的研究。
如果科学的研究不能从基本上做起，我们的科学便永不会追上人家。
梦麟先生不是学农的，但他领导农复会的工作已有十年之久，他现在对诸位先生说：他“近年从实际工作中感觉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有设备所能解决” ，所以“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多多倡导基本科学的研究”。他指出的“若干基本问题”之中，有一个就是“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协调”的问题。他举出的“基本科学”的例子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遗传学、数学等。
我再引一位大家敬仰的农学界最渊博的前辈赵连芳先生。赵先生前几年（民国四十三年）著作了一部很好的书，叫做《现代农业》。此书的第四章是专讲农业科学化的。在那一章里，他指出影响农业产生最大的现代科学有四种：1、生物科学（特别是遗传学）；2、机械工程学；3、有机化学；4、生物化学（特别是植物荷尔蒙Hormone的研究）。
在他那三册五八一页的《现代农业》的最后一二页里，赵连芳先生说：
但现在仍只一个世界，人口既愈生愈多，则资源越用越减少。
“自由中国”的台湾农业亦复如此。……以有限之土地生产，赡养继续增加之人口，吾人必须利用最新与最优之农学原理与技术，始能使土地生产力继续发育，并不断的改良。……
诚然，农学者经过去百余年来之研究，对于日光、雨水、土壤、肥料、植物、动物、病虫、遗传、育种、食物、营养等知识已发现甚多。然对此等因素之相互的关系，未彻底明白者亦多。……现在对于别的事实，吾人已知道不少，惟综合的基本研究（Basic Research）仍待继续。盖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近来主持研究者，每因急于功利而过分奖励应用的研究（Applicd Research），实在说，所有的真正研究工作均应务本崇实。合格的研究人员，尤须有高度的自由以选择其工作，俾能继续不断地向农学的边疆推进。
赵连芳先生的最后一段话是要“重视合作研究的原则”。
……今日农业之广大问题，已非某一学系所能单独解决者，其研究人员已需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热力学等基本科学之渊博的训练。今后农业问题所需要之科学知识将更无止境。遥望宇宙光、太阳能及原子能，有一日可能帮助农业生产富于营养之粮食，乃对于土壤生产力之要素不致过分减低。……
蒋、赵两先生提出来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就是“以有限的土地生产，养继续增加之人口”的严重问题。赵先生从他的渊博的农学知识上观察，蒋先生从他主持农复会十年的实际工作上观察，他们得到的结论也是相同的。
蒋先生说：“若干基本问题已非本省现行技术所能解决。”
赵先生说：“今日若干农业之广大问题已非某一学系所能单独解决者。”
所以蒋先生希望诸位先生“能够多倡导基本科学的研究”。
所以赵先生说：农学的一班“研究人员已需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热力学等基本科学之渊博的训练。”
我最佩服赵连芳先生的一句话：
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得光明。
我在一九四○年到加州理工研究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院长Dr.Robert Millikan招待我。他带我去参观摩尔根（Prof．T.H.Morgan）主持的世界知名的Kerckhoff生物科学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Biological Sciences），那时Morgan在休假中，我没有见着他，但我参观了他工作的地方。也看见了他的“果蝇”（Fruitflies， 学术名Drosophila melanoraster）。
摩尔根，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一九○四年到一九二八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是从一九二八年到他死（1945）。他的一生三十多年的工作，用那些细小平常的“果蝇”做实验的材料，做大规模的育种实验。他和他的许多大弟子证实了染色体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发现了遗传基因（Gene）突变的现象与规律，才把现代的细胞遗传学说建立在最稳固的基础之上。
摩尔根和他的一派的学人做的基本科学研究，在短短几十年之中，就影响到全世界的动物、植物的育种事业，影响到全世界的农业。到今天苏俄所谓米邱林（Michurin）学说，所谓李森科（Lysenko）学说，他们攻击的最大对象，还是摩尔根一派的学说。今年三月里共产党在北京大学发动大规模的清算，其中一个被清算的生物学者是李汝祺，他的罪名也就是他没有完全洗清摩尔根学说的余毒。
我在十八年前到摩尔根的生物实验室参观，所得到最深印象就是摩尔根一派学者的纯粹科学研究的无止境的绝大影响——那成千成万的“果蝇”实验是没有一毫实际用途的，然而那毫无一点实际用途的基本研究，居然影响到全世界的育种事业，改变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
今天全世界（至少可由说整个“自由世界”）的育种事业都是根据在细胞遗传学的基石之上，而细胞遗传的两个来源是Mendel到Da Vries（门德尔到德佛里）的遗传定律，和十九世纪晚年才发达的细胞学。这两种基本研究到了五十年前，到了萨登（Sutton）和摩尔根的手里才合并起来，才发展开去，成为影响全世界的新遗传学。
这短短的几十年的遗传学的历史最可以证明赵连芳先生的话：
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我在《中华农学报》新第十三期里（页16）读了我的老同学钱天鹤先生做的《引种“南非310”蔗种纪念碑文》，我也读了《台湾农业复兴史》的糖果部分里特别叙述的这个真正了不得的新品种Nco：310的一节（页76），我也读了台糖公司顾问李先闻（1902～1976）先生今年写给我的信里叙述这个“南非310”甘蔗种的伟大成就。这个新品种的故事是今天在会的诸位先生都熟悉的，用不着我这个农学的逃兵、农业的门外汉来重复申说。
不过，我这个逃兵今天借这个甘蔗新品种的伟大故事，来说明我要说的“基本科学的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不怕诸位农学专家前辈的讨厌，要把这个故事用一个门外汉的白话，简单的重说一遍，好在值得说的好故事是不嫌重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