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死，让我觉得自己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把自己的一生给记录下来。
我这一生，总共有三个名字。出嫁之前我叫“苏绣云”。出嫁之后我叫“徐玉凤”。在舞台上的我，则叫作“丽华”。现在，就先来说说“苏绣云”这个女孩。在谈到我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父亲的家族成员。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阿公，其实并非阿祖亲生。因为阿太嫁过来多年都没有怀孕，只好去台中分一个男孩来养，说也奇怪，之后阿太便连生了两个男孩。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阿嬷，嫁给我阿公之后，总共生了五个儿子和八个女儿，因为小孩太多，有五个女儿给别人当童养媳。我父亲是长子，原本在耕者有其田政策实施之后，可以分到一些可观的田产，却因为不喜欢种田，婚后跑到台北“收酒矸”，就是捡破烂，因为如此，阿公很生气，不要说田产，连一间房间也没有留给我父亲。
1952年，我出生在这个庞大的家族里面，而这个家族就在台湾彰化秀水乡埔仑村。婚后不久的父亲，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北上谋生，将新婚不久的母亲留在秀水。父亲不在身边，让当年十九岁的母亲很没有安全感。母亲说，我诞生的那一天，虽然是家族长孙的头一胎，但因为是女孩，所以整个家族冷冷清清，根本没有人理她。产婆接生完之后，又累又饿的母亲只好自己下床，到菜园拔一些红凤菜炒麻油吃，算是坐了月子。
母亲常说：“女孩子没有用，十个女儿也抵不过一个儿子。”一年后我大弟苏光荣诞生了！他是我们这一辈最先出生的男孩，长子的长子，将来是要继承家业、延续香火的，整个家族都非常高兴，母亲也因此吃了几天的麻油鸡。母亲说她嫁到苏家两年，直到大弟出生才觉得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前的日子，仿佛卖到别人家当用人一般，每天都过得战战兢兢。
父亲偶尔回来秀水，但是待不到几天又回台北。那几年，大弟和二弟陆续出生，七岁之前，我一直待在家里帮忙母亲照顾弟弟，直到七岁时，村里同年龄的小孩都去上小学，我才向母亲要求让我去上学。母亲去跟我阿嬷说，阿嬷说女孩子上什么学？母亲只好作罢。但是我不死心，我跑去祖厝找阿太，阿太个子不高，说话却很大声，平日总是拿一根拐杖四处串门子。阿太对小孩很好，常常会带我们这些小孩去果园摘水果。当时阿太已经七十多岁了，牙齿还很好，阿太最喜欢的水果不是软软的木瓜，而是硬硬的番石榴。
阿太除了牙齿硬之外，她的脾气也很硬，遇到不公平的事，她会出来主持公道。我向阿太拜托，请她说服我阿嬷，让我和其他小孩一样去上学。阿嬷是阿太的媳妇，自然不敢违背婆婆的命令，我这才能如愿去上学。
我还记得，当年我上的第一课叫作《开学乐》。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乐”不到一星期，父亲就从台北寄来一封信，要我们全家北上找他。于是，我牵着两个弟弟，母亲用扁担背了一些家当，带着那封信，我们到台北找父亲。
从此，展开我飘浪的人生。
刚到台北的时候，我们一家住在六张犁，那里有很多坟墓和资源回收场。父亲因为收破烂的关系，在那里租了一间木板房，我们一家五口就挤在两三坪大的房间。由于是违建，所以没水没电，幸好那里常下雨，父亲就买了六个铁的大水桶用来接雨水。为了省水，平日我们很少洗澡，大多用湿毛巾将身体擦一擦，所以水都够用。至于没电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困扰，只要一家早早就寝就可以解决，若真需要照明，就点个蜡烛。
父亲终生都在做“资源回收买卖”。而母亲，当时在我们家对面一户有楼房的外省人家里帮佣，外省人知道我们家很穷，总是让母亲带饭菜回来给我们吃，有时候，外省人还会给母亲大块大块的卤牛肉，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昂贵的食物。
由于父母亲整天都在外头工作，所以母亲出门后，会将我们三个小孩锁在木板房，里面放一个尿桶就算“套房”了。我们姊弟三人，从早上被锁到傍晚，直到母亲帮佣回家，才将我们放出来活动。我们在六张犁住了一年，这一年，也就是1960年，母亲生下了我四妹秀娥。说起四妹秀娥就让人啧啧称奇。我听说佛教高僧虚云老和尚在母亲肚子里住了十三个月才出生，而我四妹也在母亲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由于母亲怀孕十二个月还不生产，帮佣的外省人雇主担心母亲会出事，就把母亲给辞退了，这一来不但少了一份薪水，而且也没有免费饭菜可吃，让我家的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
为此，我们又回到彰化，陪母亲待产。四妹在母亲肚子里住了十二个月，出生时头发已经齐肩了。这妹妹出生得不是时候，她迟到两个月，让母亲丢了工作，让姊姊哥哥没有饭吃，母亲决定将四妹送人。
母亲在彰化坐完月子后，我们又回到台北，这次我们没住在原来的六张犁，而是住在现在的承德路，大同公司对面的美军顾问团旁边。当时，我家前面有一户踩三轮车的人家，结婚多年都没有生，母亲便将四妹送给他们。尽管父亲和我都不赞成，但是家里穷，又能如何？那户人家为此送来三十个豆沙饼，算是买断了四妹的一生。送走四妹之后，母亲到一间卫生纸工厂当作业员，我们继续被锁在木板房。不过我始终心有不甘，由于四妹养父母家离我家很近，每天傍晚，母亲工作回家将我们放出来后，我便冲到四妹养父母家去看她。
有一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跑去看四妹，那天四妹一个人坐在养父母家门口，我见四下无人，一股冲动便将四妹抱回家。回家后母亲很生气，但父亲却很欢喜。我和父亲同一阵线，都希望将妹妹留下来，母亲拗不过我们，这让她很为难，因为四妹养父母送来的豆沙饼已经吃完，在当时那可是很贵的食物，母亲又没钱赔人家。可怜的母亲，每次经过四妹的养父母家就被骂一次，一次比一次难听，而那又是回家必经之路，因为这样，我们只好搬家。第三次搬家，我们搬到现在大龙峒的大同街，靠近铁道旁，也就是现在的承德路三段二四七巷，对面就是成立于1960年5月30日的大龙峒车站。不过，这个比我晚诞生的公车站，因为捷运的关系，已经在2004年7月1日废除。
搬到大同街之后，母亲已经不再将我们锁起来了，这有好有坏。坏的是弟妹们都会乱跑，有一次四妹还掉到满是油渍的大水塘里，当时天色已晚，水又脏，我找不到四妹，看见水里一个黑黑的东西在浮沉，一把拉起居然就是四妹。这水塘的油，都是附近一家做硬币的工厂排出的，幸好我发现得早，四妹才没淹死。至于好处，就是我可以跟随邻居小孩到各个菜市场捡菜回家煮。如果我要青菜就去延平北路二段的太平市场，若要鱼就去广州街的中央市场，想吃猪肉就去昌吉街的猪屠口。
捡蔬菜算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总有菜贩剥下来、成堆成堆过老过丑的外叶。捡鱼则要趁鱼贩们粗鲁地拖着一箱一箱鱼时，等鱼儿不小心从边缘跌落，再快快一把捡起。大只的鲨鱼、海鳗是不太可能，但小尾的狗母、肉鱼，或人家不要的海豚骨，却有可能成为我家桌上的美食。最困难的食物算是猪肉了！为了帮家人加菜，我不敢熟睡，半夜听到猪只哀号，总让我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冲到厨房拿脸盆直奔猪屠口。
屠夫杀猪之后，总会将猪油、内脏吊在一旁，另外还会有一大桶猪血。我会用脸盆去偷舀猪血，用小刀去偷割猪油和内脏，像我这种女孩在猪屠口不少，大概有二十几个，我们不但互相认识，更是一群好姊妹。
没办法，失去了外省人的免费饭菜，我必须想办法活下去。以前的穷苦人特别多，那些鱼贩、屠夫也不见得比我们好过多少，将心比心之下，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我们这种接近偷盗的行为。
有了新鲜食材之后，父亲自己做了一个小灶，每天早上，我会用这个小灶将捡来的菜煮好，午饭的菜也会一起做好，再用篮子吊在梁上，以防猫狗老鼠偷吃。因为房子会漏水，后来我们又搬了一次家，不过仍然住在大同街上，一直到我结婚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