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党际外交，格外重要”
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除了要开展政府间的外交外，还要加强与各兄弟党的联系。为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对外联络部。
王稼祥调回国内后，被任命为对外联络部第一任部长，受命组建中联部，同时，他仍兼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此外还从事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处理国际事务的一位主要助手。
王稼祥作为中联部的筹建者和创始人，每天每日地勤奋工作着，从组织机构的建立，办公地点的选择，工作人员的调集，工作制度的规定，到全体干部的学习和生活福利等，事无巨细，都由他当家拿主意甚至亲自处理。
王稼祥先后选调了富有外交工作和国际活动经验的刘宁一、伍修权、熊复等担任副部长，还启用了像吴学谦、乔石等有才识的干部，使中联部成为一个人才荟萃之地。
中联部是政策性很强的机关，王稼祥认为要完成联络兄弟党的任务，必须正确地掌握党际关系的原则。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国际共运的经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有关党际关系准则。
他说：“我党同其它国家共产党的关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人’！各国共产党都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因此各国党就像兄弟一样是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面，每个党总要代表某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对小国小党还是大国大党，都是如此。因而在他任中联部长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威望急剧提高，影响迅速上升，这充分地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联部工作是有成绩的。
王稼祥所领导的中联部开展的轰轰0烈的党际外交活动。对以周总理为首的外交部从事的政府间的外交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不仅如此，王稼祥还多次随总理出国访问，直接予总理以支持和辅助。
1954年他参加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了日内瓦会议。在这次前后历时达四个月的会议上，周总理在王稼祥等同志的通力合作下，终于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
会议期间，广交朋友的周总理将电影大师卓别林请到了代表团共进晚餐，王稼祥和朱仲丽作陪。宴后，卓别林请王稼祥看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舞台生涯》，王稼祥也请他看了国产越剧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看后大惑不解地问王稼祥道：“梁山伯发现了祝英台是女性，为什么不向她求爱，却还在慢慢地唱呢？”
王部长反复地向卓别林解释说：“这是中国民族戏剧所特有的表现手法。”电影大师听完后仍是耸了耸肩，摇摇头。
1956年9月，我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共有六十多个兄弟党派代表参加了大会，这不仅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样的盛况自八大以后至今也再没有出现过。大会期间，王稼祥主持对这六十多个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他不仅组织得井井有条，还做到无论大国大党，还是小国小党，都一视同仁，使他们人人满意，连各国代表团的生活起居和饮食习惯，他都一一关照，不使其出一点问题。事后，周总理在评价王稼祥在八大期间的接待工作时赞扬他：
“具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又极为精细，事必躬亲，部署有方，有条不紊。”
王稼样在主持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中，既注意谦逊平等，又坚持独立自主，既反对大国主义，又防止狭隘民族主义，为此定下了一套完整的方针方法，他在这方面的主张和活动，一直为我党我国从事外交工作的同志所称道。
2.康生插手中联部
1958年，中华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左”倾风，一夜之间，成立了许多人民公社。王稼祥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也腾出不少精力来阅读和研究有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各种文件材料。又找来中联部去过农村参观的同志，仔细听取了他们的实地见闻和观感，随后又亲自下农村去视察。
他在一个人民公社参观麦地时，看到田里筑了一排排像坟包似的圆锥形土堆，上面已经长出了麦苗。王稼祥一问人，才知道这是有的人敢想敢干的新创造，说是许多个圆锥形堆起的麦地表面积比原平地的面积大得多，这样就多长了麦子，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可是这样一来，浇水、耕作和施肥等问题怎么办呢？通过与之相似的一系列问题的观察与分析，他意识到了“大跃进”是个严重的错误。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后，王稼祥兴奋地对朱仲丽说，他已经把自己的意见通过一位政治局常委转达给毛泽东了。
王稼祥这次提出的一些意见，实际上对当时一些重大方针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批评和反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王稼祥能冷静地思考“大跃进”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是需要相当的胆识的。并且他谨慎地采取了口头传达的形式，为的是尽量缩小影响，不至于使其他的同志也对中央的政策产生怀疑。
王稼祥的意见很快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后说道：“两百多名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方针，就是王稼祥一人反对呀！索性为他开个会，叫他到会上再说说自己的意见。”
直到1959年春，中央才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纠正“共产风”等错误。在会议结束形成文件时，毛泽东指示，在文件下达以前，先送给王稼祥看看，看他对此还有什么意见？
60年代初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处境急转直下。这时，我国既与美国严重对立，又与苏共发生矛盾，同时又与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世界上许多国家对我国产生了疑惧和不满，在国际上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趁机“反攻”大陆。王稼祥对我国面临的形势感到严重不安，不断在寻求着解脱困难之法。
1962年2月，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国际国内情况的资料，经过反复思考，又与不少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党提出一些建议。他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法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供参考和研究。
王稼祥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以争取时间渡过困难。第二，建议发表一个正式的对外关系声明，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政策。第三，注意国际斗争的策略。第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王稼祥向党献出自己的赤胆忠心之后，康生却悄悄从中抓住了可乘之机。
善于钻营，闻风而动的康生，6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神气活现的“反修斗士”。他借机进行国际反修斗争不断插手中联部的工作，力图在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中，推行他那“左”的一套。
康生曾多次向中联部要机密的外事文件资料看，而他要看的这些文件，都是党的最高机密，未经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的批准，不得向其他任何部门或个人透露。王稼祥按照这一规定答复了康生，拒绝了他的非分要求。
本来就与王稼祥有矛盾的康生，这下更被惹恼了，他不断在暗地里散布谣言，挑动中联部某些人对王稼祥的不满。有人说：“康老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看看中联部的文件总可以吧！”“王部长做得也太狠了，听说康老去王家，他们连茶也不给倒……”
实际上康生已经把王稼祥视为自己推行反动主张的主要绊脚石，一直盘算着怎样除掉他了。王稼祥给周恩来的信正好给了他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王稼祥给周恩来的信发出去以后，中联部的一些同志在参加国际活动中，发生了斗争策略上的偏差，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康生从中一下捞到了稻草，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都是王稼祥推行自己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的结果，王稼祥给周总理的信就很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那封信的要害就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所谓“三和一少”按照生的解释就是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革命运动的支援要少。在中央的有关会议上，王稼祥的意见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康生又挑唆王力等人反对王稼祥，并迫使王稼祥到中央的大会上作检讨。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对王稼祥说：“这个问题不要搞到中央的大会上来，既然你们部里有同志对你有意见，你就在那些有意见的同志中间，小范围地开个会，谈谈好了。”
由于国内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王稼祥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加之康生之流不断兴风作浪和破坏捣乱，从1963年起，王稼祥实际上在中联部已被夺了权，许多工作都无法过问，最后终于被康生完全挤出了中联部的领导岗位。
3.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关怀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在神州大地上鸣锣开场了。
多年的党内斗争经历告诉王稼祥，这场运动，必然波及和影响党和国家的各个方面。尤其使他不安的是当前正在兴风作浪的，就是早有野心、极不正派的康生、江青以及林彪之流。由于自己一直与这些人格格不入，他们早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一定会趁机对自己下手。
一天夜里，怀仁堂里灯火通明，台上正在演一场“样板戏”。周总理坐在朱仲丽的身后。
看戏中间，周总理问朱仲丽道：
“稼祥同志的身体好些了吗？”
“最近好些了，谢谢您的关心，总理！”
“那请你告诉他，最近我要去看看他。”
“总理，您很忙，就让他去你家吧。”
“不，不，我上你那里去！”总理决定了。
一天晚饭后，周总理果然来了。
“是毛主席叫我来看你的。”总理握着王稼祥的手说道。
“你的革命一生是功大于过的，毛主席让你继续做一些工作。”周总理对王稼祥说，“在历史上你比我更早地支持毛主席。”
“哪里，我也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时期。”王稼祥诚挚地回答道。
这次谈话持续了三、四个小时，直到深夜总理才起身离去。谈话中总理转达了主席的意见，由王稼祥担任中央外事组第一副组长，重新开始工作。
然而没隔多久，王稼祥的预感就应验了。夏日的一天中午，两位政治局委员来到王稼祥家，客气地通知他，中央决定凡不直接参加中央重要工作的领导人员，一律搬出中南海。彭德怀早就搬走了，两个星期前，杨尚昆、陆定一也搬走了，今天又轮到王稼祥了。
“要有精神准备，要做最坏的打算！”王稼祥长叹了一口气，对妻子说道。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刘邓司令部的黑干将……”
“三和一少的罪魁祸首”。
此时已篡夺了中联部领导权的王力，把“三和一少”又升级为“三降一灭”，就是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更为王稼祥制造了许多可怕的罪名，攻击王稼祥是中联部里的定时炸弹。
王稼祥60寿辰的那天，家里被造反派弄得书刊散落一地，书橱、抽屉、保险柜都被打开，满地满墙的标语口号。门上更有造反派的一幅新对联：
“魑魅死日”
“魍魉穷途”
横批是一个斗大的“丧”字……
周总理得知王稼祥被揪斗的情形后，马上找到了伍修权，向他传达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是有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把人弄死了，只有损失，没有好处。”
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十七级以上的干部会议上，以个人口气传达了这个精神，没想到就因为这样，伍修权一下子成了“王稼祥的黑干将”，惨遭八年关押。
斗呀！批呀！坐“飞机”呀！写检讨呀！……
王稼祥躺在床上，神情恍惚，他闭上了眼睛，突然间仿佛看到——
儿子王命先，不堪忍受种种屈辱，投河自尽，尸体随河水流去……
侄儿吴振华，被逼跳海而亡。
侄女瞿新华，被逼得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迈的姐姐和姐夫，被赶出了北京，一路讨饭回到安徽，饿死于破庙之中……
“我没有罪！我没有罪！”他突然坐了起来大声叫道，两眼发直，双手颤抖……——
“我没有反対毛主席！他们都围上来了，我冲不出去！”
“什么也没有呀！”朱仲丽使劲地摇着他说道。
“不、不，你的衣服上有字……，打倒……修正主义……”
出于职业本能，朱仲丽一把抓起了电话，拨通了总理办公室和医院，随即取出了强心针给王稼祥注射。
“只许救活！”总理指示道，并立即派杨德中赶到医院，向医务人员转达了他的意见。在医务人员解除顾虑后，王稼祥经过精心治疗，才得以活命。
1969年10月，林彪以战备疏散为名，把朱德、陈云等大批老干部撤离了北京，王稼祥也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周总理知道那里的气候酷热，特地派人从徐州捎去一只澡盆，并指示信阳地委，让王稼祥安心养病。
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阳又患上了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在紧急情况下，医生说服了信阳地委的同志，给毛泽东、周恩来发出电报。主席和总理接到电报后，立即批示，让王稼祥回京治疗。
林彪叛逃自取灭亡之后，在胡耀邦和王震的热情建议下，王稼祥和中央许多老干部一样，写了一封长达万言的信呈送毛主席和周总理。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同时在信中深刻检查了自己在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毛主席看过王稼祥这封感人的万言长信后，对他作了高度评价。由周总理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口头传达。
“稼祥同志早就拥护我，是教条主义中最早革命的一个人，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力；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我嘛，你嘛（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来的嘛！稼祥只提了一些意见。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很快让他站出来工作……”
王稼祥似乎又恢复了青春，充满了朝气。
1973年夏天，他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他握手祝贺。邓颖超说：“他还显得这么年轻，是老年人中的娃娃。”叶剑英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轻，你的头发黑，能数得出有几根白发。”
散会后，总理告诉王稼祥，要他仍搞外事工作。
由于此时没有立即分配什么具体任务，性急的他马上又提笔给总理写了一封信：
总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里，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闲人，可以利用时间写东西。叛徒王明现在国外仍旧獨狂之极，我愿意写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话，只要有一二个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见怎样？是否合时宜？
望告之。
王稼祥上
信送到国务院，但这正是“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时候，信送出去后，一直没有回音。
1974年初，“四人帮”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1月2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北京日报》上的一篇名为《新沙皇的迷梦》的大批判文章，批判所谓“三和一少”，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王稼祥。
看完这篇文章后，王稼祥的心情异常沉重，深感大祸临头。他对朱仲丽说：“我深信，这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有人在捣蛋，要整总理，可耻，你要坚定地跟毛主席、周总理！千万要记住啊！”这番话就是王稼祥对朱仲丽的临终赠言。
1月25日凌晨，王稼祥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与世长辞，终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