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南建交经历曲折
建国初期，我国对南斯拉夫及其领袖铁托不甚了解，因而对南的态度是与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像铁一般坚强”的南共领导人铁托坚决在南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他坚持：
“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是教条而是辩证法，它应当创造性地，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被加以运用。”“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某些人做过的那样去做。”
然而，在斯大林时代，除了“作为某些人的代表”的苏联之外，是不允许任何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大胆地声称自己要独立自主的。
1948年2月，斯大林把南共中央代表召到莫斯科，批评道：“你们南斯拉夫在外交上从来没有养成同苏联政府磋商的习惯。”说完，就扔给南共代表一份已经起草好的“协议书”。
“这份协定的内容将有助于你们保证今后将培养并遵循这种习惯。所以，南共同志们，在上面签字吧！”
苏联这种无视一国主权，颐指气使的做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强烈不满。南共中央不断地写信给苏共中央进行申辩。
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3月的一天，斯大林在同赫鲁晓夫谈话时，一边把苏共中央指控南共和铁托的信拿给他看，一边自信地说：“我只消动一下小手指，铁托就不在了，他就会完蛋。”
3月18日，苏联决定从南撤走全部军事顾问。
3月19日，苏联决定从南撤走全部文职专家。
月底，通知南斯拉夫取消双边贸易谈判。这意味着两国贸易的中断。
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在内外政策中推行反苏反马列主义路线”，“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身于共产主义统一战线之外”。这意味着，南共已被排除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南斯拉夫甚至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包括中共在内的八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苏联的驱使下纷纷发表声明和文章，向南斯拉夫展开围攻。
所以，尽管早在1949年10月15日，也就是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中国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绝南建议的态度，把同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搁置了起来。因为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是否与南斯拉夫建交要取决于苏联老大哥的态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苏南关系出现转机。当年6月，也就是斯大林刚去世三个月，苏联就主动派出了新任驻南大使，打开了已僵持五年之久的局面。
1954年秋天，苏共中央派员来华，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这位代表。伍修权以主管副外长身份陪同并担任了这次会谈的翻译。
苏共代表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苏南关系改善的过程，接着说道：“毛泽东同志，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和有错误的。”
“做错了事没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不也曾犯过不少错误吗，有错就改嘛！”毛泽东说道。
“是的，鉴于此，苏共中央认为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共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为了各兄弟党之间的协调一致，希望你们也采取同样的行动。”
“对于苏共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当然是乐于接受的。这样，让我们回头讨论一番再向你们答复吧？”周恩来在一旁说道。
2.“你去当这个大使，怎么样？”
“恩来，对于苏联的建议，你有什么看法？”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背着双手，一边踱着步，一边问道。
“我看对于他们的建议，我们是能够接受的。多交一个朋友，就多一个帮手嘛！何况南斯拉夫对我们的态度还算可以。我们刚建国，他们就承认了我们。在联合国他们也主张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喜欢铁托这个人，坚强，有骨气。建交的事你就具体负责一下吧。”
中南建交协议迅速达成，1955年1月11日，发表了两国建交公报。
建交问题一确定，首任驻南大使的人选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
周恩来为此召集了一次各副部长和各司司长参加的外交部碰头会。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了。但是，究竟由谁去任这个大使，中央还没有做出决定，这次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周恩来刚说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有人说：“南斯拉夫是个特殊的国家，他们所走的道路与苏联不同，与我们也不一样。”
有人说：“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很复杂，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
有人说：“我们对南斯拉夫不大了解，派去的大使可能任务比较艰巨。”
可谁也没有提出具体的人选建议。大家心里都有数，苏南关系很微妙，这个大使不好当，弄不好会惹火上身。
热烈的讨论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伍修权同志，这个首任大使由你去当，你看怎么样？”周恩来突然向伍修权问道：“这个，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伍修权被总理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愣住了。
“修权同志，考虑到同南斯拉夫打交道，许多事都要通过苏联，你对苏联的情况又比较熟，你看怎么样？”
“总理，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吧？”
“那好，你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再答复我。”
回到家里，伍修权一夜没有睡着觉，脑子老是想着总理的话。“派我去当这个大使，我能胜任吗？弄不好，辜负了总理的一番心意怎么办。但总理既然建议我去，就说明他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如果拒绝了的话，岂不是更辜负了总理吗？”
伍修权披衣下了床，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夜色，他的脑海里想起了以前的几段经历。
1949年底，肯定是出于总理的意见，他被调往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任司长。
1950年刚过元旦，正回家探亲的他接到总理发来的电报，叫他火速回京，陪总理一道赴苏会谈。
1950年11月份，又是总理亲自任命他当特命全权大使赴联合国控诉美国。
今天，总理又要建议他担任驻南大使。
“总理待我不薄啊！再加上自己是搞外交的，当然要到外面去走走，多积累一点经验和知识嘛！出使南斯拉夫不正是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吗？”
当夜晚的最后一缕月光消褪的时候，伍修权已拿定了主意：“去当这个大使。”
第二天一早，伍修权就赶去向周总理汇报自己考虑的结果。周恩来第一眼看到伍修权就说道：“老伍，看你的脸色，昨晚是一夜没睡吧？怎么样，考虑好了吗？”
“考虑好了，总理，我愿意去当这个大使。”
“很好嘛，老伍，我就知道你肯定愿意去，出去锻炼锻炼嘛。还有什么困难吗？”周恩来关心地问道：
“没有困难，总理，我都考虑过了。我一定不会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您寄予我的愿望，我会当好这个大使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总理鼓励他说道。
1955年3月1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任命伍修权为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的决定，同时，免去了他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3.与赫鲁晓夫赶时间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的腰板逐渐硬了起来。在国内，他处死了贝利亚，挤掉了马林科夫，苏共内部的死敌一个个倒下了。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他急于讨好南共中央领袖铁托。
赫鲁晓夫致函铁托，承认苏联对南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希望能获得南共兄弟的谅解。
铁托软硬都不吃，冷冰冰地复函道：“不听空话，要看行动。”
为向南表示诚意，赫鲁晓夫定于1955年5月26日访问南斯拉夫。
出于外交礼节，已经与南复交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都要去机场迎接赫鲁晓夫，中国大使当然也不例外，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探听一下苏南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接到命令，伍修权匆匆于5月24日登上赴南的飞机。赶在赫鲁晓夫到达前的当天上午，到达贝尔格莱德，向铁托递交了国书。铁托对于中国的副外长担任驻南大使感到非常高兴，认为这足以说明中国对南斯拉夫的重视，并衷心地祝愿伍修权的出使对于发展和巩固中南关系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天下午，伍修权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的这次访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过去的苏共从来就是惯于把别国的领导人召到克里姆林宫来接受指示与批评，这次，苏联的最高领导居然放下架子亲自率团来一个被他们咒骂了多少年的小国来，意义非同小可。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发表了机场讲话。
“对于苏南关系中过去的不幸，我衷心地感到遗憾，并且坚决要消除这个时期中的一切芥蒂。造成苏南关系恶化局面的人民敌人、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等反动势力已被铲除了，笼罩着阴影的那个时代过去了。”
赫鲁晓夫念着稿子，不时地望一眼铁托。
铁托的心头肯定还笼罩着阴影，他面无表情，站在一边无动于衷地听着。等赫鲁晓夫讲完话，他连照例的欢迎词都没有做。
“现在的世道可真是变了，赫鲁晓夫居然讨好起铁托来了。”伍修权心里想到。
在这次访问中，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
不久，铁托应邀回访了苏联，双方又签署了《莫斯科宣言》。这两个宣言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南斯拉夫并没有因此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这正是后来苏南关系再度破裂的原因。中南关系也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出现倒退。
4.“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由来
抱着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中南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愿望，伍修权开始了在南的使节工作。没想到几年以后，“风云突变”，中南关系发生逆转，他的愿望落空了。他在南斯拉夫的言行也都成了他“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证据。一个中央委员、特命全权大使，为此丢官失职，住进了牛棚。
伍修权一来贝尔格莱德就着手调査了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告，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通报表扬。
对于当时带有贬意味道的“南斯拉夫道路”问题，伍修权也作了详细的汇报。
“所谓的南斯拉夫道路，并不可怕，相反有许多是中国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伍修权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在苏联和中国以至整个国际共运中都存在的“个人崇拜”问题，在南斯拉夫根本没有。因为铁托反对搞什么“伟大领袖”，“XXX万岁”之类的东西，他强调集体智慧。
在党和国家的制度和政策上，从南共中央到地方，都是强调党政分开，各任其职，各级自治。
对外政策中，他们坚持民族独立，反对霸权政治，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无论何种情况发生，南斯拉夫都坚持“既不当西方仆从国，也不当东方卫星国”的立场。
伍修权在报告中写道：“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照搬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不照抄外国经验，而是根据本国国情，制定独立的方针政策，坚持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自主，精神上是值得敬佩的，实践上是卓有成效的。”
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成了伍修权“为南斯拉夫说过话”的罪证。
任职期间，伍修权还同铁托、卡德尔等南共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卡德尔曾多次设家宴款待伍修权全家。
铁托每年都要邀请他去多瑙河猎场去打猎，并且每次打猎时，总是邀请伍修权同他站在一起。
伍修权还曾几次去过铁托常住的位于亚德里亚海上的布里俄尼岛等名胜疗养地，去时还应邀参观了铁托的私人酒窖，品尝他收藏的名酒。很显然，能喝到这些酒的人是为数不多的。
这些自然也成了他“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罪状。
1957年，以彭真为首的中国人大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
一天夜里，伍修权刚陪同代表团会见完铁托回到大使馆办公室里，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伍修权拿起了话筒。
“喂，我是伍修权，请问您找谁？”
话筒里传来了伍修权熟悉的那带有江苏口音的普通话的声音：“噢，修权同志，你好，我是周恩来。”
“总理，您不是正在莫斯科访问吗？”伍修权惊奇地问道。
“是的，我正在莫斯科。彭真同志在你那里吗？”
“在，我们刚会见完铁托，才回到大使馆的。”
“请你马上把他找来，我有紧急的事要同他商量。”
伍修权匆匆地找来了正在休息的彭真。
“喂，总理，你好！我是彭真。”彭真预感到总理肯定又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让他去完成。
“彭真同志，这次访问顺利吧？”
“很顺利，总理。铁托刚会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全体人员。”
“很好，彭真同志。中央还有一个任务要让你去完成。我们想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我们想由中共和南共方面共同发起召集这次会议比较合适。中央的意思是让你安排同铁托就这事进行一次单独的会谈。鉴于会谈的内容会牵涉到苏联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不能公开，就让伍修权同志去担任会谈的翻译，以便于保密。”
彭真和铁托的这次秘密会谈，除了“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南斯拉夫宁愿举行双边或者是多边会谈，而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
这次会谈成了彭真，以至于伍修权“里通外国”的一条重要罪证。
文化大革命，伍修权被关进了牛棚。据他回忆说，每次审问时，专案组的人都要就上面的那几个问题反复地逼迫伍修权交待究竟是如何“勾结南修，里通外国”的。
每次审问都是专案组的头头泡上一杯龙井一类的好茶，点上一支高级香烟后开始的。
“伍修权，对于你的问题，应该先按敌我矛盾来考虑。自觉地以此为根据进行交代检査，这样才有利于解决你的问题，否则对你将是很不利的。”专案组头头振振有词地说道：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南修分子卡德尔、兰科维奇曾多次与你进行秘密会谈，你老实交待一下，究竟向他们出卖了哪些我党的情报。”
“我作为一个特命全权大使，确实与卡德尔等人有过私人的交往，但这都是正常的社交活动，根本不存在什么出卖情报之类的事。”伍修权气愤地说。
“伍修权，你不要态度恶劣，不肯认罪。我再问你，南修头头铁托曾多次邀请你去野外打猎，还让你去他的别墅。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哼，不可告人的关系，我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难道连享受一下驻在国提供的优待的权利都没有吗？”
专案组头头发火了，训斥道：“黑帮分子伍修权，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现在根本不是在接受审问，而是在摆老资格教训人！”“我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就不怕你们对我的揭发批判。”
“什么，半夜不怕鬼敲门。你把革命群众比作鬼，这是对革命群众的极大侮辱。”专案组头头觉得自己抓住了把柄，坐直了身子，劲头更来了。
“彭真去南斯拉夫与铁托有过一次秘密的会谈。你们有专职的翻译，为什么不让他去，而由你亲自担任翻译？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老实交待你和彭真到底搞了什么鬼。”
“彭真与铁托的这次会谈，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进行的，由我亲自担任翻译，也是由周总理亲自指定的。会谈内容有记录，事后我们又向周总理写了书面报告。你们自己可以去查查，更可以去问总理，看看到底有没有鬼。”
“你不要狡辩，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你推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材料。”专案组头头开始有点底气不足了。
伍修权反驳道：“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上级的指示和决议下进行的。我从来没有独立地推行过什么路线，如果有，也只是执行而不是推行。”
这种无聊的审问，反复多次后，最终以给伍修权定罪为“替南斯拉夫说过话”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