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个与基辛格握手的中国外交官
1969年，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章文晋结束了在江西“五七”干校一年多的改造生活，重新回到外交战线上。不久，他出任西欧美澳司司长。在那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岁月里，周恩来艰难地在风波中把握着共和国巨轮的航程。转过险滩，驶过恶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指引下，新中国外交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正在悄悄临近。
“1971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回忆道，“我接到通知说，礼宾司代司长韩叙要我马上去外交部……韩叙单独告诉我：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秘密来访，你要参加接待。明天就去钓鱼台国宾馆集中。此事要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人也不能说。”
在差不多同时，接到相同通知的还有王海蓉、唐闻生和章文晋。
这位即将来访的神秘的美国客人就是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这几位中国外交官的使命是专程飞往巴基斯坦，迎接基辛格一行的“北京之旅”。
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要知道，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中美两国领导人下了多大的决心、承担了多大的风险、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被史学家们称为“失去的20年”的隔绝和紧张对峙时期。在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候，美国外交官对新生中国的外交人员极端无礼。美国国务卿违反起码的外交礼貌，甚至杜勒斯在国际会议的公开场合拒绝与周恩来握手。
历史的发展往往都不是以一两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60年代以后，美国在越南陷入了战争泥潭、中苏关系从“蜜月”走上了决裂和对抗、苏联在全球展开了咄咄逼人的霸权攻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一系列事件都预示着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的巨大转变。面对苏联的扩张之锋，美国感到了自身力量的不足，当看到中国作为独立力量的崛起时，美国不得不把手伸过太平洋，试图叩响与中国和好的大门。
1969年2月，尼克松出访欧洲。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丽爱依宫，尼克松与戴高乐进行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谈话。在谈到中国问题时，尼克松说：“在美苏对话时，美国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10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步，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
戴高乐一针见血地回答道：“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恰恰在同一时刻，1969年4月，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一次全面的细致的研究。在经过近5个月的认真研讨之后，“老帅”们果断地提出，要在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陈老总提出，在中美关系上甚至可以采取一些“不合常规”的思路和手段。
1970年9月27日，尼克松在接受《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12月18日，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著名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访问中国，因为他是总统，中美之间的问题毕竟还得同他解决。
但是，愿望是一回事，把愿望变成实际的行动是另一回事，实际的行动要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又是一回事。中美关系20年的冰冻要在这一刻间化解，谈何容易！
为了与中国外交官接触，传递一条信息，美国驻波兰大使甚至在展览会的光天化日之下追赶一名中国使馆人员。
“有志者，事竟成！”一开始，中美双方都怀着千般的狐疑、一步一回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摸摸索索地前进。但中美之间的联系渠道和交往还是一点一点地积累了起来。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不无夸耀地对这段艰辛的“外交小步舞”作了一个详细的记录：
“对华主动行动的第一个认真的公开步骤是在1970年2月采取的，那时我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
“北京的领导人清楚地了解这一报告的措词的意思。两天后，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引人注目地建议把他们的会谈搬到北京去举行”。
“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看我，我利用这个机会建立了‘叶海亚渠道’”。
“第二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进行国事访问……在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我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共产党中国，即称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我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时说，即使不能达到同中国重新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最后理想，也可以进行高级私人代表的互访嘛。他答应把这个话转达给北京，这就是‘罗马尼亚渠道’的开端”。
“12月9日，周恩来要叶海亚总统传话说，欢迎我的代表到北京讨论台湾问题。”
“1971年初……周恩来让齐奥塞斯库给我捎一个口信……我将在北京受到欢迎。”
“4月14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对我们两国间贸易的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亲自欢迎了我们的乒乓球运动员。”
“信号和口信往返进行了两年多时间……。现在基辛格和我都认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我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来到。”
尼克松决心迈出的这个“更大的步子”，就是章文晋一行人即将出发去迎接的基辛格“震动全世界”的秘密访问。
这次访问被命名为“波罗一号”，意在效仿古代马可·波罗的那次为西方揭开中国神秘面纱的传奇之旅。然而，基辛格先生这次创下的历史，无论在其神秘性、独创性、戏剧性，还是在其引发的震动和冲击性影响力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基辛格首先出发到中东、越南、印度作他独特的例行穿梭飞行。作为其中的一站，7月8日，基辛格飞抵巴基斯坦。一场精心炮制的好戏就开场了。
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眉飞色舞地描述道：“叶海亚总统在招待宴会中开始执行我们的计划。我的肚子疼成了大家的话题。他高声宣布，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我复原，他一定要我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去休养，这个别墅靠近总统的宾馆，位于穆里以北的群山中。当我迟疑表示不同意时，他坚持说，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客人的意志来决定。其实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他说得恳切异常，以致我手下一个特工人员听到以后，立即派了他一个同事前往该地，作为‘先行’去了解情况……”
基辛格到达巴基斯坦后就立即装出了一副肚子疼的样子，叶海亚总统就顺机摆出主人的殷勤好客，挽留基辛格到偏远的山庄别墅去休养。主客俩一唱一和，大演障眼戏法。新闻界果然被骗了进去，基辛格赢得7整整两天的隐身时间。不幸的是，为了保密，一位勤恳的特工人员也被骗了进去，他提前赶到了那个别墅。基辛格“无法可施，只好要求巴基斯坦人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那蒂亚加利，直到我从北京回来”。
正在伊斯兰堡的“金蝉脱壳”好戏上演的时候，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已经从北京南苑机场腾空而起。飞机越过了冰封素裹的喜马拉雅山脉，不动声色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査克拉拉机场。这架能容纳一百多名旅客的飞机机舱里，只有四位旅客。他们正是章文晋和唐闻生、王海蓉、唐龙彬一行人。他们是8日凌晨出发的。明月西沉，万籁俱寂，北京还在黎明前的甜梦之中，而飞机上的章文晋却是睡意全无。他反复咀嚼着临出发前，周恩来总理的亲口嘱托：“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说明了美国政府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此行的目的地，巴基斯坦，又使章文晋的心情更加不能平静。5年前，他被任命为驻巴大使，不料“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起。亲手授予他特命全权证书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身遭劫难，自己却成为刘少奇主席任命的最后一任大使。妻子张颖被造反派打倒，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孤身在外的自己最终也未能幸免，被这场风暴裹挟而归……
而今天又是在这里，他将亲手去迎接中美关系的新旅程。周恩来在临行前特别叮嘱：“章文晋文晋啊，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要多讲一点……”
周总理细致入微的关怀使章文晋更加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章文晋反复地思考着这次任务的各个细节，细致地为每一个可能发生的意外都作了准备。
基辛格在外交舞台上可谓饱经风霜的老手了，但在此刻，他的心情也不比章文晋轻松多少。他后来回忆道：
“我出席叶海亚的宴会回来休息的时候，大约已经夜里十一点了。我心潮起伏，前途吉凶难卜……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还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我极力想象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到一个我从未去过的首都去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我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我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7月9日凌晨，基辛格和章文晋两班人马同时从各自的住所出发，驶向同一个目的地。天还没有亮，伊斯兰堡的街灯照着空空的街面，汽车载着不眠的中美两国外交官飞快地穿梭而去。章文晋等人在预定起飞时间前10分钟赶到了机场，汽车直驶到舷梯下面。波音飞机庞大的躯体静悄悄地卧在水泥跑道上，除了前舱门，所有的门窗都密不透光，显得分外的神秘。登上飞机，章文晋在前舱门旁坐下，紧张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舱门外的动静。此时，时针正指向4点20分。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的轿车疾驰而来，嘎然停在舷梯下。前一辆车里下来一个瘦高个儿，那是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苏尔坦·汗先生。后一辆车里钻出一个胖乎乎的身影……“基辛格！”4位中国外交官迅速辨认出了这个已经在银幕上熟悉了好久的身影。待基辛格转过身来，章文晋看见他戴着一副大墨镜，顶着一个大沿帽，果然是一副“秘密使者”的行头。
基辛格一行6人快步登上舷梯，跨进了机舱。中美两国外交官自从1949年以来，从未如此接近地打起了照面……
“我第一个看到的是章文晋”，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中国外交部西欧美大司司长，周恩来派他来护送我到北京，表示他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章文晋看起来像艾尔·格雷科油画中的西班牙红衣主教——当然他穿的是毛式制服——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他很少讲英语，但这对于他起草会议文件大有用处。他跟我们打招呼，对他来说，一个高级中国外交官陪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飞行2500英里到一个他们自称为世界革命发源地的政府所在地，这似乎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
苏尔坦·汗先生作为东道主，殷勤地为双方一一作了介绍。章文晋等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与美国高级官员握手的中国外交官。苏尔坦·汗先生道别离开了飞机。凌晨4点40分，飞机腾空而起。
“我们相互握手致意。这是中美政府高级官员20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一边是笔挺的西服，另一边是中山装和女制服，这不同服装的鲜明对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龙彬回忆道，“我还清楚地记得，基辛格的手又粗又大。他握手很有力，神态很精明。我当时不禁暗想，这个美帝头子可能不好对付。”
基辛格的随行人员中有：
他的特别助理温斯顿·洛德，后来曾担任过驻华大使，以及是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夫人是安徽桐城方苞的后裔，著名美籍华人女作家包柏漪。
约翰·霍尔德里奇，东亚问题专家，后来曾任中美联络处副主任。他出生在中国。
迪克·斯万迈泽，越南问题专家。还有两位人高马大、英武有力的特工人员，约翰D·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机舱中的气氛开始时十分紧张，中美外交官面对面两排站着，相互打量的目光中充满着猜疑和警惕。尤其是那两位美国特工，他们是登上飞机后才知道他们将到哪里去的。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他们把自己的手和文件箱铐在一起，走到哪里都提着。基辛格十分打趣地说：“他们那副样子，好像八亿中国人无论怎样对待他们，他们都能应付一样。”这也难怪，20年的敌对与隔绝，彼此间太陌生了！
飞机起飞后，大家搬了一张桌子围坐下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了沉默和尴尬，笑着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西·唐。”
“这是我在美国时的名字。”唐闻生见章文晋愕然的神态，赶紧解释起来。
基辛格看到他的幽默似乎已经发挥了效力，就接着开玩笑说：
“南西·唐可以竞选美国总统，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而本人却不行，因为我生在德国……”
众人都被基辛格的玩笑逗得哈哈大笑，机舱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章文晋趁机就问起基辛格在伊斯兰堡装肚子疼的细节。基辛格更加来了精神，眉飞色舞地夸耀了一番自己的表演天才，引得机舱里的笑声响成一片。中美20年敌对的坚冰似乎就在这谈笑间烟消水溶了。基辛格询问了北京的风土人情，又耐心地向中国外交官们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严守此行的秘密。基辛格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我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是宣告我们两国关系的一个新时期，但最好我们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的看法。”
章文晋回答道：“周恩来总理将准备和您探讨所有的一切问题。”基辛格十分惊讶章文晋和中国方面的这种坦率，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和我们围着一张桌子闲谈，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
2.震动世界的北京之旅
载着中美两国外交官的飞机跨越了喜马拉雅山，也跨越了中美20年的鸿沟。7月19日12时15分，飞机徐徐降落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机舱内，两国外交官都抑制不住此刻内心的激动和喜悦，热烈地鼓起了掌来。那是一个盛夏的正午，天空多云，很闷热。停机坪上，叶剑英元帅和黄华、韩叙、冀朝铸等顶着酷暑欢迎基辛格一行的到来。叶帅身着中山装，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当基辛格走下舷梯时，叶帅迎上前来握手问候，用他浓厚的广东口音连声说道：“欢迎你，欢迎你！”三辆红旗轿车疾驰着驶过东西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直接驶入了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前。用深色窗布紧蔽的车子里坐的是基辛格等美国客人。
为了迎接这几位秘密的美国客人，钓鱼台五号楼特地重新布置和粉刷了一遍。换上了新的家具、沙发和壁画，客厅里还专门增添了一个酒柜，放满了各种中外名烟名酒。为了让客人们吃好，宾馆准备了中餐和西餐两套菜谱，特地从北京饭店和全聚德请来大师傅掌勺。为了让客人有机会尝尝新鲜的北京烤鸭，钓鱼台里还专门搞了一个小烤炉。让人奇怪的是，美国客人都很适应也很喜欢中餐的口味。尤其是温斯顿·洛德，他用筷子简直和中国人一样得心应手，这肯定是尊夫人教导的功劳了。
下午4点30分，周恩来赶到了钓鱼台。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充满感情的笔调记录下了他对周恩来的第一印象：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脸上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
当周恩来出现在宾馆门口时，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基辛格急忙上前向他伸出了右手。基辛格十分清楚这一伸手的意义，杜勒斯当年在日内瓦的无礼行为在周恩来和中国人心目中的影响需要从他这一握手开始去消除。周恩来露出了会意的微笑，他接住了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基辛格写道：“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会谈旋即开始。基辛格首先发言，他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讲稿，洋洋洒洒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式的长篇宏论，从中美关系的历史一直讲到今天的会晤。末了，基辛格想炫耀一下自己的口才，丢开讲稿说：
“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已有很多人访问过这个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话音未落，周恩来举起手来，回答道：“不！不！你会发现她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她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猛然一愣，但很快，他发现周恩来讲的是真心话。中美关系隔绝了这么多年，今天的会谈不应该沉溺于那一系列“问题”的纠缠，而首先是应该消除“神秘感”，建立起双边彼此信任的关系。
会谈的气氛很快为之一变。双方准备在一大堆具体的事务问题中“大干一场”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变成了轻松、坦率、富有幽默感和哲理的交谈和讨论。
第一次会谈持续了3小时25分钟，基辛格感叹道：“态度之坦率，即使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伟人的面前才会经历得到。”他的一位助手则更加赞叹道：
“我敢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他俩更幽默的外交家了！”外交的目的说穿了就是相互利用。通过谈判等手段，外交就是要使对方的立场和自己的立场、对方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对方的目标和自己的目标协调统一起来，进而达到立场、目标和利益的一致或相似。
周恩来与基辛格在第一次会谈中，巧妙地绕开了中美20年关系断绝所产生的种种纠缠不清的棘手问题，一下子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点破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的本质意义。那就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美两国已经有了相互接近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周恩来的一句话，使中美双方在一开始就明确了共同的目标，奠定了未来关系发展的主调，双方心中的石头都落了地。基辛格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想法显然和周恩来所想的完全一致。他写道，尽管双方在表面上仍然装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但彼此心中都已经明白，“鲁比肯河就在背后，事实上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
前进，障碍就不可避免。中美之间有太大的距离、有太多的障碍。章文晋和中国外交官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为克服障碍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事实证明，中美之间只要本着共同的利益和认识，在共同的努力下，没有什么障碍不可克服，没有什么距离不可超越。
中美之间的分歧和障碍，谈到最后是公报中关于尼克松访华的那几个措词。
美方表示，在公报中应当表现出中国首先发出了邀请，然后尼克松加以接受而访华。
中方则要求，公报应当是尼克松首先提出了访华的愿望和要求后，中国才发出邀请的。
在字面上，这只是几个字的差异。但是中美双方谁都不愿意在字眼上体现出自己的主动。这在一方面关系着中美双方国内政治局势中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美20年隔绝所造成的天壤距离。
章文晋和黄华是中美公报谈判的直接负责人。毛泽东指示他们：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谈判持续了两个晚上，但是都没有找到突破。
7月10日中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美国客人，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十分严肃向基辛格阐述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基辛格也丝毫不让步：“是北京首先提出总统访问的，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条件。”然后，基辛格又十分强硬地逐点反驳周恩来的讲话……
眼看谈判就要陷入僵局。突然，周恩来打断了基辛格的发言，说“我们如不先吃，烤鸭就要凉了……”
周恩来又巧妙地利用北京烤鸭转移了会场上僵持的话题。多亏了这些鸭子，让双方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多少使会谈的气氛有了些松动。
激烈的谈判一直持续到7月11日上午9点40分，离基辛格离开的时间已经不足3个小时。周恩来在章文晋、黄华草拟的稿子上稍作改动，只添了“获悉”两个字，顿时使中美间纠缠不休的“谁主动”问题迎刃而解，真可谓点石成金、妙笔生花。谈判桌上，基辛格禁不住笑逐颜开，公报草案被欣然接受。
送别的午宴上，叶剑英元帅风趣地对基辛格说：“下次再来就不需要再躲在这里了，可以随便到外面去买吃的、买玩的了。”
一路上都戒备森严的两位美国特工，此刻也把文件箱丢在了一边，和中国同行一起举杯畅饮。
12点20分，基辛格一行满载着中国政府赠送的工艺品、相册和专门索要来的《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圆满地结束了这次神秘的“波罗一号”使命。
3.“儒家外交”的风采
章文晋的美利坚之缘可谓源远流长。从他步入外交舞台伊始，他就跟随着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打交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70年代，他成为第一个和基辛格握手的中国外交官。此后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美洲大洋洲事务。1979年，邓小平同志应卡特总统的邀请访问美国，章文晋是这次访问的“总管家”，代表团的秘书长。1983年3月，章文晋偕夫人张颖再度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这一次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的特命全权大使……
此时的章文晋已年近古稀，两鬓显露出岁月无情的沧桑，可他精神矍烁，风采不减当年。他渊博的才识、机智的谈吐和儒雅的风度很快就征服了美利坚大陆。在章文晋抵达华盛顿后不久，美国各新闻媒体纷纷传来对新中国这位老外交家的赞誉，学者们称赞他“充满东方的智慧，具有深刻的洞察力”；记者们赞之为“谈吐儒雅、机智幽默”；华人社会则更加为新中国的这位大使自豪，称之为“儒家外交”。
章文晋到任之初，中美关系正处在某种微妙的调整之中。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多次演讲中都对中国颇不友善。正当章文晋要递交国书的前几天，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胡娜事件”。在美国访问的中国网球运动员胡娜，在途中突然向美国政府提出“政治避难”。这实际上是台湾方面策划的，但是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提出交涉，美国政府还是批准了胡娜的要求。这一事件在中美关系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4月7日下午，章文晋夫妇来到白宫向总统递呈国书。那天正好有几位外国大使都要进行这个仪式。章文晋被排到了最后面。4点30分时，白宫礼宾司长将章文晋夫妇引进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根总统早就站在那里准备迎接了。他伸出手来彬彬有礼地和章大使握手，他的手劲很大，章文晋对这位比自己还大两岁的总统的手劲暗暗叫服。随后是一系列的礼宾程序，互致颂、答词，呈上国书，合影留念。一般情况下，这一程序二、三分钟就可以结束，大使告辞退出。但里根总统却出人意料地让章文晋夫妇坐下，亲切地问起话来：“我对中国这样有千年文明的古国一直非常尊重。希望在我的任期内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并且登上伟大的长城……”
里根的举动让章文晋感到有些意外，毫无精神准备。好在他经验丰富，随机应变的能力也很出色。他微笑着接过总统的话头，不失分寸地回答道：“如果我能陪同总统夫妇访问中国，我将会感到极大荣幸。”
预定二、三分钟就可以结束的仪式，里根总统却和章文晋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会谈。此事立刻成为嗅觉灵敏的媒体和政论家笔头的一大新闻。章文晋也觉得，里根的这一举动显然表明了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视。
“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进一步打开两国关系的局面”，回到使馆后，章文晋立即召开了研讨会。在会上，章文晋从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亚太地区格局和中美双边交往等多个角度分析了中美关系的状况。他认为，对前景不能太悲观，障碍是次要的，友好是主要的。他说：“在外交工作中要主线明确，斗争中要分清主次”。
针对当前两国关系中不冷不热的状态，章文晋提出要“多做工作，多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争取更多人理解。无论官方或民间，学术界或工商贸易界，我们都要做。外交官，尤其是大使参赞，只要有人邀请，都应该走出去。不仅交朋友，还可以发表讲演，接受采访和提问……”
章文晋率先垂范，积极地“走出去”，放开手脚开展工作。他广泛地周旋在朝野各界，广交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大农场主布洛克邀请章大使出席他的家庭晚餐会。饭后，章文晋应邀坐到了钢琴前面，熟练地弹奏出古典波兰舞曲的优美旋律，举座都惊叹不已。很快，布洛克就在一旁用“朋友间”的方式悄悄地向章大使透露了出口小麦问题的某些细节……
因“水门事件”名噪一时的水门饭店是华盛顿最著名的一家饭店。它的老板沙戈特地为章文晋举办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宴会。华盛顿的政府高官、议员、各国使节和社会名流都纷纷出席。章文晋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前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曼斯菲尔德紧紧地搂住章文晋的肩膀，激动地说：“我今天才从东京回来，立即赶来欢迎你，我应该说特别欢迎您来美国当大使，而且我有预感，您一定会来。相信您来以后会使两国关系发展得更好……”会后，兴高采烈的饭店主人沙戈还意犹未尽，领着章文晋去参观地下室里珍藏着的数以万计的法国名酒。华盛顿另一座著名饭店、麦迪逊饭店的老板柯恩也不甘落后。他也是章文晋的老相识，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时候，代表团就曾下榻过这家饭店。在他召开的豪华宴会上，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副国务卿和大法官都偕夫人应邀出席。柯恩是华盛顿一个小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中美友好的积极推动者。章文晋应邀出席了他的宴会使他感到颇为荣光。兴尽之余，他邀请章文晋来到饭店顶楼他的私人办公室，十分得意地向章文晋展示他收藏的一百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骏马模型，其中就有中国出土的唐三彩。
纽约是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华尔街的大楼也是美国的权力中心。章文晋在华盛顿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又移师纽约。短短6天的行程，章文晋不辞辛劳地拜访了大资本家洛克菲勒、政坛宿将尼克松、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系列要人和其它机构，连轴般地安排了18场活动，当地报刊报道说：“新任中国大使到纽约进行旋风式的外交活动！”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位极富战略眼光的老政治家。当年，他亲手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章文晋拜访了他在纽约的住所，这位独具慧眼的老人提醒章文晋：“经济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才能促进中美关系全面的、更快的进步。”后来的事实完全证实了尼克松的高瞻远瞩。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的智囊机构，它汇聚了美国政界、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一大批有志于推进中美友好的名流和智囊，在美国政府的对华决策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章文晋出席了该委员会举办的午餐会。他在会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了演说，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发。他雄辩的口才深深吸引了出席的观众，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甚至连结发多年的夫人张颖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在纽约，章文晋专程拜访了寓居在这里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先生。这位民国遗老号称“三朝元老”、“外交巨擘”，曾经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叱咤一时，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外交人才。此时，他已经年届耄耋。顾老先生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搞清楚，眼前的这位中国大使是来自大陆而不是台湾。他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色，然后愉快地说：“欢迎你，来自中国大陆的大使！”
章文晋的纽约之行还“横遭”了一次有惊无险的“暗算”。那天，章文晋夫妇从一位朋友家里出来，打算拜访一街之隔的洛克菲勒先生。由于纽约的马路堵车十分厉害，他们决定徒步走过去。正走着，章文晋发现有个青年人用色拉油喷他的衣服，正待回身之时，又有两个人迅速地擦身而过。几个人迅速地四向逃开了。章文晋觉得很奇怪。进屋子之后，一位美国朋友急忙问他：“看看少了什么没有？”章文晋一摸口袋，才恍然大悟——钱包没有了。幸亏钱包里只有几张美元，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曼哈顿的窃贼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偷到大使身上来了！
章文晋在开展外交工作时，十分重视研究美国的情况。每天早晨上班前，他总要阅读大量的报纸。针对美国人对中国缺乏了解，社会上流传着大量歪曲现实的偏见的现象，章文晋主动通过舆论界来宣传中国。他接受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新闻媒体的采访，利用各种机会对公众发表演讲。有一次演讲中，一位听众故意提了一个刁难的问题：“在您演讲的时候，外面正举行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游行，对此您有何感想？”
“是吗？”章文晋先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然后说：“我只看见了会场内对中国人民友好的那种热烈气氛。”
会场内响起了一阵愉快的笑声。章文晋接着说：“在座的人中有那么多中国人，我请你们都做驻美大使，一起来做好这件大事！”话毕，场下掌声雷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8月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章文晋在美国各地发表了不下60次的演讲。在他的号召下，中国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发表的讲演多达106次。仅1984年的圣诞节，章文晋亲手发出的贺卡就多达500多张。这些工作都有力地推进了中美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的发展。
章文晋对美工作中，张颖女士“夫人外交”的功绩亦不可没。张颖女士通过“国际妇女俱乐部”等社交团体，建立了与美国上层及其它国家大使“夫人们”的联系。国务卿舒尔茨、白宫办公厅主任贝克、商务部长鲍得里奇的夫人都是张颖女士的好朋友。初到华盛顿后不久，张颖女士利用大使官邸装修启用的机会，以女主人的身份邀请了副总统布什夫人芭芭拉等一大批贵客。众多高级官员的夫人们会聚一堂，大使官邸的客厅里顿时珠光辉映、粉黛袭人。刚从使馆回来的章文晋见状不由一愣，打趣地说：“女士们，中国有句古话，贵宾临门、蓬荜生辉。但很抱歉，今天我不能当主人，我一个异性太孤单了，难以奉陪……”章文晋言毕就退到一边去了，由夫人张颖出马周旋应酬。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章文晋大使工作的开展离不开使馆各个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协作。章文晋手下的驻美使馆阵容，可谓“豪华”。公使有林兆南、胡定一、冀朝铸、张再，总领事有曹桂生、唐树备等。尤其是章文晋与胡定一、冀朝铸三个人的搭档，号称“三驾马车”。章文晋待人宽厚，知人善任，工作中虚心而又敢担责任，因而将使馆拧成了一条绳。他经常说：“周恩来过去常对我们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对大家有充分的信心。”他打破了旧的工作制度的约束，对外交官的要求是：“事前无须多请示，事后要勤汇报。”在他的领导下，使馆工作人员纷纷献计献策，主动积极地开展起了工作。
中美友好本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胡娜事件”这片乌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1983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访问了中国，宣布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9月，美国国防部长访华，推进了两国国防技术的交流。1984年1月，中国政府总理访问了美国。4月，在草长莺飞、花红燕舞的季节，里根总统的愿望得到了实现，他登上了万里长城；章文晋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陪同里根总统访问了中国。到1985年底，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了73亿美元。中美关系走出了不冷不热的低谷，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1985年5月，章文晋结束了他在美国的使命，离任回国。在他即将告别华盛顿之际，华盛顿公共战略咨询公司副总裁特地安排记者采访了几位著名学者和政治家，请他们谈谈对章大使的印象。他将这些采访的录像精心制作成一个节目，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了章文晋。在采访中，基辛格十分动情地回忆起14年前他的那次神秘之旅，说：“章文晋大使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他改变了我对新中国外交官的看法……”
4.穿衣打扮，国家的体面
章文晋出使美利坚的时候，中国大陆正从十年浩劫的灾难中走出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的航船正驶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还十分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旧的框框架架还制约着工作的正常开展。章文晋初到美国时就遇到了一系列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条条框框。例如：
外交官不能在使馆外请客交朋友。
外交官不能参加外交人员俱乐部。
外交官不能随便外出，外出必须两人同行，夫妇俩不能算两人，还得再加一个……
这些规矩执行死了就难免给工作添麻烦，在美国，主人请大使和夫人出席宴全，一般只给安排两个座位，倘若非要带上第三个人，那就只好坐在背后，没饭吃、没酒喝，这对大使夫妇来说实在是不方便。
“文化大革命”的约束还体现在外交官及其夫人的穿衣打扮、驻外使馆的装修使用方面。章文晋夫人张颖女士曾经遇到过这方面的“笑话”。1972年，她率团访问欧洲，全团不分男女，一律穿着深色中山装，头发剪得短短的。抵达瑞士时，当地政府官员前来迎接。他们准备了鲜花，要送给女同志的。但是，当张颖女士和一位男同志并排走下飞机时，迎接的官员露出了一脸的迷惑：“到底哪位是女士呢？”幸亏同行的那位男士机灵，马上把张颖往前推了一步。女士说话的嗓音才使对方分清楚谁是女性，总算避免了一次“性别不分”的尴尬。
住的方面也一样。中国政府早在1973年互访中美联络处的时候就在华盛顿S街买下了一幢小楼，作为大使官邸。这座小楼的地段很好，环境十分雅致，周围都是上层人士和外国使节的住所。但是自买下之后，我国大使从来没有去住。里面又脏又乱，院子里的树枝长久不修不剪，枝杈乱长，伸到了另家的院子里。邻居都几乎要发抗议书了。
一位著名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者曾经指出：“外交官首先是他的国家的象征代表。外交官不是作为个人为自己而行事的，而是作为他的国家的象征代表行事。”由此看来，驻外使节的穿衣打扮、驻外使馆的装潢修缮在根本上是一个国家实力、地位和威望的象征和体现。法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占地之广、建筑之大、陈设之豪华，简直就像一座宫殿。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国力并不富强，但举办的宴会和招待会，规格之高、排场之大、花费之奢侈也不输给任何一个大国。
章文晋夫妇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到任美国后不久，章文晋要求使馆工作人员要打破旧框框的束缚，解放思想，从穿衣打扮这件小事上做起。穿衣打扮，虽然不需要追求奢华，但一定要漂亮、大方、有体面。
章文晋决心把闲置多年的大使官邸好好修缮一下，利用起来。夫人张颖自告奋勇地担当起了装修工程的总设计师。打扫卫生、清理场院，使馆上下一齐动手，很快就完成了。麻烦的是室内家具和摆设的替换。首先遇到的就是财务的问题。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使馆添置物品，大使的批准权限只有五百美元。要换一套沙发，工作人员整整在华盛顿跑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了一套还看得上去而且价格可以接受的。但是还不能一次就买回来，得分三次开票，分别地搬回来凑齐。更麻烦的是冰柜。使馆经常招待客人，几乎天天得办宴会，厨师提出要置一个冷藏冰柜，以便储存食品。可是一个冰柜得700美元，这东西可不像组合沙发，可以拆开买。会计说制度有限，不行。那就只能买冰箱，499美元，但冰箱只有一半能冷藏，厨师说不够用。结果只好买两个冰箱，制度没有违反，但却花了998美元。
最难办的是客厅里挂的一幅毛主席画像。是一副水墨国画，但技巧和艺术水准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更关键的是，这幅画挂在墙上严重影响了客厅的氛围和布置。这幅画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挂上去的，但是现在能不能搞下来？大家顿时踌躇莫展，那个时代的阴云又浮现在大家的脑海里。最后，张颖女士果断拍板：“我作主，取下来。不必请示了，也不要汇报给章大使了。”这样，就换上了一幅当代名家所作的荷花图，构图别致，色彩鲜艳，整个客厅的色调和气氛顿时令人耳目一新。
装修一新后，整个大使官邸既整洁又大方，洋溢着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光彩，又呈现出温馨亲切的气氛。张颖女士在装修完成之际，请来了使馆其它外交官的夫人、当地华人社会上层的妇女以及一些内行的专家，请他们再参谋参谋、指点指点，对官邸进行细致的改进。大使官邸就是大使的家。有了官邸，章文晋就不仅可以在使馆招待客人，又可以在家里款待朋友了。在家里迎宾送客，更添一种使馆没有的亲切感。
5.邓大姐送来紫羔皮大衣
在即将起程赴美之前，章文晋夫妇曾特地前往看望了邓颖超大姐。章文晋告诉邓大姐，他们即将去美国工作。邓大姐仿佛早有准备，便问起张颖衣服的事，问张颖有没有皮大衣。说着，邓大姐就让秘书拿出一件皮大衣来，送到张颖手上。这是一件名贵的俄国紫羔皮大衣。“这件大衣是解放初，恩来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送给他的。”邓大姐十分深情地说，“恩来送给了我。这是我惟一可送给你的最好的纪念品了。”邓大姐接着说：“你过去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应该知道，入乡随俗是很重要的事，否则很难深交朋友，开展工作。现在开放改革，不应该有不必要的顾虑了。”
邓大姐的一席话使张颖和章文晋在思想上轻松了很多。来到美国后不久，章大使筹划举办一次大型的招待会，请使馆几位主要外交官夫妇一齐来商议。张颖发现几位公使、参赞夫人的穿着都比较陈旧不合时，心里很有些吃惊。她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用一种轻松的口吻谈笑道：“你们为何一式穿的都是半长不短的裙子、衬衣和薄毛衣呢？”
公使夫人陈青是个心直口快的爽朗人，她笑着说：“我们都得先看看大使夫人您是怎样穿戴的，我们才好决定我们的穿戴哩。”
张颖一下给陈青“将”了一军，愣了一下。转念一想，倒也是，她们怕穿得比自己好，会让自己不高兴或难堪，也是出乎礼貌和好心啊。张颖于是笑着说：“我是老太太了，穿得难看点也无妨，可你们都年轻得多，更需要漂亮。你们穿得好是国家的体面呀！”
在张颖的开导下，几位夫人回去后纷纷都把自己精心装扮了一番。在章大使的招待会上，几位中国外交官夫人“闪亮登场”，使来宾们都十分惊讶，赞叹不已。其实，张颖女士也不是真的“老太太”了，可以无所谓。她在各个场合都十分注意自己的穿着修饰。1983年5月2日，她出席总统招待会，身着白色镶银线的金丝锦绣长旗袍，肩披银灰色的手绣大纱巾。别具一格、超凡脱俗的东方情调脱颖而出，一时间在白宫珠光宝气的大厅里引来了众多人的瞩目。
在美国上层人士中，虽然不能说“只认衣衫不认人”，但“先看衣衫再看人”倒是千真万确的。眼尖的贵夫人甚至一眼就能看出你的衣服是从哪个商店买的，哪种档次，大概值多少钱。所以，穿衣服对中国外交官来说，决不是件随随便便的小事。但也不是说，非得穿得珠光宝气，价值连城，或者说一定要新潮人时，关键在于要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穿上合适的衣服。
男士的服装虽说相对简单些，但要穿着得体、雅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单说穿西服，就有很多细节要注意。比如，深色的西装就不应配浅色的鞋袜，单排扣西服一般只能扣上方的一个扣子，衬衣袖口要扣紧等等。
章文晋的衣着相当简朴、但十分得体大方。他在出国前专门在上海订做了两件西服，质料、色调和做工都是第一流的。他每天基本上要换二、三次衬衫和领带。在这些方面，他还是很讲究的。他刚到美国后不久，当地报纸就有评论，说中国首任联络处主任穿毛装，第二任穿西服，而刚到任的章氏，不仅文质彬彬、仪态潇洒，所穿的西服也很为考究，不仅合体而且做工精细，可见大陆的水平也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不过，真正的“入乡随俗”对章文晋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美国有不少正式的晚宴，请柬上都会注明男士须穿“黑领带”，这是一种短式样的晚礼服。以往中国外交官都穿黑色的中山装出席这种场合。作为“国服”，穿中山装未尝不可。但是这种社交场合每年都不下十几次，老穿中山装总让人感觉有距离感，不太合群。所以，章文晋就找张颖商量是不是也做一身“黑领带”。
张颖也有些顾虑：“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味道太浓了点？……”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张颖下了决心：“既然‘入乡随俗’，那么做一套普通的‘黑领带’又有何不可？”很快，章文晋就着一身“黑领带”出现在华盛顿的社交场合。敏感的新闻记者迅速就作出了反应：“中国的开放改革确实不假，大使居然都穿上了‘黑领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