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30 年代末，延安只有3.7 万余人口。其中，3 万人是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的干部，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市区居民约有7000 左右，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中共及其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在延安建立起了党政双轨、各自垂直的行政管理体系，3 万余名干部分属各自的单位，是“公家人”，均有自己的“伙食单位”，过着一种以供给制为特征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
1937 年后，大批知识青年仰慕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形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道奇观。大批青年学生为什么投奔到延安来，因为这里是一个有别于国民党统治的“小朝廷”，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么，延安是怎样实行民主的呢？
选举是民主的主要标志。国民党政权借口民众民主素质低下，迟迟不给人民选举、监督、罢免政府的权利，一再推迟实施宪政；共产党则做出极大的努力，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进行宣传，千方百计唤起基层民众的政治热情，提高他们的民主觉悟，鼓励他们积极参加选举。
各种适合基层民众文化水平的选举方法的采用，进一步保证了人民选举的真实有效。据不完全统计。1940 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98％，有的区村达到100％。就是在游击区的县份，进行秘密选举，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也占70％
以上（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3页）。在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地选举出自己信任的各级政权人员后，人民还享有对政权工作人员监督、罢免的权利。
民主也体现在政权的开放性和代表的广泛性上。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做出了“开放政治”的姿态：允许共产党等抗日党派参加抗战；成立了最高咨询机关国民参政会，共商国事；在政府的一般性机关，任用少量非国民党人士。但是，它始终不承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平等地位，中枢领导机构完全由国民党独占，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法参与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的决策，国民党实行的“党国”体制与战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抗日民主政权则尽最大努力扩大代表性，增进广泛性。抗战前，苏维埃政权以工农兵为主体，参加的阶级、阶层不广大。而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它是在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形势下建立的，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它包括了一切赞成抗日民主、不投降、不反共的阶级、党派、团体和个人。就阶级来说，既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有地主、资产阶级；就政党来说，既有共产党，又有国全国各地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延安。
民党，还有无党派人士。1941 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民主选举中，据吴堡、华池、新正、赤水、淳耀、同宜耀6 县的统计，乡政府委员中，工人6 名，占0.61％；雇农50名， 占5.13 ％； 佃农33 名， 占3.39 ％； 贫农627 名， 占64.37 ％； 中农220 名， 占22.59％；富农29 名，占2.98％；地主5 名，占0.51％；商人2 名，占0.21％；绅士2名，占0.21％（宋金寿等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244 页）。
为了确保政权代表的广泛性，1940 年3 月6 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中，明确规定了“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1940 年晋察冀边区民主大选，5 个专区19 个县，924 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占55.3％，进步分子占26.1％，中间分子占18.5％，有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比例的要求（谢忠厚、肖银成主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改革出版社1992 年版，第205 页）。
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即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政正是中共所领导的民主运动的批评对象。邓子恢在路东临时参议会上明确表示：“我们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也不主张共产党一党专政。”（邓子恢：《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政工作总报告》（节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版，第87页）那么，共产党对根据地的领导权是如何实现的呢？对此，毛泽东有精辟的论述：
“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 年3 月6 日），《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742 页）
根据地政权工作人员作风的民主更为直观和感性。他们摒弃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主动走到群众中去，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任何决策必须先根据人民的意志和需要做出，然后再拿到老百姓中去执行。比如陕甘宁边区的两项重大决策——变工队和民办小学，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
在晋察冀边区，所有困难问题的解决，所有优良的措施与方法，都是利用民主的方式，开会讨论的结果。会议制度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重要的领导方式之一，它奠定了民主政治的运作基础。在县里，每个月有一次县政会议，每半个月有县政工作内部的县务会议。每月还有一次政民联席会议，是政权机关和民众团体讨论政民联系配合工作的会议。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还可随时召开军政民联席会议。县对区的会议领导每月有区长联席会，每两个月轮流召开区助理员联席会。一个村公所一个区政府，一个县政府以至专员公署就是一级一级的小型行政委员会的组织。在行政委员会中有它本身的例会，有定期的专员联席会。
在会议制度、汇报制度之外，晋察冀边区还进一步建立了工作巡视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不仅使每个法令、每种工作的贯彻得到有效的监督和保证，每一级的同志还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实际工作情形，不致使理论与实践脱节。这种制度推动了工作更快更深入地开展，使边区的行政机构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如脑使手般灵活的有机体。
因此，晋察冀的任何一种工作，交纳公粮、募集公债、动员武装、区村民选……随便哪一种工作的进行，都不是单凭一纸公文或一道命令的，都是要在进行之前先经过周密、深入而广泛的政治动员。所以，每一桩工作总能按时甚至提前完成。民主的作风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通过各根据地政权在民主政治方面的诸种举措，中国共产党向人民表达了自己对民意的理解，显示了建设一种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诚意。由于有这样的诚意，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得到各抗日阶级、阶层的热烈拥护，而且影响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和抗日阶层。邹韬奋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后，写信给陈毅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民主运动，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上述只是延安实行民主的概略情况或一鳞半爪的情况，足见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其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农民们组织起来互助生产。
八路军在政治上实行民主的广泛性和深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