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所具有海纳百川的文化传统，可以从福建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对外交往以及近代开风气之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从福建历史文化的形成看，基本特点是移民社会，福建人的主体是中原移民，其文化主体是唐宋中原文化的延伸。正是通过移民，不断进行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促进与推动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唐代，福建人口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与这一时期北方人口较大规模地进入福建有关。其中，唐初陈元光率军开拓漳州以及唐末光州与寿州数万民众入闽，对福建经济社会的发展均产生较大的影响。五代王审知在福建建立闽国，又招大批北方避难的百姓，大量人才入闽无疑给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为宋代福建繁荣奠定基础。王审知对福建的开发贡献很大，后世尊称为“开闽王”。伴随着北方移民的融入以及中原文化不断被移植到福建，两宋时，福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经济飞跃发展，而且文化也日趋发达。此后，经历元明清三朝，福建一直属于国内文化发达省份，被誉为“海滨邹鲁”。
福建自古就具有航海交往的传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海外贸易的不断发展，福建人民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不断吸收来自海外的生产技术、农作品种、宗教文化、建筑风格、香料药材等，成为福建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生产技术方面，如宋元时，埃及人在永春等地，传授用树灰净糖的新方法，使闽南地方的制糖技术大为进步。福建是盛产甘蔗省区，此项技术的进步使蔗糖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又如，福建自古纺织业发达，能生产质地优良的丝绸、棉布，这也与能够不断吸收外国的生产技术密切相连。
在农作物品种方面，如占城稻、番薯、烟草、玉蜀黍、马铃薯、芒果、萎叶、甘蓝、高丽菜、菠菜、葱、南瓜等均引自于国外。这些品种的引进，不仅丰富了福建农作物品种的种类，而且有些品种还对福建以至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番薯的引进和种植，其影响很大。番薯栽培技术引进福建后，不仅使福建当时沿海的饥荒得到缓解，而且为福建各地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后来，番薯栽培技术进一步向全国其他地方推广，对解决民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宗教文化方面，宋元时期的泉州，曾是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商人会聚之地。他们在从事着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上的交流。他们带来了各自本土的宗教，有来自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有来自波斯的摩尼教；来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还有来自西亚的景教与西欧的天主教，使泉州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
在建筑风格方面，福建沿海一带有大批的外国商民，也带来了异国的建筑文化。泉州地区外国的建筑最多，当时聚居在泉州的穆斯林就先后建造了六七座清真寺，现今仍遗存一座。迄今，泉州开元寺和天地庙里，还保留有印度建筑风格的“飞天”造型和“半人半兽”等雕像，还有晋江华表山的摩尼教寺遗址以及伊斯兰教徒的墓室建筑等。那种别具一格的建筑文化，已经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香料药材方面，唐代以后，海外进口的商品大多数是香药，其中香料主要有龙涎香、龙脑、沉香、乳香、木香、丁香等；药材有大枫子、阿魏、没药等。许多香药既可作香料，亦可做药材，故合称香药。香药的传入对福建的社会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以海外香药配制的各种汤、片、丸、丹、散等在福建民间广泛用于临床治疗，大大丰富了中医药的宝库，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在近代，面对国家危难，一批有识之士不仅“开眼看世界”，而且试图通过引进国外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
五口通商，福建被迫开放的就有福州、厦门两口，成为近代对外开放最早的沿海地区之一。当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撞击时，福建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革新意识的人士，如林则徐、严复、林旭等。他们认识到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落后，主张革新图治，赶超列强。林则徐题写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对联，迄今为人们所铭记。严复较系统地翻译了《原富》、《天演论》等多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学术著作，积极提倡西学，成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科技学校。福建船政学堂的开办不仅是开了引进国外近代科学技术风气之先，同时也是海纳百川的具体体现。福建船政学堂是1866年随福建船政局的开办而同时设立的新式学校，当时称“求是堂艺局”。它通过聘请洋教习向学生教授西学；选派毕业学生出洋学习西学，学生学成后再实践西学，传播西学，在近代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和影响。船政学堂毕业的学生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包括军事、经济以及政治、文化，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严复、萨镇冰、詹天佑、邓世昌，都是船政学堂的毕业生。因此，可以说，福建船政学堂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它在接触西方文化过程中，成为介绍西方文化的媒介与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