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贺子墨喝了两瓶啤酒后，就开始拿女人说事，而且一张嘴就眉飞色舞。
他握着拳头往桌上一捶，像是发现了一个新的贺氏理论一样，兴奋不已：“他妈的，我觉得任何女人都可以搞定，关键看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搞定。”郁远达觉得这话有点机智和幽默，刚想说你贺子墨说话也太老庄了嘛。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郁远达从公文包里掏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张仪，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副处长。他左手伸出食指放在嘴上，朝贺子墨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清了清嗓子，正襟危坐地按下了接听键。
“张处长您好呀，我是远达，请问您有何指示呀。哦，下周一我正式去南溪县赴任？好的，好的。这次下去任这个副县长，还多仗着您呢，以后请老兄您继续关心呀。”
“你现在是县太爷了，我还指盼你以后多关照我呢。”张仪在电话里跟郁远达开玩笑。
郁远达正色地说：“张处呀，我这个副县长当得合不合格，全凭您一句话。我将丑话说在前面了，我去南溪后您如果不抽空来看望我，到时我可要打爆您的电话。”
“有机会一定去看望你。这次很遗憾，不是我送你下去。最初原本安排我送你的，临时变卦了，部长有个发言材料要我立即弄出来，我脱不了身，改由我们处的赵副处长送你了。”张仪的语气很亲切，郁远达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尽管论职别两人都是副调研员，但郁远达明白，像张仪这样要害权力部门的要害处室的副处长，一般部门的处长都无法跟他相比。
“谁不知道您张大处长是省委组织部的一支笔呀，能者多劳呢。”郁远达十分谦恭地说，“反正有张大处长您罩着我，我就觉得有奔头。”
“郁县长你太谦虚了，呵呵。”张仪笑道。
听到张仪叫自己郁县长，郁远达赶快纠正道：“张处呀，您就别叫我什么郁县长了，我听了好别扭呢。您还是叫我远达吧，听起来亲切。”
“那好，咱们就互相直呼其名吧。”
“那不行，对您怎么能直呼其名呢，这太不敬了。”郁远达是打心底觉得如果对张仪直呼其名，他还真开不了口，“对了，张处长您在政界多年，对官场非常熟稔了。我这次到基层去，心里感到一片茫然，张处长您给我点拨一下，送我几句赠言吧。”
“我哪里有什么心得呀，我每天就是写写材料，顶多算个技术型干部，离真正的政界远着呢。”张仪笑道，“不过你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考虑到你身处副县长这个位置，我送你两条原则：第一，永远要跟一把手搞好关系。第二，如果二把手与一把手发生矛盾，请参照第一条原则。”
“金玉良言呀。”郁远达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大启发，“我要时刻默念这两条原则。”
张仪在电话里又东扯西拉了几句，两人便挂了电话。郁远达将手机塞进他前些天特意买的意大利进口皮包里，两手往椅子上一搭，身子往后一倒，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他定定了神，说：“下周正式去上任了。”那情态看不出到底是激动，是喜悦，还是一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
贺子墨冲他嘿嘿笑着。刚才他看见郁远达接张仪电话前后的表情变化，就像一个人一转身将身上的牛仔休闲服换成了一套西装似的，而且觉得他恭维张仪的语气听起来很别捏。
贺子墨便揶揄道：“看来你以后要经常端着一副县太爷的架子了，架子端久了就放不下，那官老爷的样子也就出来了。”
“豁出去了，就当人生体验吧。”郁远达自我解嘲地说。
贺子墨跟郁远达是大学同班同学，又是同一个市的老乡。同窗4年，两人无话不说。大学毕业后，郁远达被保送读研，然后分配到本省的省委党校任教。郁远达搞学术很有一套，30岁就被破格提为副教授，成为省委党校当时最年轻的副教授。贺子墨毕业后就被分配到省委机关报《西岭日报》当一名记者，两人同处一座城市，开始还经常在一起玩，等到结婚生子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倒变得越来越少了。
郁远达呆在党校里，每天接触的是大大小小的官员，讲的做的都与官场有关，但自己却又不是正真的官员，感觉就怪怪的。他有次给新任县委书记（县长）短训班讲完课时，突然觉得自己从没有进过官场，却有板有眼地给这些官老爷们谈如何当官，甚至还上升到了官场文化的高度，显得太搞笑了。有一天郁远达突然觉得自己天天讲官场文化，还不如真的去官场体验体验，于是就萌生了从政的想法。
但贺子墨对郁远达想下去从政的想法很是不屑，表示强烈地反对：“下去当什么鸟官，还不如在党校做你的学术，官场会扭曲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最后都会变为变态佬。”
“党校呆久了也郁闷呀，这地方看似学校，但所谓的学员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官员，耳濡目染，学校的老师也都沾了一身的官场恶气。因此哪里是党校老师教他们呀，是那些官员们来身传言教党校的老师了。渐渐的，党校的老师们心里都酝酿着一种官欲，而自己手中却又没有权利，因此有的比官场的人更变态了。”郁远达感慨说。
这时恰逢省里为了培养一批后备基层领导，出台了一个挑选年轻的高学历高职称人才去基层任职党政副职的政策。郁远达仔细对照选拔文件，发现每项条件自己都符合，于是就报了名。通过笔试、名试和组织考察，郁远达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如愿以偿。如果说这一路过关斩将凭的都是郁远达真本领，那也不太实际，中间当然少不了一番运作。
在面试那个环节，郁远达就去找了老乡张仪。此前张仪与郁远达在小范围的老乡聚会中吃过几次饭，彼此还算熟悉，但也算不上深交。但张仪确实很讲老乡感情，在面试前他帮郁远达设法打听到了所有的评委，然后又陪着郁远达逐个去跟这些评委见了面。
去评委家时，郁远达不知送些什么东西好，便向张仪请教。张仪没料到这种事郁远达竟然要问他，他沉吟了一下，说：“带烟酒太显眼，万一被别人看见了传出去不好，你就给每人送2000元家家乐商场的购物卡吧。”
家家乐是省城最大的一家商场集团，下面有六家商场遍布省城各繁华路段。省城的人请客送礼，一般都在家家乐商场买卡，即方便，又实用，且不掉档次。偏偏郁远达平常也没怎么请客送礼过，当然就不知道这些了。事后郁远达跟老婆范筱筱说起此事，范筱筱便取笑道：“连送个礼都不会，你还去当什么副县长，安安心心在党校教书算了。”
郁远达确实觉得有些羞愧，但他还是硬着嘴反驳范筱筱：“难道当副县长就要学会请客请礼吗？”
“呵呵，不要请客送礼？你现在还没有当上就要请客送礼了呢！”范筱筱尽管三十多岁了，但笑嘻嘻的样子看起来仍然特别可爱。
郁远达知道老婆是借题发挥，她原本也不赞同郁远达到下面去当什么副县长，后来郁远达不断做工作，她才勉强同意。但从另一个方面说，郁远达也觉得老婆讲得有道理，自己连请客送礼都不会，那能在官场混呢？如果张仪不够哥们，送礼这事他绝不会给什么建议的。
这世间办事，惟有中间人最难做。事情办好了，彼此双方以及中间人皆大欢喜。万一没成功，如果相托之人又花费了不少，有良知的中间人就会觉得格外内疚，仿佛欠了对方的债一样。因此，一般中间人只是牵线搭桥，绝不会建议相托方怎么打点，除非两人关系特别好。当然，中间人想做点“提篮子”生意，从中赚些好处，则另当别论了。
事情基本搞定后，郁远达为了感谢张仪，也给张仪送了2000元的购物卡。张仪当场拉下脸，十分生气地对郁远达说：“你以为我提篮子呀，咱俩同一个县里的老乡，不就图个互相帮撑嘛。说实话我就认你这个人，觉得你厚道，不然一般的老乡我也不会帮忙。”郁远达感动得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事后他又在心里暗暗责怪自己不成熟，一感动就要掉眼泪，这样多愁善感，喜怒于色，在官场如何吃得消？
接完张仪的电话，郁远达和贺子墨那顿饭也吃完了。郁远达掏出钱包买单，贺子墨抢先了一步：“请客不如撞客，我原本准备等你下去那天请几个玩得好的一起为你饯行的，没想到今天就碰到你接到正式通知了。估计你这几天也没时间出来吃饭了，这顿饭就算我为你饯行。”
“就这顿饭打发我了呀，我这个县太爷就这么不值钱呀。呵呵。你至少要到五星级酒店请我才算数。”郁远达故意开玩笑说。
贺子墨知道郁远达在开玩笑，但他认真地说：“老伙计，那不一定五星级酒店好。今天在这三棵树酒店饯行，算是碰对地方了，也是你的一个好兆头呢。你没听说过呀，这省城的人，要外出当官或办事，有的还专门跑到这三棵树酒店来请客呢，都说在这里饯行的外出诸事顺利。”
三棵树酒店的这种说法，郁远达也早有耳闻。这三棵树酒店，背靠着红枫山，面临穿城而过的东江河，再远处就是佛陀山，佛陀山上有座千年古寺，名叫万佛寺。民间都说万佛寺拜佛许愿非常灵验，因此万佛寺香火非常旺。
据说当初建三棵树酒店时，酒店老板嫌酒店前面三棵长得笔直的红棉树挡住了招牌，也不方便停车，便想将这三棵树砍掉。后来不知酒店老板听从了哪位高人指点，最后不仅将三棵树保留了下来，并将店名就取为“三棵树酒店”。按照高人指点，酒店开业那天，酒店老板将店前的三棵树都分别扎了一根红绸布。并且每月十五晚上，酒店老板都要在三棵树前摆上案桌，案桌上置有猪头贡果，然后朝着万佛寺方向虔诚地拜祭一番。郁远达当时听到这个故事觉得很新奇，便笑着说看来那三棵树的奇异功能。对方神秘地说，那三棵树，在风水大师眼里，就是三柱高香呀，常年朝着万佛寺烧着三柱高香，当然会得到神灵庇佑了。郁远达恍然大悟。对方又说，你没有看有些大厦前面树着三根旗杆，却从不挂任何旗帜，它就是当作高香用的呢。郁远达心里便暗暗称奇。
而这三棵树酒店开业后，生意确实十分兴隆。酒店大堂和包厢，一共可以摆下100多桌，没有哪餐有空位的。如果没有预订，常常要在大厅里坐等几十分钟，才能等到一个座位。酒店越是红火，来吃饭人就越扎堆，省城人就这样喜欢凑热闹。
郁远达不太信这些，他只是觉得三棵树酒店环境非常好。背山临水，视野十分开阔，而山上树木随四季变化，色彩缤纷，煞是喜人。
郁远达不太喜欢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这个城市几乎是一座雾都，空中总是灰蒙蒙的一片，还时不时出现阴霾天气。也不知这阴霾里混杂着什么污染物，人在户外几分钟，就会被呛得鼻子和眼睛都痛。
新闻记者采访环保局官员时，官员们解释说主要是因为这座城市地形有问题，北面、南面和东面都是高山，只有西边地势稍低，这样就不利用空气流通。郁远达开始听到这种解释，觉得有些道理。后来想想又不对，这就好比一个老师说一个学生成绩太差，总将原因归结于这个学生太蠢，从不找自身的原因一样。这个城市近几年来发展迅速，四处都在搞发开，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工地，空中尘土飞扬。更可恨的是城市中间有几个大烟囱天天在冒黑烟，再加城市汽车激增，尾气十益加重，不出现阴霾才怪呢。伦敦被称为“雾都”，不就是工业时代污染造成的吗？每当呆在城里觉得有点闷时，郁远达便开车到三棵树酒店吃顿饭，一到这边感觉就清爽得多，整个人心情也就舒畅起来。
郁远达这次没开车来，贺子墨便问他：“你回哪呢？要不去一下万佛寺，请请佛？”
“今天没时间去了，还是先回一下单位吧。”郁远达对于拜佛之事不迷信，但也不拒绝，每到一处佛寺，他同样也要去拜一拜的，但今天他却不想专程去。
“也好，我下午还要去省检察院搞个采访。”
“你搞什么采访，不就是去拿个红包，再拿堆资料回来凑个新闻了事。”郁远达话刚出口就后悔了，他意识到这玩笑有些过火，因为贺子墨最讨厌记者为拿红包而去采访了。
贺子墨当然不会生郁远达的气，他笑着说：“哪里是拿什么红包，是赵检察长约我。下次我去你那采访，你就准备一个大红包吧。”
郁远达知道赵检察长名叫赵尚文，实际是副检察长，但年轻有为，提拔副检察长时才33岁，是省检察系统里一颗耀眼的政坛明星。
郁远达觉得贺子墨与早年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贺子墨分配到《西岭日报》社会部当记者时，他酬筹满志，一心想当范长江式的新闻记者。七八月酷暑期间，同事们都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上上网聊聊天，最多不过上网查查线索，然后打个电话采访一下，半个小时就“造”出了一篇新闻。但贺子墨却不愿做这样的记者，他戴着一顶草帽，骑着一部二手自行车，满大街地寻找新闻。大家都笑话他，但贺子墨却固执地认为：只有用脚去丈量城市，用心去感受世情，用脑去捕捉灵光，这样才能抓到好新闻。然而，贺子墨的“三用”新闻理念常常遭到现实“无用”的打击。他辛辛苦苦跑回来了的新闻，经常被编辑删得只剩下100多字，作为“边条新闻”刊出来。有人就暗地里给贺子墨取了个外号，叫“贺边条”。贺子墨第一次听别人叫他“贺边条”时，他肺都气炸了，想都没想挥拳砸向了对方的脑袋。
被砸的是报社经济部的记者黄一川，这个黄一川是个典型的“新闻二流子”，平常很少写新闻，整天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利用记者采访的特权去找别人麻烦，然后整篇“负面新闻”出来，然后将这新闻稿发给对方单位请他们“审查”稿件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实际上就用是“负面新闻”去要挟人家。被黄一川找了麻烦的单位，生怕被曝光，没有哪家不愿拿钱出来了难的。但黄一川却不是省油的灯，每当这时就狮子大开口，开价至少上万元。有的单位被黄一川索要了难费后，气不过，就匿名向报社领导举报。报社派人去调查，但关键时刻当事单位又不敢站出来了，最后就不了了之。黄一川却从中吸取了教训，此后索要时，他不再明目张胆地要红包，而要对方拿钱在报纸上做广告，他从中拿广告提成，这样就更安全了。而且，他这样做又为报纸增加了广告收入，即使有人举报，领导也睁只眼闭只眼。
贺子墨打心里瞧不起黄一川，他不仅从不索要红包，而且连正常的“误餐费”也不拿。他也知道，现在新闻界不少人都奉行类似这样的一些潜规则：到单位采访，被采访单位一般会给记者打红包。红包大小视被采访单位的效益而定，一般200元左右，效益差的单位也有只给发50元红包的，效益好的单位打给记者的红包相当可观，千儿八百的很正常。这些红包，说是给记者的“误餐费”或“的士费”。其实，就是想给记者一些好处，让记者将不能发表的稿件设法发出来，将能发表的稿件尽量占更大的版面。但是贺子墨每次参加新闻发布会时，却从不在“误餐费”表上签名，对方塞给他，他也不要，稿件照样发挥自己最高水平写好给刊发出来。被采访单位可喜欢贺子墨了，对他也越发尊敬，暗地里称他为“草帽记者”。而且，有的单位开新闻发布会时甚至不再按“潜规则”给记者派发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