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城门》主人公，名叫向安隆。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纯而又纯、没有掺过假的农民，就连所有的亲戚，都没有一个不是农民。
向家人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爬苦做苦熬，家境不算鸡头，也当不了凤尾，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到了我这一辈，好歹在解放前断断续续读过三四年书，但始终没有丢掉农民的看家本领，始终没有忘记老祖宗，始终没有离开向家老屋。从土地改革、互助组、高级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哪怕日子过得很不顺，但对生在农村、搞农业、当农民，从来就没有过三心二意。
到了我向安隆的下一辈，都有点不安分守己，五个子女个个都想跳“农门”、进“城门”。向家这个传统农民家庭，面临解体，曾经让我十分不安。
长子向梦军，初中文化程度。十七岁参军，十八岁入党。他从连队养猪饲养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一层层地提拔到团政委，然后转业回家乡，从当县农工部部长到副县长，一直工作在“三农”第一线。他退居第二线后本可以轻轻松松过日子，但他再三请缨到国家精准扶贫第一线，担任燕子岩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最后倒在同群众一起修公路的工地上。当地人民强烈要求把他安葬在山上，还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白发人送黑发人，让我们十分悲痛，但也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认为他由农而生、为农而死，有价值！
长女向梦成，高中毕业生。从小聪明、漂亮、爽朗大方而不失传统家庭的教养，是被不少父母和男孩盯着长大的。经不住媒婆的“轰炸”，初中毕业就同本队一殷实人家的帅小伙订了婚，两家人都非常高兴。谁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半坡村，打破了她心中的不平静，近乎私奔似的去攀当城里人，一时在乡村制造出了特大新闻，丢了老祖宗的脸，让我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后来才知道，受骗上当的梦成选择坚强地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降低身段，艰难地在重庆市找到了落脚之地。三十年后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梦成终于说出这样的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后来，她支持大学毕业的儿子回老家当上选调生、招干当上了镇党委副书记，最近又被批准去接任他大舅向梦军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之职，才弥补了梦成心中的遗憾，也才让我消除了对梦成的怨气。
次子向梦学，从小聪明讨人喜欢，学前带他进过三次县城，那高大的城墙和坚固的城门让他感到恐惧，但城里的世界又使他追求和向往，便立志要考上大学当城里人。“文化大革命”断了他的大学梦，改革开放让他如愿以偿，毕业后当上了新闻记者。跳出农门的梦学，最初是抱着不忘良心不忘祖宗、誓为贫困的农民说话的目的忘我工作，随后自觉地为整个农村改革开放鼓与呼，最后把为时代为党为祖国而歌当成自己的终生职责，实现了人生奋斗目标的步步高。他，为时代唱赞歌不遗余力，“惹祸”揭露矛盾、反映问题不留情面，最终“炼”成了一名有影响的高级记者。
当年让自己最担忧的是小儿子向梦功。这孩子脑袋好使，但对读书不感兴趣，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却是个不合格的公社社员。他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风险，偷偷摸摸搞长途贩运、地下买卖，做粮票、油票、布票生意，搞得一家人提心吊胆。原以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他会改邪归正，谁知他对土地仍然不感兴趣、没有感情，才四年时间就退出了包产地，还很张扬地立下了“告别土地碑”，在乡村闹出了轩然大波，使我向家成了无地无根的浮萍。他带着一拨儿兄弟伙南下深圳，去打工挣票子，吃尽了苦头。他发现“城漂”不是农民永久的归宿，狠心花一万元钱回乡买了两个城镇户口，满怀信心当城里人，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碰壁再回头，他一边打工一边刻苦学习建筑专业技术，获得工程师资格，接着牵头在家乡成立了建筑公司，当上了总经理，还被聘为副镇长，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不知道这是不是瞎猫遇到了死耗子。
说起幺女儿向梦响，还真值得我夸奖几句。她初中毕业就回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后来接任姐姐的“铁姑娘队”队长。除了劳动，领导还要她用甜美的歌声来鼓舞人们改天换地的斗志，让她觉得既辛苦又没有出息，同样想跳出农门。家人和她自己都希望能像嫂子吴欢一样，嫁个军官随军当城里人，但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进城当了半年机关临时工打字员，重新燃起了她心中的希望。谁知一封检举信告发，她被清退、“发配”回原籍。一家人担心会出人命，可梦响赌咒发誓强硬表态：“八亿农民在农村都过得，我就不信我梦响活不出来。从今以后我哪儿也不去，哪儿也不想，就在半坡村当一辈子‘原住民’。”随后索性与本队同学结了婚，一辈子都不离老窝。哥哥劝她拿钱买两个城镇户口，她说没有必要；后来有领导动员她应聘当乡镇干部，也被她拒绝，一直当她的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三十来年，经常在全县全市闹出点响动来。她干脆把自己的名字由“梦响”改为“梦想”。而今半坡村的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全市的典型，正在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再登新台阶。梦响这个幺女儿，真的有“梦想”、有点出息，她不但没有背叛老祖宗，还得到村民的拥护、领导的表扬，为祖宗争了光，干部当得有盐有味，我是一百个高兴。
看到女儿梦想的现在，我经常想起自己当干部时的窝囊相，免不了一番自责。
本人从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开始当队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手握长把饭瓢，不停地在“大锅汤”里搅拌，尽量把照得起人影的稀粥分得均匀、公平；除此就是成天喊哑嗓子、吹破哨子，赶人出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当时高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一大二公”，实际是一穷二空、一无所有，生产队穷得连买根拴牛绳都没有钱，许多社员还成了“倒找户”。那时的社员公私界限特别分明，不少人连一泡尿都舍不得撒在集体地里，要忍着夹着“肥自家田”——一次一个社员憋出病来，差点出了人命案。两斤干面条的赌注，有人冒着撑破肚皮的危险答应“参赌”，是为了吃一次饱饭，觉得当一次“胀死鬼”也比天天当“饿鬼”强。一次本人应全队社员强烈要求，未经批准私杀一头肥猪，让大家喝碗油汤解馋，结果又挨批斗又受撤职处分。我个人有说不尽的窝囊，集体有出不完的洋相，半坡村的哪家哪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我佩服女儿的能力，我更羡慕梦想遇到了一个梦想成真的好时代，能使半坡村变成美丽的新农村，让农民过上了令城里人羡慕的好生活，说这里的农民不像农民。要是在过去，听到农民不像农民的话，我肯定会认为是在批评我们不务正业。我曾经一直担心自己的子女“姓农不务农”，谁知道后来自己也成了“变味”的老农民。
我向安隆本来还可以下地干活，政府却给了我们养老基本生活保障金和农村医疗保险，让我们轻轻松松安度晚年。我老两口到女儿、儿子那里去玩，突发奇想玩起了照相机，结果还搞出了个老农民摄影展。闲来无事，我老爱胡思乱想：十年前，看到儿女们都各有所居，且家家都漂亮，没有谁还稀罕我这百年老屋，就想到怎样才能让即将退休的向家老屋“延年益寿”，让它发挥点余热！于是，成天疯疯癫癫满山转，到处收藏过时的农具，被淘汰的家具、用具，筹办起家庭“民俗博物馆”来。子女们知道后建议：民俗博物馆内容太单调、太狭窄，何不搞个“三农”博物馆，内容更多、更有意义，我们都愿意献计献策、出钱出力。经过几年准备，向家老屋“三农”博物馆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诞生了，已于2018年3月5日正式开馆。我向安隆自不量力当了馆长，与农民的身份也越来越离谱。
说起这个向家老屋“三农”博物馆，我又有点沾沾自喜，忍不住要给大家介绍介绍了。总馆叫“三农”博物馆，里面又分为岁月馆、票证馆、变迁馆、文献馆、未来馆，共五个馆，实物繁多，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馆馆精彩。
欢迎各位先在《城门》内外转一转、瞧一瞧，然后再到向家老屋“三农”博物馆走一走，我这八十老翁为你当解说，陪你在未来馆的时空密码仓前，投下你对2049年百年中国的承诺、期许和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