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人勤春旱，偏偏遇到春播肥料跟不上。计划分配的化肥在镜子里，看得到拿不到，急得不少农民团团转。吴明、梦功无奈“铤而走险”闯大祸，拦路“劫持”了运往山上的化肥。“化肥遭抢事件”，惊动了县委最高层，还派出了副书记亲临现场调查处理。
此事处理后引出了开州县县委的思考：农村改革后城里怎么办；农民兄弟的新需求，城里的工人老大哥怎么办？县委主要领导带领相关部门责任人到县化肥厂调查研究，现场讨论应对措施，尝试“包”字进车间，“包”字进厂，“包”字进城，倒逼城市改革，推动各行各业改革，在强化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同时也发展壮大了自身！
尽管包产到户到处搞得轰轰烈烈，梦军和梦学也一再说没有问题，但向安隆心里还是不踏实，担心政策会变，总盼望中央出个红头子文件，好让他们手头有个尚方宝剑。
一九八二年元旦早晨，向安隆在收音机里听到播报的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中指出，目前农村实现的多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听到这里，向安隆高兴得叫起来，他把梦功喊来一起听，可惜广播一晃而过，有的地方还没听清楚——即使听清楚了，他还想多听几遍，加深印象。他有些遗憾，觉得广播不如报纸。报纸纸写笔载，可以反复阅读，还可以保存查阅。于是，他当场就决定，马上要订一份《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传达的是中央的声音，权威可靠。
向安隆感到广播是“耳边风”，听后记不住。他急于弄清责任制的条条款款，又苦于没有办法。梦功安慰他说，这样重大的消息，中央台肯定要重播。于是他叫梦功马上把梦响、殷智喊到家中，每个人准备一套纸和笔，守在收音机旁等候重播。他要求三个年轻人，都各自认真把有关责任制的几段主要文字记录下来，然后认真核对。后来，他一个人又认真听了三次重播，逐字逐句核对，觉得已经准确无误了，才恭恭敬敬抄录下来：
农村实行的多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重播听完，向安隆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中央终于给我们发了定心丸，发话了，让我们的心里也踏实了。虽然包产到户到处都在搞，但中央没发话，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开初，周围都在搞，我不干，社员们都骂我说，‘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根抵门杠’。意思是上级领导思想解放，下面的群众强烈盼望，就是你向安隆在中间牢牢地抵抗，不肯搞，怕丢官。其实生产队长是个什么官嘛？我丢了官是个黄泥巴脚杆，不丢官也是个黄泥巴脚杆，老农民一个，难道还有什么野心？我只是害怕对梦军、梦学他们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好了，中央给我们吃了定心丸了，大家都应该放手去干，各奔前程，去发家致富，也给周围起个带头作用，让其他人看看我们向家人是不服输的。”
梦响和殷智听完老爸的话，马上说出了他们的打算，请父亲和梦功出出主意，帮忙参谋参谋。
梦响说：“我结婚前殷智的爸爸和哥哥嫂嫂都打发了钱，我当时就说过，我不置嫁妆，留着将来有大用。现在，我想把这些钱全部用来办个养鸡场。这钱肯定不够，我争取再凑一点再贷一点。为什么我想到办养鸡场，不搞养猪场呢？养鸡场投资小，见效快，几分钱一个鸡苗，几个月就养成成鸡。然后鸡生蛋，蛋孵鸡。打滚发家，鸡粪还可以肥包产地。”
父亲表态：“是个好主意。办养鸡场投资小，见效快。养鸡的技术也不复杂、不高深，容易成功。搭棚修鸡舍，我可以帮忙、出主意，大力支持你们。过去社员们骂我不敢做，现在我希望你们后辈放开手脚干。”
梦响请梦功发表意见。梦功说：“我在想，办养鸡场不如办鹌鹑场。养鸡，家家户户都会，比较传统，不新鲜。既然搞养殖场，何不搞个新鲜玩意。虽然要重新学技术，但‘和尚都是人当的’，有什么难的？”
父亲马上说：“我没见过鹌鹑，听说只比麻雀大一点，肉和蛋都很小，‘全是花椒也不麻’，能卖多少钱？”
“你以为像卖红苕、洋芋，像卖鸡卖鸭论斤数，那卖黄金还是依克算账呢。鹌鹑被称为动物人参，别看麻雀大的鹌鹑，一只要卖三元，指头大的鹌鹑蛋一个要值两三角，而且饲料消耗少，成本也不大。我要有本钱，我就愿搞。”梦功说。
殷智问：“三哥，在你掌握的信息中，搞得很成功的典型有哪些？”
“近的，万县五桥公社有一家就搞得很红火。远的，成都附近的新津县，一个叫陈育新的，就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现在他开始发了，还有不少人去参观学习。”
“看来，你对这方面还有兴趣，不如请三哥也加入进来，我们联合办鹌鹑场，怎么样？”梦响发出邀请。
“自家人的事，我肯定要多个心眼关注，加入进来就没有多大必要了。我还可以考虑干点别的事情，何必窝在一起浪费人才呢？我建议你们先到万县五桥公社去考察一下，不要贪大求快，要稳步发展，逐步积累。”梦功说。
四个人都比较统一，说干就干。第二天上午，梦响和殷智就从县城搭上了去万县五桥公社的班车。
向安隆对老伴说：“我要到城里去一趟，买个砚台买条墨，还要买两支毛笔回来，重新练习毛笔字。”老伴取笑他：“书没读几天，也从没看你写过毛笔字，老了还想当师爷吗？”向安隆说：“我小时候读书，全是用毛笔写字，只是‘三天不摸针，巧手也会生’，但是基本功还没忘。”
向安隆买回纸墨笔砚后，一有空就在家里练，在废报纸上写。一天，他向老伴和梦功、春香展示自己的作品，这是用两张宣纸拼接而成的中堂，抄录的是《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位农民赞美责任制的文字，他还在前面加了几句：
河南商丘一农民作者写下赞美责任制的文字，表达了所有农民的心愿，现收录于此，借作我家中堂，以示认同。
依山傍水，瓦屋几间，朝也安然，暮也安然；耕种几亩责任田，种也由俺，管也由俺，丰收靠俺不靠天；大米白面日三餐，早也香甜，晚也香甜；的凉的卡身上穿，长也称心，短也如愿；人间邪恶我不干，坐也心闲，行也心闲；晚归妻女话灯前，古也交谈，今也交谈，安民政策喜心田；如今欢乐在人间，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核桃楷书，一笔一画，工工整整，一点不偷工取巧，让一家人刮目相看。因老伴不识字，向安隆还特别给她念了一遍。
随后，向安隆用一张竹席，把抄录的中堂精心地裱糊上，固定在堂屋正中。
堂屋上面的神龛供的祖宗牌位，下面是向安隆抄写的中堂。
一新一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打破“大锅饭”，尊重农民自主权，解放和激活农村生产力，人换精神地换貌，粮增产，“包”字一个解饥寒，打下基础奔小康。
温饱靠粮袋，小康靠钱袋。稳粮增收奔小康，迫切需要跳出“土圈子”，突围大山，叩开城门，摆脱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城门农门双开门，对接互开，优势互补天地宽。“包”字进城，推动了城市的工业“松绑”“放权”，打破了“大锅饭”，促进了改革发展；惠农、服务下乡，为城市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父母虽然生了五兄妹，到现在走的走，嫁的嫁，而今就只剩下梦功一个，守住老家。他不是不想飞出半坡村，无奈没有强壮的翅膀；不是不想跳出“农门”，是因为没长一双善跳的腿。他不可能再事事依赖年过五十的父亲，何况他也已经做了父亲，应该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他，除了重要事情同父亲禀报商量，该做的他主动去干，该操的心他会认真操心。继承向家没有多少财产的家业，全靠他了。
自从最后一次家庭会后，梦功就全力承担了向家这副担子。
春节刚过，年味还未退去，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忙耕地，忙积肥。过去集体春耕，能挖地翻土一次，就算做到仁至义尽，对得起土地了。可现在，许多家庭要把水田犁耙两次，做到深耕细耙才插秧。生产队原来只有三头耕牛，怎么也忙不过来，他想到父亲又是队长，不好同其他人争抢，就灵机一动，跑到栽插季节晚一点的高山上，采用“借牛还牛”、“借工还工”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自家的问题，还帮助其他村民不误农时，保质保量春耕，人们都认为梦功的脑袋瓜灵活、好使。
耕牛和劳动力的问题，用季节错峰调剂的办法解决了，可肥料问题一直还没落实。根据层层下达的化肥分配计划，还有半个月才能轮到半坡大队。俗话说，“庄稼一朵花，全靠肥当家”，“春误一时，秋误一季”。没有肥料，增产增收岂不是一句空话？为了化肥，梦功接连跑了三天，一天跑公社，一天跑供销社，一天在跑生产肥料的县氮肥厂，但都是空手而归。
正在大家为肥料发愁的时候，吴明来到向家，钻进梦功的房间，跟梦功嘀咕了近一个小时，然后才离去。
第二天早上，梦功对父亲说，春播的化肥可能今天就能到手了，向安隆也没多问，只见梦功拿着扁担出了门。不到中午，梦功挑着两袋尿素回家，放下担子坐下来也没说话，父亲以为他挑累了，需要休息，实际上他是在回顾分肥料的场景，思考如何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果然，当天下午，川主公社廖书记带着公社武装部长，还有半坡大队支部书记和民兵连长，来到半坡四队，要向安隆召集社员大会，说有重要事情要讲。廖书记表情严肃，还明显压抑着怒气。每家每户都到齐后，大会仍然不开始。向安隆向廖书记报告了两次，“廖书记，人到齐了，请你讲话作指示”，廖书记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嗯”的一声，也仍然不讲话。社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唯有吴明和梦功心里明白，是他们闯祸了。在会场，他没敢同吴明坐在一起，二人只是不时交换眼神。
人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张神仙”望着“李神仙”，大家谁都不说话。向安隆是队长，本来该他解围，去问问廖书记，但见他今天的气势不小，不敢去自讨没趣。
足足“静等”了半个多小时，待县供销社王主任一行到后，廖书记才宣布开会。他大声讲道：
“半坡四队，本来一直是个先进生产队，向队长不但是个老队长，而且是个优秀的生产队长，但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个先进队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把路过的一车肥料抢了，简直就是‘棒老二、土匪’行为，不但使我痛心，也使我非常愤怒。在我廖某管辖的地盘上，居然在光天化日下，发生抢劫事件，叫我怎么向县委交代？今天这件事，我要坚决清查到底，搞不清楚，今晚谁也别想吃饭、睡觉，今天搞不清楚还有明后天，看谁最能熬。第一个要弄清楚的，首先是运肥料的吴宇，你必须讲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
吴宇开始有些害怕，后来他想，又不是我自己抢的，我只是开拖拉机挣几个运费，就大胆讲起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开着拖拉机到半坡四队的时候，就看到几十个社员在机耕道上，喊我歇一会儿抽支烟，我就停下来。吴明就给我说，今天这车肥料就别给赵家大队了，先给我们，下次再给赵家送。我说这怎么行，我怎么去交差。但是，他们不由分说，称的称秤，收的收钱，最后把一车尿素的钱全交给了我，叫我去交账。结果……”吴宇还没把“结果”后面的话说完，就被廖书记打断：“你简直是胡说，你是半坡四队的人，肥料也是你们四队的人抢的。还有，谁都知道你吴宇和吴明是两兄弟，明明是搞里外通，合起来演一出双簧戏，还想掩耳盗铃？”
吴明马上站起来说：“这事不怪我哥，他事先不知道。因为我们几家社员，为买化肥跑了四五天，毫无结果。公社分给我们的尿素指标，在镜子里面，看得到，拿不到。按时间表安排，至少还要等半个月。春耕不等人啦，望梅止渴，着急上火，我想出了这个下策，就假装无意之中问我哥，你明天送肥料到哪里？他是无意之中泄密。昨天晚上，我就通知每家每户带好现金，等候分化肥，我是有意而为犯错误，但又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这犯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没有犯罪，更不是抢劫罪。因为，第一是我们有指标而拿不到肥料。第二，买肥料的钱分文不少，哪有这样的抢劫？”
廖书记没等吴明讲完，“嚯”地站起来吼道：“带头闹事还胡搅蛮缠，我不跟你讲歪歪道理。”他对着公社武装部长说：“老王，把他带到公社写交代，看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
看到廖书记要动真格，一些社员想到安徽小岗村村民按手印为搞包产到户表现出的“有福同享，有祸同担”的精神，都七嘴八舌喊起来，全场乱哄哄的。恰在这乱哄哄的时候，县委分管农业的贺书记也赶到会场。贺书记是从川主乡走出去的，他熟悉这里，社员们也认识他。见贺书记来到会场，有人招呼，准备请贺书记到会场中心就座，但他马上摆手，用手指指边上，示意不要惊动廖书记，让他先当个旁听者。
看到会场闹哄哄的，廖书记站起来大声吼道：“闹什么闹，难道要造反了。我就不信，我这堂堂的公社党委书记，就制服不了你们这群无法无天的刁民。”他回头对武装部长说：“老王，把吴明带走，别跟这伙人纠缠，我们没有工夫跟这帮人扯！”
吴明站起来回答：“走就走，这件事犯了多大的王法？”
梦功看到真的要带吴明走，马上说：“慢点，我也该去！”
廖书记说：“你来跟着添什么乱？”
梦功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和吴明策划的。他来同我商量，我也出了主意。”
“居然你也参与策划这件事，你就不怕给你当部长的哥哥脸上抹黑？”廖书记生气地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难道还要搞株连？他向梦军当部长，又不帮家里产粮食，也不应该为我背黑锅。既然要带到公社去写检查，那我也希望领导听听我们农民的心里话。土地承包以后，大家欢天喜地，一心想多产粮食，提前春耕备耕，可轮到播种需要肥料的时候，我们一连跑了好几天，找供销社，供销社说没有办法。我们直接到县氮肥厂去，他们说我们只有生产权，没有处理权，计划要由政府下达。我们找到公社，公社说指标定了，没法更改。我们要求把供应化肥的时间换一下，山上的季节要晚十多天，希望先把肥料供应给坝下，你们也不同意调剂。我们到处磕头，头都磕破了，就是不管用。我们找不到神仙皇帝，无可奈何，情急之下自我调剂。可现在倒好，兴师问罪来了，还说我们的行动像棒老二、土匪，是刁民。我们是刁民吗？公社调我们去修花园水库，什么报酬都没给，还要自带粮食自带工具，明知是‘一平二调’，我们说没说二话？前几年发洪水冲毁那么多田地，粮食严重减产，上交征购有困难，公社动员我们哪怕是买粮上征购，也要完成国家任务。国家政策明明说不要让农民交‘过头粮’，我们队好多社员就买粮完成征购任务。光我们家，就买了三百斤稻谷、一百斤玉米完成任务，这是刁民能够做到的吗？回到今天的情况说，公社和供销社稍微做点工作，改变一下作风，对调一下供货时间，也不会影响双方的春播。能解决的事不解决，典型的官僚作风，出了事都是老百姓的错，就兴师问罪。”
向安隆听了梦功的“不打自招”，为儿子闯祸站起来检讨，“原来以为我这个队长不知情，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我该检讨。没想到还出了‘家贼’，我更该做深刻检查，我会写出书面检查送到公社。”
向安隆讲话的时候，县委贺书记走到会场中间。贺书记的突然出现，让廖书记显得有点紧张，马上要汇报情况。贺书记说：“我已经来了好一阵了，情况我都听明白了。现在看来，问题没有电话里反映的那么严重，你也别着急，我们一起商量解决。”
社员们听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商量着解决”后，立即拍手鼓掌，欢迎贺书记指导工作。
贺书记说：“那好，我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摆摆家常，不是什么指示。今天的事，我在城里听到后，觉得抢化肥，真还是个事件。但赶来听了整个情况和过程，认为性质没有传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你们队本身有指标，也没多要指标；二是依货付钱，分文不差；三是希望按春播季节时差调剂，这也是合理的要求。但是，这个举动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带有哄抢性质，很不好。梦功和吴明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一点，也应该按廖书记的要求，写检查。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就在家里写好，本人亲自送给廖书记。到公社去写检查，还给公社增加麻烦。廖书记，你看可不可以？”
社员听了贺书记的讲话，又是一阵掌声。廖书记也趁此机会下台，忙说：“就按你贺书记的指示办。这怪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做事不细不深入，也该做自我批评。”
“责任制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有许多新的需求，我们也要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地分析新形势，研究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贺书记说。随后他对廖书记说，“我想顺便开个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想法和要求。”廖书记害怕座谈会的火烧到自己头上，本想不参加，但又觉得不陪贺书记有点说不过去，只好硬着头皮，心不在焉地坐下来。
“社员同志们，今天恰好遇到化肥的事来到半坡四队。赶得好不如赶得巧，难得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要客气，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请大家畅所欲言，也算是我搞调查研究，向大家学习。我们公社和县里能够支持解决的，尽量解决。有的是需要上面，需要从政策方面解决的，我们将如实向上级请示、报告。当然，长期存在的问题，解决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解决。改革，既需要积极，同时也要注意妥协。刚才谈到购‘过头粮’的事，我也有责任，因为那是我在这里当书记刚刚离开不久后发生的事。现在，上级强调实事求是，坚决不准向农民征‘过头粮’，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今后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现在请大家随便发言。”
会场平静了好一会儿，谁都不愿打头发言，向安隆觉得他这个队长，应该带头打破僵局。他说：“那我就来放个头炮，放得不对的请贺书记、廖书记纠正。最近，农民最希望两项政策能落实：一是稳定责任制，不要轻易把土地收回去；二是上交的双提款，能不能轻一点？农民普遍反映负担过重，交了国家的税收，交了集体各种提留，所剩无几，有的甚至倒亏欠。农民在这种休养生息中，刚刚解决温饱，离富起来还差得很远，更没有富得流油。这是我最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责任制后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需要城里人提供更多的配套服务，我最爱写写画画，记了不少东西，农民有许多盼望。盼肥料，当前的矛盾很突出，不然就不会出现这次抢化肥的事，还出现了黑市高价肥料。盼技术，指导科学种田。最近公社开了一期春蚕培训班，全场就挤满了人，我们队里一个没文化的女社员，还把读中学的儿子带去当秘书。可见，农民盼技术，盼科学，还盼望能买到农药，盼望能买到急需的生产工具。比如犁头、犁耙。喷洒农药的喷雾器，就断了货。还有，希望城里市场对农产品的政策放宽一点，说是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实际关卡很多，农民卖根葱子蒜苗都不顺畅，老是那么多坡坡坎坎。另外，打米、磨面的加工坊缺柴油，大型农机也难买。吴明家想买一辆四轮手扶式拖拉机，排队登记了半年，多次上门询购，一直答复缺货。四轮手扶式拖拉机在农村非常适用，农忙可以耕地，农闲可以搞运输，很实惠，受农民欢迎，可就是买不到。其实，生产四轮拖拉机的技术并不复杂，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多生产一点？我还可以举很多例子。最近报上说，生产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有十盼。我边看报纸边想，无论说农民有十盼八盼，甚至是二十盼，其实就是两盼，只要实现了两盼，农村便有更快的发展，那就是一盼政府给农民农村更多的好政策，二盼城里人给我们乡下人更多的服务，能够为我们进城大开绿灯。这两条，说起来简单，要做好也不容易。”
有名的刺头王三娃说：“反正我们希望别把我们农二哥当成后娘生的，不要只在交粮上征购时，才想到我们农二哥。”
随后其他社员都七嘴八舌发表了意见。
最后贺书记发言，“谢谢大家提了好的建议，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对我的工作也是很大的鞭策。同时，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带回到县委会上研究，多为农民、农村办实事。”
会议结束，廖书记和向安隆一起送贺书记。走了一段，贺书记回头问向安隆：“梦响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同殷智结婚了？上次那件事情没办好，我还挂在心上。”
向安隆说：“现在还可以。进城的事，她现在也不去想了。他们办了一个鹌鹑养殖场，还有点发展势头，公社还把她评为‘两户’代表，要出席公社的两户表彰会。”
“养鹌鹑，当然算养殖专业户，梦响既成了‘专业户’，又成了‘冒尖户’了吗？”
“冒尖户还算不上，比一般的种粮户好些。”向安隆回答。
“请转告梦响，我为她高兴，希望她努力，搞好了欢迎她出席县上的专业户、冒尖户代表大会，能拿到县里的奖励。”贺书记说。
“我一定转告，谢谢贺书记的鼓励和支持，叫她不要辜负贺书记的希望。”向安隆回答。
当天晚上，县常委会议室灯火通明，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参加的联席会在这里召开。会上先由贺书记汇报了化肥风波，然后汇报了座谈的情况，介绍了农民的要求和期盼，最后贺书记谈了自己的体会和想法。贺书记讲完后，县委一把手张书记要求大家对肥料风波进行讨论，谈各自的看法和意见。
最后，张书记讲：“从肥料风波表面看，这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哄抢，但就其性质来讲，不属于抢肥料事件。责任制后，农民种粮食需要肥料，也给他们分了指标，就是没有东西给人家。他们把肥料分了，没有白拿白要，分文钱不少。再说，在春耕紧张的情况下，按照季节来调剂，合情合理，但我们的一些干部，仍然是认老理，不改变作风，这样发展下去，今后还会冒出其他事来。”
张书记谈到这里，加重语气说：“同志们，这次化肥风波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农民兄弟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干部作风，对我们城镇的服务，已经强烈不满了，在大胆地叩击城门、冲击衙门作风了。如果我们不改，今后的各种风波还会更多。干部的衙门作风不改，城里为农村服务的态度不改，已经不行了。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正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农村改，城市不改，不仅自身的生存会遇到挑战，还会阻碍和影响整体改革。同志们请思考一下，我们能不能借农村改革这个大好时机，进行配套改革，给工业、交通行业松绑、放权，鼓励工人多生产，实行超额奖励，让服务行业改变坐商的老习惯，送服务上门，让‘包’字进城，搞活城市。我们可以先搞几个单位试点，在实践中总结，推广成功经验。明天，我准备带几个人包括工业局的领导，一块儿到县氮肥厂去调查研究，一块儿去座谈，听听厂里的意见，看能不能多生产肥料，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超产奖励。这样，既搞活了企业，又支持了农民，密切了城乡关系。”
第二天上午，张书记带着一队人进了氮肥厂，围绕农村化肥告急的专题，同厂领导、车间主任、班组长和工人代表座谈讨论，寻求多生产、快生产肥料的方案，听取意见。车间主任、班组长和工人代表几乎是异口同声，说要想多生产化肥，除非像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一定要打破“大锅饭”，实行多劳多得，超额奖励，多超多奖。
张书记听了大家的意见，很高兴，说想不到上下都想到一块儿去了，简直是不谋而合。看来，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不是没有办法，是因为大家都因循守旧，没有去想办法。最后，他表态：希望氮肥厂仿照承包责任制的大体原则，摸着石头过河，在放权、松绑上探索试点，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张书记的表态，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尤其是车间主任、班组长和工人。
张书记最后还强调两点：“一是超额奖励不宜过高，居高不下今后也会产生副作用。二是只做不说、不宣传。全面推开很容易产生问题，再说氮肥厂是政府投资建设的，属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管理。但是，农村改城里不改，已经制约着发展了，必须城乡配套，城乡联动，城乡合唱，才能共同前进。我们就来做个先吃螃蟹的人，不外乎错了我就做检讨，改了再来。我都有这个思想准备，希望你们不要怕这怕那，也应该解放思想，争取在五天内做一个初步方案，给工业局的领导看看。”
三天过后，氮肥厂的杜厂长，带着一名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名车间主任、两名工人代表，一行六人专程来到半坡四队，找到向安隆队长讲明来意——学习农村改革的经验。
向安隆听了，连说三个“不敢”，接着才说：“不能把事情搞颠倒了，向工人老大哥学习，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老大哥向‘农二哥’学习的道理。再说，我们拿锄头，修地球，只花劳力，不需要什么技术。我们要好好向工人阶级学习，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向老大哥学习！”
杜厂长赶快接过话题说：“我们成天关在厂里，还没亲眼看看责任制后农村发生的变化。这次化肥风波，引起县委张书记的高度重视，也让我们厂里感到震惊，没想到农村缺化肥到了这个地步，也使我感到有压力，有紧迫感。工人不能给农民拖后腿，城里拖了农村的后腿，我这个厂长也该向你们道歉了，我诚心上门向你们道歉，向你们学习。肥料风波，让我们成了梁山兄弟，不打不相识，你就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我们一定虚心学习。”
见杜厂长讲得很在理，又非常诚恳，向安隆就领着他们六人，在山头上看看春耕的火热场景，然后带他们看了一个养蚕专业户，一个养猪专业户，最后带到梦响的鹌鹑养殖场。走到鹌鹑养殖场，他指着迎出来的梦响说，“这是我的闺女，叫向梦响。”介绍时还表现出几分兴奋和自豪。听到是向队长的女儿家办的养殖场，一行六人都个个睁大了眼睛，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他们询问最初投资，询问鹌鹑和鹌鹑蛋的市场价格、年产量。杜厂长掰着指头算，这一年下来，纯收入已超过一万元，便对着梦响说：“你现在一年的纯收入差不多顶我们六个人的收入了，你让我们好羡慕啊！”
梦响诚恳地说：“厂长你可别这么说了，别看我目前收入比你们高一点，可是搞养殖也存在风险，不稳定，说不准连老本都输光。你们看起来月工资不是很高，可你们是长流水，旱涝保收，风吹不跑，雷打不掉呀。如果我们的岗位能够调换，我还是愿到城里去当细水长流的工人，我才真正羡慕你们呢。说是要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那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好在现在农村搞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然城乡差别会越来越大。”
杜厂长回到厂里，连续讨论了五天，最后决定化肥生产实行超产奖励，每多生产一吨碳酸氢铵，奖励五元钱，参加集体分配。五元钱中，四元钱直接体现在生产第一线的分配。这真的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开州县氮肥厂本来就是地方国营小厂，原来每年生产计划是产三万六千吨，每天一百吨的产量，这个奖励政策一下来，日产量马上提高到一百五十吨，超产额是百分之五十。这可是让厂里领导想都不敢想的事，工人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竟然实现了。这样，一年就多生产一万八千吨肥料，不仅缓解了农村肥料需求的矛盾，还搞活了厂里的生产，也增加了工人的收入。按照厂里的试行办法，工人月收入普遍增加十多元，最高的多达二十四元，几乎是增加了一个月的工资。一人增加工资，全家人都高兴。
本来县委张书记开初让县化肥厂搞试点，要求只干不说，更不要宣传。但是，哪有不透风的墙？得到“包”字好处的工人，自己有几分幸福感，高兴得愿意往外张扬。被“包”字诱惑的城里人，也四处打探消息，寻找改革的理由和样板。县氮肥厂，很快成了城里人想学的榜样。不久，县氮肥厂打破“大锅饭”，实行生产奖励的放权、松绑，在全县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行业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响。一个“包”字进城，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城乡联动的态势，很快露出端倪。
夏收还未结束的一天下午，杜厂长带了两个随从来到半坡四队，直奔向安隆家。向安隆迎上来说：“今天是什么风把你杜厂长吹到我们半坡村来了。总不是又来学习承包责任制的嘛！听说这几个月你们厂搞得风车斗转，变化大得很啦！”
杜厂长高兴地回答：“沾你们的光，变化的确不小。向队长，你说这件事怪不怪，人是过去那些人，机器仍然是那些机器，说变就变，而且变化这么大。‘包’字进城，给企业松绑，产量增长近一倍，看来人的积极性不可估量！”
“城里的企业，机器设备又好，管理办法又多，变起来比我们农村更快！”
杜厂长马上抢着说：“关键还是改革产生作用。我们要感谢那次肥料风波，深深地刺激了我们，推着我们改革，才有今天。所以，今天我们特意送五吨化肥指标来感谢你们，你向队长拿去处理分配。”
向安隆听了，连打几个哈哈说：“我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从来还没遇到过这样的好事，有工人老大哥主动送肥料上门服务的！”
“其实毛主席早就说过，‘工农是一家’，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坚持。是这次改革开放政策才使我们认识到，工人和农民，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农村、农民的需要，难道我们生产的肥料去卖给城市居民？我们多生产肥料，既支持了农民兄弟，落得个好名声，又发展了自身，真是一举两得。”
送走杜厂长后的一连几天，向安隆老是在寻找“抢”化肥和“送”化肥中间的奥妙，始终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接着，他进城买东西，又增加了他的疑惑。
向安隆上次买的宣纸和软抄记录本，已经用完了，他这次去县农资公司买农药后，又再次踏进县百货公司，想顺便买点纸笔作补充。他刚一脚迈进百货公司的大门，就听到大门旁的售货员说：“欢迎光临！”开始他以为是在欢迎别的“贵宾”，他下意识地回头左右看，发现前后左右都没有其他人。他马上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但他又觉得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他心里想：管你欢不欢迎，你欢迎我也来了，你不欢迎我也来了。他没打算买其他东西，直奔文具柜台，遇到的售货员自然是上次那一位。向安隆还没走拢柜台，售货员就迎上来说：“大伯，您又来了，欢迎欢迎。您这次买点什么？”一听他的招呼，再看他的态度，向安隆显然有点紧张，觉得自己不值得这么欢迎和尊重，竟一时忘了要买什么东西。稳定一下情绪后，他才选购了所要的文具。离开时，他又分明清清楚楚听到：“您慢走，欢迎您下次再来！”他走出百货公司大门，又听到：“您慢走，欢迎您再来！”
这次进百货公司，遇到的和听到的，都让向安隆感到不安和不适应，他几乎是以一种赶快逃离的心情，快速走出百货公司的。因为，上次来买纸笔墨砚的印象，深刻得让他永远无法忘记。
那次，向安隆走到文具柜台前，售货员的表情似乎对他是不屑一顾。他也许是以貌取人，认为一个农民还懂文具。当他要求买十张宣纸时，售货员说，这是写毛笔字的专用纸。最后在选毛笔的时候，售货员见向安隆用两个手指尖，轻轻拧开笔锋，检查笔锋整不整齐，然后用笔尖在拇指甲上试笔锋的韧劲，售货员呵斥道：“别把毛笔尖搞坏了。”那态度，只差说你知不知道毛笔怎么用，你认不认识毛笔？那种情况，带有几分奚落和讽刺，似乎他心里在说：一副农民相，还能玩笔墨？向安隆心里也窝着火：看我这挑笔的动作，也不外行嘛，咋个还被数落一顿呢？但是他心里虽有火有气，却不敢发作——谁叫你长着一副农民相！
这次，在回家的路上，向安隆老是在想，同一个售货员对待同一位顾客，为什么前后态度就如此不一样？
难道“包”字进城，就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