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不要精明得露骨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别人领教了你一次精明，会受到启发，别人领教了你两次精明，会受到教训，别人领教了你三次精明就会提高警惕！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不自在。如果还不得不与他交往，那么就只能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诈，人也对你诡诈；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会对你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含浑，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改掉自欺欺人的毛病
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武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单单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
“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待人队诚，容人队恕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照样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佐、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盂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些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关于“诚、恕”二字，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为官为将更应遵循“诚”这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触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大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败，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令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次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做人心机太重不是奸事
因为讲求“诚、恕”，曾国藩又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存拙”，认为唯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他训诫曾国荃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如果“伪”来“伪”去，必然两败俱伤，更伤风败俗。
虚伪奸巧，是人人所不喜欢的，但不少人又偏偏在言行中把这四个字拣了起来。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家守丧，寂静的乡间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省自己的过去。
“笃实”，是中国人民传统的优良品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的表现。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唯忘机可以消众机。”他在日记中又引用了这句话，接着写道：它“仿佛颇有意义，惭愧的是不能身体力行。”机，指机心，即巧诈之心。《庄子。天地》说：“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唯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唯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这条人际关系的准则，如果在上者倡而导之，人人遵而循之，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
“忘机”，是对自己的修养而言的。至于对社会上的虚伪奸巧，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对付这种人的办法是以诚换诚。他说：“唯柔可以制刚狠之事，唯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告诫曾国荃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深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深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使不善者能潜移默转。他写道：“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者也。”曾国藩每天绝早起床，黎明与幕僚同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天道恳巧，奸猾不如厚道
做人究竟是淳朴厚道一些为好，还是精明狡猾一些为妙？在人心叵测，充满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面前，究竟从哪一条路，才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更多的成功？有时，这个问题让人颇费脑筋。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武功有正邪之分，正者讲究根基的扎实，习练者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修行，方能最终登堂入室，得窥大奥；邪者则不择手段，妄图走捷径，注重一时功力的提高，往往在最后阶段走火入魔。《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个深受读者喜欢的人物。他在习武方面可说是天资愚鲁，怎比得上那杨康的聪颖，讨人喜欢？但郭靖为人厚重扎实，天生有一种不怕吃苦的劲头，从不在任何事上耍奸取巧，得习必需此种品质的降龙十八掌，练成一身惊世骇俗的上乘功夫，并得到聪慧超人的绝代美女黄蓉的青睐，成为人人羡慕的侠侣。而那杨康却因贪图荣华富贵，投靠金国王府，为武林中人所不耻，并不得善终。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看便能透彻。
曾国藩在其同时代人眼里，是有名的淳朴厚道之人。他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认为诚关系到万事万物的存亡，不诚，则无万物。他教育兄弟子女，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功业文章，都要以诚为本，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去做，切不可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
曾国藩最是厌恶奸滑小人，对那些妄语之人多敬而远之。他最恨依靠欺骗手段谋取利益的人，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完全是因为心中特别附加了一些条件，另有私心杂念，不敢告诉他人，才制造虚假的言辞来欺骗别人。为了掩饰以前的谎言，只有继续欺骗下去，终有一天会被人识破。更可悲的是，谎言说的多了，就连自己也信了，成为掩耳盗铃的笑谈，自己却不知道。明明没有翅膀，却到处大讲飞翔的舒畅感觉，自己陶醉其中，飘飘欲仙，并极想表演给众人看。待到真的一脚踏空，便不知所踪。明明是凡胎肉骨，硬说是刀枪不入，真的面临枪林弹雨，或死或残之际，不知他们能否听到众人的哄笑之声。
曾国藩自认愚钝，可他的功业，学问、文章，却备受后世称道。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所取得的成功，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奋斗得来的。曾国藩刚出道时就抱定做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改名国藩，便是自命“国之藩篱”的意思。他的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熟读四书五经，遍求天下名师，终于金榜题名，点为翰林。随之他在官场学习做官的规矩和方法，少说多看，逐渐成为独当一面的人物。然后便招兵买马，广纳人才，团结乡绅，以王命而争天下，既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又创下朝中第一大功绩。最后他以谦忍来对待排挤和猜忌，培养提拔了一大批后进，并著书立说，表明自己忠君爱国的心迹，教导子女后辈，终成一代智谋大师。
与人为善，利人利己
处理人际关系，最重要一点是要与人为善，给别人多留出路就是善。
善恶之别何在？“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相反，处处与人过不去，乃为恶也。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曾国藩把上述原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它使曾国藩的事业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事事效法，奉为楷模。因此，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亦不为鲜见，如听人之谏纳人、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行，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诸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笑颔之。故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眠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荷感荷！唯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一时戏谑之言，当时情事亦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因此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着；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看到了善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