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义利兼施的人脉攻略
用心编织关系网
人生在世，最忌“十三不靠”，尤其是在官场上谋生，如果单打独斗，孤立无援，就会受人排挤。曾国藩年纪轻轻便官运亨通，成功的奥秘在于背后有一张强大的“关系网”。曾国藩“借人之力，成己之实”，所以能一帆风顺，创造了10年连升10级的仕途奇迹。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曾国藩一路冲杀，从乡野之民走向一品大员，在中央十余个部门任职，在地方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要职，由此可以推想，他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这里说一说他走向仕途最初的交际网络以及各项原则。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4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6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1838)，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160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是在所有亲情之外最相亲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交友先要看品行
曾国藩对结交朋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和风格。他说自己早年在长沙时除刘蓉、郭嵩焘等人外，良友不多，故“长进迟缓”。到了京师后，天地无比开阔，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亲近，对于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渐次疏远”。他给家人的信中说：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作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其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子思与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摒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古人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我觉得我与邵蕙西两人有点儿这味道，因此他与我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子序的为人，我至今还不能作出结论，但是他的见识远大而且精辟。他常常教诫我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口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他这句话正道中了我的毛病，掘井虽多但并没有一口井挖到了井水。
我少年时天分并不算低，但日后却终日与庸俗、粗鄙的人处在一起，一点都没有听到什么好的见解，渐渐地心窍就被茅草塞住了，等到来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和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当曾国藩得知他的六弟、九弟要到省城去读书的消息后，十分赞同，立即回信督促尽两人早去省城学习。并说省城里和他很要好的朋友如郭嵩焘、凌笛舟、孙芝芳都在别的地方主持书院。贺蔗农、俞岱青、陈尧农、陈庆覃诸位先生都是官场中的人，不能够伏案用功读书。只听说有位丁叙忠号秩臣的先生，学问很认真踏实，并身体力行，他可以为人师表。劝两位老弟如果到了省里，可以先到城南书院，立即去拜访丁先生，可以托陈季牧先生介绍，交纳学费，成为他的学生。
他通过近几年在京师的迅猛进步，体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益处。他写信给弟弟说：
凡人一定要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哪怕受责备的心都不会产生。即使以丁先生为师，选择什么人做朋友也必须慎之又慎，韩愈说：“品行好的人如果不和我交往，我也要努力与他搭上关系；品行恶劣的人如果对我也不坏，那我也要尽量和他拉开距离。”一个人一生的成败得失，都与朋友的贤肖有关系，所以在这点上我们不可不慎重。
曾国藩由择友之慎，联系到“善类相聚，方成美事”，“恶类相求，必败家国”，劝告弟弟们“择人而事，不可草草”。实际上，这些都可谓经验之谈。
人际往来重同乡情谊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人际交往中，乡里关系占有重要的位置。曾国藩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无论从离开家乡到京师居高官，还是组建湘军，建立嫡系指挥系统，曾国藩都巧妙地利用了乡里关系扩大他的影响。
当曾国藩步步高升，成为湖南37岁至二品的第一人后，他并不满足于做达官贵人，还努力追求封建士大夫更高的志趣，一心要为名臣、作家和学者。为此，在10年京官生活中，曾国藩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一是讲求经世之学，选录清代有关盐课、海运、钱法、河工等方面的奏议六卷，朝夕研讨；在工部时，“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二是涉猎汉学，特别致力于程朱理学，就教于唐鉴，与倭仁、吴廷栋等往还切磋。他们事实上成为研究理学的小团体，曾也因此被人们视为理学家。三是与当时桐城派名作家梅曾亮及其追随者王拯、龙启端等人，讲论古文的写作，并取得初步成就，引起人们的注目。四是进行广泛的社交活动。除了奔走于恩师穆彰阿之门外，还与袁甲三、王茂荫、王庆云、宝望往来。
这里着重提出的是曾国藩与同乡京官和来京士人，关系尤为密切。他积极主持京师的长郡会馆事务，还亲自督修湖广会馆。成为同乡京官的领袖后，每遇蠲免湖南钱粮，他即领衔具折谢恩。对来京参加会试和大挑的同乡举人也热情接待，甚至还为新化举人邹某等组织的诗文社，评讲所作，判定等级名次。这样，再加上在家乡原来所结识的一批士人，曾国藩与湖南地方士人有了广泛的联系，有的关系很密切。
这一大批人中，不少人与曾在志趣上思想上有共同的语言。如江忠源，曾国藩不仅在江困难时予以资助鼓励，对江的放荡行为也加以批评，当江改过后又四处为其揄扬。正如江自己所说：“逢人夸我贤，相对仍切责。”对此，江感恩戴德，以老师兼知己事之。同时，他们还常讨论学术时政，对官僚的腐败昏庸和饥民遍地等危象，忧愤不已。“达官如君千百辈，几人似君有狂疾”，“愚民饿死亦细事，众人不惧君何哀”。当时刘蓉远在湘乡，不能如此面谈，但与曾国藩书信不断。除在信中讨论时政学术外，还劝曾既身为大臣，就要“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不要效当时达官“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借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罗泽南也给曾写了类似的信。此外，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陈士杰、郭昆焘也有交往，陈“受知尤深”。
这样广泛及密切的联系，不仅使曾国藩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声望，更使他能直接了解湖南各府县的情况。因为来京的士人出自省内各府县，且大部分出身中小地主，能亲身感受或了解各种情况；而曾国藩不久前方从这个阶层爬到大官僚的地位，彼此还有共同的感情，能理解他们的处境和思想。这无疑有助于他敏锐而又清醒地感受到各种社会问题，觉察出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推动他为克服这种危机而奋斗，即刘蓉所谓“行道于天下”。这种使命感，正为曾国藩、江忠源等人所有，而一般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所没有。曾原名子城，入翰林院后更名国藩，正是这种使命感的显现。后来随着潜在的危机日益表面化，这种使命感就往往表现为对时政的愤激，正如江忠源前引诗所形容的那样，达到了“狂疾”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使曾国藩在全国，特别是在湖南声望日高，成为省内士人的崇拜对象。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他在“省城之间望日隆”，在京同乡士人说他“兼经师人师之望”，有的人宁愿舍弃优厚待遇，愿到曾家为塾师，过清贫生活，“得从之游足矣”。有的湘人甚至说曾：“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轼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淹之亚也。”江忠源、陈士杰还先后拜曾为师。这就是说，道光末年，湖南士人中出现了以曾国藩为中心的倾向。
到曾国藩组建湘军时，还是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同乡的关系。当时交通闭塞，人们交游一般多为同县，甚至同里之人，因此，湘军招募之初必然导致一营全是同一县的人。事实上，曾国藩也提倡这样做，甚至要求水手4000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曾国藩认识到“同乡之人易于合心”。
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力主在偏僻的山区州县募勇，反对在城市募勇。他还规定所招各勇，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乃至箕斗清册，存档备查”。
曾国藩这样选将募勇的目的在于笼络人，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万众一心”，打下组织基础。被招入伍的勇丁，骤获优厚的饷银，对录用他们的将军，自然感恩戴德；且与将弁又是同县同乡，再加上籍贯、亲属、箕斗早已注册入档，因此在感情上被笼络，在组织上被控制，不愿也不敢与上司对立，不敢不服从，更不能犯上为非，否则家属亦难免受株连。营官以上各将领，对于曾国藩也同样如此，他们既感激曾国藩之委任提拔，又复有同乡、师生之谊。这样，就为曾国藩控制全军，为湘军融为一个牢固的团体，奠定了基础。
讲仁守义，恩信带兵
曾国藩说：“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早年曾国藩研究程朱理学，对仁义礼智心领神会，心悦诚服，经过多年的带兵实践，他发现这套理论对处理官兵关系极为有用。
仁，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将帅对待官兵如同父兄对待子弟一样，总是希望他们兴旺发达，总是希望他们建功立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官兵就会对你感恩戴德。
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敢怠慢。身处高位，不骄傲自大，盛气凌人。再加上衣冠整齐，举止严肃，自然令人望而生畏，威而不猛。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这样部属就会感到你的威严了。
如果能做到这两条，那就会所向披靡，无往不胜，还有什么治不好的军队呢？
曾国藩说，我们带兵就像父兄带子弟一般，没有银钱，不能提拔，都是小事一桩。千万不能使他们因骚扰百姓而坏了品行，因嫖娼、赌博、吸大烟而坏了身体。如果他们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他们自己会感恩戴德，他们的父母也会感激不尽了。
“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就是曾国藩带兵的秘诀，他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齐，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有人评论道：“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父兄与子弟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密，也有一种天然的距离；因为亲密他才服从，因为距离他才敬畏。这是一种家庭式的关系，所以军人常把军队视为自己的第二家庭。正因为有这样一种关系，将帅就应该想官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把他们的成功视为自己的成功，把他们的耻辱当成自己的耻辱。无论是成功成仁，嘘寒问暖，还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都是出于至诚，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和做作。将帅与官兵的关系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曾国藩说：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所以说，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
曾国藩说：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别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别着私物。所知在好德，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成其好德之知。所以说，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之至虚。
曾国藩说：凡是正话实说，尽可多说几句，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就是真话，也不妨多说几句；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的短处。驭将之道，最可贵的是开诚布公，而不是玩弄权术。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曾国藩说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须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回避，这是说对自己要诚实。人天生是直爽的，与军人交往时，直爽就显得尤为珍贵。文人的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军人水乳不融。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使军人粗人坦然无疑，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曾国藩说：自古以来，中国驾驭外国，或者是恩信，或者是威信，总之离不开一个“信”字。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使是织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财宝有不沾不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作法，看似迂远而不着边际，实际上质朴而耿直，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从做人，到治军，到治国，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
队诚心善待遣随者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如何对待部属？曾国藩在对待部属方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一句话就是善待部属，多为部属着想。
曾国藩帮助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他排危解困，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曾一度上不了台面的临时群体，才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曾国藩成大事的经验之谈是：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先与人为善。正是由于他这种与人为善、好事想着部属的做法，才使得他摆脱了在家守制的不利局面，重新出山执掌权柄。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处于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等要地，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却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曾国藩虽说是信奉老庄处世之道，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刻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将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实在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当初非要回家守制。他曾想给咸丰帝上奏折，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奏折的笔。
不过，湘军在曾国藩守制的一年多时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实则是由于太平军上层的内讧提供的大好机会。而湘军毕竟是曾国藩亲手创建，湘军将领大都是曾国藩亲自选拔和培植的，曾国藩湘军统帅的地位无人能代。他虽然家居一二年，湘军将领仍与他保持密切联系，曾国藩实际上在暗中遥控湘军。在作战中，别的人很难统一指挥。因此，由曾国藩保奏而升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时刻想着让曾国藩出山。
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率20万大军出走，由江西的饶州、广信转入浙江，攻占了浙江的常山、江山等地，并对衢州发起攻击。胡林翼于咸丰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奏请求起复曾国藩带湘军进援浙江；湖南巡抚骆秉章也推波助澜，于五月二十五日上奏。咸丰帝看到形势又紧张起来，环视周围，的确无将可用，因此不得不再次起用曾国藩。遂于五月二十一日即在骆秉章出奏之前发布了起复曾国藩，令其率兵援浙的谕旨。
曾国藩六月三日接旨后，再不提任何条件，即于六月初七日离开荷叶塘，赶赴战场，再度出山率领湘军作战。
曾国藩此次能够再度出山，固然是因为大清王朝无将可调，而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昔日部下的鼎力相助，给他创造了非出山不可的绝好机会。所以曾国藩才深有感触地说：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
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一个成功者，需要的是善心，还是恶意，其中的枢机全在于个人的把握。曾国藩的做法提醒人们，为了让部属心服，诚心诚意为你所用，要尽可能善待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