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姐姐
许多许多年前，这次真的是很久以前，远到连“文革”都还没发生，大约是6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不到四岁——确实还不到四岁，因为这件事情过后，有一天我挥着一面小红旗，一边在院子里走，一边喊：“我四岁了！我四岁了！”那时都好这一口，遇到什么事都要挥旗帜喊口号，我也染上了这种习气，一点屁大的事都要嚷嚷。还是说回来吧，这是一座医院职工的大院子，孩子们的爸爸妈妈要么是医生，要么是护士，于是小朋友玩游戏，也会跟医学沾点边。那天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全都是小男孩，有三四岁的，有五六岁的，在一个小姐姐的指挥下，齐刷刷坐一排，小姐姐也就七八岁，但是在那个年龄段，大个一两岁，威望就大多了，我们都听她的。
她要我们一个个露出小鸡鸡，随后她呵呵双手，上前搓一下，搓完这个搓那个，说这叫体检，医院都这样。游戏结束大家一哄而散，也没当回事。可是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小朋友，什么事都要告诉妈妈，妈妈知道了，没多久妈妈们全知道了，都很生气，不过也只是生气，毕竟只是小姐姐搓了小弟弟们，如果是小哥哥摸了小妹妹们，那可不得了。那件事情过后，小姐姐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后来随全家搬走了。又过了十几年，一次我在街上看见她，她穿白色裙子，骑车风一般从我身边掠过，回头给了我一个笑容。
二、冰棍
小时候过夏天，离不开大葵扇和凉席。那葵扇就是葵树的一片叶子，不但可以扇风，还能驱蚊虫，记得以新会产的最好。凉席也是好东西，找块清凉地儿一铺，就可以入睡。小孩子最喜欢的是冰棍，那时候没冰箱，也没空调，整天热乎乎的，吃根冰棍是莫大的享受。冰棍分几种，两分钱的叫果味冰棍，是最便宜的，其实也没什么果味，加了点色素，红黄绿都有，小贩吆喝“冰棍冰棍，两分钱一根”，指的就是这种。
三分钱的是豆沙冰棍，绿豆沙一般占冰棍的四分之一，但因为是人工随手放的，也有占到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我吃过一根绿豆沙占四分之三，可以直接叫豆沙棍了。还有一种叫牛奶冰棍，最贵了，要五分钱，说是牛奶的，可不是我们想象的全是牛奶，只是加了一点牛奶或奶粉，稀稀薄薄的，跟洗奶锅的水差不多。想想也是，那时连牛都没几头，哪来奶，不过意思意思而已。后来国营商家不好意思了，改叫奶味冰棍，名字倒是挺贴切的，不过价钱没变，还是五分。
三、青工
在“文革”期间度过童年，可看的书是很少的，可偏偏又认得字，于是经常到十字街、阳桥一带找字看，标语横幅大字报都看，不过那些内容骂骂咧咧的，没意思。最好看的是布告，不是如今的商品介绍，而是死刑判决书。每次处决犯人时，都会贴出判决布告，公布犯人姓名、年龄和犯罪事实，同时在姓名上打一个红叉。罪犯有各种各样，政治犯居多，比如搞暴乱呀，搞阶级报复呀，里通外国呀等等，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最引人眼球的是强奸犯。那时候描述流氓行径是不会用性侵、猥亵这种含蓄字眼的，用的都是很直接的动词，比如摸、捏等等，还有一个词叫抠弄，当时年纪小，字认得不少，毛没长几根，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为什么要抠弄？抠哪里，弄哪里，不明白。
还有一个词叫奸尸，也很费想象力。至今记得当时轰动全城的一桩案子，说一老师傅收一青工做徒弟，徒弟爱上师傅的女儿，师傅也有意以女相许。一次徒弟带师傅女儿上月牙山采药，在山上僻静处提出性要求，被女羞涩拒绝，结果一时兴起强逼女就范，缠斗中将女勒死随后奸尸。去过七星公园的人都知道月牙山，那地方林木葱郁风景独好，不想却发生这样的悲剧。小城人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把这件事渲染到极致，一时间谁也不敢再上月牙山了，而童年的我除了不明白抠弄，更不明白既然爱，为什么要勒死、要奸尸。
四、三个蛋
“文革”后期大局已定，在军方的支持下，誓死捍卫主席的甲派，战胜了誓死捍卫主席的乙派，社会总算安定下来了，我们又可以上课了。院子里搬来了一户新人家，家中有兄弟两个，弟弟跟我一样大，都读三年级，成了隔壁班同学。我要说的不是同学，是同学的哥哥。这小哥哥比我们大两三岁，自然也比我们懂事，想得也比我们多。我们就知道吃饭，小哥哥除了吃饭，还要想一些道理。
一天吃中饭时，他忽然来到院子里，一个人痛哭起来。我们闻声赶紧跑出去，问他怎么啦，他也不说，我们也不会安慰人，只好围着他跟着难过。那年头难过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都习惯了。没多久同学的妈妈出来了——对啦，同学的父母都是东北人，我们叫“南下干部”。她说这是咋整的啦，哭什么呀？小哥哥见妈妈来了，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说：“我们老师……说了，旧社会……贫下中农……的鸡，好不容易生下……一个蛋，十天半月都舍不得……吃，可我爸刚才……一口气就吃了三个蛋！”
五、孔老二
上小学时正遇上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校的墙壁上挂了好多漫画，都是讽刺孔子的，比如画孔子分不清稻子和麦子啦，见了南子夫人流口水啦等等。对了，那时不兴叫孔子，叫孔老二，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二。我当时暗想，要是按这种叫法，我也应该叫沈老二的，只是我没什么名气，没人这样叫我。
“批孔”归“批孔”，我也管不着，可是我喜欢看书，到处找书看——书店里倒是蛮多书的，光是马恩列斯毛就有好几排，可那些书没人看，都起灰尘了。我想看小说，比如《红岩》什么的，说实话《红岩》还是蛮好看的，尤其是小萝卜头的故事。一次我进新华书店，里面黑乎乎的没人，售货员不见了，我站在柜台前发了一会儿呆，就见一个邮递员进来，把一包书放柜台上转身就走。我当时就起了占有的念头，谁知道里面是不是一大包小说呢，何况我的浙江老乡孔乙己早就说过，窃书不能算偷！我抱住那包书一口气跑到文化宫僻静处，打开一看，是十本一模一样的《剥开孔老二的画皮》。
六、胖阿姨
我从小是吃食堂长大的。父母太忙了，尤其是“文革”后期，要么斗别人，要么挨别人斗，基本没时间做饭。我那时甚至觉得，人生来就要去食堂打饭，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有个同学天天在家吃，问他为什么不吃食堂，他说食堂的饭菜不够味。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吃食堂的。我吃的是医院食堂，那食堂位置没变过，但窗口变来变去的。不过无论怎么变，里面总有个打菜的胖阿姨，排在长长的队伍里，远远就能看见她忙来忙去。
食堂的菜通常是分开炒的，青菜归青菜，肉归肉。所谓肉，往往是一种类似肉酱的东西，别小看那勺肉酱，舀一勺浇在青菜上，吃着比什么都香，一天的力气也有了，那是我们每餐的精华所在。所以每次排队到窗口，我都眼巴巴的看着那只装肉酱的大盆子，巴望胖阿姨给我多舀点。勺子在她手里，舀多舀少全凭她兴致的大小。可要想人家多舀点，你总得有所表示呀，比如平日给她家小娃娃塞个梨。我们小孩子家家的，哪有这本事，自己都没梨吃，怎么塞？那我给她什么呢？笑。每次排到窗口前，我的脸上都堆满了给她的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