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觉得自己是年轻的，以往与人交往，身边的人总是以长者居多。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发现周围成了年轻人的天下，我自己也开始被叫作老师，于是我明白我开始老了，叫老师不是因为师，是因为老。虽然心是年轻的，但年纪在往上走。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对长者或强者常常会有依恋，就像藤蔓需要依靠大树才能见到顶端的阳光，聪明的小男孩，会从大男孩的品质中，找到自己的需要。记得自己年幼时，喜欢跟兄长型的男人在一起，当然这里指的兄长型，是指那些能理解年轻人的兄长。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兄长，他们有学识、不嫉妒，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我人生的楷模，常让我心生怀念。一个人光是老，是不足以被称为师的，那些被称为师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学问，更重要的是因为品质。
说起来，其实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比如童年时在家玩，一次一个高中男生来找邻居家的同学，邻居同学不在家，他走到我面前说，听说你的脑子蛮管用的，考考你。说着拿出一只橄榄问我，如果在一面斜坡上支两根棍子，把橄榄放在上面，橄榄会朝哪个方向滚动？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了，反正他听后哈哈大笑。他还用小红绳变魔术给我看，看得我目瞪口呆。他姓陈，是很聪颖的，可惜遇到的是一个黯淡的时代，后来辍学下乡了，恢复高考后也没能上大学。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好几次在街上看见他，虽然穿戴依然整齐，但表情是漠然的，不再认得我，或者不想认得我。在那个愚昧的时代，他给了我智慧的启蒙，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他过得可好？
还有一个兄长，因为拒绝去乡下务农，把户口本上自己那一页撕了，从此变成了一个城市游民。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他经常来找我，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十几岁，但他乐意与我交流对社会的思考。如今想来他来找我，也是因为无处可去，城市虽然大，却没有他的家。很多时候他只是默默抽烟默默坐着，一句话不说，一坐就是一下午，一直看着窗外的云。即使有时候一句话不说，也能让我感受到对方的分量。沉默是需要勇气的，在如今的时代，琐碎的唠叨，苍白的倾诉，要比沉默更常见。后来他去其他城市谋生了，再后来我忽然听说他死了，死于肺癌，死的时候很孤单，身边没有至亲和友人。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夜晚，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可以想见他这些年独自闯荡的艰辛，我甚至想如果我在他的身边，他会不会多少感受到一点安慰？这只是事后的想象，没有验证的可能。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是男人的坚韧。
还有一位影响过我的兄长，也死了。长篇小说《少不更事》里的苏晓，就是以他为原型描写的。他当年是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口才也很好，多少女孩子为他倾倒，倾倒的同时又忐忑，内心的情感被充分调动起来，说爱恨交加一点也不为过，这就叫意乱情迷。他最喜欢跟我探讨如何赢得女孩的芳心，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女孩的眼里，忽然闪过一丝彷徨，这说明她爱上你了。我倒是从来没在哪个女孩眼里，见证过他说的那种彷徨，但是他说那句话的表情，至今在我眼前游荡，有点狡黠又充满神往。我最后一次碰见他是在一个雨夜，当时马路上空无一人，我独自在雨中行走，这时一个穿雨衣的高个子男人，匆匆从后面赶过我，喊了一声：“沈东子”，也没回头就上了公交车。我听出来是他。他死于一种奇怪的病症，我不知道那种病症是不是跟浪漫有关，但他传达给我的，确实是男人的浪漫。
我曾经发誓等自己老了，绝不做年轻人的敌人，甚至放言四十岁以上的男人没什么交往价值，因为太老了，太老土了。我这样想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在那个年代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1949年前后出生的人，尤其在五十或六十年代度过青春期的人，脑子几乎是没有皱折的。如今很残酷，我也到这个年龄段了，怎样才能颠覆这个观点呢，得从自己做起。我总觉得，隔代是否能沟通，取决于年长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年轻的时候，年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反叛与创造。我们年轻时也曾经反叛过，反叛的力度也是很强韧的，如初生的牛犊，可以直接把老牛顶死。生活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叛逆是唯一的财富，金斯堡[3]的嚎叫，甲壳虫[4]的歌声，都曾温暖过我们的心，所以面对新一代年轻人，我很乐意做一个宽容的兄长，宽容对待反叛的一代，就如同当年的兄长宽容对待反叛的我。依我的人生经验，在反叛的表层下，往往蕴藏着惊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