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
走出死亡谷底的广宇，用他那不太熟练的笔，不太流利的语言，不太流畅的文字，别别扭扭、零零碎碎地写了不少东西。这些东西既不像随笔，又不像散文，更不像小说，那像什么呢？什么都不太像。说白了，就是些四不像。为了方便，在这里暂时给他起个名字，就叫“散记”吧，并按照他写的时间的顺序、事情发展的前后摘录出一部分来。本章以及以后的两章大体都是这样的内容。散记也是他在三江农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是1976年6月5日，这一天是我非常兴奋，怀念的日子。在初中升高中的入学考试中，我考了全公社第一名。当时的我，还有奶奶、冯二爷、于大姐都很激动，但没有想到的是公布的入学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理由很简单，说我家的成分高，是逃跑台湾的嫌疑分子，是专政对象。无产阶级的革命学校，怎么能接受这样的危险分子？
冯二爷很气愤，去找公社的马主任。马主任说：“早就听你们大队书记讲了，秦广宇这个孩子表现的很不错，考试的成绩也很好，他父亲的事情，不算什么问题，哪有年轻人（实际上他不比广宇的父亲大）不犯点小错误的呢，更何况他的父亲已经死了呢？倒是他爷爷的问题，是个大问题，一直是个悬案。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冯老是老革命，可以跟上面沟通一下，给谁上学不给谁上学，这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没有上面领导人的话，我也做不了主。”
冯二爷又找到了县“三结合”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陆主任。陆主任对冯二爷说：“您老来得正好，马主任的电话先前已经打过来了，我们刚与调走的杜主任联系过了，杜主任说：‘秦宜仁的问题，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马虎不得！’”
那个陆主任，两手朝两边一撇撇，做出实在是无可奈何的姿势。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请您老人家理解了。
就这样，我上高中的事就彻底地没影了，虽然是大热天，但我们全家人都感到非常的冷，庄上的人都在议论，但大多数，都在替我们打抱不平。
那大秦庄第五生产队这个分配的名额，又给了谁了呢？谁去上了呢？可以说谁都没有想到，给刘东方去了，他是大队书记的叔伯侄。
说起刘东方，还有一段话需要说一下呢，他还有一个名字，也是刘书记替他起的，只不过再也不用了。
刘守才都快上小学一年级了，但还叫着小时候的乳名——“大小巴”。他的堂叔觉得这样太俗了，有人前没人后的，天天大小巴长、大小巴短的呢，那不永远也长不大了吗？旁人一听这名字也是个没出息的，不是在温床上长大的，就是在妇人掌心里长大的，没经过风雨洗礼，将来禁不起大风大浪。他说要给孩子起一个红一点、亮一点、响一点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名字。守才他大、他妈一听高了兴。刘诚左手抱在胸前，右手托着腮帮，沉思了好半天：
“好吧，就叫‘刘拥林’。意在：不管孩子将来长到多大，走到哪里，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都要永远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永远永远拥护毛主席最亲、最亲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统帅，祝愿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他的话音一落，下面（当场）就是一片掌声。大家齐声称道，这个名字起得好。当然，在场的掌声里也有一语双关的味道。
其不知林彪的事件发生了。大秦庄第一个知道这一消息的就是刘书记。刘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没有回家，拐了一个弯，直接去了拥林家。他叫拥林赶马溜去把他大、他妈给喊回来。小拥林，颠着个小屁股跑到庄心的大磨盘跟前扯着他大、他妈的衣服硬是给拽了回来。
刘书记叫拥林出去玩，他随手把门关上了，转过身来：
“快、快、赶快把孩子的名字给改过来。”
拥林他大、他妈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说这孩子长的好好哄哄的，名字也叫的好好哄哄的，家里头大人小孩也没病没灾的，日子也过得好好哄哄的，这半天拉晌的你说改什么名字呢？
刘书记看着他们夫妻俩不明不白、不急不躁的样子，压低腔门，严肃低沉地说：
“我叫你们改，你们就改，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孩子的名字，我在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就叫‘刘东方’，寓意是孩子像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天天识字，天天向上，将来到祖国的心脏的地方去干革命事业，听懂了吗！”
不识字的他们两个人，一个劲地直点头，好似在说：
“都听懂了，全都听懂了。”
实际上他们一句也没有听懂。但他们又不能说听不懂。此时，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庄严老成的、深藏无限心机的人，不仅仅是他们的堂兄，更是他们大队的一把手。他的话，在这里就是天、就是地、就是雷。天上的雷落在地上是要有响声的。
后来，东方的父母都知道了。知道了的他们吓了一身冷汗。这还了得，这林彪都成叛徒特务卖国贼了，这还能拥护他吗？幸亏，幸亏他大伯，思想觉悟高，关键的时候英明决策，早两天把孩子的名字给改过来了，要不然，肯定要出大纰漏的。那一家人，那孩子不都倒霉了吗！他们打心眼里感谢这位当书记的堂兄，真是小猪蹄烀一百烀，还是朝里弯，什么事情都替他们想着了。
比较
是的，什么事情刘书记都替他们想着了。这不，这次又替他们想到了，要送他们的儿子，到公社的中学去读高中了。
照理说，这个上高中的名额，即便我去不了，也不一定非刘东方去不可。这倒不是说东方不好，东方确确实实是个老实人，老实到了从来不与任何同学来往，不与任何老师交流的程度。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回家，他都是一人来，一人走，几乎到了自闭的地步，成绩就更不好说了。这也是大家公认的，不管是过去的闭卷考试，还是今天的开卷考试，他的成绩都在班里倒数。上了两年的初中，连H2O都写不出来。如果到公社去，到那大地方去，他的文化课就更不用说了。
与东方的成绩相比，像大侉子、二侉子、三刘丫、三叫驴，还有祥龙、柏华、唐霞他们的成绩都比他好。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考试，他们考的分数，不在前几名，也在中等以上，而且他们都出生贫下中农，无论是论政治条件还是论学习成绩都应该在他们当中产生。
那为什么还是东方去了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大伯刘书记最后一锤定音。
农业中学
不过，刘书记对我还是非常照顾的。听奶奶说，是他顶着各种压力，偷偷安排我到大秦庄大队和小邱庄大队等5个大队合办的没有户口的农业中学去读书的。这个中学主要是教授农业知识，老师大多来自向阳公社农试站。数学，理化，在这里作为副课，是由两个从上海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的代表吴老师、许老师临时负责的。但这两位老师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副课对待，而是用平和、平淡、平静负责任的心态，教授着他的选修课程，我在于大姐的帮助下，是认认真真地学了两年吴老师和许老师的功课。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两年的副课学习，就没有我今天的“大学”，不管农中存在多久，不管那几间房子倒掉与否，不管吴老师、许老师走到哪里，我都永远忘不了他们，忘不了农中，忘不了农中的所有老师，是他们帮我读了“高中”。也许这对别人来说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学生被抓
应该是1976年的9月25日，是的，应该是这一天，就在这一天的上午，大秦庄农业中学的第三节课刚刚开始，林荫县、林州市的公安局开来了三辆小包车和一挂头连着腚的解放牌大卡车。车上下来了十几个头戴白色大盖帽，身穿深蓝色制服的公安人员。他们把我们教室的两个门和前后四个窗户，全部给堵了起来。
有一个子不高的公安员，在公社马主任的陪同下，走上了讲台，翻开浅蓝色的文件夹，脸像冻紫的黄皮山芋一样，念道：
“秦广宇，赵大龙，穆成志，刘祥龙，还有柏华……”共11个人，都给他们带上盖着帆布的大卡车了。
车上的我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犯了什么罪，但都觉得罪恶肯定不小，要不然就不可能来那么多的人，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这个动静就像八级地震一样，一下子震塌了这一带的所有人，还把几个女同学给震掉魂了，她们都吓哭了。
这下好了，大秦庄大队、大邱庄大队、大路大队的在农业中学上学的学生和父母都往学校跑，来看自家的小孩。有的干脆赶来把自己家的孩子给拽回去，不上这个晦气学校了。
显然，那天有的人是紧紧张张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有的人却是在惊慌中来，恐惧中走的；有的人根本就没有走，缠着学校校长要人；有的跟着汽车开过去的路，跑了几步又停了下来。也许是想去追的，但又觉得追不上了，就是追上也没有用了。总而言之，当时家长的心情都很急、都很慌、都很复杂，都觉得不知从哪个天上掉下来个灾祸。
广宇的奶奶，就是流着眼泪回去的。于大姐不知陪了她多少天、多少夜。
大秦庄庄心的大槐树下的大磨盘的周围又热闹起来了。唐霞的母亲，把衣袖卷到胳膊肘上，把裤脚捋到膝盖以上，把右脚搭在大磨盘的边沿上，露出了白白胖胖的小腿肚。两只手左边一甩，右边一拽腰弯一下、再直一下，在小腿肚上搓麻绳。白白的小腿肚，白白的膀子，白白的皮肤，很招那些鬼男人眼馋。作为走过来的女人，她会看得清清楚楚的。但她把那些馋鬼当着是胳肢窝里的汗毛，理都不理。她很自豪而又不无先见之明地说：“那个熊学校，能学到个什么东西呢？整天除了干活还是干活，要劳动，那不如蹲在家里劳动了。蹲家劳动还能挣二分工。在那里白贴饭，还白干。幸亏我今年一开春就把唐霞给拉了下来，要不然连人都不知道给弄哪里去了。要是弄个坏名声在头上，连个婆家都不好找。”说完这话，她两眼朝四周一瞟瞟，看看有没有广宇、祥龙、柏华家的人在这里。
猴叔（实际他不姓猴，姓孙，因为他喜欢出些馊主意，人们就给他改了姓，加了这么一个绰号）冲着她白大腿，重重地掐了一下：“还是你这个独眼睛，会掐会算，看得远，躲过了这一劫。哪天你能不能帮我掐一掐呢？”
她咬着嘴唇，皱着眉头，双手抱着右小腿肚，疼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憋了好半天才轰地憋出一句来：
“我操你妈个×的，谁叫你给老娘下这么大的毒手的呀！”说着咧不着嘴，呲不着个牙，皱着个眉头抱着个小腿肚，又日大操妈地骂了一通。
周围的人都围着她哈哈大笑。有的人指着猴叔：“性急吃不了热豆腐，你也慢慢来，这下也太猛了点，你还不知道老虎是碰不得的吗？”
“放你妈个狗屁，谁是老虎，谁是老虎，你跟我说一说。”要知道唐霞的母亲是最反对人这样叫她的，她的俗名字叫老虎，你说她能让你叫吗？操起垫在屁股底下的蓝布鞋，就要砸过去。一把给猴叔又拽住了，按倒了，朝她怀里塞了一把沙土。
她爬起来，刚要去追，却又立马停了下来，热闹的大磨盘也安静了下来。刘书记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这里，他是很少来这里的。
唐霞的母亲也一本正经起来了，又开始搓她的麻绳了，一边搓一边顺着刘书记的心思说：
“这年头呀，谁都很难说，不要看人长的老实，年龄小（指的是我，那年我正好十五岁）……不是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老子不好，孙子能好吗？古人说的话一点也不假，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不正倒下来……”
她一抬头话没有了，冯二爷站到了她的脸前！此时，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慌忙从屁股底下掏出鞋来，朝脚上套，套了好几下也没有套稳当。
其他人都忙着给冯二爷让座。冯二爷笑笑：“你们歇吧……”手别在屁股后面走了。刘书记也没吱声没吱气，“你们以后也少碎嘴，不要再给大秦庄人丢脸了。”说着没好气地走了。
向阳公社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放秋假了，唯有大秦庄农业中学的学生不准放假，关在学校里边专门上“政治课”。上面派来的人，在会上讲的很清楚：“这件事情说明大秦庄农业中学的后边，有一小撮贼心不死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活动，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再一次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我们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上面来的人还非常肯定地说：“凭你们这年龄是干不了这么大的坏事的，后面肯定有人，不是吗，学生后面有老师、司机后面有首长、孩子后面有家长，必须一查到底，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
9月27日县公安局通知向阳公社和大秦庄农业中学去带人。上次抓去的11个人，除广宇以外，其他的人，写了检讨，做了笔录，全部都给放回来了。农中的赵校长，在吴老师的陪同下，把他们一个个送到每位家长的手中。一直送到天上黑影才回来。路上，他不无感慨地说：
“你说，我们平时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他（广宇）那么文静，老实，表现的又那么好，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他那么小小的年纪，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事情的呢？他的后面到底是谁呢？到底谁是他的后台老板呢？这下完了，彻底地完了，不管他的奶奶、冯二爷多么地下劲，都无法挽救他了。公安局说了：他已经被押送到林州市公安局去了，他犯的是死罪。如果案子结束快的话，很快就执行枪决了。”
吴老师在黑夜里，看着他，似乎有点疑惑。
遗嘱
他们一起走进了黑咕隆咚的办公室，赵校长从橡胶手提包里掏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张纸，点燃罩灯，平摊在两人的桌面前。上面有几段周总理的遗嘱：
“我自第二次手术下来，病情有短期的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去见马克思的时间确实也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很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朱德同志和叶剑英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他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这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的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面前倒下的先烈……
“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与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现代化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示：一、将我的病情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这就是他们从广宇那里抄来的。”赵校长哀叹道：
“公安局里边，我的一个同学说了，这是假的。周总理从来就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不遗嘱的事情。说这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肯定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有计划，有预谋，内外勾结，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阴谋。这件事情就连美帝、苏修都知道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电台都在广播，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事啊。说中央专门成立专案组，侦办此事。你说广宇这次还不毁了吗？是死罪，一点疑问也没有了。”
“不过，这个小孩还真的不错，别看他长的那么文弱。但，这个时候还挺仗义的。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揽过去了，说全是他干的，与别人毫无关系，这样那些学生才捞到放出来。据公安局人讲，怎么盘问他，他都只字未说是谁转抄给他的，目的是什么。不管公安局怎么拷问，他都死活没说……”
吴老师失踪
吴老师的脸色黯淡，心里沉沉地叹口气，什么也没有说。你说他能说什么呢？他一个牛鬼蛇神，有什么话能轮到他说的呢？
赵校长也忧沉地说：“他（广宇）完了，我们的学校也完了。上面已经下令了，强行关闭学校，学生解散，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老师也解散，也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明天你就回你的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公社马主任跟我说了，叫我写份检讨，回到原来的农科站去，就不再追究我的领导责任了。说实在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能好追究我的责任呢？”
10月3日的早上，大队书记刘成，天一亮就骑着他那辆全庄唯一的一辆大金鹿脚踏车赶到了马主任那里报告：
“吴老师跑了！”
马主任推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朝刘成笑笑，阴森森地说：
“那么容易就能跑了！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出好猎手的呀！”
实际上，刘成书记来迟了，吴老师夜里就来投案自首了。
对于大秦庄的人来说，事情真的一撮接一撮地往外出。先是那么多的学生被抓走了，后又是10个学生放回来了。再是广宇被押到了林州市里去了。今天，又是吴老师连夜跑了，又被连夜抓回来了。吴老师在生产队里住的房子与上海的小家、杭州的老家都在昨天夜里同时被抄了。据说抄出了很多东西，大多是反动标语，他是大反革命。他上头还有大人物，是更大的反革命。他和广宇都是死罪。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是不争的事实了。看看，很快就能枪毙了。据说是要拉到大秦庄来枪毙。枪毙在南岭上，对大秦庄的革命群众进行现场教育。
10月25日，市公安局受市领导的委托通知向阳公社的马主任、农中校长，还有大秦庄大队刘书记去市里一下。
到林州市一看，广宇和吴老师在市里安排的专人陪同下，正在游览孔子在2000年前带弟子观海的孔望山、港口、飞机场呢。他们感到很惊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目瞪口呆。
10月28日，大秦庄农业中学又重新复课了，而且学校也名正言顺了。这让刘成书记特别高兴。学生一个不少地被找回来，老师一个不少地被请回来了。
10月29日，农中的全体师生，大秦庄的全体革命社员排着两行队伍敲锣打鼓，热烈欢迎这两位载誉归来的人民英雄。
学校里的人还在惊讶中，大秦庄的人还在惊讶中，所有的人都在惊讶中。这一年的十月是所有中国人震惊的十月。
但广宇还是那样，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罪与罚，好与坏，生与死，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回到了家里，他流着泪，向着流着泪的奶奶，把吴老师的手抄本交给了奶奶，说要把它好好地收藏在箱子底下。
1979.11.9
1977年的十月
1977年10月的一个早晨，广播里的新闻摘要节目，传来了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而又激动不已的消息——恢复高考了。就连那些30几岁的老三届的毕业生也允许报考，成千上万的人，不，全国的所有人，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沸腾的海洋里。
在这千百万的人群当中，最最高兴的还要数像我这样，戴着黑帽子的黑五类了。我们不仅获得了考试的资格，而且还获得了可以与别人一样并肩阔步迈向考场的自由。
这是公平的回归，这是人权平等的回归，更是正义的回归，就这一点而言，对于我来说，其重要性远远不亚于允许我所参加考试的本身。
我们所获得的自由与平等，让长期被压抑的，卑屈了的心仪，终于能像春天的垂柳那样，慢慢地舒缓开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片春绿了。
在这金秋的十月，我终于迎来了人生最重要的时期。在大家一片唏嘘声中我报名参加了考试，在我决定这一刻的时候，可以说就是决定了我和我家庭划时代的时候。
在广播里一遍一遍播放着“不唯成分，择优录取……一颗红心，两手准备，重在个人表现”的声响中，我振足了精神，坚定地走进了考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高考是从1976年的10月份就开始准备了。那时我和吴老师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但吴老师，从北京一系列的重大举措中，已经洞察出了，在这沉睡多年受尽苦难的大地上，将发生重大的变革。而且这变革一旦爆发，终将不可逆转。
悄悄地准备
吴老师叫我做好考大学的准备。
一提到考大学，我就非常的兴奋。但真的要说去考大学，那就太难了，太难了。因为我的文化虽然是高中，其实是假的。实际上我只是初一的文化水平。当时，从初二就开始半工半读了。到了农中就更是如此了。特别是那次政治风险以后，公社就格外关心农中，不仅把农业中学给“转正”了，还专门划了50亩地，作为学生的试验田。有了这50亩地，学生就更忙了，文化课就更少了。
说起理化试验那就更荒唐了。学校连个起码的容器瓶、酒精灯都没有，你说能做什么实验呢？上课除了种小麦、玉米、花生就是插水稻。学校引导学生不是比文化，而是比劳动，比手上老茧，比谁的心“红”。至于数理化、文史课几乎可以不上。即使有的课程开了，那只是形式上走走，学生可以自由活动。
学生就是如此，学校怎么引导就怎么走。说白了，不管中学生还是小学生，都是随大溜，跟着形势走。一到上文化课的时候，那可好了，放散牛了，没人管了，教室里几乎没有人了。
我虽然有吴老师先期的帮助，相比他人我的文化课成绩就算不错的了。但要拿考大学来衡量，那就差得太远了。
于是，按照吴老师的建议，我悄悄地制定了一个时间卡的很紧的学习计划。从1976年的11月份开始，我每天早上6点30分起床，8点钟上学校，下午4点30分放学后，接着继续看书，学到晚上6点钟。吃过晚饭再继续学习，再学到夜里12点半。平均每天都在夜里1点左右才睡觉。夜里实在饿急了，就吃点地瓜干，喝点白开水。那时候，家里没有粮食，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且都是以稀饭为主，对于正在长身体的我，那两碗稀饭，根本就不够。一到晌午左右和深夜，就饿的受不了，胃里有一种抽搐感。
学习的方法，数理化先是看概念，再做练习题，最后对每一章的内容做一次小结。不行就找吴老师，他是华师大毕业的，功底非常厚实，一般的问题到他那里都能得到解决。文史类功课，我也是从初中开始复习，每天晚上用两个小时时间看书，一边看书，一边记录。夏天蚊子多，又没有蚊香什么的，就穿着长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塞在于大姐给我的水鞋里。有时候，连饿加热，浑身淌虚汗，第二天早上6：00—8：00，再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专门背头天晚上记的内容。
没有想到，对于我来说报名还是很困难，费了好大一番劲，经过了一番很大的曲折，才在冯二爷和吴老师的努力下报上名。
也许是因为紧张，也许是因为过度的疲劳，也许是因为饭食跟不上，考试的前几关，我感觉到身体有些撑不下去了，狠狠心，休息一下。那天晚上，正好公社电影队来我们的大秦庄大队放电影，片子是《从奴隶到将军》。我也去了，想借此放松一下。
考虑到随时都准备要走，我没有去挤人堆，而是坐到了电影幕的后边，靠在一个草堆上。这里既没有人，也没有多大的风。电影没有放完，我突然感觉一震眩晕，就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的时候，电影场上空无一人，我里边的小褂子、内裤已经被虚汗湿透了。我感觉很害怕，难道上苍就是这样对我不公吗？当时，我想了很多，我最害怕的就是对不起奶奶、吴老师、冯二爷，还有早已调走的于大姐。过了好一会，我才慢慢地走回家。
家里，煤油灯下的白发苍苍的奶奶，正在用干刷锅把，把一个霉地瓜干上发绿的霉星给擦去。看了，心里一阵阵发酸。她已经老了，很老了。她还能送她的孙子走多远呢？
考试那天，我按照吴老师的要求，准备了两支钢笔，全都吸得满满的蓝水，我心中忐忑不安，而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进了考场。
监考老师宣读了考场纪律。讲了多遍，要求大家不要紧张，她越是叫不要紧张，我却越紧张，等到考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眼前一片空白，心里一片空白，大脑一片空白。试卷上的字，突然间一个也看不见了。密密麻麻的试题全都没有了，就是一张白纸摆在眼前。周围同学做卷子的笔摩擦纸的沙沙声，却清晰地送到了我的耳朵里。这样我就更急了，越急越看不见。也许是吴老师先前预测到了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按照建议，我在桌子上趴了十来分钟才渐渐地好起来。
不过，还算好。5张卷子，其中，数学100分，语文100分，政治100分，历史、地理一张卷子，各50分，语文我考了80分，全公社第一，数学考的最差，只考了25分，但总分还不错，255分（录取分数线是199分），也算是比较高的，这些，都是吴老师帮助打听来的。
滑档
“滑档了，志愿报高了。”吴老师说。
我一惊，几乎是瘫了。
“全公社很多人都滑档了，不是你一个人。没关系，明年再考一次。那么多年都能熬过来了，这一年还不容易吗？我已经跟县师范补习班说好了，给你到那里去复习一年，明年考个更好的，直接考到北京去。”
说真的，我后悔极了，不要说上大学了，就是上小中专，小中技，我也一百分地愿意去啊，这不仅仅是上学，而是我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实质性的翻身啊！
但，这话我不能说，因为志愿是吴老师帮助填写的。他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千方百计地能让我考走。这是他当时选择志愿的首要目标，也是他唯一的目标。用他的话说：
“只要能走就行，这不是简单地跳出‘农门’，而是一切问题都将因此而解决了。”
但，谁能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呢？他的内心，我，还有许多人，没有不知道的。他何尝不想让我早一天、早一刻地走掉呢？此时，他的内心可能比我还要难受。
对于我，这个毫无亲故关系的吴老师，确实是一片好心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