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像蜗牛般在安宁浓黑的大雾中缓缓行驶。想起省委这次对全省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组织这么大规模的检查，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从未有的，展望边疆民族地区今后发展的前景，我的心情不由激动起来，真恨不能用神话中的万能宝剑，挑开这浓雾，给汽车插上翅膀，向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飞去，飞向傣家的竹楼，飞向景颇人居住的山岗！这是杨苏同志写于1980年10月的散文《边疆絮语》开头一段。读着这激情洋溢的文字，不由使我回忆起1980年，杨苏作为云南省委民族政策检查团的一员，来到德宏各族人民中的情景，那些傣族、景颇、德昂、阿昌、傈僳等各族干部群众拉着杨苏同志的手，激动地说：“老杨，你又回来了！尝尝我们丰收的新米酒呀？”“和我们一起到景颇山过目脑纵歌吧！”有不少人关切地说：“当年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而今头发白了这么多呀！这回来了就不要走了，再写写德宏边疆吧……”看着这动人的情景，望着杨苏同志那平易近人、热情直爽、谈笑风生的音容笑貌，我想得很多。一个作家为什么受到边疆各族人民如此真切的欢迎和衷心爱戴呢？为什么他的一些优秀作品至今仍在边疆广大少数民族的读者中受到喜爱呢？带着这一想法，我又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作了些访问，陆续阅读了杨苏的所有作品，并和杨苏同志进行了交谈，一个朴素的道理回答了我——一个作家，只要和各族人民一道同斗争共忧乐，全心全意为兄弟民族谋利益，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作家也只有深深地扎根于各族人民生活的沃土，热情拥抱生活，同时不懈地磨砺自己敏锐的艺术触觉，做生活中的淘金者，去提炼概括生活中的真善美，他才能把阳光和花朵撒播到人民心田。诚如杨苏在《自传》中说的：“作为一个从事文艺创作的共产党员，只有在他和人民站在一起，和林彪‘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时候，只有当他的作品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和憎，说出人民心里想说的话的时候，他的作品才有生命力。”这里，我就阅读杨苏的作品对杨苏的创作道路和创作风格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探讨，以就教于作家和广大读者。
（一）
在俊才云蒸、群星灿烂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中，杨苏是有其代表性和独特性的。1957年，杨苏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发表了短篇小说40多篇，中篇小说3部，散文30篇，报告文学4篇，两个电影文学剧本，及一些革命斗争回忆录和长篇传记文学。1965年至1978年基本是空白。实际业余创作时间只有十几年，取得了这样的成就，可见其勤奋和执着。
这里，我们不妨简单地回顾一下杨苏走过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杨苏于1927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白族。他在剑川、丽江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影响。在鹤庆师范和昆明的中学读书时，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影响教育下，他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著作。他喜爱文学，广泛阅读了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194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积极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党组织即派他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组织武装斗争。随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七支队三十一团任团政委、团长。解放后，曾任龙陵、腾冲县委书记、中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宣传部和保山地委宣传部部长。亲身参加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建设。边疆民族地区艰苦复杂的工作，把他卷入到各个阶级、阶层的矛盾斗争漩涡之中，使他了解和熟悉了众多不同经历性格的人物，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他被无数新人新事所激动，时时想把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表达出来，但没有时间实现这一愿望。1957年，杨苏的第一篇散文发表在《萌芽》上，从此开始了业余创作，连续发表了不少优秀的小说、散文。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了他的第一本短篇集《没有织完的统裙》，老作家茅盾、叶圣陶、冰心曾撰文给予热情评介。1962年，杨苏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他的第二个短篇集《求婚》。他的一些优秀作品被选人《全国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选》、《当代小说选》、《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讲》，列入高校教材，及三十年《云南小说选》、 《云南散文选》，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有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我们说杨苏是一位有代表性的独特性的作家，这一方面指他和众多少数民族作家一样，是在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在兴旺向上的五十年代走上创作道路的；另一方面是指他出身于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发达的白族人民中，他本身有较深的文学修养，青年时代就投身于血与火的地下革命和武装斗争，亲身经历了解放后民族地区一系列斗争生活，作为一个党的工作者，不懈地从事业余文学创作，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成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作家。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不仅要看到地域、作家生活经历、文学修养、个人气质才能诸因素的关系，而且要看到时代、政治、经济、文学风气等因素的影响；不仅要分析文学的内部规律，而且要分析文学的外部规律。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谈到建安文学的风格时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清浊”意近于风格的刚柔。他认为作家的气质、个性便形成自己的风格。王充也讲：“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当然，古代评论家们没有也不可能论及人民群众丰富的生产生活和革命实践才是文学创作真正的源泉，而一切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只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一源泉中，才能创作出社会主义内容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新文艺。这样的新文艺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能出现，而这一任务只能由那些长期地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生活沃土的作家来完成，杨苏便是这样一位少数民族作家。
（二）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是杨苏创作的第一个丰收季节。这里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因素。边疆各族人民和地下游击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迅速解放了云南，紧接着，党广泛发动各族群众肃清残匪，稳定边疆，解放军和民族工作队深入村寨“做好事，交朋友”，帮助各族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培养民族干部等。边疆民族地区经过土改、和平过渡、农业合作化等社会变革实践，一个初步繁荣兴旺的新边疆出现了，各民族中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一个和各族人民同生活斗争，经历了无数忧乐的战士， “思而积，积而满”，“诚于中，形于外”，随处都可以冲动，随时都可以触发，“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不断创作出绚丽的边疆民族生活的画卷。杨苏清醒地认识到：“生活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丑恶，既有光明，也有黑暗。文学就是把这些集中起来，揭示出来，给人以力量和信念。”“写那些生活中我熟悉的，使我激动的以及我希望在实际生活中会出现的理想的人和事。”杨苏激动地拿起笔来，很多脍炙人口的短篇《求婚》、《剽牛》、《没有织完的统裙》、《春雨满山寨》、《梅恩莎》，散文《响吧，象脚鼓！》、《山庄夜语》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它们不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交口赞誉，而且赢得了国内各族读者的欢迎，有的被介绍到国外，为我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朵鲜花。
“风格即人”，不仅包含作家这一“人”的因素，而且包含“文学就是人学”这一重要因素。它与当代外国文论讲“风格即题材”是相互补充的。文学是通过作家的艺术个性、通过题材和人物、且受时代制约从而表达出作家的个性气质、美学理想并形成风格的。无论杨苏的前期创作还是近期创作的不同风格，都可以这样分析。
阅读杨苏前期的作品，我们仿佛欣赏到一幅边疆民族“绚烂的文锦”：既有傣家英俊的小伙，又有景颇豪爽的姑娘，既有德昂憨厚的队长，又有傈僳强悍的民兵，既有白族勤劳智慧的妇女，又有献身边疆解放和建设的干部和民族新一代医生教师……杨苏作品的全部描写对象是边疆各兄弟民族，因此，这就要求他的作品不仅要通俗化；而且要“真”即民族性；要在描绘出边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塑造出栩栩如生的民族的“这一个”人物来即艺术性。当你读杨苏的作品，你会看见兄弟民族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形象出现在你面前——被山官用九条牛卖出的孤女、为大军带路追歼残匪、在景颇山带头办起第一个合作社的景颇姑娘黛诺（《景颇姑娘》）。关心集体和青年的豪爽的景颇族社长道孔和乡长早俊（《求婚》）。一面背着因袭的重负一面又不断接受新思想的景颇老爹泡金怒；和善于把党和毛主席的话变为老人信服的道理的党支书劳则（《剽牛》）。带头移风易俗的傣族团员岩贺保（《嫩西节》）。比兄弟还亲的傣族社长帅恩相和汉族队长王力（《亲如兄弟》）。充满理想和对新生活热爱、插上鹰的翅膀的美丽的共青团员娜梦（《没有织完的统裙》）。一心为他人为集体，热情培养新人的社长赖腊团（《崩龙人》）。纯朴乐观开朗的一对年轻情侣梅普堵和娜仙（《春雨满山寨》）。在兴修水电中舍己救人双目失明的年轻共产党员何勒努（《何勒努》）。埋头苦干耿直的梅和老公（《梅和老公》）。景颇族第一个女农业技术员木真（《木真的春天》）。用实际行动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梦准（《梦准姑娘》）。外美内秀的梅恩莎（《梅恩莎》）。把青春和智慧献给边疆的女教师李育英（《女教师》）和山乡医生贾明（《山乡医生》）、汉族干部王德（《一苞玉米》）、老郭（《山庄夜语》）……可以说，各民族中那一个个闪耀着新思想新道德光芒的人物都活蹦蹦地出现于作家的画廊中，令人目不暇接，大多数作品不着意刻化人物而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杨苏就是这样真实而艺术地地映了五、六十年代滇西边疆的历史来。他的小说一般都短小，作者以清新隽秀的笔触，描绘了新的边疆，刻划了众多兄弟民族的独特的心理、性格、气质、精神风貌，表现了他们从历史的丛林走来并对美好未来的热烈追求，反映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温暖大家庭里亲密团结、勇敢斗争、辛勤劳动、日新月异地建设新生活的进程。恩格斯在论及英国作家卡尔顿时说：“他的特点在于他描写的真实性。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儿子，他比利弗尔和拉弗尔之流更熟悉自己的对象。”杨苏对很多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民俗、民间文学及语言特征都进行过长期的考察。他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特定民族某一历史阶段的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揭示出了生活的本质，挖掘出了民族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
杨苏这一时期的创作风格是清新、明丽、隽永，还表现在他的语言特色上。如环境、景物的描写，作者叙述的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我们先看作者对环境和景物的描写。在杨苏的短篇中，大多在开头就为读者描绘出一幅边疆特有的风景画、风俗画、或浓妆，或淡抹，或渲染，或点拨，或明媚，或幽静，声色香味俱全，使人仿佛亲历其境。《没有织完的统裙》写阳光下的攀枝花，从“含苞待放”到“刚绽开”再到“盛开”，巧妙地把三个织统裙的清晨与娜梦的三件喜事的经线与母亲对女儿行动的不理解的纬线天衣无缝的纵横交织，明暗相衬，使其情景交融，诗意盎然。还有《春雨满山寨》对春雨变化的细腻描写。如《“汤跌”》开头：“岗坡头，松柏苍翠，栎栗成林，红木树吐出了紫玉般的嫩芽。丛林中，闪出几个景颇族青年，其中有联防队长勒拉。在他们白色的包头上，缝着火一样红的绒球，插上用元珠串成的闪亮的英雄结，吹着桑比‘，充满朝气和自信。他们披着阳光，唱着山歌，轻捷地向蛮岗方向奔去。’呼……叭突然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声。……”这里作者显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在描绘特定环境中。简练几笔就镌刻出几个景颇民兵的肖像，并随着枪声展开了汤跌风俗的介绍和故事，颇有古典小说的笔法。
在杨苏的作品结尾处也常有一些精彩的令人回味的景物描写。如只有两千多字的锦心绣口之作《求婚》的结尾：“太阳落山了，余辉红艳艳的，把山谷里的树林都染成金红色。当早俊把道孔送到殷红烂漫的桃树林的时候，过路的人都说：道孔社长有点醉了，看他的眼圈像枫叶一样红咧！，道孔没有说什么，只是愉快地笑。”这是传神之笔！作者用夕阳、桃树林、过路人的笑来烘托道孔微醉的笑脸，含蓄地传达出个中心情——社里的鹰和乡里的鲜花的婚事结成了，早俊那醉人的酒又灌下肚了，道孔能不醉吗？真是画中有诗，情景交融。
构成民族特色的重要因素是语言。“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甚至可以说，语言是民族特色的第一标志。这往往是读者判断一个作家“够格”或“不够格”的重要尺码。杨苏创作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极其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大量生动形象活脱的民族口语。我们再来看小说中作者叙述的语言和人物对话。叙述语言的通俗化民族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嫩西节》作者叙述傣族少妇米月团心理活动的一段：“春节‘利得浪’的时候，她要叫岩贺保亲手帮她穿上这件衣裳，再和她一起到娘家去。到蛮弄寨门口，她一定要脱掉鞋子，在那晶莹清澈的河水里洗洗手，痛痛快快地喝口水再进村去。她就是吃这条河水长大的呀，何况岩贺保又正是和她在这条河边串上的呢。每一次想起蛮弄寨，她首先总想起这条河。母亲一见她进门，一定会非常高兴，她老人家准会跑进卧室里，把冷冽而甜滋滋的柿桃拿出来给她吃。哪家的柿桃都没有母亲的这样清凉！”只有对傣族生活十分熟悉的人，才能体味出个中微妙！
杨苏作品中人物对话生动形象，幽默风趣，比喻联珠，什么人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各具性格特征，随手举几个例子：“‘乡长早俊，今天天气很晴朗，是个好日子，没有一丝云挡住太阳。溜滑的竹子刺伤了手指，是人自己找的；今天在你家，要是挨了骂，是我自己讨的。有一只鹰看上你家的鲜花，托我来说亲。’早俊听了微笑道：‘喔，你是说亲的，不知哪架山上的鹰，看中了我家的鲜花？’‘德努！……’道孔刚提出名字，早俊就抢着说：德努那样的小伙子，载瓦人里有几个呀？我知道。”（《求婚》）“这时，支部书记劳则铓一样响亮的男中音，在山寨里响着：‘田里的人等你，比等姑娘还急哩！勒大，你该插着翅膀飞下去！’……我砍完竹筒，会像箭一样射到你们窝铺里”（《剽牛》）“好啊，你娘儿俩，一个敲锛一个锤钹，还能把我打扁了？哼，开社员大会，我一定要‘民主’你娘儿俩！”（《绿谷》）在《没有织完的统裙》中，娜梦和阿妈麻比的对话，大家是很熟悉的了。
杨苏对少数民族的谚语、歇后语、民歌等是那样熟悉和运用自如，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俯拾皆是。它们犹如串串葡萄，簇簇山花，滴滴醇酒……如：“男人不会耍刀，不能出远门；女人不会织统裙，不能嫁人。”“豹子肉是打来的，好日子是争来的。”“新娘不会跑娘家，母猪也要笑话她。”“牛大的力气，不如芝麻大的算计。”“心眼儿跟蜂窝一样多。”“眼睛鼻子都没有毛病，就是没有安在合适的地方。”“泼出去的酒是收不回的，说出去的话是不能反悔的。”“做人要像松树一样直，做事要像秤杆一样平，良心要像清水一样亮，骨头要像柚木一样硬。”“要是你得到众人的爱戴，坐在竹梢上也牢靠；要是你使大家憎恨，骑在象背上也会摔倒。”等等。
杨苏还善于从日常生活口语中提炼、创造自己新的语言：“孔雀的美丽是羽毛，人的美丽是知识。”“竹笋没有雨水发不起来，景颇人没有共产党站不起来。”“大青树就该给走路的人遮荫，当家的社长就该让大家多收粮食生活过得好嘛。”“随着晨风飘来了樟木的幽香，也飘来了傣家两个小卜哨的声音。”等等。杨苏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发掘、提炼和净化是作出了贡献的。
我们读着杨苏这一时期的作品，犹如一个熟悉边疆一草一木的老工作队员给我们导游，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长长的画卷——既有绿禾环绕的傣家竹楼，又有斑色花盛开的景颇山岗，既有曲径通幽的山路，又有洒满阳光的田畴……我们仿佛从那百鸟啁啾、牛铎叮咚声中，从那欢快的桑比和激越的象脚鼓声中，饱饮新生活的芳酩，看到了兄弟民族建设新边疆的勃勃英姿和跳荡的红心。杨苏这一时期的作品正是以其真实深刻地反映边疆民族的生活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而赢得了读者的欢迎。
（三）
杨苏在短篇小说集《求婚》的《后记》中说：“我这些业余创作的作品，自知粗糙拙劣，但确实是在工作中有感而发，是诚心诚意地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地区的胜利，赞美边疆民族地区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但是十年浩劫中，作家和他的作品都没有逃脱长期批判的灾难。当然，历史是检验作品的试金石。经过狂风恶雨，杨苏五、六十年代的作品非但没有被冲刷掉，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它散发出理想的光芒和清香的泥土味。
在那些动乱的年月，作家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忧愤，但他始终没有垂下思考的羽翼，而是大睁着敏锐的眼睛，观察社会，思索历史，积蓄潜力，准备奋进。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苏写了十多篇描写云南解放前，在党的领导下地下游击队和各族儿女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生活的短篇：《同心结》、《送粮》、《董禾根》、《撤退途中》、《乌黑海的血迹》、《带血的腊梅》、《伍扎和他的凉山马》、《路啊，漫长的路》，电影文学剧本《藏民骑兵队》，和中篇《绿林新传奇》、《石钟山的故事》、《一块白杨木的墓碑》等。1962年发表的《洱海风雨》也属这一题材。无论就题材的不同，思想和艺术的深度，风格的发展都使读者耳目一新！当然也有人问：“杨苏为什么不写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事实上杨苏近几年发表了20多篇写边疆民族生活的散文；而且我为作家在小说创作上新的探求和发展感到高兴。首先，杨苏并没有回避现实，1979年他写的《初春的早晨》。这个短篇可以说是他新的起跑线。这篇作品也和前期一些著名短篇一样，采用散文诗一样的文笔，在环境描写同时，完全用对话来刻划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含蓄而细腻。小说通过拖拉机手叶香送小卜Ⅱ肖玉罕去学习农业现代技术的路上的对话，表现了傣族新一代建设新生活的追求和为实现四化的理想展翅飞翔的崭新精神面貌。小说的一大特色就是用雾贯穿全篇，雾中画人，雾里看花。如作品所写：“春寒还没有完全过去呢”，但是“金色的灿烂阳光，终于驱散了灰蒙蒙的浓雾”，“在这初春的早晨，一切都充满了蓬勃生机。”我们仿佛看到，那沐浴着阳光的花瓣上草叶上的晶莹露珠，既是昨夜的苦雨，也是新生的喜泪。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刻划浑然一体，并保持了作者擅长通过生动朴实的对话来塑造人物的特长。
这里，我要着重谈论杨苏写“边纵”题材的小说。我认为这又是杨苏同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一面。他的这些作品为党落实“边纵”政策，恢复“边纵”革命历史面目起到了文艺的先导作用；也填补了一段空白，垦出了一片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处女地。在《边疆絮语》中，杨苏有一段自白：“我这样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全国各个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都流过血的，是各民族鲜血的结晶，绝不是靠谁的恩赐。过去不能写，写了会被戴上帽子。……”之所以要引出这段话，正是从中看出作家一直在认真地纵横思考和严峻的探索。他正在双管齐下：一方面探索如何去反映今天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他以一种积淀的历史意识的穿透力，选择一个新的突破口——在他青年时代较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中去挖掘宝藏，去寻找重要的题材，去开拓一块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和历史的生荒地！对于十年浩劫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伤痕，他极少提及，没有心灰意懒，更没有去生产一些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而是勇敢地正视历史，直面人生，去追求自己的美学理想。他曾说：“春天来了，我们不要老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要老是数着伤口哭泣，而要捂着伤口前进！”他还说过：“记载下各兄弟民族斗争的历史，这正是讴歌他们的诗篇。”
当我阅读了这些作品后认为，如果说他前期的创作风格是一种隽永明丽之美的话，那末近期的创作风格则是一种悲壮刚健之美。
较早发表的《同心结》中，一对白族青年情侣和泽波和陈阿秀为了求得民族的解放和真正的幸福，阿秀毅然送她的情人参加了游击队。在他们新婚之际，游击队交给了和泽波一个艰巨的任务，与此同时，狡猾的敌人化装成游击队包围了村子，要一个人作向导去袭击游击队。和泽波吻别了新婚的阿秀，揣上阿秀送给他的同心结，充当“响导”，经过千难万险后机智地把敌人一个团引到游击队埋伏的山谷，掏出贴心的同心结挥舞作信号，把我方的火力引到敌人中间。他负伤后跃上敌团长的马背与之搏斗。在鲜血浸透的同心结的飘拂下完成了烈士的壮举……作品通过这悲喜交织的场面的描写，塑造了一个白族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女性的形象。这篇小说的特点在于作家以波澜起伏的情节，淋漓酣畅地表现了英雄人物的心灵美，用英雄的最后牺牲显示出高尚情操，把悲剧推向崇高壮美，从中寄托了作家的美学观。和这篇有相似特点的还有《带血的腊梅》等。其它，《送粮》中对以阿祥为首的一群白族妇女勇敢机智的描写；《洱海风雨》对白族大婶王阿秀的感人品质的赞美；《撤退途中》对党的地下工作者阳生茂和警卫员张锡良的刻划；《伍扎和他的凉山马》对一个藏族战士和他的战马的着力雕塑；《绿林新传奇》对揭竿造反、刚强剽悍的英雄罗得才的扣人心弦的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描绘……使读者从中受到震撼、教育、启迪和艺术感染。“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杨苏近期“边纵”题材的小说，总的看比前期更重视通过情节和行动，集中刻划人物性格，结构上也较谨严。
我还要就《路啊！漫长的路》和最近发表的中篇《一块白杨木的墓碑》来探讨这种悲壮沉雄的风格。《路啊！漫长的路》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坚强、正直、性格和思想深沉的藏族战士斯尼的感人形象。在游击战中，他英勇作战，身负重伤；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与白族姑娘玉秀结为夫妻；解放后他成了党的基层干部；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勇敢抵制“浮夸风”而被扣上“民族主义分子”投入监狱。20年冤狱出来，他耳闻战友蒙难，目睹家乡荒凉，寻妻儿妻儿不知去向……他茫然地骑着瘦马，在风雪弥漫的崎岖山路上走着，竟意外地在“救命房”中和冻僵了的妻子相遇……患难夫妻，尝尽极左路线迫害的苦难；痛定思痛，毅然向前蹒珊在风雪路上！作者将“路”这一主线贯穿全篇，有“漫长而遥远的路”，有“蜿蜒崎岖的路”，有“艰难陡峭的路”，也有“在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像一条银白的缎带，又像那洁白的哈达蜿蜒伸向远方的路”，紧密结合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悲壮之情，力透纸背，读来荡气回肠。当最后发出：“天晴了，路还得自己走呀！”的慨叹时，更令人感到灵魂颤栗，深沉激越。欺尼的形象峻峭深刻，整个作品寓意深沉，历史感与时代感融为一体，艺术手法趋向成熟老练，形成一种悲壮深沉的阳刚美。
中篇《一块白杨木的墓碑》可以说是“边纵”题材的力作。我是在激动和含泪中读完它的。作品在人与历史与自然的庄严沉重的氛围中，集中地刻划和揭示了白族女共产党员赵冬梅的成长过程和鲜明性格，用既热烈又严峻的笔触描写了她的美丽善良、人生命运、机智勇敢和壮烈牺牲！她命运多舛，嫉恶如仇，追求幸福，向往光明，革命斗争终于使她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女性。由于对赵冬梅形象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栩栩如生，立体感很强；加之写法上情景交融，更催人泪下。其他人物如李德海和董泽宗等，形象真实生动深刻，跃然纸上。在当代作家中，杨苏是十分擅长并塑造了众多民族妇女形象的。《一块白杨木的墓碑》中的赵冬梅，确是白族妇女的艺术典型，也是当代文学中一个艺术典型。
黑格尔认为，在悲剧中感到不是真的、美的、善的东西的毁灭，而是理性、“永恒正义”的胜利，他说：“我们并不是在最好的东西的毁灭中，而是相反在真的东西的胜利中得到提高的。”（着重号原有）我认为，杨苏“边纵”题材的作品所追求的悲壮的阳刚之美，除了作者厚实严峻的生活经历外，更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分析和对历史对人物的正确的美学评价。它通过地下游击斗争把边疆各族儿女的艰难斗争历程和高尚的精神品质再现出来，不仅启示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一页边疆的历史，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而且启迪我们要“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珍惜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从而去为实现四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
风格除了和“人”和“题材”有关外，风格的变化和发展也和时代、和文学风气有关。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论及建安文学时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另外，还和作家的经历、思想个性、修养的提高有密切关系。作家写什么，这是由他来决定的；至于如何写，就必然要表现出他的世界观和体现出他的风格来。我们应该允许有个人爱好、个人创造的广阔天地，应该有题材和各种风格的竞赛，应该鼓励探索和突破。因此，我认为杨苏近期的探索和发展是可喜的，应该重视。特别是他深刻认识到写作这一题材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重视“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他自觉去下力开垦这片生荒地，从而受到读者的肯定。
（四）
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在评《没有织完的统裙》时说它是“抒情诗似的一个短篇，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读书札记》）杨苏的小说大多是充满诗情画意的；而杨苏的散文更是诗意盎然。1957年杨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便是散文《响吧，象脚鼓！》，这是一篇至今仍觉读时入神，读后回味不忘的优美风情散文。直至1964年，杨苏的业余创作主要是小说，散文仅11篇。除了两篇已散失外，收在散文集《边疆絮语集》中的有9篇。其中《响吧，象脚鼓！》、《绿色的翡翠》、《山庄夜语》、《山岗上的节日》可以说是严格的散文外，其余几篇或许说是介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作品。集子中其余19篇全是写于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杨苏将这些散文编为《德宏篇》、《西双版纳篇》。其中以写德宏的居多，这完全可以理解的。诚如杨苏说：“不容否认，我对德宏始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此，尽管我这些作品，并不那么成熟，其中有的也许过时，但凡写德宏的这些篇，我今天重读一遍，总会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情……”是啊，一个曾经在德宏战斗和工作了十多年的“老边疆”，他怎能忘怀这里秀丽迷人的山川坝子和情同手足的各族人民？怎能忘怀这梦魂牵绕的丰饶的创作根基？过去，他曾以清新明丽隽永的笔调描绘了洋溢在孔雀之乡的新生活的甘苦欢愉；今天，当他再次踏上这一片落后与文明交汇、磨难与新生交织的边地时，当他又投入已经成熟多思的各族人民怀抱时，他怎能不与他们一起呼喊：“共产党要民族团结的心是真的”，“我们意识到自己成熟了。”（《边疆絮语》）他亲眼目睹了德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的盛况，看到了德宏对外开放的改革步伐，听到了那葫芦丝和象脚鼓的热烈交响，望着各族儿女整齐的队伍和激荡的舞姿，他怎能不热泪盈眶，心潮奔涌？他怎能不由衷慨叹：“是的，热爱生活的民族，才有力量建设新的生活！”（《德宏遐思》）
德宏、西双版纳……这美丽神奇富饶的土地，吸引着和陶醉了多少倾慕它的四海儿女和五洲友人！杨苏所描写和咏叹的德宏边陲、西双版纳、读来深感其情感充沛，意胜气振，辞朴文高，韵味浓郁，别有醇酽的艺术享受。或者说，他近期的散文也和近期的“边纵”题材的小说一样，以一种阳刚之美而灼人心魄。
杨苏的散文风格集中表现在其浓郁的诗情画意中，让思想灌注在炽烈的感情中，作为一根红线，从而串起自然风物和民族生活的珠子。如作者写故乡的《剑湖抒怀》一文，将现实、历史、社会、人生、风光、风物等，用思想和情感串在一起，文中最后抒发道：
我又离开剑湖远去了，一路上我都在想：为什么今天的剑湖给我那么美好的感受呢？终于我恍然若有所悟，主要是剑湖畔的白族儿女变了，他们对建设一个美好的剑湖，重新树立起坚强的信心。正是这种充满理想和脚踏实地的事业心，这种在党中央召唤下振奋起来的精神状态，使古老的剑湖，开始恢复了它青春的美和活力！尽管这一切，还像那鱼苗和树桩上的嫩芽一样幼小，但是，当我们在剑湖边点燃起游击战争烽火的时候，一开始，不也是这样的稚嫩么？正因其稚嫩，才充满了希望。
古人认为：“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这里就是讲思想（或叫道、志、理）与激情与文采的水乳交融。从而使散文既散得开又收得拢，“形散神不散”，“在限制中获得自由。”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着诗意的，就像苹果饱含着乳汁一样。”我国当代散文家杨朔也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对此，杨苏是深谙其道的。
杨苏在不少散文中还用哲理性的语言作点睛之笔，恰当地嵌入行文中，使其思想升华，寓意深邃，启人思迪。如“人类是在克服自己的愚蠢里进步。”（《在小勐仑植物园》）“也许还会有霜雪吧，但经过时代风雨洗礼的玉龙雪山，只会更巍峨、崇高、圣洁！我想。”（《玉龙雪山赋》）等等。
杨苏的散文是充满诗意的，而这种特色体现在一篇散文里，往往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宇宙之大，草木之微，人生之旅……皆随作者的意愿，纳入他的画幅，在凝重深沉中，渗透着阳刚之气。
我国散文的传统极为优秀和深厚。先秦诸子的文章，曾放过异彩，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曾辉耀过奇光，现代的鲁迅等，把散文注入生机，当代的散文佳什，无疑是一片汪洋。人们长久呼唤让散文腾起来，人们更渴望读到更多的思想深刻、感情充沛、语言精炼、诗意盎然、时代性强烈和生活气息浓郁的优秀散文。
（五）
高尔基曾说过：“您要知道，在我们今天当一个作家，是一大幸福，因为人民将要读你的作品啊！”是啊，我们的作家该怎样理解这种“幸福”呢？我们的民族文学又怎样“起飞”呢？而且，从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纵向、横向座标看，就是世界文学一体化与各民族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对立统一。既要追赶世界潮流，趋向共同化；又要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特色，这几乎是二十世纪各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课题。就中华民族文化来说是一种整体民族文化；但是我国又是一个56种民族长期组成的国家，这一点尤其不能忽视。因之，对每个作出贡献的少数民族作家都要给予热情的评论和重视。杨苏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是作出了贡献的。
阅读杨苏的作品，我确实有一种偏爱，这也许是从读《没有织完的统裙》开始的，后来大学毕业后我又在大理和德宏生活工作二十年的原因吧。或许这种偏爱总比不爱或泛爱好。我爱它的真实深刻，爱它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爱它散发出泥土芳香的语言，爱它前期独特的清新隽永的风格，爱它后期的刚健悲壮之美，爱它散文的诗意和深沉，我尤其爱它塑造了众多的各具个性的兄弟民族人物形象……我甚至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也必然是最美的人。他总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表现他的美学理想，把人们最美的灵魂展示出来，去熏陶人，感染人，激励人们去创造更新更美的生活（当然暴露丑也是为了衬托美）。胡耀邦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深刻指出：“我们的作家应该把高尚的、美好的东西发掘出来，赞美它，歌颂它，使更多的人在这种榜样面前感奋起来，仿效它，学习它。这就是斯大林讲的，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努力塑造最美的最高尚的灵魂。”杨苏同志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期望并深信他更好地作下去。
诚然，杨苏的创作也有缺点和不足，诸如早期个别作品有解说政策的急就章，及受历史的局限，因而削弱了艺术魅力，有的短篇结构欠谨严，前期有的散文失之过散，有的小说的开头多爱写景而显得表现手法上缺少创新，近期几篇“边纵”题材作品有的情节雷同，还可进一步从纵向和横向去挖掘历史的深度广度等。
杨苏同志现年五十九岁，正当盛年。在这文学艺术的春天里，我们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因为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的融合不仅是当代中国民族文学追求的宏观境界，而且是和一个已经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的不懈追求突破相关。最后，我想引杨苏的著名散文《山庄夜语》最后一段共勉：
果然，鲜红的灿烂的太阳出来了，周围的峰峦泛着宝蓝色，起起伏伏，好似在呼吸着清晨洁净的空气，菩提和榕树的树叶，像千千万万块黄金的碎片，草叶带着一颗颗钻石般的露水在闪闪发亮，还有那金黄色的太阳花丛中，不时出现的紫红统裙，使曼猛景颇族山庄，显得非常艳丽和充满生气。村落里，群鸟啁啾，景颇族少女们的歌声，象脚鼓铜铓的响声，震动着山谷。他们是在庆祝节日的来临，也仿佛在赞美这太阳，赞美和太阳一样光辉的共产党员的爱！
生活，充满热烈的劳动和爱的生活，又开始了！
1986年4月二稿芒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