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信任感，那么人类绝对不会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尤其是在像中国——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种说法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说这是一条公理，那么我们对一些现象的关注也是毫不过分的，即使有些现象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但是，对于那些熟悉并了解中国的人来说，这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互相猜疑的情况颇多，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也并不少见。当然这也是他们与其他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本章所讨论的内容与前面讨论过的中国人需要相互信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碰巧知道一些与他本人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么他将陷入一种危险之中，而这种危险就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盛行的中国，最能见证这种人与人之间猜疑的事物，便是那引人注意、高耸于这个国家各地的城墙。在汉语里，“城”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它就像拉丁文里的“军队”一词——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深长的含义。这个国家有一项律法，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自己所管辖的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项律法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许多城市里，人们并不会给城墙做一些保护措施，只是任凭其坍塌损毁。据了解，太平天国军队曾在好几个月里包围并占领了一座城市，虽然这个城市的城墙没有完全遭到摧毁，但是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座残破的城墙再也没有修起来过。还有一些城市的城墙只是薄薄的一层泥墙，即使是老百姓的狗都能够随便地爬上爬下。从种种情形来看，事情的发展形势总是从完美的开始趋向于衰败的结局，而这只能表明这个国家的贫弱。如果这个国家遭到不幸，那么他们所施行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修城墙。但在实施维修城墙的同时，政府所关注的仅仅是从官员们或其他暴发户那争收罚款。
中国修建城墙的做法体现了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在中国的理论上，皇帝被看作是其臣民的父亲，他的下属又被称作“父母官”。可是任何地方的百姓都十分清楚，这些词语纯粹属于专业术语，就像数学中的“加”和“减”一样。实际上，人民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孩子和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记录中，关于农民的起义可谓是层出不穷，但是其中大部分的起义，只要政府能够及时采取适当的行动，就可以避免。也许政府也有为难之处，而没有及时采取挽救的行动；也许政府根本就不想挽救。于是老百姓慢慢地组织起来发动起义。就像政府所了解的那样，当起义爆发时，官员们只会迅速地躲到事先准备好的防御区里，像乌龟一样把头缩到壳里，或像刺猬一样躲在刺球里，然后把外面混乱的场面留给那些军队去慢慢收拾。
与其他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喜欢将自己的房屋用高高的围墙围上，这也是猜疑的最好证明。当外国人和中国人谈到类似伦敦或纽约等地方的时候，他们就要故意将这些地方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种说法令外国人感到十分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感到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是怎么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的呢？虽然中国人对这些国家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他们会做出这样的判定：这样的国家一定没有坏人。
中国的大部分乡村都是人口密集的乡村，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是一个存在相互猜疑的国家。这个国家所防范的并不是外族的入侵，倒是他们自己人的侵犯。据我们所知，中国的山区是唯一一处不聚居着人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土地非常贫瘠，只能养活一两户人家，而且那里的人十分贫穷，甚至穷得不怕有小偷来偷。例如贝德禄先生在提到四川省时说：“农民和雇工，都住在田边的茅草棚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的，而不是挤作一堆。”就像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这里之所以与其它地方不同，是因为生活在这个偏僻的省份里的人要比其他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与安宁。这也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是建立在许多的痛苦和失望之上的，尤其是——尽管在此之前，人们过上了一段和平的日子——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或者说是东方人，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的心口不一是他们相互猜疑的最好表现。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就是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也不一定能谈得很清楚。当女孩子到了青春期，那么她们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一旦她们订了婚，那么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变得比从前少很多。只有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其他人恶毒的闲言碎语。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与土耳其或印度妇女相比，中国的妇女要比她们自由得多，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男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情况下，妇女是不能接受教育的，而且她们长期处于从属地位。中国有一种一夫多妻的制度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对妇女的不尊重。但是在西方，尊重妇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明的标志。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说法，来说明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妇女的。这些说法也可以看作是人们长期的经验积累。妇女被说成是“生性见识短”的人，而且她们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因为她们是嫉妒的化身。俗话说：“妇人善妒。”这里所说的“妒”，不禁使人想到，或者故意让人联想到另一个类似读音的词：“毒”。
中国有一首古诗，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个理论：
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尤为可，
最毒妇人心。
中国的语言表意具有一定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性中体现着人们对妇女的不尊重。我曾就中国的汉字请教过一位在汉语方面颇具实力的中国学者。为了回答我的疑问，这位学者仔细研究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为“女”的常用字，结果发现其中只有十四个字是表示褒义的，例如“好”、“妙”等，而其余的字中有三十五个字具有贬义的意思，八十六个字含有中性意义。虽然表示贬义的字只有三十五个，但是其中却包含了所有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这些字中，以“女”字作偏旁与一些声旁结合后就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等含义；三个“女”字加在一起，则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的意思。
据说，中国人之所以会相互不信任，其实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互间并不了解；而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太了解对方了。在中国人看来，任何一个原因都足以使他们引发对对方的不信任，从而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虽然中国人的天性中有一种联合他人的力量，这种联合常常令人想起化学元素中原子的结合，然而我们只要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能清楚地知道，其实中国人的内心并不想相信对方，即使表面上的信任都不愿意做。在一个家庭中，各个成员都时常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例如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儿媳们会掀起一场猜疑的风波；妯娌们则常常使她们的丈夫彼此嫉妒。
关于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在此我就不多作描述了，因为这个话题会占去整整一章的篇幅。现在我们要关注另一种普遍现象，就是与家庭生活没有一点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况。对于家里的一群仆人来说，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的人介绍来的话，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所谓的“警戒中立”。如果家中一个品行不端的仆人所做的坏事被人泄漏出来了，他问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给主人听的”。这个仆人明明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掩饰自己的罪行了，但是他只关心那个告密者是谁，并且坚信自己一定是被其他的仆人怀恨于心。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时，她立刻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门对院子里说话的人破口大骂。因为她怀疑那些人一定是在谈论与她有关的事情，可事实上，那些人只是在谈论购买稻草的事情，说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突然被主人解雇，那么他的猜疑一定会引发一场战争。因为除了他自己，他会怀疑所有人。他认为一定是有人说了他的坏话，而使主人将他解雇的。被解雇的这个仆人只是一门心思地坚持要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解雇的，但实际上，他明明知道解雇他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单凭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雇他。可是他一定要为自己争回面子，而且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作用。这就是中国人重视的猜疑。
这种事情还时常发生在中国的家庭里，甚至是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只是猜疑的程度不同而已。因为中国仆人能够恰到好处地掌握、利用外国人的脾气，也就是说外国主人是很好摆弄的，但是中国主人就不一样了。一些在中国家庭中早就该解雇的仆人，在外国主人那儿却不会被轻易解雇。因为外国人不敢解雇他们，只要他们一提到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将那位受到指责、“不光彩”的仆人惹恼了可是件麻烦的事情。所以外国人没有勇气实行解雇中国仆人的行动，他们害怕解雇仆人之后的情况会更糟糕。
下面是一个关于奥地利的某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了土耳其人的围攻。当这座城市即将被土耳其人攻占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姑娘突然想到自己的蜂箱，于是她立刻将蜂箱搬来倒在城墙上；就在这个时候，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就要爬到墙顶了。结果，因为这位姑娘的蜜蜂，土耳其人无法攻入城里而迅速败退了。就这样，城市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经常同这位奥地利姑娘的做法相似，但是中国人的成功却常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就像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一样，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愿“相信它本身”。“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中国人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一定会闭上眼睛，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可是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十分困难的。
在我们国家，我们时常会直接告诫自己的孩子，当他们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对陌生人的话，最好不要过分地相信。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诫过小孩子，因为即使在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中国有句俗话：“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对于这句话我们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个人的时候不能走进庙里？”回答是，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同时往井里看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他们有共同想要的东西，那么其中一个人就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还有一些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猜疑的例子。西方的社会制度是有自由而没有压制的，但是中国的制度却与之相反。对于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而且这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在中国，人们在救治之前要考虑许多因素。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凡是涉及到钱和粮食——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经纬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得非常明显。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一笔钱交给一个人，然后由他将这笔钱分发给大家，其中每个人都能够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这种分配方式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他们所经历过的分配方式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分到手里的钱大多是被扣除一部分之后的钱。同理，如果让一个中国人合理地分配别人的食物，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尽管我们一再追问，但是接受食物的人并不认为那个主管食物分配的人已经扣下了一部分食物，以供自己享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原本是不满的情绪却完全被压制住了。可是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很平静的，但没人敢保证他们在私下里不相互猜疑。的确，面对这种情况，只有外国人才会提出疑问，而中国人由于早就料到会是那样，也就不去追究了，就像他们认为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