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学是全人类最具价值的一门学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免不了会认为儒学中的经典大都是空洞、幼稚之谈。然而，我们仍然要仔细地阅读这些经典，并且思考这些经典所能发挥的作用。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接受中国的这种经典，并且感受到它那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人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因此，中国便是世界上聚居人口最多的民族。据了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中国的历史是最悠久、完整的。中国人从未被外势力赶出自己的发源地。从古至今，一直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他们是靠什么来统治的？为什么他们会有幸成为一个无法衰亡的民族呢？
那些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民族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当别的民族还在依靠物质力量生存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运用道德的力量来教化人了。任何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或者是一个处处留心、了解人性的旅行者，当他们想到从古至今，中国的道德对民众所产生的神奇的约束力，都会肃然起敬。卫三畏博士说：“孔子是一个赋有高尚理想的学者。他所倡导的影响，包括他个人，对这个民族所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孔子所提出的道德标准，即使在他之后的漫长年代里，其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啊。因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良心都要用他所提出的标准来衡量了。”理雅各博士说：“孔子对‘人的责任’的教导，真是令人称赞叫绝。” 当然，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在孔子教育别人做到的四样东西——文、行、忠、信中，后三样的说法，就与律法和福音中的说法不谋而合。所以说，由它们主宰的世界，一定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在中国众多的古籍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一种能够使人们的心灵变得低级、下流的东西。人们常常将这一点看得很最重要。而这一特点也是区别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各种文献作品的最大标志。密迪乐先生说：“从古至今，世界上除了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拥有这样一种神圣的文献，其中完全没有一处描写放荡的场景，没有一句不雅的语言。‘四书五经’中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注释，都可以在英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里大声地诵读出来。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每一个非基督信仰的国家里，人们习惯于将偶像崇拜和活人祭祀，以及罪恶的化身联系在一起，同时还伴有一些放荡的仪式及饮酒宴乐。但是在中国，这种迹象是根本看不到的。”
对于自己的统治，皇帝只要向上苍负责就可以了；而人民的奋发向上，却要比统治者的统治更加重要。对于统治者来说，他必须要有高尚的品德和统治能力，并且要以德为政；倡导人们遵循人与人之间的五种关系的重要理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观念就像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在普通中国人的思想中，引起别人的关注。
在本书快要结束对中国人的谈论之时，我们应该着重谈一谈中国的儒学体系在道德上的优点，因为只有正确理解其中的优点，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人。这些优点使中国人在道德的感召下完全服从。例如逐年进行的科举考试，朝廷要求应试者必须引经据典地作文章，这种做法便将人们的心灵统一到了一个令人感到惊奇的程度上，而且给人们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动力，使每一位应试者都把政府的稳定看作是自己成功的前提。无可非议，这就是这个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中国人是否真的认为世界上存在一个确有其人的神灵，一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那些对中国人的经典之作有过研究的人，向我们保证说，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学者们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那些自认为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却给与了否定回答。即使很早以前的中国人承认世界上存在这么一种神，对于现在的人也肯定全忘了，就像古币上的文字被千年的锈迹所覆盖一样。对我们来说，研究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单从我们现有的目的而言，我们丝毫不必理会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绝非历史问题，也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中国人与他们的神灵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从中国的某些事例中，我们不难推知，古时的英雄豪杰是怎样一步步地从被人们尊敬演变到被人们纪念，从人们单纯的纪念发展为无比的崇拜的。可以说，中国的神都是死人，或许从祖先崇拜时期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所有死人都变成了神。古时的中国，一座座庙宇拔地而起，在皇帝的恩准下，人们用这些庙宇纪念那些生前就声名显赫的人。在这些被人们纪念的伟大的人中，说不准谁会渐渐地上升为这个民族所信奉的神。不管怎样，这个民族注定是个多神论的民族。
中国人向来就有对自然崇拜的倾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人们意识到，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中有许多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及许多未知的力量。于是人们便习惯性地将它们拟人化，对其顶礼膜拜，他们认为这些力量是有感觉的。因此，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风神庙、雷公庙等，而且四处可见。他们也崇拜北极星。北京的日坛和月坛是皇权崇拜的特有品，而在某些地区，人们最普遍、最常规的崇拜活动就是对太阳的崇拜。每年的二月份被人们定为是太阳的“生日”，人们会在这一天进行朝拜仪式。清早，村民们便会向东走，去迎接太阳，到傍晚时再向西走，护送太阳回家。这一年对太阳的崇拜，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对自然的崇拜，最具代表性。最常见的形式是对树木的崇拜。这种崇拜在某些省份——比如河南西北部——是极其常见的。朝拜当天，人们要走过好几百棵大大小小的树，然后在每一棵树上挂上一面小旗，这表明此处是某位神的住所。有时，崇拜是没有什么外部标志的，但是那种迷信的思想却十分活跃。如果我们看到在一间破烂的茅草屋前，生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的话，毫无疑问，住在树旁边的这户家人是不敢轻易地将树砍倒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棵树是有灵气的。
人们经常这样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皇帝是唯一一位具有权利祭天的人。在天坛上主持有趣的祭天典礼的一定是皇帝，如果皇帝不亲自祭天倒成了新闻。据我们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家中朝南的墙上总是挂着一个神龛，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将这个神龛称之为天地神龛。对于中国的老百姓而言，除了祭祖仪式之外，他们唯一的宗教祭祀就是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祭拜天地，给天地上供，有时人们也会在新年伊始时进行祭拜。在这种祭祀仪式中，没有祷告，祭品也在一段时间后被人拿走，吃掉。人们对这种祭祀的说法有很多种，有时他们说是祭“天地”，有时他们说是祭“天”，有时他们还会把它称为是祭“老天爷”。而这个“老天爷”的叫法就给人一种人性化的神的感觉。但是，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人们想象中的“人”其实是与另一位被称作“地母”的对应时，我们所推断的结果就值得进一步研究了。
在一些地方，人们习惯于在六月十九——人们将这一天看作是“老天爷”的“生日”——祭拜“老天爷”。但是，如果有人问那些给太阳定生日的人们，“老天爷”的父亲是谁，或者他是什么时辰出生的，那么这些人不但回答不出来，而且他们根本就懒得去想这些问题。若想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明白这些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问题，倒是很难的。祖辈们留下什么传统，他们就会接受什么传统，即使在梦中，他们也不会想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几乎碰不到一个对“老天爷”的经历或人品略知一二的中国人，而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老天爷”掌控天气，能够影响庄稼的生长。对于中国人称呼的这位“老天爷”，似乎暗示着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据我们所知，中国人既没有为这位“老天爷”建庙宇，也没有为他立塑像，在献祭的供品方面，“他”的待遇和祭“天地”时人们供奉的没什么两样。所以说，对于这个叫法，我们似乎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释。
在中国的古籍中，人们常常喜欢用“天”这个词指代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当然，有时它也并不指代这两者。当我们在中国的书籍中读到“天即是理”这种评注时，我们对其中的意思感到极其模糊。在古典作品中，这个词意是模糊不清的，而在日常用语中它也是同样的含糊。当一个对“天”无比崇拜的人被问到他是如何理解“天”的时候，他的回答通常是：“天就是头顶上的蓝天。”因此，他同那些崇拜自然力量的人一样，其举动不是个人为之，而是集体为之。对于他的这种信仰，可以用爱默生的一句话来表述：“风有灵，草有性”。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泛神论者。而这种将崇拜的事物缺乏明确的概念的拟人，正是中国人对“天”的崇拜的致命缺陷。
中国的下层阶级大多是多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而上层阶级基本上是无神论者。通过人们的论述和种种表面迹象，以及中国的“天理”之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总结：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儒学家是一群最为彻底地接受过教育和教化的未知论者和无神论者。对于“天理”这个说法，它所指的是在宋代，那些唯物主义的注释者对中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朱熹是一位博学的中国经籍的注释家，在这方面，他是很有权威的，但是他在一些经籍中提出的任何疑问都被人们视为异端邪说。然而他对那些经籍的注释，不仅是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进行阐释的，而且就我们理解，他的解释所体现的观点是无神论的，它的影响盖过了那些经籍原有的教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