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要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不必为我操那么多心了。”我父母从来不操我的心。他们眼中的我，生存能力像条蚂蟥，剁成几节，眨眼就能愈合如新。我母亲看着我，目光里总有潜台词：行，不比我当年差。当我二哥发现我和他的同学开始相互传递不明不白的诗歌时，他给了我一顿臭骂，中心内容是：你有一个男朋友了，干吗来招惹我的同学？最后他伸出食指点了我半晌，掂量他嘴里那句话是否太恶毒，他把那句恶毒的话压低好几个调，说：“你知道你是什么吗？你这是脚踩两只船！！！”没等我反应，母亲从浴室伸出满是肥皂沫的脸，说：“不脚踩两只船，她怎么比得出好坏？她这个年纪脚踩两只船怎么了，脚踩十只船也不过分。”她眼睛给肥皂辣坏了，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我当时要脚踩两只船踩长些时间，就不会受你爸蒙骗。”
“你父母的关系怎么样？”理查问。
“你父母呢？”我反问。
“他们离婚三十年了。”
“我父母……”我懒得同这便衣解释什么叫“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什么是“相濡以沫”。我只说：“他们是那种老式夫妇，离婚这样的词从来没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你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过？”
“当然。”他有三年时间被非官方囚禁。母亲在那三年中突然变得极其沉默，眼睛失神却有种凄惨美丽的光亮，像是相思病患期的少女那样的目光。她的内心时光逆流，她回到了1949年初秋的那个傍晚。
我母亲和十几个女同学戴着红十字袖箍轻盈地走在医院长长的过道里。病房内外全是伤号，见了这些年轻的义务看护立刻垂下眼皮。等她们走过去，他们却扭过脸，追看她们背影。年轻的士兵们从未见过如此单薄、苍白的少女，他们印象中的女性是红扑扑的，有着圆滚滚的四肢和胀鼓鼓的胸和臀。而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护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层浅蓝、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气、一个精灵。这些农夫的儿子们还说不上喜欢她们，除了新鲜感的刺激，他们甚至有些害怕她们。仿佛她们和他们不属于同一人间，尽管她们苍白细瘦的手也做出些泼辣的动作：把他们扔在床垫下血污发硬的土布军装扯出来，扔到一挂推车里，第二天，军装被送回来时，已洗净熨平，一股太阳光的暖意和一丝清淡的浆衣水香气。经过她们细瘦苍白的手，一切都整洁得令人生畏：绑腿、布袜、绷带。一切都洁净得成了她们素净苗条身影的延伸，令农夫出身的士兵们不忍也不舍去触碰。她们和他们隔着一层口罩，她们在口罩的那一面对他们施舍恬淡的笑容。她们的手指清凉如露珠，每一记触碰都在他们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种奇特的、好受的伤痛。士兵们将眼睛闭起，羞得无地自容，感受着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护细瘦、苍白的接触：她们将他们的脚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细细剪去趾甲。或者将他们靠在她们单薄的胸前，把一匙勺一匙勺的粥或汤喂进他们口内。那真是让他们一秒钟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们有时也在雪白的口罩后面讲一两句话。本来就细而柔软的话音给雪白口罩的纱布筛得更加细而柔软，到达他们的知觉时，同样地触伤了他们，留下异样的、好受的疼痛。这疼痛包括她们和他们之间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缩减的距离，不可能建立的熟识，不可能将她们挽留住，哪怕是短暂的挽留。而只有一个小女看护是例外的。她总是来得早，走得迟，偶尔会问几句士兵们答得上来的话，比如：家乡主要种麦还是种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涝？大军南下了，可给家里老人捎过信？知道你受了伤，他们会急坏了吗……
这个跟士兵们颇谈得来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乌黑的齐耳短发被一根白色发带箍在耳后。士兵们认为她戴口罩的脸非常好看。他们认为每个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这姑娘又是尤其适合戴口罩。口罩衬得她眉眼、头发更黑了。她两只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时候也是笑的，没话的时候也在说话。
九月这天傍晚，几位首长来看望伤兵们。那个“月白”少女正要离开，这时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扫向首长们，最后停留在最年轻的首长脸上。她听士兵们称呼他“李师长”。她分析着，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首长实际上是一行首长中官衔最高的。他极少开口，偶尔有话，只是一两个字。他挎着精巧的小手枪，军服是种粗毛料，但给腰间的牛皮带一扎，显得很合体。他的军装口袋里插着一本书。
年轻的李师长回过头，发现小女看护紧紧盯着他。士兵们中有个传说，说是李师长打仗勇敢，但从来没挂过花，是因为李师长后脑勺上长着眼睛。假如士兵们在这一刹那看见李师长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头，他们会进一步相信李师长脑后确实有眼。
所有的伤兵们这时都不去看首长们了，全去看那小看护，因为她摘下了口罩。农民的儿子们第一次看见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口罩很该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干净的脸颊，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们形容不来它怎样好看，他们只知道他们从来无法想象这样的天然浅红、天然湿润的嘴唇微微一弯，露出的牙像刚除了壳的新米。
士兵们没注意的是，她恰是在李师长回头的瞬间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胆，让三十多岁的长官眉头一皱。
我母亲说：只要你自己晓得你本钱好，别怕他——他哪里是对你没兴趣？他越有兴趣越会做出没兴趣的样子。我母亲就这点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钱：年轻，貌美，有点儿文化。
首长们来到一个重伤号床边。李师长把他唯一没受伤的左手拿起，轻轻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凑到伤员脸旁边，问他家住哪里，家里都还有谁。然后他把耳朵凑过去，一面听一面点头：婆姨、孩子、老娘……
这时候他对跟在身边的小卫兵说：“去，找个能写字的人来，他有话要捎给他婆姨。”
站在门口的我母亲，对正要向外跑的小卫兵说：“给我一张纸一支笔。”
首长们抬头看她一眼。我母亲稳稳拿住架势，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长们一直在留神她，这个时刻都装着眼一亮，刚发现她似的。她感觉到李师长马上抽出口袋里那本书，书里夹着几页纸，稀落地写了些字。我母亲一看便知，那是他把书里的生字摘抄下来，练习读写的。
李师长没有把书和纸递给我母亲，而是对小卫兵说：“没有桌子，请她垫着书写吧。”
我母亲倚窗站着，把重伤号的话通过李师长的临时整理，口头编辑，一字一句落实到纸上。伤号有一阵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着。在这空隙中，李师长再次回头，看着我母亲。我母亲背衬着窗外的傍晚，白色装束和白皙皮肤使她看上去像个半透明的玉人。
然后是重伤号的咽气，一个医生两个护士进来。我母亲见李师长毫不动容，反剪双手，带头走出了病房。
我母亲赶上前，把写得半满的那张纸交给李师长。她说：“首长先生，请您过目。”
李师长一看见那一行行极有功夫的字迹就呆了。我母亲她们那个时代，一笔好字是附加在年轻美貌之上的本钱。
李师长又转回去念那些字的内容，可那些字已经没了内容。他脑子里转来转去的话就是：真看不出，她还是个秀才……
我母亲说：“首长先生，信没有写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门子先生。”
“那该怎样称呼您？”
“问他，”李师长指着身后的卫兵，“他叫我什么，你就叫我什么。信没写完，你去想想办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张干净纸，把它重新誊一誊。战斗英雄的遗书，至少要有头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师长想，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儿都不啰唆？小小一个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里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时，眼睛没了原先的寒光。他见这个姑娘两眼平直地看着他，身体也不忸怩作态。好大方的一个女孩。读了书，就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人就这样大大方方。
“那我誊写完了，明天给您送去。”
他转头对卫兵交代：“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对我母亲说：“写个地址给小赵。”
我此刻与便衣福茨对答如流，背诵着上次给那位大脸蛋便衣的回答。区别是这回是讲中文。估计他们是想用两种语言折腾折腾看，是否能让我露马脚。我牢记我母亲的话：在任何情况下，能讲半句话绝不讲一句。
理查·福茨对于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有种年轻的猎奇心理。那猎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脑中引发的活跃过程，类似我曾经的朋友们在谈论通奸时所焕发的年轻活力。一个人能有如此强烈的猎奇心，是年轻的表现。我和这便衣年龄相仿，我却没有那样年轻的猎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点猎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还有就是对于他们这一行的便衣。阿书要和眼前这位英俊便衣来一场情爱遭遇的大胆假设，假如她真那么英勇地重现那假设，对我的猎奇心可能会给予一些满足。不然这张五官端正的雅利安种面孔不是挺浪费的？
“你的父亲把你送到军队，据说是走了后门的？”
“是。阿书告诉你的？”
“他并没有开后门送你的哥哥们去军队？”
“没有。”他们不必走后门。他们符合走前门的条件。
“是不是说明，你父亲和你关系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谈些什么？”
“什么都谈。”
“谈政治局势——比如说你们党中央的某一号文件？”
“什么都谈。”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谈的，比如政治、时局、国际上的大事、戈尔巴乔夫，父亲都会跟我谈。他何必浪费我这样一个最体己的谈话对象呢？
“他的政治观念偏左还是偏右？”
“那得看什么时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观念影响你呢？”
“放心，谁也影响不了我。我们这代人——受教育初期赶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盐不进。”
便衣理查笑起来，然后兴冲冲抓起笔，写下四季豆。总算在中文表达上添了一点色彩。
“你父亲把你送到军队，他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军人？”
“他没什么希望。在我们中国，一参军，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听从安排。”你实在缺乏基础知识。
“噢，很遗憾。”我不知他遗憾什么。
“你父亲为你参军走后门，就是说，他在军界有不少朋友？”
“对。”
那是我母亲的关系网。她与父亲的熟人们相处得比我父亲跟他们熟络得多，也自然得多。无论我父亲得意、失意，她都与他们相处得非常自然。这是她高明的地方，从来是放长线钓大鱼，不然她一个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远大的我父亲。
我母亲回绝了刘先生的约请，中午便心稳稳地等待卫兵小赵。她在上午向刘先生打听了鲁迅是什么人，然后到街上的书铺买了那本叫做《呐喊》的书。读了两个钟头，她没有读出任何头绪。无论如何，李师长要问起她，她不会对此书一无所知了。
果然李师长在第五次见面时问起她晓不晓得鲁迅。
她说她当然晓得他，他的书都很深呢。
他点点头，眼里有一丝欣慰，似乎发现原来不只他一个人读不透这个鲁迅。
这时候我母亲已经常来李师长的办公室，替他抄写文件。她发现有些文件是秘书写的，写得蛮整齐。偶尔有一两行，被一支红笔划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学、中学做报告的讲稿。介绍解放军的传统，介绍某场战斗。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是向上级汇报工作。
我母亲抄写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点钟这段时间。九点钟，卫兵小赵会送她回家。走下楼梯，经过李师长的会客厅时，我母亲总是被李师长邀请进去坐一会儿。李师长在这样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军大衣，下摆晃荡晃荡气派很大。我母亲这天晚上坐得长了些，因为李师长提到了鲁迅。两个人没谈几句就谈不下去了，话题便很自然地转到我母亲所受的教育上。我母亲把自己的家庭讲得极像一个家学底子厚实的乡镇文豪。
李师长边听边轻轻点头，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这样两个人就聊远了。聊到十点多，楼下传来粗声粗气的对骂，李师长才猛一醒，然后拿出怀表看了看。他见我母亲从沙发上起身，一副告辞姿态就说：“今天晚上他们下起棋来了。这一下还不知下到几点，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亲听懂了李师长的话。他的意思是，这一幢楼里的另外两套公寓住着他的两名下属，她要下楼，必须从他们门前经过。他们已经对他和她注意起来，常常对他不怀好意地笑。他不愿他们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们俩的关系。
我母亲笑笑说：“他们下棋怎么这样吵啊？”
李师长马上领悟到我母亲十分灵巧地已将他俩领出了一个难堪的话题。他也笑了，说：“吵算什么？这俩家伙上回为下棋差点儿开枪！”他看看我母亲又说：“你是不是害怕？我们都是些粗人。”
我母亲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象我母亲当年那个模样：她先让眼睫毛一点点绽开，然后是眼睛整个地怒放。假如说她一生中只有那么几次让荷尔蒙或内分泌左右，那个秋意绵绵的夜晚，她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体内那阵温暖的痉挛。
她说：“首长哪里是粗人。”
“我是个带兵打仗的人。”
“岳飞也带兵打仗。”
“还知道谁？”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长考我呀？”
李师长这时起身，走到门口，关上门，一面对我母亲和他自己说：“真他妈闹人。”
然后他转身，胳膊抱在胸前，说：“小鬼真不简单啊。”
